摘要：前者必须有他的哲学，无论是作为支柱、安慰、药物、拯救、升华还是对自己的疏离；对于后者，哲学只是一种美丽的奢侈品，至多是一种凯旋着的谢忱的狂喜，这狂喜最后也仍只好将自己用宇宙的大写字母书写在概念的天空上。
健康与哲学的关系
健康与哲学的关系
一个心理学家不太熟悉这么有趣的问题，例如健康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包括他本人如果病了，他会把他的全部科学兴趣带入他的疾病这样的问题。
因为倘若人有一种个性，他也就必定有他的个性的哲学：不过其间有着显著的区别。那化为哲学的，在一个人是他的缺点，在另一个人则是他的富有和力量。
前者必须有他的哲学，无论是作为支柱、安慰、药物、拯救、升华还是对自己的疏离；对于后者，哲学只是一种美丽的奢侈品，至多是一种凯旋着的谢忱的狂喜，这狂喜最后也仍只好将自己用宇宙的大写字母书写在概念的天空上。
然而，在另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形中，由困乏驱动哲学，犹如在一切病态的思想家身上（在哲学史上，病态的思想家也许占多数）：从遭受了疾病之压迫的思想中会产生什么呢？这正是那个心理学家遇到的问题，而在这里可以做一个试验。
无非是如一个旅行者之所为，他提醒自己要在某个时刻起床，然后便安心地入睡了。我们哲学家——假定我们病了——在一段时间内也这样全身心地沉人疾病中，我们仿佛闭眼不看自己。
而正像那个旅行者知道，有某样东西没有入睡，有某样东西算着时间并会把他唤醒，我们也知道，在决定性的时刻我们会醒来，然后会有某样东西一跃而起，在现场逮住心灵，我是指在软弱、回转、沉湎、僵化、阴郁之时，我们知道所有这些心灵的病态现象意味着什么，在健康的日子里，它们令骄傲的心灵感到厌恶（因为正如一首古诗所云：“骄傲的心灵、孔雀、骏马是世上最骄傲的三种动物。”）。
在如此自问自审之后，一个人便学会了用更纯净的眼光审察迄今为止被化为哲学的一切；他比过去更善于发现思想的无意识的歧路、叉道、静止点和阳光点，正是作为受苦者被引导和诱惑到了受苦的思想家那里，从此以后他知道，患病的身体及其需要无意中把心灵压迫、推撞、吸引向何方——向着阳光、静止、宽厚、忍耐、医疗、任何一种意义上的提神之物。
对于一切把和平看得比战争更高的哲学，一切对幸福概念作消极理解的伦理学，一切熟悉一个终局、一个不论何种类型的终极状态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一切追求避世、出世、世外桃源和天国的美学倾向或宗教倾向，我们都可以问一下，是否疾病便是激励了哲学家的那个东西。
在客观、理想、纯粹精神等外衣下，生理需要的无意识的伪装极其普遍，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而我尝常常自问，大体而论，迄今为止哲学是否仅是肉体的一种解释和一种误解。
在迄今为止支配着思想史的最高价值判断背后，隐藏着对肉体特性的误解，不管这误解是出自个人、阶层抑或整个种族。形而上学的所有那些胡言乱语，尤其是对人生价值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始终把它们主要地看作特定躯体的症候；而倘若从科学上衡量这种对世界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明白其中没有一点意义，则它们给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提示就更有价值了。
如上所述，作为躯体和它的成功与失败的症候，它在历史上的丰盈、有力、自我辉煌的症候，或者它的受挫、疲惫、衰落的症候，它对灭亡的预感、它求灭亡的意志的症候。我还一直期待着，会有一位哲学医生（在该词的特定意义上），一个潜心研究民族、时代、种族、人类的整体健康问题的人，有朝一日他将有勇气把我的怀疑推至极端，敢于作出结论：在全部哲学研究中，迄今为止所涉及的完全不是“真理”，而是别的东西，譬如说健康、未来、生长、权力、生命……
从痛苦中分娩思想
你们可以猜到，在告别久卧病榻的那段岁月时，我不愿忘恩负义，那时的收获直到今天仍是我用之不尽的。正如我非常清楚，当我的健康状况变化无常时，我毕竟比所有那些精神上的矮胖子高明在哪里。
一个哲学家，如果他经历过并且不断重新经历着种种健康状况，那么他同时也就经历了种种哲学：他每次所能够做的，无非是把他的状况转换成最精神的形式和远景，——哲学正是这种变容的艺术。
我们哲学家不能随心所欲地把灵魂和肉体分开，如一般人之所为，更不能随心所欲地把灵魂和思想分开。
我们不是思维着的青蛙，不是有着冰冷内脏的照相机和打字机，——我们必须不断地从我们的痛苦中分娩我们的思想，慈母般地向它们贡献我们身上拥有的一切，我们的血液、心脏、火焰、快乐、热情、痛苦、良心、命运和灾难。
对于我们来说，生命就意味着不断地把我们所是的一切，以及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都变为光和烈火，我们完全不能是别的样子。
至于说到疾病，我们不妨试问一下，它对于我们究竟是否可以或缺？唯有大痛苦才是心灵最后的解放者，成为大疑惑的导师，把每个灾祸都变成一个X，一个货真价实的X，即字母表上的倒数第三个字母……唯有大痛苦，那旷日持久的痛苦，仿佛把我们架在湿柴堆上熏烤，才迫使我们跃入我们最后的深渊，与一切信任、一切善心、面纱、柔情、中庸相决裂，而从前我们也许是在其中安置了我们的人性的。
我怀疑这样一种痛苦能否使人“变好”；不过我知道，它能使我们变深刻。
我们也许学会了用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嘲讽、我们的意志力对付它，像某个印度人那样行事，此人也是倍受折磨，于是借恶嘴毒舌在折磨他的人身上出了气；我们也许为逃避痛苦而退入东方的虚无之境（所谓涅槃），退入断绝言、视、听的禅定状态，经过这样漫长而危险的自制练习，人便脱胎成了另一个人，有了更多的疑问，尤其是有了一种意志，即与过去之所问相比，今后要更加经常、深刻、严格、坚定、恶毒、平静地发问。
对生命的信任已经丧失：生命本身变成了问题。——但不要以为一个人因此而必定变成一个忧郁者！甚至对生命的爱也仍然是可能的，——只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爱。
这就像爱一个使我们生疑的女人……然而，在这些超凡脱俗的人身上，一切可疑之物的魅力、对未知之物的兴趣实在太大，因此，这种兴趣必然如同一片绚丽的红霞，不断地重新落向一切可疑之物的困境，一切不确定性的危险，乃至恋人的嫉妒。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幸福……
闲暇与优游
像美国人那样的拜金，是一种印第安式的、印第安血统所特有的野蛮；而他们工作的令人窒息的匆忙——新大陆真正的恶习——业已开始通过传染而使鼓励欧洲野蛮化，在欧洲传播了一种极为奇怪的无精神性。人们现在已经羞于安静；长久的沉思几乎使人产生良心责备。人们手里拿着表思想，吃午饭时眼睛盯着商业新闻，——人们象一个总是“可能耽误”了什么事的人那样生活着。
“宁肯随便做点什么，胜于一事不做”——这条原则也是一根绳索，用来缢死一切教养和一切高级趣味，很显然，一切形式都因工作者的这种匆忙而毁灭了，甚至形式的感觉，感受动作旋律的耳朵和眼睛，也毁灭了。
其证据存在于如今到处提倡的粗笨的明确性之中，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一旦想真诚相处时所面临的种种情形之中，存在于同朋友、女人、亲戚、孩子、教师、学生、长官、王公的交往之中，——对于礼仪，委婉的情谊，交谈的一切esprit（风趣），总之，对于一切otium（闲适），人们不再有时间和精力了。
因为，逐利的生活不断地迫使他竭精惮虑，置身于经常的伪装、欺骗或竞争之中。现在，用比别人少的时间做成一件事，才是真正的道德。
所以，只有很少几个钟头可以允许人真诚；可是，在这几个钟头里，人已经疲倦，不只想“放松”自己，而且想四肢摊开地躺直，甚不雅观。现在人们按照这种嗜好写自己的书信，其风格和精神将不断成为真正的“时代标志”。
如果还有对社会和艺术的娱乐，那也只是工作疲劳的奴隶替自己准备的一种娱乐。唉，我们的有教养者和无教养者的“快乐”多么容易满足！
唉，对一切快乐如何愈来愈怀疑！工作愈益成为唯一使人问心无愧的事情；求快乐的意向业已自称为“休养的需要”，开始自羞自惨。人们在野餐时倘若给人撞见了，就要解释一番：“这对于健康是必要的。”是的，不用多久，就会走到如此之远，人们倘若对于一种vita contemplativa（求沉思生活）——这意味着与思想和朋友偕游——的意向让步，将不无自蔑和内疚。
罢了！从前与此相反：工作使人内疚。一个好出身的人不得不工作时，要把他的工作隐藏起来。奴隶工作时受到这种感觉的压抑：他在做某种可鄙的事——“做”本身就是某种可鄙的事。“唯有在otium（闲适）和bellum（优美）之中才有尊贵和光荣”：古代的偏见如此回响！
来源：涂涂的小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