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车轱辘有点跑偏，每转一圈就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像是老人关节活动时的呻吟。三轮车后座绑着一个黑色塑料编织袋，袋口处用白色塑料绳草草地扎了个结，袋子里漏出几个皱巴巴的饮料瓶。

凌晨四点多，大街上只有路灯还亮着，张大爷已经推着他的三轮车出门了。

车轱辘有点跑偏，每转一圈就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像是老人关节活动时的呻吟。三轮车后座绑着一个黑色塑料编织袋，袋口处用白色塑料绳草草地扎了个结，袋子里漏出几个皱巴巴的饮料瓶。

我是在去年冬天认识张大爷的。那天早上去镇上赶集，天还没亮，看见路边一个老人蹲在垃圾桶旁，戴着顶发白的军绿色棉帽，帽檐上还有一块黑乎乎的油渍。他瘦得像根竹竿，身上裹着件不知哪年的蓝色工装外套，领口和袖口都磨得发白，可他还是把扣子一丝不苟地扣到了最上面那颗。

“张大爷，冷不冷啊？”路过的卖豆腐脑的李师傅问他，顺手递过去一个冒着热气的塑料袋。

张大爷摆摆手，“不冷，不用。”

李师傅硬塞到他手里，“拿着吧，我多做了。”

李师傅走后，张大爷把豆腐脑小心翼翼地放进三轮车前面的竹篮里，继续翻捡着垃圾。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他把豆腐脑送给了路过的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女孩。

“大爷，我有钱的。”小女孩说。

“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张大爷的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有点哑。

大柳村没有几个不认识张大爷的。他今年七十多了，是村里唯一的五保户，一辈子没成家。他住在村西头一间破旧的草房里，那房子年纪比他还大，墙皮斑驳剥落，露出里面黄色的泥坯，窗户纸一到冬天就被风刮得稀烂，张大爷就用塑料布糊上，墙根下总放着几块砖头和一堆硬纸板，村里人说那是他的”存钱罐”。

每天天不亮，张大爷就出门了，推着三轮车走遍村里村外，捡瓶子、纸壳、破铜烂铁，什么值钱捡什么。中午回来，吃块从早上带的窝头，然后继续出门，直到太阳落山。

村里人劝他：“大爷，你这么大岁数了，政府每月不是有补助吗？歇着吧。”

张大爷总摇头：“闲不住，闲不住。”

奇怪的是，张大爷几十年如一日地捡破烂，却从来不见他花钱。村里的小卖部老板娘说，十多年了，就没见张大爷买过一样东西，连根冰棍都没买过。

“那他卖破烂的钱呢？”我问村里人。

“谁知道呢，有人说他存起来了，也有人说他埋在地里了。”村里的刘二娘说，手指着太阳穴做了个”不太清楚”的手势。

“他有什么亲戚吗？”

“没有，听说年轻时候有个对象，后来人家嫌他穷，嫁到镇上去了。从那以后，他就一个人过。”

村里有个传言，说张大爷年轻时候脑子受过伤，所以有点”傻气”。但我觉得不像，因为张大爷虽然不爱说话，可眼睛很亮，看人的时候特别清澈，一点也不像傻气的样子。

去年夏天，村里修路，从张大爷住的西头一直修到村东头的大路上。挖掘机开进村的那天，张大爷站在路边看了好久，手里还攥着几个空瓶子，像是忘了放进袋子里。

“大爷，往后站点，危险！”施工队长喊他。

张大爷往后退了几步，但眼睛还盯着施工队在他屋前不远处的动作，眉头紧皱。

第三天，挖掘机挖到张大爷屋前的一棵老槐树下，忽然”咔”一声，挖出一个黑乎乎的铁盒子，有鞋盒那么大。盒子很旧了，锈迹斑斑，锁扣处被一把小铁锁锁住了。

“挖出啥宝贝了？”村里人都围过来看热闹。

施工队长拿起铁盒子，盒子里有东西，晃动时发出沉闷的碰撞声。大家七嘴八舌地猜测，有人说是金银财宝，有人说可能是文物。

这时候，张大爷挤进人群，看见铁盒子，眼睛一下子亮了，急忙伸手：“是我的！”

“你的？”施工队长一愣，“这埋在公共地界上，怎么是你的？”

“是我的，我埋的。”张大爷声音都变了，带着央求。

“里面是啥呀，大爷？”有人问。

张大爷不说话，只是伸着手，眼神里透着急切。

施工队长有点犹豫，这时候村支书赶来了，他看了看情况，说：“这老槐树一直在张大爷屋前，地方虽然是公共的，但这盒子要是张大爷说是他的，那多半是他的。”

“可万一里面有贵重物品呢？”施工队长还是有顾虑。

“那就当着大家伙的面打开看看。”有人提议。

张大爷急了：“不行，不能打开！”

大家更好奇了。这时候刘二娘走过来，拉住张大爷的胳膊：“大爷，你就说说，盒子里装的啥呀？我们不拿你的东西，就看看。”

张大爷站在那里，像是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的手指绞在一起，指节都泛白了。最后，他轻声说：“我拾了三十年破烂的钱，都在这里。”

人群”哗”地一下炸开了。三十年的积蓄？那得有多少钱啊？

“行，那就把锁打开，当着大家的面清点一下，然后还给张大爷。”村支书拍板决定。

有人找来钳子，把锈迹斑斑的铁锁剪断了。铁盒子的锁扣”啪”一声弹开，施工队长小心翼翼地打开盒盖。

盒子里面不是村民想象的一沓沓钞票，而是整整齐齐叠放着的存折，足足有二十多本，最上面那本露出一角，是工商银行的老式存折，泛黄的封面已经有些发脆。

村支书戴上老花镜，翻开最上面那本存折，念道：“定期存款，十万元，2003年7月6日。”

他又翻开下面的一本：“定期存款，十万元，2005年8月12日。”

一本本翻下去，每一本存折都是十万元整。后来的几本是建设银行的存折，但金额同样是十万元整。最新的一本存折是去年的，十万元整。

全场鸦雀无声。

“张大爷，你这得有二百多万吧？”刘二娘声音发颤。

张大爷没说话，只是伸手想接过铁盒，但手指有些颤抖。

施工队长把盒子还给了张大爷，张大爷小心翼翼地接过来，紧紧抱在怀里，然后转身往家走。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目送着这个瘦小的背影。

“张大爷，你存这么多钱干啥啊？”刘二娘忍不住问。

张大爷停下脚步，没有回头，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年轻时候答应过一个人，等我有钱了就回去找她。”

说完，他继续往前走，背影在夕阳下显得格外孤单。

那天晚上，村里炸开了锅。每家每户都在谈论张大爷的事。有人说张大爷太傻，辛苦攒了一辈子钱，自己却过得比要饭的还穷；也有人说张大爷太精明，把钱都存起来生利息；还有人说张大爷可能是得了什么”囤钱病”。

我去张大爷家看他，他正坐在炕上，面前放着那个铁盒子，盒子已经重新锁上了，用一把新锁。屋里昏暗，只有一盏十来瓦的小灯泡发出微弱的光。炕上的被子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打满了补丁，床头挂着一个黑白照片，是个年轻姑娘，穿着六七十年代的衣服，笑得很甜。

“张大爷，没事吧？”我问。

他摇摇头。

“那姑娘是谁啊？”我指着照片问。

张大爷愣了一下，眼睛盯着照片看了好久，才轻声说：“小兰。”

“就是你答应过要有钱了就回去找的那个人？”

他点点头，然后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里面是一张褪色的火车票，还有一封发黄的信。他小心翼翼地展开信纸，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我还是能看出开头写着”亲爱的阿张”。

“她1975年嫁到城里去了，”张大爷说，“那会儿我在煤矿上班，工资不高，她爹嫌我穷。”

“后来呢？”

“后来她给我写过信，说过得不好，想回来。我当时刚赶上煤矿塌方，腿伤了，丢了工作。我想等我好起来，有钱了就去找她。”张大爷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那你为什么不去呢？这么多年，你存了那么多钱。”

张大爷低下头，轻轻抚摸着铁盒子：“一开始是真的没钱，后来攒了点，又怕不够。再后来……”他摇摇头，没有说下去。

我突然明白了，可能张大爷心里也清楚，这钱早就够了，他只是不敢去面对那个可能已经面目全非的梦。钱是他和那个梦之间的借口，只要他还在攒钱，那个梦就还在。

“那你现在有打算吗？”我问。

张大爷没说话，只是盯着那张照片。

第二天，我路过张大爷家，看见院子里堆满了纸皮和塑料瓶。张大爷不在家，邻居说他一大早就出门了，拿着一个蓝色的挎包。

两天后，张大爷回来了，手里提着几个塑料袋，里面是新买的衣服和鞋子。让我惊讶的是，他特意理了头发，刮了胡子，看起来精神了不少。

“大爷，您这是……”

“我准备去趟城里，”他说，声音里有一丝我从未听过的兴奋，“小兰在信上留了地址，虽然是五十年前的了，但我想去看看。”

“您确定要去？”

“确定。”他肯定地点点头，眼神坚定。

消息很快传遍了村子。第二天一早，村支书、刘二娘、李师傅等好几个村民都来送张大爷。村支书还特意开车送他去火车站。

临走前，张大爷把铁盒子从床底下拿出来，取出一本存折，递给村支书：“这个给村里，修修路，再给孩子们修个小学校。”

村支书翻开一看，是十万元。

“大爷，这是您的血汗钱啊，您留着吧。”

张大爷摇摇头：“我这辈子，就指着村里人照顾。要不是大家给我剩饭剩菜，给我旧衣服穿，我早饿死了。这钱，是我该还的情。”

坐上车前，张大爷回头看了一眼自己住了几十年的破屋子，忽然笑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皱纹像花一样在他脸上绽开。

两个星期后，张大爷回来了，脸上的笑容没有了，眼睛也不像从前那么亮了。

“找到了吗？”我问。

他摇摇头：“那条街都拆了，盖了高楼。打听了好几天，都没人知道小兰的下落。”

张大爷回来后，还是每天出去捡破烂，但不再像从前那样从早忙到晚了。有时候，他会坐在村口的大槐树下，一坐就是大半天，看着远处出神。

村里用张大爷捐的钱，修了一条从村西头到村东头的水泥路，还在村小学添置了一批新桌椅。学校门口立了块石碑，上面刻着”张恩人捐资修建”几个字。每次路过那块石碑，张大爷都会停下来，用袖子擦一擦上面的灰尘。

今年春天，村里几个年轻人开车去城里，在一家敬老院门口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轮椅上晒太阳。老太太穿着蓝色的毛衣，胸前别着一朵小花，正低头看一本泛黄的相册。

年轻人上前搭讪，得知老太太姓林，从小生活在城里。一聊天，才知道这位林奶奶年轻时候有个对象叫张根生，是她父亲从煤矿上找来的学徒，后来因为家里反对，两人就断了联系。

“那您后来嫁人了吗？”年轻人问。

“没有，”林奶奶笑着说，“我等了他一辈子，可惜他再没来找过我。”

年轻人一回村，就把这事告诉了张大爷。张大爷听完，手里捏着的空瓶子掉在了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您确定是他吗？”张大爷声音发颤。

“林奶奶给我们看了照片，就是您，年轻时候的您。”

第二天一早，张大爷穿上那身新买的衣服，把那本泛黄的信和火车票小心地放进口袋，背着一个小布包，坐上了去城里的班车。

村口的人群目送着班车远去，直到它变成地平线上的一个小点。没有人知道这一次张大爷会不会再回来，但所有人都在心里默默祝福他。

一个月后，村里收到一封信和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张大爷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两人坐在敬老院的花园里，脸上带着平静的笑容。信上只有简单的几句话：

“我找到小兰了。她等了我一辈子，我攒了钱一辈子。现在，我们都不用再等了。”

村里的大槐树下，三轮车还停在那里，车轮上落满了灰尘，轮胎已经瘪了。旁边的长凳上，经常有人放一杯热茶或一个馒头，然后坐在那里，望着通往城里的那条路，等待着什么。

也许有一天，会有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推着三轮车回来，告诉大家，等待是值得的，哪怕等了一辈子。

来源：钱老师历史小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