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到野营后，他立即召开旅各级负责人讲话。他首先解释了旅官兵普遍关心的参战问题，称远东苏军总司令部之所以没有派遣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参战，原因是“战局急转直下，日本倒台迅速，出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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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28日，周保中从伯力“满载而归”。他几天前赶往伯力的时候，还对全旅官兵的参战、派遣及前途问题焦虑万分。

正是在伯力的几天内，他不仅与远东情报机构负责人丘维林少将和安库季诺夫上校有磋商，还间接联系到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最终确定了旅内东北抗联官兵的派遣事宜。

回到野营后，他立即召开旅各级负责人讲话。他首先解释了旅官兵普遍关心的参战问题，称远东苏军总司令部之所以没有派遣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参战，原因是“战局急转直下，日本倒台迅速，出人意外”。

接着，他传达了远东苏军总司令部关于对旅官兵的授勋、授奖，以及未来派遣事项等命令。1945年9月初，周保中即按照苏军指示有条不紊地展开派遣工作。9月5日，张寿篯（李兆麟化名）、金日成、王效明、姜信泰等人相继出发。9月8日，周保中、彭施鲁等出发。9月13日，陈雷、李敏、王钧等乘苏军飞机抵达北安。

根据陈雷回忆：

大约九月十三日清晨，由古别尔那达尔中尉率领我们上了汽车，在八、九点钟时到达了伯力的机场，因为不知有什么东西没有拿到，故在机场等候一个多小时，然后上了飞机直飞北安。与我们坐同一架飞机的还有王钧和张广迪领导的小组。王钧是到北安，张广迪是去海伦，约在午后二时左右飞抵北安，从机场我与王钧、张广迪就分手了。古别尔那达尔用汽车将我这一组送到原伪兴农合作社的房子里（后曾是黑龙江日报社）。休息了一下，然后即上了火车转去绥化，因为那时的火车走的非常慢。到第二天早上到绥化。到绥化后，我们被古别尔那达尔带到苏军驻绥化卫戍司令部，接着，他即带我去见苏军驻绥化卫戍司令卡萨拉也夫少校，并向他交上了我的介绍信，然后，为我们安排了住房。

9月8日，冯仲云与周保中一行乘飞机由伯力抵达长春。9月10日，冯仲云转乘火车由长春到沈阳。

据他回忆：

“日本‘八一五’投降后，我们在野营过了不数日，九月初，就到了伯力，我和周保中等一起，坐飞机到长春。到长春后过几天，我和陈春树、赵素贞、庄凤、马广荣、唐万有等一共三十多人就坐火车到沈阳。那时沈阳很乱，我化名张大川，被任命为沈阳苏军警备司令管中国事务部”。

冯仲云还描述了当时找苏军卫戍司令报到的情形，“我一到沈阳就到苏军警备司令部（那时他们已经建立了十几天了）就去见到警备司令少将考夫东，他一见就说我是少将，你是上尉，怎么个小官就做我的副司令。我将带去的苏红军司令部的命令送上说：这是命令，后来他也没话可讲了”。

正是在抵达沈阳当天，冯仲云见到了9月6日即已入沈阳的曾克林、唐凯部队。这是1937年底以来，东北党方面第一次接触中共中央的代表。

8月29日，中共中央指示前往东北的干部“不要声张”，然而，因电台功率小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曾克林、唐凯没能收到中央的指示，而是乘坐火车、大张旗鼓地进入了沈阳。这样一来，实际上就为同原东北抗联官兵的接触创造了条件，假若真的不声张，随苏军进驻东北的抗联官兵（尤其是周保中、冯仲云等）应不会很快获悉中共中央已经派人进入东北。

曾克林对会见的描述是：

冯仲云到沈阳后身上穿的是苏军军装，担任了苏军驻沈阳卫戍（城防）副司令，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他对抗联的描述是“同是抗日队伍”，而不是同属于中共领导的队伍。9月8日，已经在沈阳隐居多年的原东北抗联第六军军长戴洪斌到沈阳市政府，向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副政委唐凯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表示愿意加入八路军。唐凯拒绝了他的要求，要他去找抗联。当时，以冯仲云为首的旅小组官兵尚未进驻沈阳。唐凯为什么对戴鸿宾如此冷淡，甚至让其去找当时不见踪影的东北抗联呢？同样令人匪夷的是，当时中共中央在宣传文本中不提东北抗联，而是提“东北义勇军”。

最后，戴鸿宾是在9月18日的一个公开场合找到了冯仲云。

相比曾克林的反应，冯仲云就积极得多了。他立即给周保中发电，报告了曾克林已率军进驻沈阳的消息，同时，将这一消息作为特大喜讯传达，甚至通过长春广播电台发消息，播评论，宣传共产党，同时要求抗联积极支持八路军，号召人民参加八路军。

王一知的回忆与曾克林基本一致，包括提到冯仲云给周保中发电报、通过电台播发中共军队出关消息等细节。此后便有1945年9月14日，驻东北苏军统帅部派出一架飞机，载上曾克林飞赴延安接洽中共中央的事情。

关于苏军统帅部行为背后是否有莫斯科指示，目前仍莫衷一是；更扑朔迷离的，是周保中等东北抗联干部在苏军此行中扮演的角色。

一种说法突出抗联领导人发挥的作用。

基本叙事是，周保中接到冯仲云的电报后，当即去找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求助飞机，表示要到延安与中共中央联系，而正巧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正要就八路军出关事宜需要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华西列夫斯基元帅遂立即命令驻东北苏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准备好飞机，并派总司令部一名懂中文的校官飞往沈阳，经苏军驻沈阳的卫戍司令部找到八路军进驻沈阳的曾克林，转达了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周保中的意见。

王一知还讲述了一些细节，“周保中一提到要求派飞机去延安与中央接关系的事，华西列夫斯基马上高兴地说：‘咱们想到一起去了’”。据称，冯仲云还委托苏军代表给中共中央捎信，报告东北抗联已随苏军返回东北，请中共中央速派大批部队和干部到东北。根据冯仲云事后了解，中共中央确有收到这份信。

王一知的回忆存在的疑点是，第一，没有任何史料能证明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当时在长春或是战后到过长春。

9月2日，华西列夫斯基与远东第一方面军司令梅列茨科夫、空军司令诺维科夫公开到访哈尔滨，9月6日偕梅列茨科夫、马林诺夫斯基等到旅顺拜谒了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死难的沙俄官兵，此后再次出现在公开场合，是9月中旬在莫斯科。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是否到过长春，无从得知，至少没有公开前往。

第二，没有任何史料证明华西列夫斯基与周保中有过直接接触或了解。

根据周保中8月24日的信，华西列夫斯基似乎不认识周保中，而周保中也从未亲承与华西列夫斯基相识。

事实上，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冯仲云，提供的说法就与王一知出入甚大，他提到自己是在获悉苏军要派飞机到延安的消息后，委托苏军代表转交信给中央，没有提到周保中的作用，甚至没有提到是否将这一消息报告给了周保中。

他指出，“当时恰有苏军去延安目的要通知党中央不要从关内去部队干部到东北。……我当即委托随飞机去延安的翻译同志捎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党中央。说我们抗联的同志都已随苏军到东北各地。我军必须派大批军队和干部速来东北。据我后来了解中央收到了此信。”试想，如果飞机果真是与周保中有关系，他应当是不会不提的。

或许考虑到事情的复杂性，中共中央审定的两个版本的东北抗联史都只部分采信了王一知关于周保中促成苏军飞机到延安的说法，将其中“华西列夫斯基”换成了“马林诺夫斯基”。

1991年版《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指出，“9月上旬周保中到达长春，立刻向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提出请求，希望他提供飞机由我方派人到延安汇报。对于我方这一要求马林诺夫斯基表示赞同，当即决定由长春派飞机到沈阳接冯仲云去延安汇报”。

2015年版《东北抗日联军史》又稍有出入，称周保中是在接到冯仲云的信后，给马林诺夫斯基写了报告并请求他派飞机由我方派人到延安汇报情况，而且没有提到到沈阳接冯仲云的事情，指出“马利诺夫斯基看到这一报告，决定派苏军上校衞斯别夫为代表，赴延安商谈东北工作问题，请曾克林做向导一同前往。”

第二种说法则避而不谈抗联领导人的作用。曾克林的回忆是，驻东北苏军统帅部确有派飞机到延安，但决定派飞机的是驻东北苏军最高统帅马林诺夫斯基，而非华西列夫斯基；此外，是他而不是周保中促成了驻东北苏军统帅部此次延安之行。

曾克林称，为了尽早获得中共中央对东北工作的指示，他先是征求了李运昌的同意，决定到延安汇报工作。恰巧此时苏军也急于联络中共中央。因此，驻东北苏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决定派一架飞机去延安，同时派两个代表作为联络人员与曾克林一起前往。曾克林完全没有提到周保中或其他抗联领导人。

他在1990年4月25日接受访问时进一步指出，马林诺夫斯基决定派飞机到延安是他本人促成的：

前委决定由我向苏军交涉，请他们派一架飞机送我们回延安汇报。当时苏联方面也急于和我党中央联系，以便向我党说明处境，于是很快决定派机飞延安，并派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全权代表卫斯别夫大校和翻译谢德明同行)。

曾克林在1997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又补充了一些细节，称苏军在美蒋舆论压力下试图驱赶他们离开沈阳，他们坚决拒绝并称只有得到中共中央的命令才能撤退。这种情况下，驻东北苏军统帅部决定同中共中央直接交涉。

1991年，学者薛衔天在莫斯科采访了当日赴延安一行的苏军翻译谢德明。

他说：

本来八路军来到东北，苏联非常高兴，我们军人更是高兴，因为是自己人来了，都是共产党的军队嘛！可是曾克林他们进驻沈阳后，那里有美国特务，就给宣传出去了。苏联与美国订有雅尔塔协定，与国民党订有条约，不能承认中共，东北是要交给国民党的。美国一宣传，闹得苏联很被动。莫洛托夫给马林诺夫斯基打电话说，共产党可以到农村去发展，去没有国民党和苏联军队的地方去发展，不要留在沈阳、长春、哈尔滨这些大城市。马林诺夫斯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派飞机让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别洛卢索夫送到延安，亲手交给毛泽东，我是翻译，还有曾克林同行，他是回去汇报的。

谢德明主要强调的是苏方在延安一行中的主导权，没有提东北抗联干部的作用。但他也提到，别洛卢索夫在跟中共中央会谈时提到了东北抗联已经返回东北的事实，称“抗联已返回东北，他们协助苏军打击敌伪势力，维持地方秩序，作了大量工作”。他还专门给别洛卢索夫打了电话，核实了与中共中央的谈话内容。

这一点很重要，即中共中央至少了解了东北抗联已经随苏军返回东北的事实。

当然，谢德明的回忆也有诸多疑点：第一，莫洛托夫是否有过允许中共到中小城市和小村发展的指示？毕竟，这一指示同斯大林确立的对华政策是有原则性不同的；第二，如果莫洛托夫确有此指示，为何不直接通过在延安的联络员跟中共中央沟通，反而大费周章，还要由驻东北苏军统帅部转达。

当时，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及苏军总参谋部都通过联络员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

应当说，无论谢德明还是曾克林、周保中、冯仲云都不太可能了解苏军统帅部派飞机到延安的目的。只是要注意到，冯仲云也提到向中央汇报东北抗联已返回东北的情形。这一点跟谢德明（谢德明还同苏联代表别洛卢索夫直接确认过）的回忆是一致的。

问题在于，曾克林却没有向中共中央汇报东北抗联的情形，而对于苏军代表提到的相关情形，中共中央也没有予以关注。

一个证据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根据曾克林的报告起草的给各中央局的指示中，丝毫没有提到东北抗联的事情。

这份指示关于东北形势的描述是：

（一）曾克林部队已经发展到两万余人，全为新式武器，从山海关到沈阳各城均驻有曾部，曾率是个连到沈阳，一星期即发展成四千人，并改编保安队万余人。

（二）原在东北做苦工我八路军之俘虏的一、二万人，已组织八路军游击队若干股，并进入长春。

（三）国民党从监狱释放甚多，生甚为活跃，到处成立国民党部。

（四）在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资材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曾克林已看守沈阳各重要工厂及仓库，据说有枪支十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武器资材落在民间者甚多。

（五）扩兵极容易，每一号召即有数千人，并有大批伪组织武装均待改编。

（六）红军只驻在大城市及要道，各中小城市及城乡无人管理，秩序混乱，伪组织等待交代或畏罪潜逃，土匪兴起，并占领若干小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关于东北情势的研判中，中共中央也没有关注到前中共地下党与东北抗联官兵，而是“我在东北之抗日同盟会员”。但无论从任何角度看，东北抗联已经随苏军进驻东北战略要地的事实，都是中共进军东北、争夺东北的重要利好条件。

既然已经获悉这一事实，中共中央为何没有对这支部队予以重视呢？

很多迹象表明，直到1945年11月底，中共中央仍不重视东北抗联。

首先，毛泽东在10月底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时，最初没有给周保中任何职务。彭真对此感觉不妥，专门致电毛泽东建议任命周为第三副司令，理由是“周保中系原抗日联军现有干部的领袖”。这才有了周保中的第三副司令。

其次，朱德在11月28日就中共中央对东北问题的政策举行公开记者会时，谈到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抗战的历史贡献时并未提“东北抗联”，他提到的是“义勇军、地下军”，称中共自“九一八事变”后就到东北组织义勇军和地下军并坚持抗战十四年。最后，东北抗联官兵特有的情报功用并未得到重视，截至1948年，东北局社会部总计派出和发展情工人员643人，其中没有原东北抗联官兵。

事实上，1945年9月14日，贝鲁罗索夫到延安向中共中央传达的，就是要中共不要抢占东北。9月15日，刘少奇给各中央局的指示也要求进入东北的部队尽力避开苏军，‘绝不可被红军及英美国民党人发现，决不要经过有红军驻扎的地方，并且一进入满洲境内即须使用满洲本地番号”。这也侧面印证了苏军的立场。

只不过，在苏军代表抵达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根据各方情势与情报，研判出争夺东北的战略空间，并迅速抽调大批干部与部队奔赴东北。曾克林颇为夸大的汇报只是令中共中央坚定了自身判断。由此，除非苏军坚决反对，中共中央必将继续开展东北工作。

1945年9月20日至23日，抵达沈阳不久的彭真、陈云专门听取了周保中、崔庸健、冯仲云等东北党主要领导人的汇报。以这次会谈为标志，中共中央与中共东北党正式重建组织关系。彭真和陈云在会谈中高度评价了东北抗联十四年抗战。彭真还将东北抗联斗争与长征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并称三件最艰苦的事，称“我们共产党人二十多年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红军长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苦斗”。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的活动，在此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必须接受其领导”的指示，时任东北党委书记崔庸健还向彭真移交了东北党委员会的组织材料及档案资料。

周保中则详细汇报了部分原东北抗联官兵随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和接管城市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陈云要求他们利用苏军身份的便利条件，尽力控制铁路沿线地带以迎接党中央派来东北的大批干部，并且抓紧在已经控制的城市建党、建军和建政。

在1945-1946年间，彭真、陈云始多次向中共中央提交报告，建议重视东北抗联坚持十四年抗战的旗帜，让这批官兵发挥应有的作用。

驻东北苏军对1945年9月东北局负责人与周保中、崔庸健等人的会见抱有何种态度，目前尚不得而知。可以推断的只是，周保中事先应有寻求苏军的许可，而苏军至少没有表示坚决反对。毕竟作为苏联远东军的下级军官，周保中及全旅官兵仍要服从上级苏军的命令。

结合整训期间周保中数次请求联络中共中央均无结果的事实，苏军为何此时允许周保中会见东北局领导？远东苏军总司令部派出这批原东北抗联官兵的主要目的

毕竟是要他们执行苏军的政策，而不是联络中共中央或执行中共中央的政策。若要充分解释这一问题，仍须进一步发掘相关史料。

不过总的来看，同东北局接上组织关系后，以周保中为首的身披苏联军装的抗联官兵充当了中共人员进入东北之后与苏方进行接洽、联络的最可靠人员。

当时在周保中身边工作的于保合回忆称，中共中央派到东北的重要干部都会到周保中处接洽，“尤其是与苏联军队联系问题、对敌斗争问题、装备部队问题，凡是要请苏军帮助事情都要通过周保中联系”。

1945年11月初，陈云到长春后首先就找到周保中了解情况并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陈云还将日伪时期派到东北的地下人员李维民、刘建农、孙亚明等人引荐给周保中，请他协助分配干部到各地工作。周保中不仅向前来的中共干部详细介绍各地情形，还以苏军名义为他们开具介绍信，并指示进驻各地的旅官兵做好护送与接待工作。

周保中在的长春一度成为中共干部和部队前往北满、东满等地的枢纽。

1945年9月东北党与中共中央只是在政治与组织层面恢复关系，但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并未随即退出苏军编制。

1945年10月，尽管陈云强烈建议周保中保留“苏联军装”以便于开展工作，周保中仍提请苏方将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原东北抗联官兵退出苏军。10月3日，周保中向到访东北的远东苏军统帅部高级领导人提出退出红军序列的请求，并谈到未来全旅官兵的前途问题。

周保中提出这一请求，正值苏军调整对东北政策时期。此前一天，国民党政府提出派军队接收东北，并且乘坐美国军舰前往，引起苏方猜忌，加上美军在华北港口登陆并协助国民党军北上，苏军遂建议中共在东北放手发展。苏军高级领导人在会见周保中前后，于10月3日和4日两度召见彭真，鼓励中共争夺东北，称已下最后决心，将东北全部交给中共，甚至表示可以先帮中共保存着。

这种形势应对苏军领导人同意解散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产生影响。

1945年10月12日，新组建的远东军区司令部发出第42号文件，宣布于10月15日正式解散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同一天，远东第二方面军情报处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解散工作。委员会由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政治部主任谢廖金中校、参谋长亚特采列夫中校和情报部官员阿尼金中校组成，阿尼金中校担任委员会主席。

解散工作分三部分：

第一，旅内苏籍官兵的安置，军官移交远东第二方面军干部处，政工人员移交外贝加尔-阿穆尔军区政治部，普通士兵则派往远东其他机构（如海参崴、伯力机场，以及伯力第100号仓库）；

第二，旅内东北抗联官兵的安置，全部复员，脱离苏军编制；

第三，旅驻地资产文件与资料的处理问题。

所有相关公文、档案、信函交给外贝加尔-阿穆尔军区政治部保存。野营的粮食和资产登记，以及解散部队的文件交远东第二方面军组织动员处，旅旗则送到莫斯科的博物馆。解散工作于1945年12月11日全部完成。

经过莫斯科总参谋部批准后，1945年10月下旬，远东军区司令部将解散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的命令下达给周保中。

周保中立即指示派驻各地的旅官兵退出苏军、转变工作，称“根据莫斯科总参谋部命令，已批准我们东北抗日联军参加红军的同志解员退伍。现在我们东北抗日联军已得恢复中共党的正常组织。关于解员退伍的实际办法，另有通知。各分区工作同志接到通知后，迅速准备全部工作转变”。

周保中还提到他个人的工作转变，称东北局已经决定设立吉合区党委员会（包括吉林、合江以及哈尔滨珠河以东地区），由他担任书记，负责指导区内政治、军事、行政及地方党组织，原东北抗联编为东北国民军，周保中担任东北吉合国民军司令兼吉合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云等东北局负责人认识到旅官兵苏军身份的重要性，认为退出苏军序列将不利于实际工作，为此前往同苏军交涉，并报告中央，“苏方根据以前保中等的要求，批准他们退出苏军。可是一退出，各种不方便就来了。现正交涉，虽脱军衣，帮助依旧。抗日联军干部有很多长处，例如斗争历史、个人作战技能及小队伍活动之灵活、本地人与羣众有联系等等，但中心缺点是缺乏较正规建军与大规模作战之经验。现在支持一个县的工作能力的同志不多，缺乏根据地经验。”

苏军接受了陈云的建议，尽管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解散工作在1945年底就已完成，但以周保中为首的旅抗联官兵，仍在东北局与苏军之间发挥作用。1945年底，正是通过周保中的电台，苏军与东北局建立了常态性的沟通机制，实现了一系列的战略配合。自1946年3月，在苏军帮助中共进驻长春、沈阳、四平、哈尔滨等东北大中城市过程中，以周保中等抗联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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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常棣tan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