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论是前段时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弱女叙事”争论，还是去年导演邵艺辉及《再见爱人》嘉宾麦琳遭受的攻讦，抑或近年频频出现的“婚驴”“胎器”等对已婚女性的讨伐，都加剧了女性群体内部的裂痕。

《好东西》

互联网上女性话题的争吵和撕裂，似乎越来越多。

无论是前段时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弱女叙事”争论，还是去年导演邵艺辉及《再见爱人》嘉宾麦琳遭受的攻讦，抑或近年频频出现的“婚驴”“胎器”等对已婚女性的讨伐，都加剧了女性群体内部的裂痕。

性别研究者Alexwood认为，我们的女权主义正处于“孤儿”时期，我们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继承了什么脉络，又能传承什么历史性的观察，一切都要从零开始重新自己探索。

这些争吵和撕裂为何出现，存在的意义又何在？我们可以如何看待和理解它们？

01.

女权主义的泛化

2018年和2020年是很多年轻女性的女权主义元年，这个时期可以形容为“泛女权主义”。

“泛化”一方面指最可见的女权主义议题更宽泛，不再集中于主张、诉求，或理论等和体制或结构发生关系的范畴，而是日常化、个人化、生活化；另一方面是指，认同女权主义者这个身份的人群变得更广泛，规模更大，而不再是之前那种参与者彼此认识、至少知晓的圈子。

关于第一种泛化，近年许多女权话题讨论是关于亲密关系、职业选择、个人困境（如脱离原生家庭），和个人成功（如搞事业搞学业）等个人生活话题。

这样的日常化本身很有价值，这些话题有关注度，有凝聚力，能够聚集社区，而且将女权视角广泛植入个人生活领域。

但是，当我们的谈论仅限于个人层面，而无法进入概念的层面去系统性理解覆盖在个人处境上的结构性问题，这就是一个问题的信号了。

女权主义本身当然对于实际生活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但是，一种去政治化的、去公共化的女权主义，能够带来的日常启迪其实非常有限。

就工具性来说，也肯定比不上新自由主义式的个人成功学话语，而且这两者的兼容性并不高。

在这些彼此冲突的价值观的拉扯下，很多女性会发现，随着自己性别意识的提升，困惑反而更多了，性别困境也愈发难解：

比如到底还要不要谈恋爱？我们如何保卫自己在关系中的利益？到底还要不要为了自己的婚姻和家庭付出？我们这样是不是吃大亏了？只有不婚不育一种出路吗？这之后我们又要往哪里走？

《好东西》

另一方面，女权主义话题泛化也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生活方方面面，性别不正义都令女性感到越来越多的不满和愤怒。

很多曾经被打发为“私领域”的议题，如今则因为我们拥有了女权主义意识，而终于被正视为真实而有紧迫性的社会议题，比如家中的婆媳关系和“妈宝男”，比如“女人是否为了家庭而放弃晋升机会”，比如二胎后姐姐在家中的地位下降。

更不要说性侵、性骚扰、家暴等性别暴力议题，经过先行者和前辈们多年的推动，如今终于在普通大众（女性）内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

这种身份意识产生的冲击是巨大而变革性的——原来我们生活中承受的这么多困境，并不是理所当然本该如此，也并不是因为个人化的不幸，而是因为我们是女人；这叫性别歧视，是性别不公。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与女性的性别意识迅速觉醒并行的，是男性的滞后，甚至保守化——他们缺少同样的性别经验。

2022年唐山打人事件引发的相关讨论算一个分水岭。很多男性通过这次事件，才被迫面对”性别问题”这个烫嘴的词。而如今，似乎会引起社会热议的公共事件多半是跟性别有关。

这无疑与女权主义的泛化有关，虽然也有一个前提——（生活化的）性别议题是相对低敏感度/可言说的公共议题，所以可见度相对更高。

随着性别问题的泛化，年轻女性的愤怒情绪也更广泛。社交网络代偿了公共生活，成了这些愤怒汇集和爆发的空间。一个一个性别暴力事件被发布和关注，热度过后再有下一个。

在无组织无中心的网络女权世界里，自发的愤怒接续着，很难再形成运动，但是形成了一种有一定自我赋能作用的松散小组，让大家能够找到彼此，宣泄不满，甚至建立有教育和宣导功能的联盟。

泛化的第二层是女权主义者群体的泛化。有“女权主义者”自我认同的人数快速增加，2023年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中，提意见的人数创造了历史新高，这是有相关性的。

“打拳”这个词在过去5-6年成功扭转了词义色彩，从一个反对者用来污名女权主义者的网络用语，变成一个女权主义者骄傲的自我标榜。在女性对这个词主动认领的过程中，她们稀释并嘲弄了原本的贬损词义，还让女权主义本身得到了进一步脱敏。

但是另一方面，当“女权主义者”群体急剧泛化，可能难以继续作为一个共同体，内部的分化必然产生，更何况，我们本来就缺少足够的内在支撑：经过2015年，信息出现断层和不畅通，除了学术体系内还保存一些资源，民间和网络上严重缺乏女权主义基础知识的传播。

当我们没有历史，也就没有系统性的知识财产。在一个缺少前人的理论和经验的真空里，一切启蒙都要从零开始。

说这个过程是“闭门造车”可能过于严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近年主要生成于网络的本土女权主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缺少对于主张、策略和行动路径的基本共识——这不是一个批评，而是一个不得已的现状。

《好东西》

曾经的灯塔被移除，女权主义者被迫变得分散，隔离，缺乏联结，各立阵地，这时候再施加一个信息和养分的封锁，制造一种资源紧张的错觉，就能有效加剧女权内部的分裂。

大家难以形成良性的对话和合作机制，还可能成为竞争和对抗的关系。

这也就导致极化。

02.

女权主义的极化

极化一方面是指两极化——女权主义者和反对者的对立更加坚决，坐标也都在向两端移动，中间地带不断缩小。

与此同步的现象就是，一些似乎很极端的话语占据了最可见的网络女权讨论，除了语言激烈并具有强攻击性，它们的共同点包括：

厌男情绪（体现在各种对男性的非人化称谓上）、“母权主义”（“女性才是第一性”，重建母系社会），以及性别分离主义（“不沾男的”、“去父留子”）。

这其实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在一个女性集体情感日渐不满，同时知识生产严重缺氧萎靡的环境下，必定有一个对女权话语的巨大需求空洞。

而在还能参与市场流通的话语中，必定是最能激发和宣泄情绪、并最能提供直接解决方案的话语，是大家最渴望听到的。

首先必须强调，这种本土的“极化”，是反女权主义者的大规模攻击导致的反抗。

对女性的压迫和厌弃构成了我们所知的大部分历史，但是制造性别双标、将女性圈定为二等公民放逐到自己占据的权力空间之外的人，却要指责争取平等的女人在“制造性别对立”。

和上野千鹤子所观察到的日本很相似，最活跃的反女权者往往是社会底层或边缘的男性，错误地认为是女性分走了他们的资源或性别红利。

而躲在他们之后攻击的恰恰是他们真正的敌人，占有和控制大量社会权力和资本的成功男性 。两者中间，则是一批操纵舆论搅动流量收割利益的网络大号。

在这样大规模的且有真实迫害的网络暴力之下，一些女权主义者发现，说理无效，只有通过口水战和人海战术以暴制暴，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对暴力语言脱敏和习得。

此外，这种“极化”是有意识和策略性的。

当女权很难再在线上设定舆论议程，更难以在线下组织行动诉诸社会改良，所剩路径似乎只剩下了：用语言暴力制造关注、试图制衡厌女文化。

用一位前辈的总结：“近年网络女权议题最主要的诉求：如果男人无法改变，就骂醒更多女人；制度无法改变，那就改变自身。”

于是，性别化的暴力语言不断升级，一些社群相信，我们必须以急进和有杀伤力的发声抢夺男人的舆论阵地，同时这也是一种棒喝式的自我强化，以仅有的话语手段活化自身的能量，并希望唤起更多女性的觉醒。这是一种非常野生的打法，但传播力很强。

但是这种战斗方式也是自损的。因为当战斗核心只在于攻击性，而不在于主张和议程，暴力的边界会很难把持，攻击范围会不断扩大。于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女性成为这些本该“爱女”的社群的讨伐对象，“同伴”的范畴越来越狭小。

《好东西》

从没有及时离婚的家暴受害者，到给孩子冠了父姓的Papi酱，再到选择了结婚生育的女性，都被视为男权集团的拥趸，被冠以“爱男”、“婚驴”、“胎器”之称；被视为不够“激”的女权主义者被取笑为“平权仙子”，不够“女本子”；“激女”社群内部也不断撕裂，“激女”博主们时常被社群成员拿着放大镜审查。

谁才真正够“激”呢？“激女”的“激”又是什么意思？激进？极端？激烈？大家其实没有一个基本共识。同时，除了“不”做什么和“脱”什么的纲领，“该做什么”的建设性主张相对抽象很多。

我欣赏，并且一定程度上赞同，与父权的切割态度。父权的瓦解从个人的罢工开始，女性通过“不婚不育”的口号和实际行为表达不合作，实践消极抵抗。但是，当这种“切割”变成一种规训，或用以检验对女权的忠诚度，我们的自由并没有变多，而是在变少。

“不沾男”可以作为个人生活的指导甚至伦理，但无法成为对抗父权的运动纲领——“不沾男”并不等于“脱父权”。

父权压迫是一整个网络，真正的“撤出”意味着不再参与，也不再从体制中获利，所以真正的“脱父权”意味着对我们所有生存假定和默认的重新审视和激进重组，包括工作方式、经济模式、照护体系、亲密关系模式、教育、养老、家庭结构。

不婚不育等脱父权实践本身不是目标，而是手段，且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如何达成“脱父权”的目标本身，才应该是用力的方向

把对抗父权转化为对男性的战争，是一种失焦。或许因为种种原因我们不得不将目标扁平化，但我们需要记得这不该是性别之战的全部。而把对抗父权转化为对女性的征伐，更是危险的——

将其她女性作为“失格者”苛责，正是转嫁了对父权本身的问责，这样做的我们，才是父权的同谋。

03.

运动必须是疗愈的

一位资深女权行动者这样解读某些激烈言论：

“这些属于个人决策的‘打拳’让人有一种力量，会觉得‘我的生活我是可以控制的’，就不用面对那种很大的无望感……只要骂其他女性，让她们不要结婚，把她骂醒，是对无力感的补偿。”

“打拳”对很多人根本不是关于道理，而是关于情感，对此忽视或不屑一顾是极度无知傲慢的。

想象一下，当你在荒漠独自走了很多年，没有同类、没有支持，终于找到一个接纳、滋养你的部落，你会对这个部落的情感依赖很强，对于自己的成员身份忠诚且认同感很高。

而当外界环境越恶劣，内部抱团就越重要，好比在重重大雾中，我们看不见前路，也看不清周围，只能忙着抱团取暖，让自己不要走散，在这样应激状态下，面对周边的一切不同声响，可能是批评反对，也可能来自盟友的异见，进攻就成了我们的膝跳反应。

在这种紧张的防御状态下，我们攻击的其实是一个假想敌，但是我们根本无暇去真正理解和看到对方。

所以，立场、身份和站队，是情感需求的一部分。我们被大量无力感和绝望感包裹，看不到性别平等的出路，急迫却缺少学习资源，愤怒却寻不到组织，当这样的我们找到一个互称“媎妹”的社群，归属感优先于一切道理。

《她和她的她》

但我们这种不同群落彼此隔离甚至为敌的状态，本就是被分裂的结果。其实大家或许心里也知道，那些被剥离“自己人”身份的ta者，并不是真正的敌人，但ta们成了我们恐慌的显化，成了我们愤怒的转移和错置对象。

拿跨性别为例，对ta们的反对厌恶来自很多根本没有现实支撑的恐惧，但人们坚持不去了解这些，而坚守着自己并不成立的反对理由——不是因为它们是事实，而是因为情感上人们不愿意改变观念，因为这样做有风险破坏强“同一性”的身份认同。我们需要这种身份认同。

然而这样的后果是，当我们愈发要求内部的同一性，我们的“自己人”也会越来越少。从脱美役，到不婚不育，到反性缘，再到反跨性别，我们不断撕裂，不断“净化”，不断用这样的语言疏离和“鉴定”其ta女性：“这种入门条件也做不到的话，其他的就别提了。”

“多样性是所有人的财富和共治的基础，而不是分裂和对立的来源。”异见和批评并不等于“撕裂”，而是任何运动中合作的必要元素。如果我们只是不断加强自己的观念，不断加厚横亘在“我们”与“她们”的壁垒，“敌人”的外延只会越来越大。

虽然情感非常重要，我们从极化的运动中经历的情感政治真的是对我们有益吗？“除女籍”、“鉴女权”，无限审视一个女性的选择和行为，无节制地盖上“爱男”“媚男”的标签，这种种操作的驱动很难让人相信是出自爱女，而不是厌女——

其实我们厌的终究是自己，对其她女性的恶意、敌意、不宽容，难道不都是女性们对于自己的情感的向外投射？

西尔维亚·费代里奇在《超越身体边界》中提到“欢乐的战斗精神”，政治工作必须是治愈性的。“如果一个政治事业不能以一种积极的、令我们成长、带给我们欢乐的方式改变的我们的生活，那么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但正是在妇女团体中，“我们最有可能体验最深刻的失望和痛苦”，因为我们对这些伙伴的期望更高，没料想“身为女性我们也会互相伤害，也会感到被贬低、被忽视，或者让其他女性有这样感受”。

这样的运动创伤，加上成长在父权体系中带来的性别创伤，使女权主义常常被悲伤的政治笼罩。怨恨、愤怒、痛苦、忧郁，让我们难以求同存异，并肩前行。

但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也是一种分裂手段。“学习它们而不是被其摧毁，是我们政治成长的一个环节”。

费代里奇将答案指向资本主义，“在妇女运动中经常遇到的琐碎、极度和过度脆弱，往往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所造成的扭曲的一部分。”

女权内部争端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为何我们似乎对可能的盟友比对敌人更加严苛？澳洲学者Holly Lawford-Smith总结过几个原因，比较适用于本土情况的包括：

部落主义 (tribalism，在一个运动里面不同的派别跟团体之间出现对抗，人们通过攻击彰显对派别的忠诚和对ta人的警告）；

内化的厌女（父权的毒性渗透在我们所有人的行为和精神中，女权主义者也不例外）；

错位的愤怒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过往创伤（一些小事情可能因为长期的创伤和应激反应，急速升级为非此即彼的对抗，即使面对的并不是敌人）；

资源匮乏（她者派别被视为资源的竞争者）；

正义的狂热（即“谁最正确”之争，尤其在左翼运动中，大家因为对正义的执着，而更可能质疑意见相左的人的正义）。

《问题餐厅》

04.

我们能做些什么？

首先，是沟通差异。

不容异议并切断交流的态度在任何运动中都是破坏性巨大的。

包容多元本就是女权主义的根本原则，而抗争性和批判性也是女权主义的重要财富，这两者如何平衡，如何允许差异存在并取得共识，就是我们日常就可以进行，也需要加以训练的民主实践。

而在这个学习带着差异性共同追求进步的过程中，盟友可以重新成为我们的养料，而不是时时被诊断和评判的嫌疑人，这样我们或许也可以重新找回运动的疗愈性。

另外，女权主义当然不是人品的担保，其中投机主义者大有人在，而在我们实践差异共存的经验中，对于哪些人可以成为盟友也会培养出更好的判断力。

我们也需要警惕复制父权的思维和话语。

慕强、不利ta只利己、个人至上，这些有主流化倾向的“女权”话语其实是父权和新自由主义的合谋产物。

什么是真正的“女本位”？那必然不能只是父权的镜像翻转。我们对母系未来的想象不能由怨恨和反击驱动——还是那句话，我们不能全然被自己反对的东西定义。

女权运动，不是为了让女人成为男人，而是为了让女人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我们更需要了解历史。引用性别研究者王政的话：

“‘重新发明车轮毫无必要，在我们已有的基础上建造会有效更多。’……如果不了解历史，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前人的经验教训我们都无法借鉴。

更重要的是，瞭解历史可以使我们保持一颗平常心。对前人做过的事情越瞭解，自己就越不会自大，因为知道了有很多杰出的女权先辈在我们之前做过那么多了不起的事情。”

《阮玲玉》

总而言之，一个“孤儿”的成长过程肯定是艰难的，但是也必然有野蛮的生命力。我们所处的这个泛化和极化阶段，并不是一个蓬勃的“绿洲”阶段。

我们的议题已经不是如同95年开启的20年内的建设城邦、重塑秩序、扩展文明，而是回到了生存，尤其是个人的生存——

当女性意识到与父权的交涉必须贯穿自己的一生，而系统性变化的路径看似封锁，她们的失权感和焦虑愤怒只能转化为个人化方案，比如“做大女主”、“搞钱”、以及“不婚不育保平安”。

但是与此同时，或许我们在经历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女权主义对于女性如今有如此大的感召力，这正是因为新一代女性对性别压迫更为敏感，而且有条件反抗。

换句话说，我们看似重新回到了“生存”层面的斗争，是因为我们对“生存”的标准变高了。因为前几代人的努力让我们可以得到良好的教育和个人发展，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值得更好的处境，所以我们不再忍耐。

历史并没有结束，薪火相传也不会停摆，但当我们习得经验，我们才有可能传承，当我们掌握了妇女发展的连贯叙事，我们才可能看到前路在何方，并对明天继续抱有希望。

希望我们越过堵在眼前的争吵和撕裂，看到更长时间刻度上的前辈和姐妹，从而找到一些行动和学习的方向，从而真正的醒来。

来源：看理想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