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参考资料:中流砥柱挽狂澜,周恩来与林彪、江青集团搞乱国民经济的斗争纪实——党史博览;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党史博览;吴德回忆林彪事件——党史文汇;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37年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参考资料:中流砥柱挽狂澜,周恩来与林彪、江青集团搞乱国民经济的斗争纪实——党史博览;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党史博览;吴德回忆林彪事件——党史文汇;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37年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
林彪集团试图通过“和平过渡的办法”篡夺最高权力,将自己的势力推向顶峰。然而,这场精心策划的阴谋最终以失败告终,未能撼动中央的权威。
会后,林彪独自站在窗前,望着远处的山峦,吐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丘八斗不过秀才。”
这句话透露出他对文斗失利的无奈,也隐隐流露出对未来道路的重新考量。
几天后的8月27日晚,林彪与吴法宪私下交谈时,进一步袒露心迹:“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我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所谓的“武的”,直指依靠武力手段实现篡权的目的。
这番话如同暗流涌动,预示着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
事实上,林彪对武力手段的倚重并非一时兴起。
早在1969年2月16日,林彪就曾亲笔写信给周宇驰和刘沛丰,信中不仅感谢他们对林立果的帮助,还明确提及今后可让林立果单独行动。这封信看似平常,却为林立果日后成为核心执行者埋下了伏笔。
林彪深知,单凭政治斗争难以达到目的,必须依靠一支忠诚且有力的队伍,而林立果正是他选定的棋子。
到了1970年5月2日,林彪亲自接见了空军“调研小组”的一些主要成员。
这次接见并非简单的会面,而是林彪对军事力量直接掌控的体现。他在会场中仔细询问了空军的情况,目光扫过每一个成员,似乎在评估他们的忠诚与能力。这支队伍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林彪集团武装行动的中坚力量。
同年10月,以林立果为首的“联合舰队”正式成立。这个名字听起来颇具军事意味,实则是一支由林彪集团精心挑选的骨干队伍,成员包括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
他们并非普通的军人,而是被赋予了特殊使命的核心力量。林立果在成立仪式上明确表示,这支队伍将直接听命于他,而他们的目标,远不止表面上的“调研”。
在北戴河的一处隐秘别墅内,他们频繁开会,讨论如何利用空军资源,如何调动人员,甚至如何在关键时刻控制重要地点。这些会议往往在深夜进行,窗帘紧闭,门外有专人把守,显示出极高的保密性。
林彪虽未直接参与,却通过林立果和叶群时刻掌握进展。他偶尔会翻阅会议记录,圈出关键内容,显示出对细节的关注。
时间推移到1971年2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的一处僻静住所内展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密谋。房间内只有一张木桌,几把椅子,桌上摊开着地图和文件。
林彪坐在主位,手中拿着一支笔,不时在纸上勾画。叶群则在一旁低声与林立果交流,讨论如何将计划具体化。
这次密谋持续了数日,他们商讨的不仅是权力分配,更是如何通过武力手段清除障碍。
会后,林立果被派往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包括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等人,再次细化行动方案。
在上海的一处秘密据点内,他们围坐在一间狭小的会议室中,桌上堆满了军事地图和通讯设备。林立果语气坚定地布置任务,强调一切行动必须绝对保密,任何泄露都将带来毁灭性后果。
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每个人都清楚,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可能改变历史走向的计划。
这一阶段,林彪集团的野心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他们的目标不再是单纯的政治斗争,而是通过武力直接挑战中央权威。
从林彪的言辞到“联合舰队”的成立,再到苏州和上海的密谋,每一步都在为更大的行动铺路。
权力欲望如同一团烈火,在他们心中熊熊燃烧,而这场火究竟会烧向何方,尚无人知晓。
021971年3月21日,上海一处不起眼的民宅内,灯光昏暗,窗帘紧闭。林立果与“联合舰队”的核心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围坐在一张旧木桌旁,桌上摊开着一叠文件和地图。
空气中弥漫着烟草的气味,气氛压抑而紧张。林立果低声说道:“首长叫先搞个计划,‘571’即‘武装起义’的谐音。”这句话点明了他们的意图,也为接下来的行动定下了基调。
在林彪的授意下,由新野执笔,他们在3月21日至24日间完成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这份文件详细规划了行动目标与步骤,字里行间透露出孤注一掷的决心。
计划中提出了三种策略:
上策是“破釜沉舟”,通过奇袭等手段谋害毛泽东后,由林彪“接班”,夺取全国政权;
中策是在上海或广州形成封建割据,逼迫中央表态支持,形成对峙局面后再和平谈判;
下策则是逃往境外,北逃苏联或南逃香港。
他们对政变后的局势进行了预估,认为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成功夺权或割据,另一种则是“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正所谓“不成功便成仁”。
为了确保计划的可行性,林立果等人投入了大量精力准备细节。他们收集了航行资料,林立果甚至亲自前往深圳、沙头角等地,拍摄了大量地形照片,仔细察看了九龙的地形。
这些照片被整理成册,标注了关键地点和可能的撤退路线,显示出他们对下策逃亡的充分准备。
在上海的秘密据点内,成员们反复讨论如何调动空军资源,如何在关键时刻控制通讯和交通要道。每次会议后,文件都被锁进保险柜,钥匙由林立果亲自保管,任何无关人员不得靠近。
林彪虽未直接参与这些具体事务,但通过叶群和林立果的汇报,始终掌握着计划的进展。他偶尔会在汇报文件上批注几句,字迹潦草却透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时间推进到1971年9月初,局势骤然紧张。
9月5日至6日,林彪和叶群得知毛泽东南巡期间的谈话内容,涉及对林彪集团的警惕和批评。
这消息如同一记重锤,让他们陷入极度的不安。
9月6日,周宇驰紧急飞往北戴河,向林彪和叶群报告了毛泽东在南方的谈话内容。
据林立果后来透露,林彪听完后抱着周宇驰,声音哽咽地说:“我一家老小都交给你了,你要救救我们一家。”
这句话流露出林彪对局势失控的恐惧,也标志着他们决定不再观望,而是立即采取行动。
谋害毛泽东的计划被提上日程,成为他们孤注一掷的选择。
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成员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要求所有人进入最高戒备状态,随时准备执行任务。
命令下达后,成员们迅速行动,检查装备、确认通讯渠道,确保一切就绪。
次日,9月8日,林彪在北戴河的住所内,用红铅笔亲笔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
这简短的字句,实则是发动武装政变的直接指令。
据后来胡萍、江腾蛟、王飞等人的交代,林立果和周宇驰传达的命令内容包括“在上海地区动手”,意指谋害毛泽东,同时“北京由王飞负责指挥攻打钓鱼台”。尽管措辞含蓄,但实际意图已十分明确。
林立果在布置任务时多次强调:“这次是首长下决心要搞,亲自在抓,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先把B-52搞掉。”
这里的“B-52”正是对毛泽东的代称,显示出他们的目标直指最高领导。
手令下达后,林彪集团的行动进入白热化阶段。北戴河、上海、北京等地的人员频繁联络,通讯设备昼夜运转,各种指令通过加密渠道传递。
林立果亲自监督每一个环节,确保计划万无一失。
与此同时,中央内部的气氛也逐渐变得微妙,毛泽东南巡的谈话内容在高层中引发波澜,但林彪集团对此浑然不觉,只顾埋头推进他们的阴谋。
9月初的几天,北戴河的别墅区内车来车往,深夜的灯光从未熄灭,显示出他们已将一切赌注押在了这场行动上。
031971年9月11日晚,上海一处秘密据点内,气氛低沉。林立果接到消息,毛泽东已提前离开上海,北上返回北京。
这一消息如雷击般让林立果愣在原地,随即他痛哭流涕地说:“全完了,首长把生命都交给了我,我没有完成首长委托的重任,拿什么去向首长交代呢?”
谋害毛泽东的计划彻底落空。此前,从9月7日至11日,林立果与江腾蛟、王飞、周宇驰、李伟信、鲁琅等人先后6次精心策划行动方案,试图在上海动手,但由于时机、地点等条件的限制,这些方案均未能付诸实施。
失败的消息传开后,团队内部弥漫着绝望,原本周密的计划化为泡影。
面对这一局面,林立果与周宇驰迅速调整策略,决定启动《“571工程”纪要》中的“中策”,即南逃广州,试图另立中央,逼迫中央妥协。
9月12日下午4时半,周宇驰赶到西郊机场,向胡萍布置任务,要求调集6架飞机,准备飞往广州。
此前,周宇驰已安排胡萍为林彪准备了三叉戟256号专机和伊尔18飞机,计划于13日7时半,他先与周宇驰乘坐伊尔18飞往山海关,再换乘三叉戟256号专机,与林彪一同飞往广州。
胡萍不敢怠慢,立即按照指令安排飞机和人员,确保一切就绪。
当晚7时40分,林立果、刘沛丰等人登上三叉戟256号飞机,前往北戴河,8点15分飞机抵达山海关机场。
为掩盖真相,胡萍谎称专机256号为客机252号。
与此同时,在北京,周宇驰、于新野等人紧张策划次日南逃广州的细节,包括起飞时间、降落地点、随行人员名单及分工。他们还准备了枪支弹药,打算在必要时负隅顽抗。
晚上9点左右,林立果和刘沛丰赶到北戴河林彪住处96号楼。当时,大厅内正在为林立衡举行订婚仪式,播放着电影。
林立果对林立衡说:“祝贺你们!我马上到首长那里去。”
随即走向叶群的卧室,随后一同进入林彪的客厅。
据林立衡后来回忆,9月7日林立果曾向她透露过9月6日叶群逼林彪乘飞机逃往苏联的情况。她暗中派人偷听林立果与林彪、叶群的谈话,得知他们计划坐飞机逃跑,并有谋害毛泽东的意图。
晚10点多,林立衡在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陪同下,离开96号楼,前往58号楼,向八三四一部队在北戴河的负责人姜作寿、张宏报告:“叶群、林立果要把林彪弄走,打算往广州、香港跑,飞机已经停在山海关机场了,他们还要谋害毛主席,警卫部队一定要注意保卫好毛主席的安全。”
张宏立即电话向张耀祠汇报,张耀祠又迅速报告汪东兴,汪东兴随即告知周恩来。
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讨论四届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接到报告后,他命令北戴河八三四一部队密切关注情况,随时汇报。
同时,周恩来联系吴法宪询问飞机去山海关的情况,吴法宪不知情,转问胡萍,胡萍谎称是改装好的三叉戟飞机在试飞山海关。
周恩来察觉异常,指示飞机立即飞回北京,不准带任何人回来。
胡萍口头答应,却暗中通知周宇驰,让其告知林立果早做决定,并与山海关机场驾驶员潘景寅合谋,谎称发动机故障,无法飞回。
周恩来再次强调:“修好后,立即飞回北京,不许带任何人来京。”
周恩来进一步下令,256号专机必须由他、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共同下令才能飞行,试图封锁飞机。
然而,李作鹏在传达命令时,将其篡改为“四位首长中一人指示即可放飞”。
这一篡改给了林彪集团可乘之机。
消息传到北戴河,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认定内部出了问题,决定立即行动。
晚11点32分,叶群打电话给周恩来:“林彪要动一动。”
周恩来问:“坐火车还是乘飞机?”
叶群答:“乘飞机。”
周恩来追问是否调了飞机,叶群谎称:“还没调。”
周恩来已查清飞机在山海关机场,确认北戴河确有异动。
晚11点40分,叶群拉着警卫秘书李文普来到林彪处,林彪对李文普说:“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东西,等吴法宪的飞机到了就走。”
叶群在一旁催促:“我们可以先走,到机场休息室等吴法宪。”她还称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林立果也说:“快点吧!有人要来抓首长。”
李文普打电话通知部队时,林立果按住电话,阻止他告知任何人。
晚11点50分,林彪对公务员说:“马上去大连,不休息了。”
司机杨振刚将车开来,刘沛丰先上车,林立果坐第二排,叶群和林彪坐第三排,李文普坐司机旁第一排。
将近午夜12点,汽车离开96号楼。
途中,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林立果答说不远,很快就到,李文普这才意识到他们并非去大连,而是逃往苏联。
汽车经过58号楼时,警卫部队战士拦车,叶群喊道:“八三四一部队对首长不忠,冲!”
杨振刚按响喇叭加速冲过,过了挡车线约10米,李文普喊停车并跳下车,车内有人向他开枪,击伤左臂,李文普还击一枪。
警卫部队战士追赶,对汽车开了两枪,但汽车未关好车门,继续向山海关机场急驶。
13日零点2分,红旗轿车停在三叉戟飞机旁,林彪等人未等客梯,直接顺着驾驶舱吊梯爬上飞机。
机组人员未齐全,舱门未关,飞机于零时32分强行起飞。
八三四一部队副大队长带领7人提前赶往机场试图控制飞机,但被林彪轿车超过。
到达时,林彪、叶群正在登机,他们要求机场制止起飞,关闭灯光并鸣枪,但飞机仍在黑暗中滑行升空。
张宏副团长带领8辆车70多人追赶,到达时飞机已起飞,只得将未上机的机组人员和程洪珍等人交由机场看管,将林彪、叶群未带走的东西带回北戴河。
地面雷达追踪显示,飞机起初航向290度,指向北京、大同方向,后于零点46分改航向310度,朝蒙古西部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偏东飞行。
1点5分,飞机在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飞入蒙古境内,逐渐消失在雷达屏幕上。
1点52分至59分,周恩来代表中央下达全国禁航令,所有飞机不得起飞。
13日2点39分,256号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9人全部身亡。
坠机现场一片狼藉,机身破裂,燃油耗尽和通讯瘫痪导致迫降失败,机上人员被甩出机舱,草原上满是残骸。
041971年9月13日凌晨,人民大会堂内气氛压抑,周恩来接连收到北戴河警卫部队的紧急报告,得知林彪一行不顾阻拦强行起飞,途中开枪打伤警卫秘书李文普。
零时32分,256号飞机在黑暗中滑行升空,打破了夜的寂静。
周恩来迅速作出部署,通过电话要求汪东兴即刻前往毛泽东住处,命令李德生赶赴空军司令部掌控局面,又召来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杨德中,指示其以中央政治局秘书名义前往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指挥,并要求杨德中抵达后亲自回电。
吴法宪明白杨德中的真正任务是监视,此后接电话或传达命令时都刻意大声复述,确保每一句话都被听到。
安排妥当后,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赶往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汪东兴和张耀祠几乎同时到达。
为追踪飞机动向,周恩来下令开启华北地区所有雷达进行全程监视,并尝试与机上人员通话,告知他们可在任何机场降落,但256号飞机始终未回应地面呼叫。
雷达持续报告飞机的航向、时速和高度,显示其最初航向290度,指向北京、大同方向,试图混淆判断,后于零点46分改航向310度,朝蒙古西部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偏东飞行。
1点12分,吴法宪电话请示是否拦截,汪东兴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报告后,毛泽东平静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去吧。”
汪东兴随即回电吴法宪,不予拦截。
1点5分,飞机在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飞入蒙古境内,消失在雷达屏幕上。
然而,事件并未就此结束。
9月13日3点15分,沙河机场报告一架直升机起飞,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利用林彪“九八手令”骗走飞机,试图飞往乌兰。
毛泽东和周恩来果断命令空军拦截、迫降,绝不允许其飞出国境。几经周折,直升机于6点47分在怀柔县境内降落,驾驶员陈修文在搏斗中被周宇驰杀害,最终由副驾驶员操纵降落。落地后,周宇驰、于新野开枪自杀。
出于对毛泽东安全的考虑,周恩来坚持让他暂住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并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通报情况,研究处理办法。
14日中午,我驻蒙古使馆报告,256号飞机于13日2点39分坠毁于温都尔汗附近,林彪等9人全部身亡。周恩来第一时间作出外交指示,要求中国驻蒙古大使向蒙方致歉,说明此为中国民航飞机因意外误入蒙古领土,并提出将遇难人员尸体运回国内的请求。
蒙古方面当时未知机上人员身份,鉴于我方主动致歉,未予为难,但拒绝尸体运回,提议就地安葬。
周恩来考量国际局势,认为若因尸体问题与蒙古产生争执,可能引起苏联警觉,暴露事件核心信息,最终同意就地安葬。
安葬前,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赶赴坠机现场察看,拍摄大量照片留存证据。
现场反馈显示,尸体因坠毁后剧烈燃烧严重碳化,多数难以辨认,照片被迅速送回国内。周恩来安排人员在人民大会堂查看,叶群因长发特征依稀可辨,林立果因腰间两支手枪也能初步确认。
后续信息梳理揭示了林彪叛逃时的混乱情景。为林立果精心挑选的对象张宁未能随行,林彪的侍卫长坚决不愿叛逃,在车辆行驶途中跳车,疑似被枪击受伤。抵达机场后,林彪不顾程序,强行将空军一师师长、驾驶员潘景寅等人叫至飞机旁,催促登机。
场面混乱,林彪踩着驾驶舱小爬梯攀爬,帽子掉落在地,叶群在一旁喊着“快、快、快”,飞机起飞时机翼撞上加油车,最终在这种状态下强行升空。
最致命的疏漏是联络员未上机,导致通讯系统瘫痪,飞抵温都尔汗时机组人员迷失方向,无法找到乌兰巴托航线,燃油耗尽,被迫在草原迫降。
一侧机翼折断,失控冲出一千多米,机身破裂引发大火,人员被甩出机舱,现场满是残骸。
从9月12日下午5点,周总理去人民大会堂准备晚上的一个重要会议,晚上10点多,分管毛主席警卫工作的张耀祠向周总理报告:接到中办警卫局副局长张宏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说是据林彪女儿林豆豆揭发,叶群和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出逃,周总理立刻就中断了正在进行的会议;
9月13日凌晨,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终于起飞,方向是西北,并很快飞出国境在荧光屏上消失,此时周总理直接向各大军区下达了命令;
9月14日下午两点多钟,确定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这时忙碌了两天的周总理才吃了一顿安生饭,听说那天他还喝了点茅台酒;
从9月14日午夜,周总理开始向中央有关部门主要负责领导通报林彪事件,这次分批通报直到15日下午四点才结束。
整整三天三夜,已是73岁的周总理只睡了3个小时,加上沙发上的几次小憩,之后,周总理才回到西花厅。
根据纪登奎的回忆,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掩面而泣,以至于抽泣得肩头都在抖动。
当时,纪登奎和周恩来在一起,但是,周恩来似乎已经情难自已。
纪登奎说,他当时非常吃惊,试图劝慰周恩来,并说,林彪问题已经暴露,应该感到高兴之类的话语。
但是,周恩来并没有理会纪登奎的安慰,只是摆手道:“你不懂,你不懂。”
有人问纪登奎,总理当时为什么哭呢?
纪登奎没有回答。
很多人对周恩来掩面而泣的原因做出了猜测。
可以理解为是为我们党多灾多难而哭,也可以理解为林彪的悲惨命运而哭,还可以理解为,周恩来因为林彪的死想到了自己的伤心事,等等。
林彪在革命年代,曾与众多同志并肩作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过赫赫战功。他在长征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有着重要的表现,与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然而,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林彪却背离了党和人民,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1971年9月12日晚,林彪等人在得知阴谋败露后,慌忙乘飞机外逃。当得知林彪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后,周恩来总理曾通过空军调度指挥员直接向飞机呼叫:“林副主席,您无论在国内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然而,飞机上的机器虽开着,却拒不回答,继续北飞。毛主席在无奈之下表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林彪的叛逃,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极大的冲击。面对当时全国上下受到的严重冲击,再加上林彪的坠机,总理真的不知道要如何向全国党政军民交代。对于林彪的死,举国上下拍手称快,唯有总理这样的局中人才会有更加复杂的情愫。
当年,从家国大义的角度来看,九一三事件应该是最好的结局,可对于主席与总理来说,昔日最珍贵的战友、学生以如此方式离开人世,多少是让人有些惋惜的。
周恩来总理历经无数大风大浪,却因林彪的背叛而悲戚不已,这其中既有对同志走上歧途的痛心,也有对国家命运的担忧。
而毛泽东主席,更是对林彪的行为感到极度失望,这一事件对他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导致他大病一场。
林彪最终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他的叛逃和死亡,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段沉重的记忆。
来源:温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