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南京，曾有个下乡知青写了首《知青之歌》，他的名字叫任毅。这首歌一度流传全国，后来连苏联的广播电视台也在放这首歌。这下惊动了“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硬说此人煽动知青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将这首歌定性为“反动歌曲”，并且下令追查，将任毅处以死刑。

以真情牵动人心，一首《知青之歌》见证了3000万的人生！

（点击上面可以欣赏这首优美的歌曲)

在南京，曾有个下乡知青写了首《知青之歌》，他的名字叫任毅。这首歌一度流传全国，后来连苏联的广播电视台也在放这首歌。这下惊动了“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硬说此人煽动知青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将这首歌定性为“反动歌曲”，并且下令追查，将任毅处以死刑。

这首歌内容上只是表达了当时年轻人的内心激情和燃烧着的一种青春火焰。

革委会将此案卷全部批示完后，最后上报到父亲那里，只待父亲一签字，任毅就死定了。

那天，父亲把案卷看了又看，让管政法的干部到他办公室，生气地对他们说：“一个知青娃子，十八九岁，又没有什么前科，怎么能说杀就杀？！”

父亲批示：“该人年轻，个人历史简单、清白，当无死罪。”

父亲大笔一挥，指示将任毅教育释放。这件事，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几乎是一个奇迹。

但父亲的这种正义之举可把江青、张春桥给得罪了。有一次，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和父亲发生了冲突，他还把此事提出来，以此为证，说父亲包庇“反革命”。

当时，革委会里很多人都不理解，说任毅是江青和张春桥他们钦点的要犯，父亲完全没有必要为一介草民去得罪权力已达到顶峰的“四人帮”啊。当时，甚至连侥幸活下来的任毅也不理解，不相信这个奇迹竟然发生了。

但我了解，父亲骨子里有军人强烈的正义感和勇气，他一贯不畏权贵，关爱那些善良和弱小的百姓。他做这件事完全不在意自己的安危，只是出于对国家、对人民的爱，以及对“四人帮”的不满。

最令我感动的是父亲去世前的几个月。一天，他对我说，要去南京艺新丝织厂看看。

我诧异地问：“你身体这么不好，干嘛还要出门，就为看一个厂子？”

父亲说：“过去我从‘四人帮’枪口下救了一个知青娃子，我记着，他好像是那个厂子的人，我想去看看。”

我为此感动和惊讶：父亲已经命悬一线，竟然还牵挂着一个普通百姓。要知道，父亲这辈子救过的人不知多少啊！

我问父亲：“那个知青知道你要去吗？”

父亲微笑：“不知道。我去了，他也不一定认识我。”

任毅的《知青之歌》歌词、歌谱

我与任毅合影

那天，我陪父亲去了那个厂子。厂里领导对父亲的突然到来显得不知所措，还有几分慌乱。我明白，他们诧异的是：这等大人物突然来干什么？为何没接到任何通知啊？

当时的副厂长胡居良接待了父亲。在参观展品陈列室时，父亲看到那琳琅满目的产品，连声说：“好看，好看！”父亲尤其对一种图案是花瓶的挂毯看了很久，看样子很喜欢。

在一旁的销售科的干部说：“许司令，你喜欢这花瓶毯吗？我们送给你！”

父亲立刻拒绝：“不行，不行，那是犯错误。”

那天任毅正好出差去了。父亲在厂里参观了将近一个小时后，没见到他。父亲在大家的劝说搀扶下，最终坐车离开了工厂。

在回去的路上，父亲在车中自言自语地说：“他不在厂里，他不在啊，也不知他过得好不好……”

我当时极力克制着自己，才没有让眼泪流下来。父亲生命时光所剩无几，他还在关注那个当年被他从枪口下救出的“知青娃子”。

父亲去世后，任毅分别于1987年、1994年和2009年去为父亲上坟，寄托他的哀思，感谢父亲的救命之恩。在2010年清明节，江苏各界知青组织了“许世友故乡行”活动，任毅也是组织者之一。开始是自愿报名，后来因为人数太多就确定了200人。

三辆大客车一直从南京开到了父亲的故乡。到县里一看里程表，竟有530公里。在这些老知青祭拜父亲的那天，天气异常阴沉，灰蒙蒙的天空上没有一丝阳光。

当任毅他们拉出横幅，在祭台上为父亲倒满茅台酒时，奇怪的现象出现了：那阴沉许久的天空突然放晴，一缕缕阳光从厚厚的云层里透出！顿时，高高的大别山，不远处的许世友故居，以及故居前面的墓地，全部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中！连陪同他们的馆长也惊呼道：“奇了怪了！”

在这灿烂的阳光下，任毅他们举行了拜谒仪式，并在墓前展示了那首《知青之歌》。祭奠与叩拜完毕，老知青们将歌纸焚烧，献给九泉之下的父亲。当他们的祭奠活动结束后，刚才灿烂的阳光又再度收敛于厚厚的云层中……

当后来任毅把这个故事告诉我时，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受，我并不迷信，但我坚信天道人心。我想，或许是父亲看到这么多的知青来看他，高兴了，拜托上苍之力表示谢谢吧。

清查“五一六”

1969年9月下旬的一天黄昏，父亲正在院子里散步，李文卿办公室一号台保密电话铃响了。北京找父亲讲话，李文卿赶紧请父亲来接。

父亲接完电话，告诉李文卿，有重要客人来南京，让他速去中山陵五号，并告诉饭店领导，打开一号楼的门窗通风。

毛主席的专列直接开抵军区指挥所坑道口。珍宝岛事件后，军区修了这条专用线。

父亲上车去见毛主席，李文卿陪同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副参谋长去看房子。看过房子后，说房子靠后山太近，潮气重，门窗长期关着，霉味很大。其他条件还算满意。

中山陵五号不宜下榻，毛主席在专列上住了两天。

毛主席的一日三餐都在车上吃，伙食很简单，但得有辣椒，主席还爱喝一点儿鲫鱼汤。父亲知道了，自己去池塘撒网打了七八斤小鲫鱼，趁着鲜活用铁桶送到专列上。

新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当然是要参观的。父亲陪着毛主席乘车从大桥南头转到北头、从桥上转到桥下，仔细看了一遍。晚上再来看夜景时，毛主席下车走了一段，边走边赞扬，还吟诵了他的著名词章《水调歌头·游泳》。

为了安全，整个过程实施了戒严，但大桥上又不能没有人，军区便组织机关干部和家属上桥看夜景。人们正纳闷为什么突然搞这个活动，一看见毛主席，莫不喜出望外，欢呼声响彻夜空，大家都纷纷往桥上奔去。警卫人员担心出事，但又不好制止。

送走了毛主席，父亲才感觉有点儿累，一天没外出，也没有开会。

“文革”中波及全国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实际上是一场随意制造的阶级斗争，很多干部和群众无辜获罪，枉受牵连。所谓“五一六”运动，原指北京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极“左”小团体。他们打着贯彻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反动传单和标语，恶毒攻击周总理。北京广大群众对他们的恶行极为愤慨，纷纷自发予以反击。没多久，这个组织就被清查出来，为首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上得以解决。

可是两个阴谋团伙接过清查“五一六”的口号，同时提出：阶级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绝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这实际上是促使人们去抓更多的“五一六”，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种种原因搅和在一起，竟然引爆了一场迅速推向全国的大规模运动。

“五一六”的罪状之一是矛头对准军队。因此，江苏省的清查开始只抓了“好派”头头，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反军”的。后来“屁派”头头也被抓了，因为他们搞过打砸抢。随着“深挖”，支持这一派、倾向那一派的军地两方领导干部也陷了进去。

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造成了一种怪异的气氛。有的单位几乎人人争着上台“坦白交代”，唯恐落后被怀疑或者被别人供出来，觉得只有自己承认是“五一六”分子才有安全感。个别人上台“坦白交代”时显然是在表演，却还受到了鼓励和表扬。既然是个“秘密团体”，光给自己戴帽不行，还必须举报“同党”才能“立功”。于是你咬我、我扯他，一批批、一串串，一些专案负责人也被咬上，昨天还在抓清查，今天就靠边受审查。

有个省级干部被押送中央专案组前，省里管清查的领导找他谈话说：“你交代了那么多人，你要负责任。”

他说：“我小孩七八个，当然要负责任。”

一到北京，马上翻供改口，说自己不是“五一六”分子。问他为什么讲假话，还咬别人？他说，逼供信那么厉害，我不得不讲假话。

逼供信造成的恶果，父亲起初一无所知。那天他去中山陵林业学校，有人对他讲，他们单位90%以上的人都是“五一六”分子。

父亲一听就火了：“胡来！毛主席说90%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哪有那么多的‘五一六’？‘五一六’只是极少数。我看抓‘五一六’的人就是‘五一六’！”

省革委会副主任蒋科在盐城了解情况后，回来向他汇报，说盐城不少单位清出的“五一六”分子占总人数的40%。

父亲说：“这不是扩大化吗？”

事态发展显然有问题。

江苏省军区司令赵俊早已“靠边”，现在又被咬上了“五一六”。

赵俊是红四方面军的老人，20世纪30年代从安徽六安加入红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父亲对他很熟悉。父亲很想让他讲出原因后关照他，告发他是“五一六”的人主动要求和他当面对质。胡咬乱供使这些老同志无辜受牵连，父亲的心情也很矛盾。这些人跳不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窠臼，可这些老同志实在没有问题可以交代，又不肯违心招供，父亲的一厢情愿碰上了一个接一个的“顽固不化”，弄得他越发恼火。

后来几位军区领导对他说：“你还不了解赵俊吗？他从小当红军，再说前一段他一直在农场，怎么能参加‘五一六’呢？”

父亲认为有道理，说：“不是就不要再审了。”

这次清查对江苏广大军民来说，无疑是一场无中生有的飞来横祸。

在后来的“批林整风”运动中，负责“五一六”专案的吴大胜也挨整了。他检讨说：“靠少数人、神秘化，扩大了打击面。对过头的审查方式没有严格对待，出现了严重的违法行为没有制止……”

限于当时的条件，他的检讨不可能讲透清查“五一六”的真正教训之所在。

要从父亲身上找原因的话，曾与李文卿和几个熟悉他的老部下谈过，他们认为：

一是父亲决心用这次机会来证明自己并非“木匠斧子一面砍”。如果没有这种情绪的积压与爆发，父亲的头脑肯定会冷静得多，起码可以避免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失误。

二是未能做到“兼听则明”。

有关“五一六”的材料一律保密，都是由负责“清查”工作的吴大胜直接呈报。吴大胜是老红军，厚道、正派，但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经历单一，兼管政法这副担子对他已超负荷。省里政法组长赵洪从事政法、保卫工作多年，很有经验，他看出这样搞下去有问题，多次指出送许司令阅批的材料务必慎重，务求准确。

讲了几次不见效，赵洪找李文卿说：“送许司令看的材料，凡是我没签字的，不管今后出了什么问题，我概不负责。”

李文卿很担心，对吴大胜讲：“这样搞危险啊！再抓该抓到你了！”

吴大胜说：“开什么玩笑。”

李文卿说：“不信你问你的审查对象，我是不是‘五一六’？肯定是！”

三是对造反派头头的深度失望。

“三结合”后，父亲对某些造反组织头头曾尝试过团结和教育，并有所侧重。但各派组织头头，在反动思潮的影响下，从各自的派性地位出发，争权夺利，制造武斗，言而无信，出尔反尔。

父亲当面痛斥他们：“上头举旗子，下面捅刀子。”

四是对全省发展局势的失控。

有些人利用父亲的失误，以抓“五一六”分子为名，别有用心，乘机整垮自己的上级、下级或对手，导致了严重的扩大化。

父亲作为军地两方的一把手，当然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他听信错误的汇报，做出错误的决策。打过几十年仗的父亲面对一个几乎是完全陌生的“战场”，面对从未经历过的变化多端的局势和错综复杂的矛盾，既要对国家、对军队、对人民负责，又因为“左”的影响和两个阴谋集团的干扰破坏，在许多时候常常身不由己、意不遂心。他素有的智慧、果断与胆识要想一如既往地发挥出来，必须要有超乎寻常的坚定信念、高度的智慧与应变能力。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极“左”思潮猖獗、个人崇拜浓厚的条件下，人们缺乏应有的分辨力。

父亲晚年回到南京居住，常常情不自禁地谈起这段往事，同时也感到很内疚。他听说有些老将军、老干部对“五一六”当时的做法有意见，有的还骂了娘，认为不打招呼、不表态是说不过去的。

在当时的南京军区司令聂凤智的大力斡旋下，“客人”经过三请四邀，总算到齐了。那天在中山陵十一号宴请，父亲到场时看到有些老干部脸上很不自在的表情，心里也很内疚。

父亲在酒过三巡之后切入主题：“‘文革’中你们很多人被打倒了，我是打而未倒，打倒的肯定受迫害，没倒的肯定犯错误。马克思说过，不犯错误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没有出生的，一种是已经死了的。你们受了迫害，有意见赶快提，再不提我快进棺材了。”

据参加这次宴请的赵俊将军回忆：“那天，我们都没说什么，看见许司令内疚而诚恳敬酒的样子，本来想说的话也觉得没有必要了，那天只想喝酒。那次的酒喝得真多……”

父亲去世后，在告别仪式那天，我站在那里，想起父亲这些年在政治上受的煎熬，真是哀莫大于心死，竟然一滴眼泪都没有。据说很多亲戚朋友都在骂我，说父亲生前最喜欢的竟是这么一个不孝之人，连眼泪都没有。

父亲的那些老部下、老将军们几乎都来了，有的走路不方便还要人搀扶着来，这些老将军、老部下中的许多人曾被“五一六”牵连乃至吃了苦头，他们还是都来了，向父亲来做最后的告别。

我在他们脸上看到了发自内心的哀悼和宽容，我感动了，真的感动了……

来源：大肥肥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