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上大学时候，读作家孙犁八十年代初的散文《谈妒》，其中的一句深深地击中了我的敏感点。这句话如此：“嫉妒心理的一个特征是：它的强弱与引之发生的物象的距离，成为正比。”
我上大学时候，读作家孙犁八十年代初的散文《谈妒》，其中的一句深深地击中了我的敏感点。这句话如此：“嫉妒心理的一个特征是：它的强弱与引之发生的物象的距离，成为正比。”
孙犁的文章千把字，论古说今，从内到外，洋洋洒洒却简明扼要，妒忌与人际距离关系的说明，再显浅明了不过。
从小到大，从少到老，在我的圈子中，这种人与人之间微妙关系的活证，实在太多。而且，有我妒人，更有人妒我，可说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人性吧。孙犁的贡献，在于他把妒忌的产生和发生的物象关系挑明了。比如说，小时候看到一个其他班的同学乒乓球打得比我好，我不妒，甚至膜拜，奉为偶像，可是我却受不了母亲称赞邻居的小朋友，也就是和我从小玩到大的陈基——我们叫他牛基——认为他的姿势比我漂亮。于是在街上摆上一块床板，架起砖头做球网，三盘两胜，硬是赢了他，然后回家向母亲告捷。虽然母亲已经忘了她说过什么，但我的潜台词不言自明。
甚至长大后，我作为海幢乒乓球代表队一员，他是宝岗队的主力，经常在街际赛碰面，我都要力争战胜他，海珠区曾出现“二龙文化站黄锦鸿醉打陈基”的笑谈。
所以，妒这玩意，最初发生在距离最近的人之间。
但是，这玩意可促成良性竞争，比如说同学之间的妒。当我后来作为文学青年写出了一些名堂，引起个别同学的妒，于是他们也奋起挥笔，良性循环，希望能拿出佳作。但也有些来自其他友人圈子的妒，干妒，莫名的妒，几十年之后仍妒，但这也不伤大雅。略举一例，当年在文艺宣传队游戏，有一次奔赴水乡演出途中我为解闷在航船中讲笑话，逗得一众女孩子捧腹。这时一位男性乐手插话：“黄锦鸿说的一点都不好笑，我要的说比他好笑得多。”女孩们静默了，但他也始终没说，因为他不擅说笑，却印证了孙犁的距离说。
不过，妒也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比如说，我妹妹就是因为亲属之间的妒，改变了她人生的轨迹。
我的妹妹是1965年就奔赴海南岛割橡胶的，那时海南岛农场还没有称为生产建设兵团，那年她不足15岁。
当然，她是自愿去的，她愿意自食其力。虽然母亲极不同意她尚未成年就离开我们这个家庭，但是，在那个年代，法制既不健全，迹近文盲不懂政策的父母，终究抵挡不住双管齐下的流言蜚语与甜言蜜语，压力并存的环境氛围和家族博弈，不得不同意这个任性的养女，和一帮年纪稍长的同伴，一起欢天喜地奔赴祖国的宝岛，在当时称为儋县临高的一个农场安家落户十多年，为革命贡献了她的豆蔻年华。
但是这一段的经历，让她对海南岛产生了恶感，达到闻海南色变的程度。2024年，应在海南岛的亲人，叔公的儿子的邀请，到海南一游的时候，她说什么也不愿前往，说不愿再看到那个鬼地方，尽管今天的临高面貌和全国各地农村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个地区甚至可能成了旅游景点。她不像无数的海南知青，多年后怀一颗驿动的心，回到当年洒过汗水甚至有过不堪回首的往事的地方，把手指比成个V，来张还我青春的合照。
妹妹当年为什么这么小的年纪就奔赴海岛呢？
我先前曾写过，当我7岁的时候，添了一个妹妹，家里给她一个名字，黄丽容。
那时我们还住在堑口铺子的楼上。记得妹妹来家中的那天，我高兴地牵着只比我小一岁的她的手出门。小伙伴问：这是谁？我自豪地回答：我的妹妹。
即使不是妹妹，她也是我家的亲戚，是我亲姨妈的亲孙女，姓郑，叫丽钧。姨妈的女儿因病去世了，女婿家里人口多，也要离开广州到外地工作，把女儿甩给了岳母。姨妈找老妹商量——当时母亲家族中就我家的生活环境最好——央求她收下这个可怜的小不点。
父亲和母亲都没说什么，就爽快答应了，但是一定要办好手续过继，改姓黄，跟我父亲的姓，名字保留一个丽字，也对得起她的亲生父母了。
收养文件叫送养子女保证书，上面写着，送养的理由是祖籍恩平的郑先生的境遇如此这般云云，而我父亲则是因为没有女儿。养父母每月的收入共为100多元，这在当时可说是高收入了。五十年代初期，购买同丰里17号也只是用了折合为新人民币500多元。妹妹来到我家的时候，家里丰衣足食，生活也算小康。
于是，郑丽钧就成了黄丽容，断断续续相依为命几十年。
但是，我再也没有见姓郑的先生，也不知道妹妹后来有没有见过她的父亲和其他血亲。
至今，我还保存着当年的送养文件。那时代的政府文件也着实简陋，但要有双方的亲笔签名和盖章，极具法律效力。
妹妹也7岁了，要上学，最初报读同福路的一间小学，可是她很不争气，一年级就留级，于是，只能转到堑口附近宝贝里的民办小学“海幢一小”，继续她的学业。
妹妹毕竟衣食无忧地过了几年。随着社会风云的变化，家中的生活艰难起来，没有工作的母亲在家中养了几十只鸡，作为地下收入的补充。养鸡要成本，母亲除了购买少量米糠作为鸡只的美食，天天的厨余就是最好的鸡食。
母亲发现南华中路的那家门口警卫颇为森严的大米加工厂“米机”，常常有大货车运送经过加工的大米，出出入入，大米有些许散落路上，附近几家人的孩子都在那里“扫米”。那是很精彩的一幕，待一辆大货车开走后，各家的娃就在那里施展才能，母亲就让妹妹也加入“扫米”的大军中，与其他的娃一决高下。
后来，米机旁边的一家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也有一些食用“油渣”散落，那里也开辟了另外一个战场。
这些都是鸡只营养丰富的食品，比厨余更好。
我没有进入“扫米”的大军中，因我其时在小学颇为春风得意，又演戏又当班干，是个乖孩子好学生，回家就安心做功课。
可是，母亲对子女教育完全没有概念，放任自流，并没有注意，让妹妹去“扫米”让其更加无心向学了，甚至母亲也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她的思维逻辑可能是：能读书就读书，不能读书就要干活，我自己不也没有读过书吗？大字也不识一个，不也能赚了两间房子一头家？
而且，当妹妹战利品甚少回来时候，母亲就不高兴，说谁家谁家的仔女怎么扫得那么多，你是不是到什么地方玩去了？
有一次，母亲恼了，罚她不许吃饭，让她站在一旁看着。这对一个小女孩是严重的心灵伤害。
我们吃完饭，妹妹却跑了，但不久就回来。当时尚在家中的保姆给她留了点饭菜，要端出来，她负气地说，吃过了。家中明白，她跑回她的外祖母，也就是母亲的姐姐，我的姨妈家中吃了。姨妈住不远，就在堑口南的一条叫做银龙里的小巷。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两三回吧。可最后的一次，姨妈带着出走的妹妹到家里来，还带着一位现在称为“帽子叔叔”的民警，兴师问罪来了。
这位民警其时有点名气，他的大头照曾经出现在文化公园最重要的展馆，就是现在的“十三行博物馆”中，据说是广州市优秀民警，姓陈，姑隐其名。母亲叫他陈同志。
陈同志在前，街坊组长在旁，妹妹在后，站在门边；姨妈躲在门外，一直没有吱声，只偶尔露出半个花白脑袋。
现场都是陈同志发言，发挥专区民警对每家每户历史和现状的超强记忆，历陈母亲罪状，从母亲解放前替伪警察“收规”（收保护费）开始，到解放初期违法出租麻将牌，到后来的投机倒把，到现在的虐待养女等等。倒是没有涉及父亲，也许父亲有工作单位，不归街道民警管，但陈同志慷慨激昂的陈词，已把气氛蹦得紧紧的。
最后，陈同志话锋一转，称现在已经是新社会，不是你开店剥削的旧社会，不再允许你胡作非为，不能虐待养女，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说完，斩钉截铁一挥手，一个说话算话的完美亮相，走了。
母亲其时唯唯诺诺，送走了陈同志，群众的眼睛——那时群众前面没有“朝阳”这个修饰词，但都知道是什么玩意——那个街坊组长尾随其后，门外的吃瓜群众也散去了。我的姨妈、也就是妹妹的外祖母，母亲的亲姐姐，只是在陈同志教训母亲期间不断颔首，也马上不见了踪影。惊魂未定的妹妹，有点不知所措，她可能以为民警来要把母亲带走关“黑房”。
我的保姆悄悄对妹妹说：阿姑（妹妹跟我叫母亲为“阿姑”）吓吓你，跑什么跑？乖，回房睡觉。算是平息了这场风波。
一场吓唬孩子的家庭风波，上升到社会斗争的高度。
此后，妹妹再也没有跑，母亲也不让她去扫米，相安无事。但是，因为生存，母亲还是得不停地“投机倒把”，挑担外出售卖熟番薯熟木薯的时候，因为有个炉子，而且母亲要掌秤，总得有人跟着，妹妹也乐于跟着母亲一起“投机倒把”。
也许就是在这“投机倒把”的过程中，母亲的生存技巧在实践中潜移默化了妹妹，但也许促成妹妹更无心向学，一心只想着如何快点长大，找一份工作赚钱。
到了1965年，可怜的妹妹，快15岁了还只是念小学，她在那民办小学中也留了好几回级。
这一年，海南岛有农场到广州招工——这是当时的称呼，有别于后来的上山下乡——
家里不知道，可是妹妹却知道了，并且已经到街道和招工的人见了面，神往着海边夕阳椰林摇曳的祖国宝岛秀丽风光，知道了包吃包住三餐之外还有工资的这个割胶工的美好职业。
后来，据说招工消息就是她婆婆告诉她的，而且她婆婆也一直怂恿她报名。
那时南华中路有家比较高档的理发店叫南半岛，在海幢公园斜斜的对面，门口一面墙上就有大幅的油画，是海南岛的绮丽风光。这幅图画，也成了来招工农场最好的广告。
当时的海南岛农场生活怎么一种状况，家中一无所知，而海南岛最大的城市海口，父亲只是从他叔叔口中略知一二，远没有广州发达，“搵食”不易。但是，花言巧语和潜在压力，让妹妹和母亲都无法招架，于是，15岁的妹妹，就自愿报名，到美丽的宝岛割橡胶了。同去的，其中有后来和她一起偷渡香港的附近街坊若干少男少女，实话说，他们欢天喜地而去，寻找他们当时的诗与远方。
那时，我刚刚进入第二轻工业学校中专，为一种新的生活兴奋着。有一天回家，母亲失魂落魄，神色黯然，有点老泪纵横的样子，口中念念有词：“你都不要那么衰，一世都在害我！当初说送给我做女儿，养大了又拐走她，拆散我们，无阴功！”
“无阴功”，是广州市民社会一句诅咒他人的常用语。
父亲告诉我，妹妹早上走了，是从洲头咀码头坐轮船走的，很高兴。母亲没有去送，父亲给了妹妹一个海口的地址，是他叔叔、也就是我叔公的，有什么事也好照应一下。
母亲诅咒的人，就是她的亲姐姐，妹妹的外祖母。
过了若干年，我才知道陈同志所说的“收规”一事，是当时伪警察要收街市小商贩们的保护费，堑口北第一家的陈九记（陈基父亲）代收了一阵子，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愿继续代收，才落到铺子在第二家的母亲身上。这后来却成了母亲的历史污点，被拿捏了好一段时间。
又过了若干年，我才知道，母亲家族中，她只和哥哥往来，其他姐妹从来没有交往，这是从小就产生的芥蒂。母亲后来说，当年过南洋当婢女，也是两个姐姐作祟，抓住外祖父不喜欢母亲的心理，一致认定让母亲去。于是，才8岁的母亲不得不背井离乡漂洋过海。
及后，母亲靠拾烟蒂起家，逐渐打造了两家铺子，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置业买铺，这难免不引来丈夫只是个挣一份饿不倒也吃不饱钱的理发匠，一家人挤在狭小平房中的姨妈的妒忌。
妹妹去了海南，发现那里环境之恶劣，工作之繁重，生活之艰苦，绝非招工者说的那么美妙，艰辛程度甚至远超想象。不得不写信向家中求救，希望我们定期寄些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给她。我记得，当时最多寄的是面饼，然后是凝固了的猪油，还有牙膏、肥皂等。
她又和在海口的叔公联系上，她所在的儋县，离开海口不算太远，因此，也能得到叔公的帮助。
除了物质的匮乏，还有精神的折磨，妹妹欲哭无泪。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喇叭播送着红歌，但是妹妹心中却流淌着另外的旋律。
文化大革命期间，她第一次回来探亲，回的就是我们家。
此后，好像她再也没有和她的婆婆（外祖母）见面，和那个造成她一生苦痛回忆的至亲一刀两断，哪怕婚后，哪怕已经定居香港。
孙犁的《说妒》写道：据弗洛伊德学派分析，嫉妒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人人都具有的，从儿童那里也可以看到的。这当然是一种缺陷心理，是由于羡慕一种较高的生活，想获得一种较好的地位，或是想得到一种较贵重的东西产生的。自己不能得到心理的补偿，发现身边的人，或站在同等位置的人先得到了，就会产生嫉妒。
按照达尔文的生物学说以及遗传学说，这种心理，本来是不足奇怪，也无可厚非的。这是生物界长期在优胜劣败、物竞天择这一规律下生存演变，自然形成的，不分圣贤愚劣，人人都有份的一种本能。
文章接着说：当然，这并不是一种可贵的心理，也不是不能克服的。人类社会的教育设施、道德准则，都是为了克服人的固有的缺陷，包括心理的缺陷，才建立起来并逐渐完善的。
嫉妒心理的一个特征是：它的强弱与引之发生的物象的距离，成为正比。就是说，一个人发生妒心，常常是由于只看到了近处，比如家庭之间、闺阁之内、邻居朋友之间，地位相同，或是处境相同，一旦别人较之上升，他就发生了嫉妒。
如果，他增加了文化知识，把眼界放开了，或是他经历了更多的社会磨炼，他的妒心，就会得到相应的减少与克服。
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对这种心理，是排斥的，是认为不光彩的。这样有时也会使这种心理，变得更阴暗，发展为阴狠毒辣，驱使人去犯罪，造成不幸的事件。如果当事人的地位高，把这种心理加上伪装，其造成的不幸局面，就会更大，影响的人，也就会更多。
那双雪亮的眼睛呢？
“雪亮的眼睛”指的就是当年跟着陈同志到我家，看着陈同志义正词严地把家庭小矛盾演绎到社会斗争高度的居民委员会的组长，住在同丰里13号天台的五婶——那是母亲辈当面对她的尊称，背后称之为“组长婆”。她作为“雪亮的眼睛”一直监视街中众人的一举一动，可是，当“物换星移几度秋”的时刻，社会氛围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人人开心赚钱的季节，她却没有享受“闲云潭影日悠悠”的兴致，一头扎进珠江河，令街坊中诸人，禁不住叹息一声，“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至今老街坊中没有人弄得明白，她究竟为了什么自绝于人世。有街坊说是老夫老妻怄气，被五叔骂了几句，但我忘不了那段时间，她多次闯入我家，抚摸着妹妹和妹夫堂堂正正从香港带回来的彩色电视机和三洋牌立体声收录机，询问着价钱，那双眼睛在舶来品面前重新变得雪亮的那些瞬间，因此认定是一种因妒而产生的心理失衡，也更加信奉孙犁的“距离说”了。但，也许多种因素所致。
其实，她也活得挺艰难的，好歹街坊一场，愿她安息吧！
但是，必须警惕这种妒忌心理的极端化，这种妒发作起来，有时要命。孙犁分析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部分也源于高层的妒。
因此，我很早就推崇鲁迅发明的关于“横站“的说法。作为一个斗士，鲁迅在1934年12月18日致忘年交的友人杨霁云信中说，“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这就是提防来自同一战线近距离的攻击，这些场景，我这把年纪已经多次见识和领略过了，无论从中国到荷兰，从作为小干部、教师、作家到媒体人！
再次呼吁，各位广州海珠区南华中路海幢街堑口同丰里乃至散落在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街坊好友，如有谬误，敬请指正，微信见！（黄锦鸿，写于2025年9月2日）
来源：一网荷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