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些考生，均是“过五关、斩六将”来参加的殿试。他们不知道的是，延续了千余年的科举考试，就这样走到了尽头......

1904年7月4日，大清王朝迎来了甲辰科的殿试，此次考试，共有273名考生。

这些考生，均是“过五关、斩六将”来参加的殿试。他们不知道的是，延续了千余年的科举考试，就这样走到了尽头......

在这场科举考试中，取得甲辰科中一甲第三名的是广东举子商衍鎏。据这位末代“探花”回忆，当年的殿试时，考生是需要自带桌椅的。

这到底的怎么回事？

在那个年代，多数学子的目标十分明确——“学而优则仕”。即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商衍鎏（liú）也不例外。

商氏家族十代从军，驻防广州的八旗部队有数万人。随着晚清时期朝廷拨款的锐减，商氏家族也不得不走上了“从文弃武”的道路。

商衍鎏自幼学习写作八股文、诗、赋、策、论等，在他的传统观念里，“科举”才是“正途”。

然而，科举之路并非易事。清代科举的录取率远低于现代北大清华的本科录取率。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而且，对于商衍鎏来说，有一个更为棘手的难题，那就是路程。要知道，会试是在京城举行的，意味着各地学子都必须长途跋涉，前往京城应试。

对于商衍鎏这个广东考生来说，无疑是一大难题。从广东到北京，最快需要70天左右，最慢则需3个月。

清代规定，考生必须要在阴历三月九号之前报到。满打满算，商衍鎏等一众广东学子必须要在春节前后出发。

1904年7月4日，大清王朝迎来了甲辰科的殿试，此次考试，共有273名考生。

这些考生，均是“过五关、斩六将”，通过了童试、乡试、会试，得到了“贡士”的身份。

当时，贡士考完都是进士，没有什么落榜之说，只不过是按名次划分。一甲前三名，将会在这最后一关中选拔而出。

据商衍鎏回忆，当他在进入到保和殿答题时，他发现皇帝并没有到场，龙椅是空的；而且，绝大多数考生都会自带桌椅、藤筐。

这是为何？原来，殿试所用的考试桌子极为矮小，高度仅有一尺左右。也就是说，考生需要盘着腿弯着腰来写文章。

一般情况下，殿试的考试从清晨开始，到傍晚结束，时长为一整天。别说是一整天了，就是盘腿坐几个小时都会感到酸麻。

因此，考生们会自带考试的桌椅。考生自带的桌子就跟现在的折叠桌子差不多，桌面是一块薄薄的木板，背面有四条铁条口，拉伸开就是桌腿。

桌子是有了，那椅子呢？椅子就是考生自带的藤筐。那藤筐中装着布箱，里面都是考生需要用到的考试物品，正好可以充当椅子使用。

最终的结果是，刘春霖为状元，朱汝珍为榜眼，商衍鎏为探花。

此时的科举骄子们还不知道，在晚清飘摇的大时代里，他们“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已不再平坦......

1905年9月2日，科举考试这一延续了千余年的制度终于走到了尽头。新科进士们，变成了“末代进士”，而商衍鎏也成为了“末代”探花。

1906年，随着朝廷新政的推行，学制得到了改革，公派留学的机会也应运而生。商衍鎏有幸成为了第一批公派留学生，东渡日本，就读日本法政大学。

他与众多杰出人物同窗，其中包括“民国第一完人”谭延闿、“民盟先贤”沈钧儒等。

抵达日本后，商衍鎏眼界大开，他不断汲取着新的事物，经济、宪法、外交史等都一一研习涉猎。

在此期间，他还去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等一众革命人士的演说。而他的思想，也渐渐从过去的四书五经中脱离出来，焕发新生。

学成归来后，商衍鎏先后担任协办院理、国史馆编修等。他的政治思想十分开明，向清廷提出了许多改革建议，但均未被采纳。

正当他满怀热情地为清廷效力时，武昌起义的枪声摧毁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帝制。随着溥仪的退位，大清王朝也就此宣告终结。

此时的商衍鎏，也沦为了“前朝遗老”。他也明白，按照当下的形势，封建制度走向灭亡是必然的，民主革命才是不可抗拒的现实。

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很快，商衍鎏就迎来了转机。1912年，商衍鎏被聘请为德国汉堡大学的汉文教授，年薪为6000马克（一马克约五角大洋左右）。

早在1908年时，汉堡大学的负责人福兰阁博士就曾多次来访中国，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方面的意向了。

就这样，商衍鎏在历经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终于抵达了汉堡大学。在校任职期间，商衍鎏为德国汉学家们讲解了许多他们在汉学文化研究中遇到的问题。

并且，还开展了学术研究，对宋代的《耕织图诗》进行了翻译和注释。而这，也是中德学者首次合作的研究成果。

在教学之余，商衍鎏还会为他们讲解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文明，也能以此消除中西之间的隔阂。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不搞本质主义，二不搞二元对立，三不建立文化封闭圈。讲究的是沟通、对话、友善、和平。

可以说，商衍鎏是德国汉学起步阶段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学识和才华不仅为德国汉学界所认可，更为中德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当合约期满后，商衍鎏却选择了回国。

商衍鎏考虑到，此时已经进入到了一战中期，中德关系或许会因这严峻的形势而发生变化；加之自己已经离家多年，的确要回去看一看了。

于是，商衍鎏没有再与汉堡大学续约，而是回到了中国。不论商衍鎏作何选择，福兰阁都表示理解，他曾说：

“商衍鎏是我们从中国争取到的杰出助手，是一位知识丰富值得信赖的帮手，他为我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帮助。”

回国后的他，先后担任总统府咨议、任财政部秘书、江西省财政特派员等职。

他始终坚守原则，不为金钱所动。有一次，一位商人拿出五万元试图收买他，希望他利用职务之便改动某些条文。但商衍鎏始终不为所动，严词拒绝。

此时的中国，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时期：内部，国民政府腐败加剧；外部，帝国主义侵略者步步紧逼。

商衍鎏的内心充满了失望与无奈，他不愿与这些腐败官员同流合污，便愤然离职，专心于书画写作，从此不再理会政事。

抗日战争的爆发，让商衍鎏一家不得不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们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先后辗转于重庆、成都、夹江、嘉州等地，饱受战乱之苦。

为了维持生计，商衍鎏不得不以卖字画为生。在清王朝时期，状元、榜眼、探花等科举精英的书法往往都堪称一绝。

而商衍鎏作为“末代探花”，其书法自然也是备受推崇。当然，还有“末代状元”刘春霖。

当时，伪满洲政府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想将刘春霖给挖过来为他们做事。但刘春霖保留着旧时代十大夫的风骨，严词拒绝，隐居不出，后以卖字为生。

那会儿，书画届（港、澳、南洋）皆以得到甲辰科三鼎甲及传胪所写的条屏为珍，故登门求字者众多。

珍贵是珍贵，但受到战争的影响，经济并不是很景气，商衍鎏的收入来源也不是很理想。那段时期，是他人生最黑暗的时期。

尽管如此，商衍鎏仍旧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救济流离失所的难免和贫苦百姓，积极地投身于慈善活动之中。

抗战胜利后，商衍鎏回到了南京。本以为将侵略者赶出中国后，人民的生活就会趋于稳定。

但没想到，国民党又开始了作妖，不断地“反共”，并大肆追捕那些爱国有志青年，商衍鎏对国民党政权彻底失去了信心。

新中国的成立，让商衍鎏看到了新的希望。他看到了中国一扫百年的沉疴，建立了人民政权。

并且，商衍鎏还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多次亲切接见和慰问，还邀他进入中央文史馆工作。

商衍鎏一口答应了下来，加入到了为祖国献力献策之中，先后担任文史馆副馆长、广东省、江苏省政协委员等等。

晚年的商衍鎏，考虑到国内关于清代科举制度的著作匮乏，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撰写了《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等著作，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

商衍鎏的一生充满了起伏与波折。他经历了少年时期的艰辛、青年时期的得志、中年时期的坎坷以及晚年时期的幸福。

他的两个儿子也同样优秀，均是中国一流学者。长子商承祖早年随父赴德，在汉堡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

回国后，专注于少数民族调查，不久转到了中央大学担任德语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在南京大学任职。

商衍鎏的次子商承祚是一代国学大师，自小专注于古文研究。22岁那年，就被聘为了北大教授，之后更是多所学校争相聘请。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探花郎”，商衍鎏没有自暴自弃，没有固守八股残卷，而是顺应潮流，不断地接收新思想。

在腐败盛行的国民政府时期，商衍鎏毅然选择离职，即使是靠卖字画为生，也不愿与污浊同流合污。

他的身上，仍旧保留着知识分子的风骨，即使是处在者浊世之中，却仍旧在坚守。

抗日战争的爆发让他流离失所，生活困顿，但他并未因此放弃。而是投身于慈善事业，救济难民。

他的种种行为，印证着这样一种士人精神——“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从清末科举到民国新政，从抗战烽火到新中国成立，商衍鎏算得上是“活”的历史见证人，他的每一次选择，都踩准历史节拍。

他晚年撰写科举史著，不是沉湎旧梦，而是以亲历者视角为时代立传。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中国最后一位探花”不满腐败辞官 卖字维生. 中国新闻网

末代“探花”商衍鎏的别样人生-洪三宇.同舟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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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逸民商衍鎏的传奇人生- 柏桦.西部广播电视

来源：趣叭叭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