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斜坡瓦顶下，老宅褪色的木门虚掩着，斑驳的墙漆已裸露出红砖……当崇明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汪杰站在四面环绕着农宅的村落中，望向眼前这处挂着“新安村503号”门牌号的简易老屋时，那段关于“边区民众抗日自卫总队第四大队伏击日军遗址”的红色往事呼之欲出。
《上海法治报》2025年8月27日
A02版：重点
老旧民房里藏着伏击日军的战场……
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日来临，走进公益诉讼守护崇明区红色记忆的故事
公益检察官在“新安村503号”核查情况
公益检察官在讨论保护方案
斜坡瓦顶下，老宅褪色的木门虚掩着，斑驳的墙漆已裸露出红砖……当崇明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汪杰站在四面环绕着农宅的村落中，望向眼前这处挂着“新安村503号”门牌号的简易老屋时，那段关于“边区民众抗日自卫总队第四大队伏击日军遗址”的红色往事呼之欲出。
1939年9月30日，“边抗四大队”在此遭日伪军包围，经过2小时的激战，“边抗四大队”终于突出重围，多名战士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今年，崇明区检察院借助数字公益检察办案系统，发现了这处红色资源保护缺失的问题，继而通过公益诉讼推动对遗址周边环境系统性整治的同时，也推动针对“边抗”四大队伏击日军遗址不可移动文物申报工作的启动。
正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近日，记者走进崇明，跟随公益检察官的脚步，追寻公益诉讼守护红色记忆的那些故事。
烈日直晒的午后，乡野间少了些路人的踪迹，让村庄更显宁静。“新安村503号”，就这样静默伫立在村落之间，以老旧、斑驳的模样，仿佛凝固着历史的瞬间。
“你看，房子已经很老了，我们第一次来时，附近都是杂草，房前屋内堆满了杂物，周边的房屋房顶也已经破损。”这是汪杰对于“新安村503”这处红色资源点位最初的印象。汪杰直言，如果不是史料记载，谁都无法想到，在这样一处普通的农宅里，曾经发生过一场英勇抗争的伏击战。
而让这样一处重要的红色点位，进入保护的视野，则得益于崇明区检察院公益检察室的一次偶然的发现。
今年2月，崇明区检察院结合今年抗战胜利80周年的节点，对区内红色资源点位展开整体排摸，借助数字公益检察办案系统，一条线索引起了公益诉讼办案部门检察官的注意。
“当时我们发现，崇明某乡镇红色资源点位在卫星图斑上呈现出‘五彩斑斓’的情况，因为正常的建筑呈现的是黑灰色，如果建筑物灭失，它的点位可能就成为了草地呈现出绿色，有的点位甚至还无法分辨用途，‘边抗四大队’伏击日军遗址就是其中一处异常的点位。”
崇明区检察院数字公益检察室副主任许佩琰告诉记者，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上海市红色资源名录（第一批）》的通知，“边抗”四大队伏击日军遗址被列为重点遗址，其位于上海市崇明区西部的一处村庄。“卫星图斑上直观呈现的异常情况，当时就让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些红色资源点位很可能正在遭受破坏。”
掌握线索后，崇明区检察院公益检察官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查证史料。通过调取党史研究室关于革命遗址的普查情况以及档案馆的相关记载，公益检察官明确了“边抗四大队”伏击日军的这段重要历史。
据悉，“边抗四大队”是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部队。1939年7月，“边抗四大队”90多名战士在崇明西部的一处村庄宣传抗日，英勇打击日寇，并吸收当地热血青年入伍。同年9月30日，因汉奸告密出卖，日伪军突袭“边抗四大队”，企图消灭这支抗日武装。激战中，中队长钱国仪跃上房顶，用机枪猛烈扫射，拼死阻击，最终胜利突出重围，而他却和多名战士英勇牺牲了。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红色历史，不能让曾经流淌过鲜血的抗战记忆被人遗忘！”为此，承办检察官汪杰即刻动身前往遗址核查情况，然而让汪杰没想到的是，就连寻找到这处旧址都费了一番功夫。
“我们先是尝试使用地图软件，但无法搜索到这处遗址，当地村委会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我们只好向熟悉周边情况的老村民寻求帮助。”
汪杰透露，最终是在实地寻找中，在与老村民的交谈中获得线索后从乡镇查实到，“边抗四大队”伏击日军遗址所在地周边的房屋都已成了农村私宅，其中，新安村503号的房屋也已经转让给了一家企业作为仓库使用，现场调查后发现，该处遗址毁损，且未见红色遗址保护标志。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红色资源具有弘扬建党精神、传承红色文化、赓续红色血脉、打响红色品牌的特色价值。本市建立了红色资源名录制度，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教育意义、纪念意义的红色资源列入名录予以保护。属地镇政府对‘边抗四大队’伏击日军遗址等辖区内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工作具有法定职责。”
汪杰介绍，在梳理了相关案件事实及法律关系后，检察机关决定将“边抗四大队”伏击日军遗址等红色资源保护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受理，并向属地镇政府制发检察建议书，建议对“边抗四大队”伏击日军遗址等红色资源采取保护措施，并督促其加强辖区内红色资源的保护。
属地镇政府在收到检察建议后，第一时间组织成立专项小组对遗址情况开展了现场调查，一方面了解红色资源产权情况，并就修缮问题进行深入的调研和沟通，另一方面及时组织志愿者对遗址周边区域进行了环境整治。
“在此过程中，我们也详细咨询了专家学者意见，研讨红色资源传承和保护的有效路径，帮助镇政府制订切实可行的整改计划。”许佩琰告诉记者，在此之下，检察机关协调区文旅部门指导镇政府对“边抗四大队”伏击日军遗址进行不可移动文物申报工作，“目前，针对‘边抗四大队’伏击日军遗址不可移动文物申报工作已经启动，遗址周边环境也得到了有效整治。”
属地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镇政府将持续与区档案局保持积极沟通和对接，促使纪念标识设置工作顺利完成。
而与针对“边抗四大队”伏击日军遗址保护工作同步进行的，还有针对西沙田革命万人议租大会遗址灭失下的替代性修复工作。
“史料记载，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1921年，崇明岛西沙土地上就爆发了一场农民自发抗租斗争，1926年秋到1927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开展了崇明农民的第二次‘田革命’斗争，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优秀的农民领袖，领导农民把矛头直指封建地主、土豪劣绅及反动政府、军警当局。”汪杰告诉记者，西沙田革命的斗争不仅哺育了崇明人民，也为后来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播下了种子。
“《上海市红色资源名录（第一批）》中的西沙田革命万人议租大会遗址，原是协进小学的操场，但我们在排摸中发现，这处遗址目前已处于灭失的状态，土地上目前建起了民房，圈起了自种地，如何在实体物已灭失的情况下，针对红色资源保护展开替代性修复工作，我们也在探索中。”
汪杰坦言，巧合的是，就在推动公益诉讼的过程中，属地镇政府也在修建遗址所在的协进村修建崇明西沙风云史料馆，通过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系统呈现西沙田革命的全过程，帮助参观者回顾革命历史，学习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就在今年5月，这处红色地标正式对外开放，属地镇政府文保工作相关负责人介绍，镇政府将充分发挥西沙风云史料馆功能，进一步完善红色旅游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质量，打造红色旅游品牌。
“我们认为，像这样的一种整改措施，使得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汪杰期待，针对“边抗四大队”伏击日军遗址不可移动文物的申请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完成纪念标识设置及数字建档的工作，这样后续的保护修缮工作也能顺利开展，让革命先烈英勇抗争的事迹更好地传承。
作者：季张颖
来源：崇明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