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是一九四四年冬天的事。日寇侵入湘桂以后，国民党的军队节节败退，甚至于不战而逃，一天就放弃了很多城市。直到日寇越过了南丹，有进犯黔南的企图，贵州大学才决定迁到遵义或绥阳。我们有五个代表被推选出来，先到遵义去接洽校舍。我是最先出发的一个。那时贵阳的老百姓还没有开

当我们的木炭车开到后坝场的时候，已经是茫茫的黑夜了。

这是一九四四年冬天的事。日寇侵入湘桂以后，国民党的军队节节败退，甚至于不战而逃，一天就放弃了很多城市。直到日寇越过了南丹，有进犯黔南的企图，贵州大学才决定迁到遵义或绥阳。我们有五个代表被推选出来，先到遵义去接洽校舍。我是最先出发的一个。那时贵阳的老百姓还没有开始大批的逃难；然而找汽车已经十分困难了。我很幸运，奔忙了几天，十一月二十四日，居然找到了一个拥有几辆商车的大老板，花了比平常贵三倍的票钱，他算是慨然答应了我第二天搭他的车子。商人们所有的汽车，都被汤恩伯的总部封了，专门用来作军运，明天就要开到后坝场去接兵。从贵阳放空车去，汽车可以尽量搭客，并不禁止。

二十五日早晨，全部被封的长途汽车，像长蛇似的，迤逦地排列在威西门外的马路上。预定七时出发，偏偏等够了这辆车，又要等那辆车；有些车子故意装出“老太爷”的神气，徐徐而来，看情形，司机们根本就不愿意去运这些不能打仗的兵。一直耽搁到正午十二时才开出去。因为有几个如狼似虎的军官押车，用手枪监督着司机，沿途并没有一辆车子抛锚，汽油车、酒精车固然开得很快，连发动困难的木炭车也紧紧跟在后面。只听见辘辘不断的车声。汽车队终于鱼贯地到达了接兵的目的地——后坝场，距遵义只有五十华里。

我跳下那部使人窒息的大卡车，在肩上扛着一个被窝卷，右手提着一个手提箱，便往场上走去。在像烟雾一样迷茫的夜色中，我的眼睛仿佛有点发花，大概是车子坐得太久了。我看不见一个脚夫的影子，喊了几声，也没有人理睬。因为头一天下过一场大雨，地上除了刺脚的小石块之外，尽是泥泞；稍一不留神，就会踩到泥塘里。我的眼睛又近视得厉害，只好不顾一切地乱踩下去，踩得泥浆四溅。

一路都是各式各样的大卡车，像庞然的动物匐伏在黑暗中：有的停下来了，有些正在那儿慢腾腾地倒车，有些在大声咆哮，有些在轻微地喘气，有少数在闪烁着一对一对的，光芒刺目的，老虎眼睛似的电灯。把一条窄狭的街道挤得只剩下几条缝儿，刚刚容许行人穿过。高篷的车子遮住了两边的铺面，看不见一丝微弱的灯光。我疑惑这里是一个狭小的停车场，并不是什么乡镇。在那条街上，穿着破旧的灰布服装的国民党军队，背着枪枝，穿梭般地来往。我走到车身的那一面，才发现了后坝场的店铺仍然存在。不过到处都住满了预备开到黔南去的兵士，每一家的床上、桌子上、柜台上，乃至于地下的稻草上，都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人。我当时也是不相信这些军队能打仗的。

我好像一个流浪者，从街的这头走到那头，扛着两件并不太重的行李，竟累得气都喘不过来。走到东边最后的一家，如果再往前跨步，就是荒凉的公路和田野了。我陷入了窘迫的境地中。刚转过身来，预备再走回去，一个女人声音沙哑的呼唤止住了我：

“先生，到我们的小客栈来吧！我们这里没有驻队伍，还住得下个把人。”

我抬起头，便望见了最后的那一家屋檐下挂着的一个方灯笼，上面还有几个大字，大概是栈房的名字；因为烛光黯淡，字迹也就显得非常朦胧。喊我的那个年轻女人，头上包着白帕子，穿一件打补丁的衣服，站在灯笼下面。门口摆着一张方桌，两条板凳，面对面坐着两个兵，披着破大衣，正在那里吃饭。旁边灶头前，站着一位白发萧疏的老太婆，不知道热气腾腾地在煮些什么。

我实在太累了（倒没有感觉到天气的寒冷），腿有点发酸，差不多要瘫软下去，连忙在门边的一个石磴上坐下来，把行李放在我的身边。歇了一口气，我向那位老太婆要了一碗开水来喝了两口，两只手托着下巴，靠在那张方桌上歇气。桌上摆着甑子、筷子筒、辣椒罐、盐巴罐，还有两碟泡菜。那两个兵大嘴大嘴地吃得很起劲。他们向我瞥了一眼之后，还是低下头去，迅速地吃饭，他们的脸上都显出苍白的颜色。我向那个包白帕子的女人问道：

“老板娘，你们这里真还有房间吗？”

那个高瘦的女人，挺着身躯，往前跨了一步说：

“床是没有了，我们给先生用木板来铺好不好？”

她没有等待我的回答，便把我的箱子和被窝卷提进屋去了。因为她已经允许替我设法，我也就懒得再进去看铺位。我心里这样想：反正是一晚上，只要有个地方睡觉就行。我以为那两个精神萎靡的国民党的士兵，一定要住在这家店子；偏偏他们吃完饭就走了。我也懒得去叫主人家做饭来吃，把我挂在身旁布袋内的小面包取出来，吃了两个，喝了一碗白开水，也就不觉得饿了。我跨进了店子的门槛，疲乏比饥饿压迫我还要厉害一些。

这家茅店，小得可怜，根本没有什么客房，就是一间篱穿壁漏的堂屋，冷风随时飕飕地灌进来。上首还有一座供着历代昭穆神位附带几个小牌位的神龛。中间摆着像一条小黄牛站在那里似的风簸。晒垫裹成一卷，伫立在屋角，像一根粗圆的柱子。风簸上挂有一盏燃着一股长长的光焰的爬壁灯。靠着右墙，一边摆了一间床，已经被两三个农民占据着了。有两位衣服穿得很单薄，正在围着一堆柴火烤，嘴里还在嘘嘘不止。还有一个长台是空着的，上面便堆了我那两件行李。但是堂屋的左首，有一道小门，似乎还有一间屋子，里面点着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向那道小门伸脚进去，我疑惑主人家有什么私心，不肯招待我这个寒伧的客人。

“你们这屋子空着干什么？怎么不拿来住客呢？”我不客气地责备道。

包白帕的女人连忙用双手来拦住道：“使不得，使不得！先生，那是我们堂客伙住的，你们男客只能在外头歇。”

我惶然退回来了，一肚子的不高兴，大声说：“你们兜揽生意把我兜揽进来，叫我在哪里过夜呢？难道就睡在那张长台上吗？”

一位戴着顶上有一个大绒球的毛线帽子的农民，从右边那间床上爬起来（把床草弄得撄撄蔹莸芈蚁欤，向我说：“先生，我让你睡这张床吧，我来睡长台好了。王腊妹，只要你给我抱一点谷草来铺一铺就行，我们乡下人倒不拘泥这些那些，啥子地方，都是一样睡觉。”

一面说着，他就抱了被窝走过来。我觉得非常难以为情。但是老板娘把头点了好几下，表示对于他的谦让很满意，已经把被窝卷和皮箱给我提过去，放在那间床上了，她接着就到后面去抱了一捆谷草来。

我只好向那位礼让的农民连声致谢道：“大哥，你这样一来，叫我多不好意思呀！让你去受罪，我倒来享福。”

他一面铺着女主人抱来的谷草，一面拉长了声音说：“有啥子关系哟！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我向主人要了一盆热水，把脸洗了之后，便在床上坐下来。

对面一个花白胡子的乡下老头儿向我打招呼道：“先生，天气很冷哩！请过来这边烤火罗！”

我的衣服那天穿得并不多，的确有点寒栗，答应了两声“好”，便走过去，加入了他们的集团。我坐在那间铺着竹席的大床的边沿上，两只手掌平平地伸到火上去。火势很猛，冒出一团一团可爱的红光。一些干树枝烧得毕毕剥剥地响起来。

包白帕的女主人也抬了一条板凳，坐到火边来。在乡下，冬天向柴火，是不大分男女界线的，只要争取到温暖。

一个圆脸宽肩膀的中年客人，坐在我旁边，轻轻瞥了我一眼问道：“先生，从贵阳来不是？”

我微笑着，点点头。

花白胡子的老头，深长地叹了一口气，好像喃喃自语，又好像在问我的样子道：“这几年来，他妈的，老蒋打些啥子仗！怎么听说日本人已经打进贵州来了？”

中年客人神气很足地说：“敌人已经到了广西，我们贵州当然很危险；这些乱七八糟的队伍开上去，抵挡得住吗？只有天晓得!”

女主人看见我们几个人开始交谈，很高兴地说：“先生，这位老人家同这两位大哥，都是给傅大爷家做短工的，在我们这儿歇了好几天了，先生正好跟他们摆摆龙门阵。……”

说着，她又站起身，去帮助那个白发老太婆收碗盏、打水、封火、上铺板，然后把栈房门也掩上了。

这个女人露出同我很稔熟的样子。并不是一见如故，我琢磨着她的声音和面貌，我仿佛在哪里见过她。不错，一定有过这么一回事情。

我们都低着头烤火，保持着沉默。

她又坐下来，接着说下去：“……我们这个小地方，连逢三六九赶场，都没有像这两天这么乱糟糟的！来了这么多兵！我们遭点损失都不要紧；我就耽心：他们是不是真把日本鬼子打得走呢！”

“不敢说，听说他们是常常仗都不打就卖桃（逃）子的。”花白胡子老头向前后左右看了一看，低声说。他发现栈房门已经关了，才放下心来。

我趁势抬起头来，仔细地端详着我们的女店家，火光和烛光帮忙我不少。她的瘦弱的面孔被火光熏得通红，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左眼下有颗黑痣，看样子，大约二十几岁。越看我越感到认识这个人，我带着奇异的眼光探问道：“老板娘，我好像认得你的样子，我们在哪里会过一面吧？”

她的眉头时常都皱着，好像有什么心事，听见我的话才露出一丝苦笑来说：“我不是啥子老板娘，门外灶头边的那个才是呀！——我还不是一样也认得先生。你是不是姓朱？从前住在修城赵二老爷家隔壁？我就在赵家当过帮工的。”

我猛然一下想起来了。她是五年前修城赵达德家的女仆王腊妹。那时她的丈夫孙长顺犯了匪案，被关在监狱里。她无依无靠，才找人介绍她到赵绅粮家做佣工。后来孙长顺忽然判罪枪决，行刑的那天，兵队捆绑着他，押到河坝去的时候，军号声吹得太凄惨了。王腊妹听到以后，像发了疯一样，披散着头发，号啕大哭地去奔救，被兵队把她拖开了。后来她三番五次地要投河自杀，都被街坊邻里阻止回来。

……这个新闻，曾经轰动了那座小城。第三天把孙长顺安葬以后，这个女人便离开赵家公馆，回到乡下她的娘家去了。她不愿意在那里住下去，因为街上的人都拿另外一种眼光看她。只要一望见她走来，便窃窃私语着说：“你们看，这就是孙长顺的婆娘！连她也是贼头贼脑的！”隔了半年，县长卸任走了，案情的真相才从县衙门传出来：犯案的是另一个惯匪，因为拿出了几十万元的包袱，安然无事，跑到四川去了。孙长顺不过买了一点贼赃，却被硬派作匪首，处了死刑。人既然已经死去，县长又下台远走了，根本就没有法子申冤。

我向王腊妹说：“光阴好快呀！五年多了，我的记性太坏了，差一点记不起来了呢！”

“先生，你当然是贵人多忘事哪！”她这句话说得我面红耳赤。

我跟着就问她：“你不是已经回到娘家去了吗？怎么又会跑出来了呢？”

她低下头，用脚尖踢着柴火，羞涩地然而也是天真地嗫嚅着说：

“我回到娘家去了以后，我娘家妈说我年纪轻轻的，又没有一男半女，守啥子寡！把我又嫁给本乡的刘德成啦！”

“刘德成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还不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我们做庄稼的人，当然还是嫁庄稼人。”

“那么，你这几年，日子一定过得好些了，我想。”

“不，一点都不！先生，命不好的人，一辈子也不会好的。前一向，刘德成遭抓了壮丁，当兵去了，说是开去打日本鬼子。——要是真能打日本鬼子倒好哩！”

花白胡子不甘寂寞，也来插嘴道：“刘德成那个娃儿，是我看到长大的，天庭长得很宽，耳朵又肥又大，生来就带福相。王腊妹，你着哪样急！他二天做了官回来，你就要戴凤冠，穿霞帔，当一品夫人了！”

王腊妹把那个老头子死死地盯了一眼说：“亏你这么大一把年纪，还要拿人家来散闷！”

我问她道：“你怎么会到后坝场来了呢？这里不是离你们家还有好几站路吗？”

“这里是我外婆家，她在这儿做点子小生意，身边缺少个人，我婆婆妈叫我来帮她打打杂。我想这样也好，换个地方住住。”

她的衣服穿得很单薄，说话的时候，因为频频地咳嗽而摆动着她的身体。

“你的丈夫开到什么地方去了？你知道吗？”

“恐怕是郎丹（南丹），郎丹在哪堂儿，我简直一点都摸不清。”

“他有信给你吗？你怎么会知道的？”

“跟他一起去的秦老二有信来家，这样说起。”

那位戴毛线帽子的农民，在长台上铺好了他的卧具之后，也熬不过寒冷了，走过来烤火，他已经把我们的话听得清清楚楚，一屁股坐在矮板凳上，向王腊妹打趣道：“王腊妹，刘德成去了一年多，都不给你来封把信，他难道说都不想你吗？你难道也会不想他吗？大家都是小伙子！”

“呸！”那个女人啐了说话的人一口，一面却向衣袋内探索着什么东西。“老实，我差点把这件事忘记了，我婆婆妈昨天带有一封信来，晓得里头说些哪样，有没有刘德成的消息？我还没有来得及找人念呢！我是一字不识的。”

花白胡子猜想道：“恐怕会夹得有刘德成的信在里头。”

王腊妹把一封折叠成一个小四方形的信从怀里摸出来，递给我道：

“先生，请你费心念念好不好？前些时候，我托人带过一封信去，这恐怕就是她老人家的回信了。”

我觉得奇怪地说：“昨天信来了，怎么都没有找到人念给你听呢？”

宽肩膀的中年人一本正经地表白道，“我们都是做泥巴活路的，从小就没有读过书，哪个舅子才有钱读书！”

戴毛线帽子的农民把脸朝着花白胡子说：“黄大爷，我记得你倒好像还认得几个字。”

黄大爷咂着一根叶子烟秤，揉着被柴火烟子熏出了眼泪的眼睛，摇头道：“我认得几个大字，还不是裁缝的肩膀——有线（有限）。”

我也就不再谦让了，把信拆开来念道：

为婆来音字答

刘王氏我媳见字得知。自儿去后。我媳离家。为婆天天悬挂不已。奈何云山阻隔。年逢天干。谷米只得百分之三的收入。不过托天混日。如今为婆脚痛湿气。出入十分艰难。你的小人。现在陈家。引带如常。身体清吉。只是你的小叔刘德功。被拉兵死在中途。你夫德成。以前来信。驻扎广西南丹地界。大概还在。总之。我媳好好帮助外婆。正务工作。听天安命。你婆婆身体不佳。衣食难顾。思挂你们。谁不凄怆。你如能早日归来。聚会团圆。岂不美哉。话长纸短。不尽欲言。字答王氏贤媳平安。

33年古历10月20日家启

王腊妹听得很入神，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竟低着头，揩起眼泪来了。沉默了许久，她才问我道：“先生，里头难道没有刘德成的信吗？”

我探指在信封中去搜索，一无所得，回答道：“并没有附得有其他信件。”

她露出失望的神情说：“啊！会没有他的信！”

白发外婆到里间去打了一个转身，找了一张洗脚帕，端着一大木盆水走过来，看见她的外孙女在那里烤火，哼着鼻音骂道：

“背时的腊妹，你就会吹壳子烤火，也不来给客人们端洗脚水；过几天把你外婆累死了，我看你这个东西会有舒服的日子过！”

骂语中，又夹着轻微的笑声，显然还是带有一点爱怜的意思。

“妈昨天来了一封信，外婆又不是不晓得！人家在这堂儿找先生念来听哩！又不是在闲着。”她站起来，伸手去接那个热气腾腾的木盆，却遭到了拒绝。

外婆拐着小脚，把盆子放在屋子中间道：“你们请洗脚。(一头想起了饭甑子，又把脸转向腊妹。）老实，饭甑子还在外面柜台上哩！赶快去给我抱进来。”

王腊妹马上就提着一盏桐油灯出去，把甑子端进来，把门插上了门栓。

外婆洗了手，也坐下来烤火，同她的外孙女挤在一条板凳上。看见风簸上那盏爬壁灯还点着，她又站起来，把它吹熄，才真正安心坐下来。她的眼光在我们全体的脸上扫了一遍，责备说：

“信也该念给我听呀！我的亲生女儿来的信，你们就私自念哪，也不等到我来。”

那张十行纸还在我的手里，并没有放下来。我笑着说：“我再来念一遍给你老人家听吧。”

白发的女人低下了头，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

“先生，”王腊妹提醒了我。“请你说话大一点声音，她老人家耳朵不大管事。”

我于是高声地把那封信又念了一遍。

老太婆听完，不觉笑了起来，点头道：“我那个姑娘，今年满五十岁啦，她的脾气，一根笋就是这样罗哩罗嗦的！”

在土墙后面，忽然有猪的“咕哝”，接着就是摩擦背部的声音，大家都谛听着。

戴毛线帽子的人，对于这里的地理相当熟悉，笑了一声说：“听啥子！这背后有个猪圈。”

王腊妹倒没有注意这件事情，向我说道：“先生，刘德功还没有到前线，就死在路上了；刘德成的那条命，怕也是保不住的。”

宽肩膀的中年人安慰她道：“刘德成身体结实，吃得苦。王腊妹，你的丈夫替国家打仗，光荣得很!天会保佑他的！仗打归一，他自然就回来了，你用不着时常牵心挂肠。”

王腊妹玩弄着从手指上取下来的顶针，咬着嘴唇，两眼望着熊熊的柴火，摇摇头说：“你不要瞒倒我，我听到过好多人说，他们打个鬼仗，日本鬼子来了，跑都跑不赢！”

老太婆连忙把花白胡子的话接下去，痛心地说道：“听说他们新兵每天见人发二十四两米，都遭官长克扣了；新兵都是吃糠头。刘德功从小体子就虚，自然遭不住；刘德成壮得像牛一样，怕要抵得住一些。想起来，遭那些挨刀的整，真是叫人寒心！”

白胡子警告道：“说话小声一点！”

老太婆不服气说：“门关起了的，哪里就有人听见；肯信他们会来把我抓了去！”

“大哥们，洗得脚了，天不早啦！”戴毛线帽子的人起身提议道。那两个农民答应了一声，都到堂屋中间去洗脚。

“先生，你到遵义去是不是？”王腊妹这时才问到我的去向。

我肯定地答应了她。

老太婆很体贴地说：“你在汽车上抖了一天，恐怕也抖得累够了。”

“那就请早点安息喽！”王腊妹说。“明天在这里喊个挑夫把行李一挑，走路都走到了；这里离遵义只有五十里，近得很。”

老太婆也站起来，叮嘱道：“记着啊，腊妹！睡觉的时候，要把这些柴火弄出去，怕烧着了东西！”

第二天，在晓色朦胧中，那两个女人，一老一少，早已经起来了，忙着去发火，给客人们打洗脸水。我也没有机会再去同她们谈话。但是站在门口，我用电筒照着，看清楚了檐下纸灯笼上的四个字“春和客栈”。挑夫找不到，后来喊了一辆鸡公车来装行李，我便徒步离开了这个小镇。

想不到去年冬天，我回遵义去过寒假，公路局的班车竟会在后坝场抛锚，修理机件，停了两小时，我忽然想起了王腊妹和她的外婆来，顺便跑到春和客栈去看她们。老太婆精神还是那么健旺，却没有会到王腊妹。据说，她的小人病得很厉害，刘家派人把她接回去了；她的丈夫始终没有信来。我闷闷地走到路口，又坐上了车子。

一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忘记那个不幸的女人。

1947年12月

来源：齊魯青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