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和王火先生相识已有25年，是忘年之交，他是我十分敬佩的一位老作家，作为我国最早一批参与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新闻记者，他的人生极为精彩。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真实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才得以在抗战胜利后被人们渐渐熟知。

作者：慕津锋

我和王火先生相识已有25年，是忘年之交，他是我十分敬佩的一位老作家，作为我国最早一批参与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新闻记者，他的人生极为精彩。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真实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才得以在抗战胜利后被人们渐渐熟知。

王火先生

2025年2月16日晚上，我在浏览新闻时，看到一则消息：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悉，两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于2月15日去世，其中易兰英享年99岁，陶承义享年89岁。……截至目前，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8人。

又有两位当年遭遇南京大屠杀的老人走了，可直到生命的最后，她们也没有等到日本政府的道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依旧在美化曾经由日本军国主义掀起的那场对中国的殖民侵略以及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对于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他们更是狡辩此事根本不存在。但中国人民却从未忘记那段历史，那是刻在中国人民心中无法忘记的痛。我们一直铭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激起仇恨，而是为了警醒我们自己：这段历史不应忘记，也不能忘记。忘记历史，就是对国家与民族的背叛。

一

一位老人曾对我讲述过他与这段历史的遭遇，他就是现在已经101岁居住在成都的当代著名作家王火先生。王火先生小时候曾与父母在上海生活。1938年秋，他随父亲王开疆由香港回到已是“孤岛”的上海，住在汉口路同安里21号，在父亲的安排下进入上海东吴附中读书。父亲去世后，他随母亲李荪生活，入上海“正养补习学校”学习。1942年7月1日，为追求革命与光明，他从上海出发只身前往重庆。

1946年夏，22岁的王火作为重庆《时事新报》特派记者前往南京参与报道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于日本战犯的审判。审判战犯前，当时的军事法庭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张贴布告，希望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出庭作证。王火虽没有亲身经历过南京大屠杀，但他曾在1942年路过南京时，目睹过南京的惨状。

那时他眼中的南京城人烟稀少，坟堆众多。当地人告诉王火，日本人在南京屠杀了很多中国人，当时下关杀的人最多。1946年军事法庭的布告贴出后，愿意站出来出庭作证的女同胞不多。原因是她们受害后，碍于面子，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惨痛遭遇。而且，日寇先奸后杀，老幼不分，全家灭门的太多了。王火老师清晰地记得：在审判战犯谷寿夫时，快近中午时，一位满脸刀伤的中国少妇，用围巾半遮着自己的脸，在丈夫的陪同下走进法庭，对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作证。她就是李秀英。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大举进攻南京。那时的李秀英因怀有7个月身孕，丈夫躲到乡下去了，她与父亲一起躲进南京国际安全区的美国教会学校地下室避难。一些日本兵发现了她，要强奸她，为了不受侮辱，她一头撞上了墙，头破血流昏死在地，见状的日本兵走了。但她醒后，又来了三个日本兵，其中一个上来动手，她自小跟父亲学过点拳脚，就同日本兵搏斗，结果脸上、身上被刺了37刀，日本兵扬长而去。李秀英被父亲送进美国教会开设的鼓楼医院抢救，性命留住了，肚里胎儿不幸流产。当时在南京的好几位西方人士对此有详细记载，其中美国人约翰·马吉拍摄的李秀英受伤照片，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铁证。

李秀英受害后，能在丈夫陪同下，主动出庭作证，这引起了王火的注意。庭后，王火主动约李秀英采访，他依旧记得，自己最初采访李秀英时她的模样，“她本来肯定是位端庄俊秀的姑娘，但我看到她时，她的面部近乎《夜半歌声》中的宋丹萍，鬼子兵用刀割损了她的鼻子、眼皮、嘴唇和面颊。她用一条长长的蓝灰色围巾包裹住大半张脸”。

听李秀英讲述不堪回首的血腥恐怖经历时，王火“浑身冰凉而血液却在体内沸腾燃烧。她落泪了，我的心战栗，眼眶也湿润起来”。王火数次对话李秀英夫妇，并实地勘查验证。夫妻俩不厌其烦地支持协助，令王火十分感动，但最触动他的是，李秀英虽被日军毁容，但在抗战胜利后，却是率先勇敢地出面控诉指证日寇暴行的女同胞。“她不仅是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和幸存者，更是英烈奇女子，堪称代表中华女性为民族气节和正义不惜殉身的圣女。”

二

除了李秀英，王火还访问了一批在南京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见证人，对于南京大屠杀他写满了厚厚几本笔记、拍下不少珍贵照片。1946年11月4日，王火在上海的《大公报》，以笔名“王公亮”发表了长篇通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记南京大屠杀时的三位死里逃生者》，报道了李秀英等3人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不幸遭遇。另外两名幸存者一个叫梁廷芳，刚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作证归来。他是南京保卫战中一个担架队长，上尉军衔，城破后逃进“难民区”而被清理出来，押至下关中山码头，在日寇架机关枪集体屠杀时他负伤跌入江中拼死顺流而下游到对岸脱险。

日本战犯谷寿夫接受中国军事法庭审判的情形

另一位幸存者陈福宝，南京大屠杀时他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挖活埋坑时，因人小无力气被日本兵抓起来猛摔在地，满面是血晕死过去，半夜才苏醒过来。抗战胜利后，他曾到东京军事审判庭去作证。他告诉王火，东京审判庭并不认可他的说法，他激动地说自己可以带着他们指出哪里哪里是杀人坑。日本人当时抓到他时，他被像绑螃蟹一样绑着押到五台山。日本人让中国俘虏自己挖坑，那些坑连起来像战壕一样，然后让俘虏自己下去，日本人就这样把中国人埋了。陈福宝年纪小，挖得慢，日本兵一生气，上去就把他摔昏过去，日本兵以为他死了，就没管他。日本兵走后，他慢慢醒了过来并记住了那个地方。陈福宝亲戚是开照相馆的，也曾看到日本兵屠杀中国人的许多照片，其中就有谷寿夫第六师团在南京的罪证。在审判谷寿夫前，陈福宝曾带检察官陈光虞等到五台山下寻找指证当年日寇活埋中国人的地方，挖出了一批发黑的骸骨，王火是在场的记者之一。

三

对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人数，王火老师认为30多万这个数字是比较可靠的。他在战后曾做过调查，战前南京是一百多万人，打仗走了50万人，一般老百姓是不会走的，他们没有什么钱，只有房子、田地这些搬不走的东西，跑的一般都是有钱人和当官的。当时日军分三路进攻南京，主要是从上海沪宁线进攻南京，当时估计逃到南京的外地人有10万到20万。当时守卫南京的国军估计有20多万（从上海退下来的军队、南京留守部队加起来）。这样算下来，当时南京的人口是50万+20万+20万=90万，可1942年他去南京时，看不到什么人。那时，南京伪市长高冠武在经过明孝陵时，看见到处都还是中国人的尸骨，这时离南京大屠杀已经过了好几年。高冠武后来把明孝陵将近3000多人的尸体收集、埋了起来，立了一个“孤魂碑”。花神庙也是南京大屠杀时，日本人集中杀中国人的地方。日本人现在总是说中国人拿不出确切死亡人名单，这怎么可能拿得出来呢？有的是一家都被日本人杀光了，有的女子受侮辱后，又不愿出来讲，再加上八年抗战时间这么长，拿出名单这怎么可能？

1946年进行实地调查后，王火发现日本人在南京屠杀老百姓和中国战俘是有计划的，他们把抓住的中国人用绳子绑住串起来，赶到下关或水坑等地方，集体屠杀，然后又用汽油烧，这样可以做到毁尸灭迹，这种集体屠杀坟、大坑很多。南京陷落后，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的德国人拉贝对此有着真实记录，包括躲进国际难民区的中国人也不能幸免。日本军队常到国际区抓人：一个是抓中国兵，日本人看中国人手上是否有老茧，如有老茧，就认为他是中国兵；一个是抓中国妇女。南京大屠杀之后，有个中国人在新街口开照相馆，就有日本人来冲洗照片，说要寄回日本。照片中都是屠杀中国人的场面，很残忍，砍人头，水坑里都是尸首、人头。1942年，汪精卫还都南京时，南京已没有什么人。对此，周佛海在日记里也有记载。抗战胜利后，南京也才几十万人。30多万中国人被屠杀，东京军事审判庭是认可的。

正是因为有了王火这样有良知的中国记者的真实报道，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才被真实地记录了下来，日军的暴行才得以被揭露。

王火老师曾说过，“记录下李秀英的故事，寻找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是为了捍卫人类的文明和尊严”。这是他走过20世纪，对这段历史最切身的体会。

八十年，弹指一挥间。现在的中国正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必须要记住这段惨痛的历史，奋发自强，只有这样，历史才不会重演。

来源：各界杂志2025年第7期

来源：各界导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