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照片上的父亲，才二十出头，穿着不合身的旧军装，咧着嘴笑，露出一口白牙。背景是灰扑扑的山，看不出是哪里。这张照片，是我在整理他遗物时，从一本旧书里掉出来的。书页里还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只有五个字：银川，王家渠。

我是台湾人，上月去了趟银川，回来郁闷了好几天有5点疑问想不通

引子

那张泛黄的老照片，像块石头，压在我心口快一个月了。

照片上的父亲，才二十出头，穿着不合身的旧军装，咧着嘴笑，露出一口白牙。背景是灰扑扑的山，看不出是哪里。这张照片，是我在整理他遗物时，从一本旧书里掉出来的。书页里还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只有五个字：银川，王家渠。

我叫林文雄，在台北开了家小小的木工作坊，做了三十年家具。父亲去年走的，走得很安详。他这辈子，话不多，性子也闷，像块不开窍的木头。我们父子俩，一辈子没红过脸，也从没好好聊过天。他总说，自己是跟着部队从山东一路退到台湾的，老家早没人了。

可这张照片和那张纸条，像一根刺，扎进了我的心里。

银川在哪？我上网查了，在大陆西北，宁夏。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地方。为什么父亲会有这样一张照片？王家渠又是什么地方？

心里的疑问像野草一样疯长。我瞒着妻子美玲和儿子家豪，订了机票。我告诉他们，是去福建看个木料供应商。我这辈子，没撒过几次谎，心里虚得厉害。

在银川待了五天，回来后，我整个人都像是被抽了魂。工作坊的生意也顾不上了，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对着那张照片发呆。心里的石头，不仅没搬开，反而又压上了好几块，沉得我喘不过气。

美玲看出了我的不对劲。

“文雄，你到底怎么了？”她端着一碗绿豆汤进来，轻轻放在我手边的木料上。

我摇摇头，没作声。刨子在手边，冰凉。木头独有的清香，也安抚不了我烦乱的心。

“从银川回来就这个样子。”她叹了口气，声音里满是担忧，“是不是生意上出了什么问题？”

我心里一惊，抬头看她：“你怎么知道我去了银川？”

美玲没回答，只是把我的手从冰凉的刨子上拿开，用她温热的手掌握住。“家豪订票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你是我丈夫，你心里想什么，我还能不知道？”

她的眼神，像一汪深潭，看得我无处遁形。

我心里的五味瓶一下子被打翻了。有被戳穿的窘迫，有欺骗她的愧疚，但更多的是一种无力的烦躁。

“我……我只是去办点私事。”我嘴硬道。

“什么私事，让你回来后连魂都丢了？”美玲追问。

我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那五个盘踞在我心头的疑问，像五座大山，我不知道该从哪一座开始说起，更不知道该怎么对她说。

那趟银川之行，不但没解开我心中关于父亲的谜团，反而让我带回了五个更沉重、更想不通的问题。它们搅得我夜夜失眠，看谁都觉得不对劲。

这个家，好像也变得陌生起来。

第1章 贺兰山下的旧影子

去银川的决定，下得很仓促。

坐在飞往银川的飞机上，我的心一直悬着。窗外的云海翻滚，像我此刻的心情。我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对大陆的印象，还停留在新闻和父辈的零星讲述里。

一下飞机，一股干燥的热浪扑面而来。天蓝得像块假幕布，阳光直愣愣地照下来，一点不拐弯。这和潮湿温润的台北，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按照网上的地址，打车去了王家渠。

司机是个热情的本地人，听说我从台湾来，话匣子就打开了。“台湾来的啊？稀客稀客！来旅游还是探亲？”

“探亲。”我含糊地应着。

“王家渠那一带，现在都开发成新城区了，老房子早拆光喽。”司机的话，给我心里泼了盆冷水。

果然，到了地方，我彻底傻眼了。眼前是宽阔的马路，两旁是崭新的高楼。哪里还有什么“渠”的影子？我拿着父亲的照片，像个无头苍蝇，在街上转了两个多小时，问了十几个人，都说不知道。

太阳晒得我头昏眼花，我找了个路边的小面馆坐下，点了一碗羊肉面。面馆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看起来很精明。

我吃着面，心里盘算着，这趟可能要白来了。

也许是我的神情太落寞，老板主动跟我搭话：“听口音，大哥不是本地人吧？”

“嗯，从台湾来的。”我放下筷子，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把那张老照片递了过去。“老师傅，我想打听个人。您见过这个人吗？他年轻时可能在这儿待过。”

老板接过照片，凑到光亮处，眯着眼看了半天。他的眉头，从舒展到紧锁，再到惊讶地挑起。

“这……这不是李家的‘卫国’吗？”他猛地抬头看我，眼神里满是不可思议。

我心里咯噔一下，血一下子冲上了头顶。“李卫国？不，他姓林，叫林建军。是我父亲。”

“不对不对。”老板把照片拍在桌上，语气很肯定，“他绝对是李卫国！就住我们老渠边上，他爹是木匠，手艺好得很！这小子，当年可是我们这儿的一号人物，后来……后来当兵走了，就再没回来过。”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李卫国？一个陌生的名字，贴在我叫了五十多年“爸爸”的人身上。荒唐，又让人心慌。

“不可能，我父亲是山东人，不是这里的。”我固执地反驳，声音都在发抖。

“怎么不可能？”老板来了劲，指着照片说，“你看他这眉毛，这眼睛，跟他爹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家当年就住在渠西头，我还去他家玩过。后来他走了，听说家里出了事，他娘哭得眼睛都快瞎了……”

后面的话，我几乎没听进去。我只抓住了几个字：李卫国，木匠爹，渠西头，娘。

我付了钱，失魂落魄地走出面馆。

心里乱成一锅粥。父亲为什么会有另一个名字？如果他真是这里的“李卫国”，那他为什么要对我们撒谎？说自己是山东人，无亲无故？

这是我带回来的第一个疑问，也是最让我无法接受的一个。

那天下午，我在王家渠新区的马路上走了很久，直到太阳落山，贺兰山的轮廓在天边变得模糊。晚风吹在脸上，带着沙土的味道，凉飕飕的，像我此刻的心。

父亲那个沉默的、模糊的背影，在这一刻，突然变得无比陌生。

第2章 一只旧木箱的秘密

从银川回来，我把自己关进了工作坊。

我需要安静，需要和那些熟悉的木头待在一起。只有刨花卷曲的沙沙声，才能让我混乱的思绪有片刻的安宁。

美玲没有再逼问我，但她担忧的眼神，像影子一样跟随着我。我知道，这个家里的平静，已经被我打破了。

儿子家豪，今年二十八，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他对我这趟反常的举动，表现出一种典型的年轻人式的不解和疏离。

“爸，你这是怎么了？公司没事干，跑去大陆怀旧啊？”晚饭时，他扒拉着碗里的饭，眼皮都没抬一下。

我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你懂什么！”

“我是不懂。”家豪放下筷子，看着我，“我只知道你最近很奇怪。妈很担心你。”

我心里一堵，想说点什么，却发现喉咙像是被棉花塞住了。我怎么跟他说？说你那个老实巴交的爷爷，可能根本不叫林建军，而叫李卫国？说他在大陆可能还有个家？

这太荒唐了。

晚饭不欢而散。我独自回到工作坊，点上一支烟。烟雾缭绕中，我想起了父亲床底下那只尘封多年的旧木箱。

那是父亲从部队带到台湾的，一直锁着，谁也不让碰。他去世后，美玲想把它处理掉，被我拦了下来。我说，留个念想。

现在想来，或许秘密就在那只箱子里。

夜深了，我蹑手蹑脚地进了父亲生前的房间。美玲和家豪都睡了，屋里很安静，只听得见老旧空调的嗡嗡声。

木箱很沉，上面落满了灰。锁是老式的铜锁，早就锈住了。我回工作坊拿了工具，费了老大劲才把锁撬开。

“吱呀”一声，箱盖打开，一股樟脑和旧物的混合气味扑面而来。

箱子里的东西不多。几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一本《毛主席语录》，一个搪瓷茶缸。这些，都是那个年代的标配。

我把东西一件件拿出来，仔细翻看。军装的领口都磨破了，茶缸上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一切都和我记忆中父亲的形象吻合。

难道，那个面馆老板认错人了？

我心里刚升起一丝希望，就在箱底摸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拿出来一看，是一个用布层层包裹的小木盒。

我的心跳瞬间加速。

打开木盒，里面不是我想象中的信件或者照片，而是一套小巧的木工工具。样式古朴的刻刀，一把小小的鲁班尺。刀柄被摩挲得油光发亮，看得出原主人对它们的珍爱。

我拿起一把刻刀，刀刃虽有锈迹，但依旧锋利。在刀柄的末端，我发现了一个刻痕。

是一个小小的“李”字。

我的手一抖，刻刀差点掉在地上。

李。李卫国。

面馆老板的话，像惊雷一样在我耳边炸响。父亲是木匠的儿子，他自己也会木工。我从小就喜欢看他摆弄木头，我的手艺，有一半也是跟他学的。可他从没说过，他的手艺是家传的。

他为什么要隐瞒？

我呆呆地坐着，脑子里乱极了。父亲沉默寡言的形象，和我手上这套精致的、刻着“李”字的工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一个谎言的背后，必然有另一个谎言来支撑。

他隐瞒了自己的姓氏，隐瞒了自己的出身，那他还隐瞒了什么？那个面馆老板说的“家里出了事”，又是指什么事？

这是我的第二个疑问。它像一根更深的刺，扎进了我的血肉里。我突然觉得，我活了五十年，可能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我的父亲。

第3章 沉默的代价

第二天，我破天荒地没有去工作坊。

我拿着那把刻着“李”字的刻刀，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从天亮坐到天黑。美玲几次想跟我说话，都被我沉默的样子逼退了。

家里的气氛，压抑得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海面。

我知道我这样不对，我在伤害关心我的人。可我控制不住自己。父亲的形象在我脑海里已经碎成了一片一片，我不知道该如何拼凑起来。

晚上，家豪回来了。他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皱了皱眉。

“爸，你到底要这样到什么时候？”他把公文包往沙发上一扔，语气里带着不耐烦。

我抬起头，看着他。这张年轻的、带着几分骄傲的脸，像极了年轻时的我。我突然很想告诉他一切，告诉他我们家的根，可能不在山东，而在宁夏。

“家豪，如果……如果我告诉你，爷爷他……”我的话卡在喉咙里。

“爷爷怎么了？他都去世一年了。”家豪不以为然。

“他可能骗了我们一辈子。”我终于说了出来，声音沙哑。

家豪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爸，你是不是看电视剧看多了？爷爷那么老实的一个人，能骗我们什么？”

“他的名字，他的老家，可能都是假的！”我激动地站起来，把手里的刻刀递给他看，“你看这个字！”

家豪接过刻刀，随意地瞥了一眼：“一个李字而已，能说明什么？说不定是爷爷捡的。”

“不是捡的！”我的声音不受控制地大了起来，“这是他自己的东西！他根本不姓林，他姓李！”

“够了！”家豪把刻刀扔在茶几上，发出一声刺耳的脆响。“爸，你能不能现实一点？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你这样，妈有多担心你知道吗？”

我的心，像被那声脆响震碎了。

我看着他，这个我一手带大的儿子。我们之间，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代沟。他不懂，这件事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不仅仅是一个名字，一个籍贯，那是我整个前半生信仰的崩塌。

“你不懂……你什么都不懂……”我无力地坐回沙发，喃喃自语。

家豪看着我，眼神里有愤怒，有不解，但更多的是一种无能为力。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进了自己的房间，重重地关上了门。

客厅里，只剩下我和美玲。

美玲走过来，捡起茶几上的刻刀，用手指轻轻摩挲着那个“李”字。她没有看我，只是低声说：“文雄，有些事，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追究到底，又能怎么样呢？只会让活着的人更痛苦。”

她的话，像一根针，精准地刺中了我心里最痛的地方。

我猛地抬头看她，一个可怕的念头窜了上来。“你……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美玲的身体僵了一下。她没有立刻回答，只是把刻刀紧紧攥在手里。昏黄的灯光下，我看到她的眼圈红了。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开口。

（切换至第三人称全知视角）

王美玲的心，疼得像被揉碎了。她怎么会不知道？嫁给林建军的第二年，她就知道了。

那是一个台风夜，窗外风雨大作。林建雄发着高烧，在床上说胡话。他一会儿喊“娘”，一会儿喊“卫国，快跑”。她当时吓坏了，以为他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

第二天，林建军醒了，人清醒了，眼神却躲躲闪闪。在她再三追问下，他才断断续续地说了。他说自己不叫林建军，叫李卫国。他说他不是山东人，是宁夏人。他说他参军离家，是为了躲一场大祸。

他求她，不要说出去。他说，林建军这个身份，是他活下去的唯一指望。他不想让儿子知道，他有一个不光彩的过去。

王美玲答应了。这一守，就是三十多年。她把他当成林建军，把那个秘密埋在心底，烂在肚子里。她以为，这个秘密会跟着丈夫一起入土为安。

没想到，儿子林文雄，却把它挖了出来。

她看着丈夫痛苦又充满怀疑的脸，心里又酸又涩。她该怎么说？说她骗了他三十年？说这个家，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

她不敢。她怕丈夫承受不住。更怕这个家，会因此散掉。

（切回第一人称视角）

美玲的沉默，对我来说，就是默认。

一股寒意，从脚底瞬间窜到天灵盖。我最亲密的枕边人，竟然也一直瞒着我。这个家里，原来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

我像个傻子，一个天大的傻子。

“为什么？”我盯着她，一字一顿地问，“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美玲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文雄，爸他……他有苦衷的。”

“苦衷？什么苦衷，能让他连自己的姓氏都不要了？能让他骗我们一辈子？”我几乎是在嘶吼。

这是我的第三个疑问。美玲的隐瞒，像一把盐，撒在我血淋淋的伤口上。我们的婚姻，我们之间所谓的信任，在这一刻，显得那么可笑。

我感觉这个家，已经不是我的家了。它像一个巨大的、用谎言搭建起来的舞台，而我，是舞台上唯一一个不知道剧本的小丑。

第4章 一碗面的温度

和美玲大吵一架后，我离家出走了。

我没有去别的地方，就在自己的工作坊里住下了。一张行军床，一床旧被子。白天，我疯狂地干活，用巨大的噪音和体力消耗来麻痹自己。晚上，就着一瓶啤酒，对着窗外的夜色发呆。

我和美玲，陷入了冷战。她每天会把饭菜放在工作坊门口，等我吃完了，再悄悄地收走碗筷。我们隔着一扇门，谁也不肯先开口。

儿子家豪给我打过两次电话，语气生硬地劝我回家。我直接挂断了。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跟谁赌气。是父亲，是美玲，还是这个让我感到陌生的世界。

心里的结，越系越紧。银川面馆老板说的“家里出了事”，到底是什么事？父亲当年为什么要“躲一场大祸”？美玲知道多少？

这些问题，像无数只蚂蚁，啃噬着我的心。

一个星期后的傍晚，我正在给一张新做的椅子上漆，工作坊的门被推开了。

我以为是美玲，头也没抬，没好气地说：“不是说了别来烦我吗？”

门口的人没有走，也没有说话。我皱着眉抬起头，却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是家豪。

他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站在门口，神情有些局促。他穿的还是上班那身衬衫西裤，看起来有些疲惫。

“我路过，顺便来看看。”他把保温桶放在一张半成品桌子上，眼睛不敢看我。

我心里一动，但嘴上依旧不饶人：“看我死了没有？”

家豪没接我的话，他打开保温桶，一股熟悉的牛肉面香味飘了出来。“妈让我给你送来的。她知道你喜欢吃街口那家的。”

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街口那家牛肉面，是我和美玲年轻时最喜欢去的地方。

我们俩谁也没说话。他默默地把面盛出来，推到我面前。我看着碗里热气腾腾的面，紧绷了一个星期的心，突然就软了下来。

我拿起筷子，大口地吃起来。面条很烫，我却感觉不到，只觉得一股暖流，从胃里一直流到心里。

“爸。”家豪在我对面坐下，犹豫了很久，才开口，“对不起。”

我吃面的动作顿住了。

“那天，是我说话太冲了。”他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我后来想了很久。如果有人告诉我，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假的，我可能比你反应还大。”

我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一直以为，他是个什么都不在乎的冷漠小子。

“我上网查了。”他继续说，“查了五十年代，宁夏那边的历史。那个年代，很乱。成分问题，政治运动……很多人和事，身不由己。”

他的话，像一把钥匙，轻轻地，插进了我心里那把生锈的锁。

是啊，身不由己。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只想着父亲骗了我，却没想过，他为什么要骗我。

“你妈……”我放下筷子，声音有些哽咽，“她都知道。”

“我知道。”家豪点点头，“妈都跟我说了。她说，爷爷当年是为了保护她和这个家，才选择隐瞒的。”

保护？这个词让我感到困惑。

“爸，妈说，爷爷当年在老家，好像得罪了什么人。他怕那些人找过来，牵连到你们。”家豪看着我，眼神很认真，“她不是故意要骗你，她只是……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我沉默了。

一碗面，快要见底了。心里的那股怨气，也随着这碗面的温度，慢慢消散了。

我看着眼前的儿子，突然觉得，他长大了。他不再是那个只会顶嘴的叛逆少年，他开始试着去理解我，理解这个家背后沉重的历史。

我们父子俩，第一次这样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谈论爷爷的事情。窗外，夜色渐浓，工作坊里的灯光，显得格外温暖。

虽然心里的疑问还在，但那块压了我一个月的巨石，好像被撬动了一丝缝隙。

第5章 匠人的尊严

和家豪谈过之后，我回家了。

推开家门的那一刻，看到美玲通红的眼眶，我心里充满了愧疚。我走过去，笨拙地抱了抱她。“美玲，对不起。”

她在我怀里，哭了。

这个家，总算恢复了往日的温度。虽然关于父亲的秘密，依然像一团迷雾笼罩着我们，但我们决定，一家人共同面对。

我把那套刻着“李”字的木工工具拿了出来，摆在桌上。家豪也凑了过来，拿起那把小小的鲁班尺，好奇地端详着。

“这尺子，好精致啊。”他感叹道。

“你爷爷的爷爷，就是木匠。”我摩挲着那些温润的刀柄，轻声说，“我的手艺，其实也是家传的。”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奇特的感受。既有对父亲隐瞒的怅然，也有一种血脉传承的自豪。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我贪玩，拿父亲的刨子去刨石头，把刃口弄坏了。父亲第一次对我发了火，罚我站了半天。我当时很不服气。

现在我明白了。对于一个匠人来说，工具就是他的手，他的命。

“爸，你说，爷爷在宁夏，会不会也是个很厉害的木匠？”家豪突然问。

我愣住了。是啊，那个面馆老板说，他爹是木匠，手艺好得很。虎父无犬子，父亲的手艺，肯定也不差。

我闭上眼，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画面。年轻的父亲，在西北干燥的风沙里，守着一方小小的木工房，专注地雕刻着、打磨着。他的脸上，没有后来那种沉郁和寡言，而是充满了匠人的认真和尊严。

这，或许才是我父亲本来的样子。

一个念头，在我心里越来越清晰。我必须再去一趟银川。不是为了质问，而是为了寻找。寻找父亲遗失在那片土地上的，属于“李卫国”的人生。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美玲和家豪。

美玲有些担心：“还要去？那里……”

“妈，这次我跟爸一起去。”家豪打断了她的话，语气坚定，“我也想知道，爷爷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我惊讶地看着儿子。他眼神里的认真，让我感到欣慰。

美玲看着我们父子俩，最终点了点头。“去吧。把事情弄清楚，也好。省得你爸心里总有个疙瘩。”

这次，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家豪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联系了银川当地的一个文史研究者。我们把父亲的照片和我们知道的零星信息发了过去，希望能找到更多线索。

出发前，我把工作坊的事务都交给了徒弟阿明。

阿明跟我学了十年手艺，踏实肯干。我告诉他，我要出趟远门，店里的事就拜托他了。

“师傅，您放心去吧。”阿明拍着胸脯保证，“这店就是我的家，我一定给您看好。”

看着他认真的样子，我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也看到了我从未谋面的，那个叫李卫国的父亲。

我们这一家人，骨子里都流淌着匠人的血液。无论姓林还是姓李，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宁夏，那种对技艺的执着，对作品的尊重，是不会变的。

这或许就是一种平凡中的尊严。父亲隐姓埋名，活得小心翼翼，但他从未丢掉自己的手艺。他教我木工，把这份尊严传给了我。

这是我的第四个疑问，关于父亲的职业和尊严。现在，它似乎有了一个模糊的答案。他不仅仅是一个退伍老兵，他首先是一个匠人。一个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靠手艺吃饭，活得有根骨的匠人。

我突然很想看看，他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他曾经用双手建造过的东西。

第6章 尘封的信件

第二次踏上银川的土地，我的心境完全不同了。

不再是迷茫和愤怒，而是一种近乎朝圣般的平静。家豪陪在我身边，他的存在，给了我巨大的力量。

我们见到了那个文史研究者，一个姓王的老师。王老师很热情，他告诉我们，根据我们提供的线索，他走访了王家渠附近的一些老人。

“你们要找的李卫国，确实有这个人。”王老师推了推眼镜，神情严肃，“而且，他家当年在王家渠，是出了一件大事。”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五十年代初，搞土改。李卫国的父亲，因为手艺好，给一个旧社会的地主家做过活，还收了人家一套名贵的红木家具做工钱。结果，在划分成分的时候，就因为这套家具，被错划成了‘富农’。”

王老师叹了口气，“那个年代，成分问题是天大的事。李家被批斗，家具被没收，他父亲受不了这个屈辱，一气之下，就……就投了渠。”

我如遭雷击，呆立当场。

父亲……投了渠？我一直以为，爷爷是木匠，奶奶是家庭主妇。原来，在那个我不知道的故事版本里，我的亲爷爷，是以这样一种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那……那我奶奶呢？”我颤声问。

“他娘受了刺激，精神失常了。李卫国当时年轻气盛，跟工作组的人打了一架，打伤了人。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待下去只有死路一条。正好赶上征兵，他就连夜跑去参了军，从此音讯全无。”

王老师的话，像一把重锤，一下下敲在我的心上。

躲一场大祸……原来是这样的大祸。家破人亡，走投无路。

我终于明白，父亲为什么从不提过去。那段记忆，对他来说，太痛了。痛到他宁愿割裂自己的人生，用一个新的身份，在海峡的另一端，重新开始。

“王老师，那……李家还有后人吗？”家豪问出了我想问的问题。

“他家还有一个姐姐，叫李卫兰。”王老师说，“后来嫁到了贺兰山下的一个村子里。前些年，我们做地方志普查的时候，还见过她。不过，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

姐姐！父亲还有一个姐姐！

这个消息，让我悲痛的心里，又燃起了一丝希望。

在王老师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那个叫“金山村”的小村庄。村子不大，很安静，坐落在贺兰山脚下。

我们向村里人打听李卫兰，一个热心的大娘把我们带到了一户土坯房前。

“这就是卫兰家。不过她前两年就走了。”大娘说。

我的心，又沉了下去。

开门的是一个中年男人，皮肤黝黑，神情木讷。他听我们说明来意，愣了半天，才把我们让进屋。

他是李卫兰的儿子，我的表哥。

屋里很简陋，光线昏暗。墙上，挂着一张黑白遗像。遗像上的老人，眉眼间，依稀能看到几分我父亲的影子。

我再也控制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我对着遗像，深深地鞠了三躬。

“姑姑……”我哽咽着，叫出了这个迟到了五十多年的称呼。

表哥从一个旧柜子里，翻出一个布包。打开来，里面是一沓泛黄的信纸。

“这是我妈临走前，交给我的。”表哥说，“她说，这是舅舅当年写给她的信。地址是部队的，后来就断了联系。她说，如果有一天，舅舅家的人找来，就把这些信交给他们。”

我颤抖着手，接过那些信。信封上的字迹，正是我父亲的。

第一封信的日期，是1951年。信里，年轻的李卫国告诉姐姐，他已经到了部队，一切都好，让她不要挂念。让她好好照顾娘。

后面的信，越来越短，也越来越沉重。他说，娘的病时好时坏。他说，他很想家。

最后一封信，没有寄出。信里写道：

“姐，我要走了。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叫台湾。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家里的债，我还不清了。对不起娘，对不起爹。下辈子，我再做李家的儿子。卫国，绝笔。”

那句“家里的债，我还不清了”，像一把刀，插进我的心脏。

这不是金钱的债，这是亲情的债，是生离死别的债。他不是逃兵，他只是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无能为力的儿子和弟弟。

这是我的第五个疑问，关于那笔神秘的“债”。现在，我全明白了。

我拿着信，泣不成声。

第7章 没有寄出的家书

从表哥家出来，天已经黑了。

我和家豪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谁也没有说话。贺兰山的轮廓在夜色中显得雄伟而沉默，就像我父亲的一生。

回到酒店，我把那些信，一封一封地，仔细读了好多遍。每一封信，都像父亲在我耳边的低语。我仿佛看到了那个年轻的、孤独的士兵，在深夜的军营里，就着昏暗的油灯，一笔一划地写下对家人的思念和愧疚。

家豪坐在我旁边，静静地陪着我。

“爸。”他突然开口，“我们，是不是该为爷爷做点什么？”

我抬起头，看着他。

“姑奶奶的坟，我们得去祭拜一下。还有，太爷爷和太奶奶……我们得给他们，重新立个碑。”家豪的眼神，异常坚定。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在表哥的带领下，我们去了李卫兰的墓地。那是一个很简陋的土坟，墓碑也只是块石头。我和家豪，恭恭敬敬地上了香，磕了头。

“姑姑，弟弟文雄，带侄孙家豪来看您了。我爸……他叫李卫国，他一辈子都惦记着您。”

风吹过，松柏呜咽，像是在回应我的话。

我们又去了当年埋葬我亲爷爷奶奶的地方。因为年代久远，早已找不到坟头。我和家豪一起，在渠边那片荒地上，选了一块地方，用石头垒起了一个小小的坟冢。

我从包里，拿出了那套我父亲珍藏了一辈子的木工工具。我把它们，和我带来的那张父亲年轻时的照片，一起，小心翼翼地埋在了坟前。

“爸，妈，儿子卫国，不孝。隔了这么多年，才回来看你们。”我跪在地上，泪流满面，“我把您教我的手艺，带回来了。您看看，我没给您丢人。”

那一刻，我心里所有的疑问、怨恨、不解，都烟消云散了。

我终于理解了父亲一生的沉默。那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深沉的痛。他把所有的苦难都自己扛了，为的，只是想在海峡的另一端，给我们一个完整、安宁的家。

他选择了隐瞒，是为了保护。他用“林建军”这个假身份，为我们撑起了一片没有风雨的天空。

（切换至第三人称全知视角）

林文雄不知道，就在他跪拜祖坟的时候，在千里之外的台北，他的妻子王美玲，也从一个旧箱底，翻出了一封信。

那是一封林建军写给她的信，时间是他们结婚三十周年的纪念日。他从没把信给她，只是自己藏着。

信里，他坦白了一切。他的真名，他的家世，他心里的痛苦和愧疚。他在信的结尾写道：

“美玲，这辈子，我最对不起的人，是你和文雄。我给了你们一个虚假的身份，让你们跟着我，活在一个谎言里。如果有来生，我希望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木匠李卫国，在宁静的村庄里，娶你为妻，看着儿子长大。我爱你，却欠你一句真话。对不起。”

王美玲看着信，泪水打湿了信纸。她终于明白，丈夫一生的沉默，不是不爱，而是爱得太深，太沉重。他用自己的方式，守护了这个家一辈子。

（切回第一人称视角）

回到台北，我整个人都变了。

心里的那五座大山，都化解了。我不再郁闷，不再纠结。我把在银川的所见所闻，都告诉了美玲。

当我讲到父亲那封没有寄出的家书时，美玲也拿出了她找到的那封信。

我们三个人，围坐在一起，读着那两封迟到了几十年的信。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信纸上，那些字迹，仿佛在闪闪发光。

我们都哭了，也笑了。

原来，我们从未被欺骗。我们只是被一种深沉而笨拙的爱，保护得太好了。

第二天，我回到了我的工作坊。我拿起刨子，闻着熟悉的木香，心里一片宁静。

我决定，要为父亲，为李卫国，亲手做一个牌位。用我最好的手艺，用他最喜欢的桧木。

牌位上，我会刻上：先考 李公讳卫国之神位。

我要把他，堂堂正正地，迎回这个家。

儿子家豪，现在每个周末都会来工作坊帮我。他虽然手笨，但学得很认真。他说，他想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他说，这是我们李家的根。

我看着他，笑了。

我想，父亲在天上，看到这一幕，也一定会笑的吧。他那张在老照片里咧着嘴笑的脸，此刻，无比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来源：幸运星星d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