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谁能想到,表哥是伟人、老师是周公,人脉铺成了宽宽的大路,可文强却一步踩空,闯进历史的密林,兜了一大圈回来。咱们唠起这人,多少觉得有点可惜,但也实在让人想叹气:他要不是半途那一下转身,今儿咱们说起他名字,说不定就不只是历史背影了。
命运之舵:文强的曲线人生
谁能想到,表哥是伟人、老师是周公,人脉铺成了宽宽的大路,可文强却一步踩空,闯进历史的密林,兜了一大圈回来。咱们唠起这人,多少觉得有点可惜,但也实在让人想叹气:他要不是半途那一下转身,今儿咱们说起他名字,说不定就不只是历史背影了。
可惜啊,他还是进了“战犯”那本账,出来也只剩一身平凡。风光半辈子,最终却在市井人声里归于无声。如果说命是张戏台,这位爷怎么也算演得够离奇。
说起来,文强家里是真不差。从小就吃穿不愁,书念得比一般人都多,还架着一堆光鲜亲戚。他妈和毛家有亲戚,长沙明德中学那会儿,听说校门口都是三轮车、檐下学子能闻到书香混着墨香。家里又跟黄兴、中山先生串过门,父亲跟进步青年来往得多,小文强一耳朵听这些“不走寻常路”的言论,哪能没点主意?
黄埔四期,人送进去了,一干就是风风火火地练军人、学治国。文强那时,说不定想着将来有个大出息,比一般同学见识广不说,还沾了些书卷气。他这一身底子,偏偏被周公看上了,两人差着一代,却时常有说有笑。那时候的老周,是极会察人的,觉得文强将来能顶用,便着意提点。
转眼间,南昌起义那好大场面。文强已经是特务连的连长,混在枪林弹雨里,心头却还有读书时的沉静。可惜,兵败如山倒,路只能一步三回头。福建到潮州,潮州到汕头,身边的人越来越少,最后是怎么撤回来的,也没人说得清。
周公要去香港了,文强不放心,兜兜转转也寻过去。可惜,人生真不是剧本设计的,刚到香港才知老师早跑去了上海——这一别,就像丢了北斗星,后面该去哪里,心里头也没了位置。
那年头,寻人不像现在发条微信就到。文强遍寻不着,只能回湖南守着空落落的家,一封封信发出去,全砸在邮差的背篓里,无声无息。磨了几个月,心焦得慌,干脆自己跳上一趟去四川,说自己非要把组织找回来。
命运总有点调皮心思。他在万县公园里碰到廖宗泽——别人可能觉得巧合,其实人生有时需要这样的“偶然”。廖那时已经有别的选择,不过好歹也帮文强拉回了条线。他又被安排进川军干起“内部工作”。
之后的日子像是一连串“要命的意外”堆出来的。部队吃了败仗,文强灰头土脸地跑路,陕西、重庆,一路南下一路打听。好不容易混上了川东特委书记,风头正劲,总算能喘口气了。谁知,人生的惊喜也往往和噩耗齐飞——1929年秋,叛徒告密,文强一脚踏进牢房。可他脑子灵,愣是一夜越狱跑出来。
本该松口气,却撞上了王明。王明天生疑心重,特别对那种“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格外不放心。文强这样的人,刚从监狱里出来,一身嫌疑,申辩的话一句都没被采信。想通了,索性拉上老婆周敦琬,披星戴月跑去上海碰碰运气。
话说,这位周敦琬也是个让人心疼的姑娘。燕京大学出来的高才生,嫁了文强等于嫁进风浪里。两人聚少离多,到最后,1940年,还死在了日本轰炸的手术台上。文强若是想起,还能不心酸?
但命运不等人叹气。找不到周公,上海滩潜不下去,文强只好隐姓埋名,叫自己“文浮生”,在长沙写写稿子、做做记者,过了四年清淡日子。他以为可以就这样混日子,结果一篇怒骂何键通敌的稿子把自己推上了“要命榜”——三千万湖南人的脸面他是护了,自己却要四处逃命。
再躲也躲不过人生的“逼上梁山”。文强最后还是去投奔了廖宗泽,那会儿的廖宗泽早成了军统大员。军统大门对他敞开,旧账一扫而空,文强改行训练特务、搞策反。表面上改旗易帜,心里究竟怎么想,也只有他自己清楚。据老熟人说,他总是能巧妙避开那些直面“老战友”的行动。想必那会儿,他已经学会什么时候该“不往前凑热闹”。
可是人站在泥泞里,怎么都不可能干净到底。1949年,淮海战役里文强落入解放军手中。高危身份,直接关押北平,和杜聿明他们搭伙。别人恐慌、悲愤、破罐子破摔,文强却相对坦然:“既来之,则安之”。他说得轻巧,大约夜里还是会叹口气——转了一圈,想出头,反成历史的“问题人物”。
到了监狱里,他成了组长。这个组长倒不是虚头巴脑的头衔,是真要领着人干活、学习的那种,还要把脚踏缝纫机踩得飞快;田头喂猪、瓜地里抓土,样样来。他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这辈子就得在这些柴米油盐里捱下去了。所以有人等着特赦,焦虑抓耳挠腮,他偏偏能沉下心来,觉得“这牢都坐过了,还能怕点啥”——也是种本事。
后来出狱了,已经是六十多的人。他也不是一个人熬,身边多了张女士,曾经的部下热心做了媒,两人开始搭伙过日子。双方都见过大世面,余生能有三餐一宿,也算知足。最大的乐趣成了写诗,或许在别人眼里,他已经是陌生过去的“活标本”,但他自己,倒是很踏实——也许是多年的跌宕,把心磨成了石。
其实,到了这会儿,文强还是有一桩心事——那头的宝岛,迟迟没归来。弄不惯枯坐,文强就写信、约谈、投稿,邀昔日老朋友共谋大业。有他的老黄埔同学仍在台湾,他一封封写信过去,规劝:“回来吧,别再为难自己。”那样的信,听说一口气能写出三千字,信纸摊在床头,他一边写一边自言自语。
当然,日子平淡,有时也难免波澜。八十年代,台湾方面反倒惦记起他来,老同学蒋志云替“小蒋”带信:要不来美国住住,我们这给你补偿,金屋银钱都妥妥的——一算可是一大笔钱。文强一笑,这买卖他不做。用他自己的话说,“岂能身在屋檐,为人作伥?”更何况,人情债太沉,钱到手风头一过,亲戚们一个个来要“份子”,那就真成了烫手山芋。
说到底,文强又把自己活回了普通人。一家子儿女分落东西,最大儿子在湖南,小儿子飘到新疆,老四跑到大洋彼岸做了教授。出狱那天,他站在家门口,看天上的云,可能也没想明白——这辈子到底是浪得虚名,还是命里欠一口太平。
回头看文强这一生,当年嚷嚷着“要为三千万湖南人讨公道”的人,如今写的是小诗,念的是亲情。说成败荣辱,都委屈。有时我也想,要不是上海滩那场错过、长沙的那篇社论、廖宗泽递过来的那只手,文强会不会就成了另一种模样?
命运的舵,从来不全交在自己手里。留点遗憾,也许才是人活着该有的样子吧。
来源:温柔西柚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