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饭不忘是人民：我的诗集《花甲懂事集》出版有感及其战略诗品读

摘要：“三秦”，我从小生长在陕西西安，还在陕西渭南大荔插队四年，在临潼教书两年。1985年离开陕西后对家乡充满感情，人入花甲之后恋乡之情日益深沉，这些在我的诗集中表现明显。

张文木

战略一定是温暖的，战略家一定也是有人情味的

少年文章颂戎马，

人老诗词唱三秦。[1]

花甲不悔懂事迟，

一饭不忘是人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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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三秦”，我从小生长在陕西西安，还在陕西渭南大荔插队四年，在临潼教书两年。1985年离开陕西后对家乡充满感情，人入花甲之后恋乡之情日益深沉，这些在我的诗集中表现明显。

[2]“一饭”，唐代杜甫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

这是一部别具一格的战略诗集，汇集了张文木多年来的战略诗作，每一首诗都蕴含着深邃的人生哲理和独到的战略见解。张文木的诗歌中充满了对国家、民族和世界的深切关怀。他以诗人的情怀和战略家的敏锐，将复杂的战略科学、人生哲学问题转化为生动、形象的诗歌语言，让读者在有色彩的文字阅读中，领悟到战略学的真谛。这些诗作不仅是一种学术的创新，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跨越了学术与文学的界限，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部了解战略学、感悟人生智慧的宝典。

事实上，“政治诗”及其中的“战略诗”在中国传统诗词中不仅占据相当的篇幅，而且还占据着最耀眼的高地。这些作品的作者都带有浓重的致力于改造世界的儒风。中国历史上比较好的战略诗多出在国破家亡时期。如朱熹所言：“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如唐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及韩昌黎柳河东以文显，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事实上，唐在玄宗开元年间已险象萌动，同时唐诗中的战略锐风也起于“青蘋之末”。

诗人，尤其著名诗人热衷从政似乎是唐朝政治的一道风景，高适大概是其中既懂诗歌又懂政治的战略诗人。与李白相反，高适在中唐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中总能“义而知变”，即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他三次出塞，创作了大量的边塞诗，他通过诗表达出关于政治战略的深刻思考，一扫以往诗界淫艳刻饰、佻巧小碎的诗风，鞍马为文，横槊赋诗，雄浑简远，指事言情，大开大合，《旧唐书》评价说：“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与唐诗相比，在战略诗中经历亡国之惨痛的南宋诗人的作品尤显锐风。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北宋惨灭于北方金人之手，对宋朝那些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是一大刺激。他们逃亡到南方后，就少了“横看成岭侧成峰”与“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闲意和“兴亡百变物自闲”的洒脱，多了一种“犹耿孤忠思报主，插天剑气夜光芒”的豪情和“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使命。当时包括朱熹在内的南宋文人的写作氛围是救亡，而不是弥漫于北宋的“之乎者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比较北宋那无问西东和禅意十足的作品，南宋的文学诗词则有了更强烈的战略回响。

南宋诗人刘过（1154～1206年）湖北襄阳人，四次应举不中，流落江湖间，布衣终身。他对宋朝文人那种“游移于两端的无定见的浪漫”且脱离实际的“腐儒穿凿”的“龌龊”文风极为厌恶。他在《多景楼醉歌》一诗中强烈地表达了这种情绪：

君不见七十二子从夫子，儒雅强半鲁国士。二十八将佐中兴，英雄多是棘阳人。丈夫生有四方志，东欲入海西入秦。安能龌龊守一隅，白头章句浙与闽?醉游太白呼峨岷，奇才剑客结楚荆。不随举子纸上学《六韬》，不学腐儒穿凿注《五经》。天长路远何时到？侧身望兮涕沾巾！

刘过曾为陆游、辛弃疾欣赏，亦与陈亮、岳珂为志友，词风与辛弃疾相近，抒发抗金抱负，其抗金复国的战略思考尽显其诗词中。他写的《襄阳歌》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将襄阳的“用武国”地位说得清楚，这反映了他对地缘政治规律的深刻认识。诗曰：

十年着脚走四方，胡不归来兮襄阳？襄阳真是用武国，上下吴蜀天中央。铜鞮坊里弓作市，八邑田熟麦当粮。一条路入秦陇去，落日仿佛见太行。土风沉浑士奇杰，呜呜酒后歌声发。歌曰人定兮胜天，半壁久无胡日月。买剑倾家资，市马托生死。科举非不好，行都兮万里。人言边人尽粗材，卧龙高卧不肯来。杜甫诗成米芾写，二三子亦英雄哉！

作为一方重镇，襄阳是武汉的侧翼，其地位具有区域性支点的意义。南宋时期荆襄的得失，关系到政权的存亡，地位尤其重要。刘过看得明白：“襄阳真是用武国，上下吴蜀天中央”，“一条路入秦陇去，落日仿佛见太行”。这说的是地缘政治：襄阳既是中原东西之间的联系枢纽，又是南北之间的重要接触部位。除了地理条件外，能使襄阳成为“用武国”的还有物质和人文条件。刘过诗曰：“铜鞮坊里弓作市，八邑田熟麦当粮”，“土风沉浑士奇杰，呜呜酒后歌声发”。这里不仅丰产粮食，而且铜鞮坊里兵器制造和兵器市场都很发达。这里的人酒后只知呜呜发声，识文断字不行，但这些粗人为了君主都可以像荆轲那样做到“买剑倾家资，市马托生死”。刘过在这首诗里一扫北宋文人那酸腐禅风，喊出“人定兮胜天，半壁久无胡日月”，说只要国人团结，天是可以翻过来的；如果利用好湖北“沉沉一线穿南北”的有利战略地位，北方那半壁江山早就可以从胡人手里夺回。事实上，南宋就是在襄阳失守后灭亡的。

战略诗是本诗集的重要特色。毛泽东说“屈原喝的是一杯苦酒”，“杜甫的诗是政治诗”。政治诗当然是从生活的“苦酒”中熬出来的，我的诗也是从生活的“苦酒”中熬出来的，其中言情婉约和流连风景的诗极少，青年时言志的诗多些，进入21世纪后，战略诗的数量开始多了起来。它包括对人生战略思想和国家战略的研究，这些战略研究成果第一次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

比如，关于祖国统一，我在2020年9月23日写的《统一策》一诗中提出“搂草打兔子”设想；在《振长策》一诗中我提出“磅礴中华复兴兮，大器花莲”，“振长策而御西太平洋兮，余烈再添”以及“幸甚至哉，观音面南。克拉地峡，天竺不远”的战略构想，关乎台湾及台湾花莲的之于中国的海权的战略地位，关乎台湾问题解决后西太平洋的战略布局，以及摆脱我们海上运输的“马六甲困境”等问题的思考。诗中“歌以咏志，东瀛归汉”，是我对未来日本发展走向的预言，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后，日本还会回到唐时，派团到中国学习中国经验。这都是我在《论中国海权》一书中提出的“三海一体”战略构想的推进及诗意表达。

“文章颂戎马，诗词唱大风。”有了这样的认识，我的诗歌创作也就从单纯的个人情绪的宣泄提升至毛泽东说的“政治诗”继而我认识到的“战略诗”领域。非常有幸，本作品得山东人民出版社的约稿，根据我上述认识的变化，我为这本书取名为《花甲懂事集》。

我是比较重视《花甲懂事集》这本书的出版，此生我没想到会有诗集出版，压根没有诗人梦。老时能看到自己的战略研究成果就很知足了，现在，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又加一道暖色，这也符合我的学术性格。战略一定是温暖的，战略家一定也是有人情味的。而诗意的表达是最接近人情的。谢天谢地，在我68岁这年，我的战略学研究领域添加了这道温暖的颜色。

人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那时人们最关心的是自己在世界上的样子，很好，《花甲懂事集》丰富了我的战略学研究，是我的战略学更接近它本该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