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教导旅如何被派回东北的？对中共挺进东北有何贡献？一文详解

摘要：派373人到中国东北与朝鲜苏占区（279人到中国东北，94人到朝鲜苏占区），任命其中部分官兵担任苏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报告拟定了派驻重要城市人员的名单，包括长春（周保中）、哈尔滨（张寿篯）、沈阳（冯仲云）、吉林（王效明）、延吉（姜信泰）、咸兴（金策）、平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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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24日，丘维林少将与安库季诺夫上校，在向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介绍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的同时，就旅内原东北抗联官兵的派遣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派373人到中国东北与朝鲜苏占区（279人到中国东北，94人到朝鲜苏占区），任命其中部分官兵担任苏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报告拟定了派驻重要城市人员的名单，包括长春（周保中）、哈尔滨（张寿篯）、沈阳（冯仲云）、吉林（王效明）、延吉（姜信泰）、咸兴（金策）、平壤（金日成）等。

第二，提高那些将担任苏军卫戍副司令的官兵的军衔。建议将派到市卫戍司令部担任副职、助手的中朝官兵擢升为军官，对担任大城市卫戍司令部副职的军官授更高军衔。

第三，向部分官兵颁发奖章。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立即批准了这份报告。

8月26日，安库季诺夫上校即命令周保中提交获颁勋章或奖章的有功人员名单及申请书。

8月27日，安库季诺夫上校向远东第二方面军总司令普尔卡耶夫大将提交请颁奖项的报告，并转交了周保中提交的有功人员名单。他在报告中关于请颁奖项的理由并没有参加远东战役。

安库季诺夫上校建议授予周保中、希林斯基、金日成等18人“红旗”勋章，另向其他237名官兵分别颁授“一级卫国战争勋章”“二级卫国战争勋章”“红星勛章”“勇敢奖章”“战斗功勋奖章”等。

8月29日，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批准了安库季诺夫提交的报告，并发布第010号奖励令。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干部处处长多谢夫上校还专门签发了一份奖励命令说明，说明了获奖人员情况。

9月2日，远东第二方面军总司令普尔卡耶夫大将、远东第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列昂诺夫中将、远东第二方面军参谋长舍普琴科中将联合签发了第769号授衔命令，决定授予王庆云、段大吉、马克正、卢冬生、曹曙焰、尹德富、单立志、吴振宇等12人授中尉军衔；授予国久发、高家流、宋晓义、黄生发、曹保义、张红旗、张祥、孙志远、沈凤山、朴成哲、卢连峰、林春秋等57人少尉军衔。

根据授衔命令，可以看到：

第一，授衔理由全是“1945年在正规军事院校完成了为期一年半的训练课程”；第二，授衔官兵全是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都在1942年至1943年编入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

周保中、张寿篯（李兆麟化名）、冯仲云、彭施鲁等在此之前已被授衔。

根据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示，9月2日当天，丘维林少将还写信给时任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长索尔金少将，称将向索尔金处派出80名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官兵，建议将他们派到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帮助苏军卫戍司令部维持秩序并扩大社会影响。

当时，进入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北部作战的苏军，的确都面临严峻的社会形势，都亟需一支熟悉当地情况的武装帮助建立与维持秩序，而身披苏联军装且受过苏军整训的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中的抗联官兵显然是天然同盟军。这应是苏军决定派遣的重要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丘维林少将信中提到的80人数字，与他在8月25日同安库季诺夫上校联名提交给华西列夫斯基报告原档末尾标注的数字是一致的。由此可以印证8月25日报告的原档末尾标注的数字是准确的。

根据这一推断，远东苏军总司令部在远东战役结束后，派到远东各方面军司令部的原东北抗联人员数量是：远东第一方面军164人、远东第二方面军80人、外贝加尔方面军100人，总计344人。

一份标注日期1945年9月的苏联军方档案详细记载了旅内官兵在远东第二方面军、外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一方面军驻中国东北与朝鲜各地卫戍司令部的分遣情况。

除了建立与维持秩序的现实需要之外，远东苏军总司令部决定派遣这批官兵的另一层考虑是，随着对日作战结束，苏联在远东方向的战争威胁彻底解除，维持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这样一支“作战军的侦察联络部队”的必要性不复存在。

而且，苏联经济社会重建已经开始，不仅大规模复员势在必行，战时的远东方面军编制也很快改成和平时期的军区编制，在苏军序列的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被解散也是必然。

据周保中日记记载，普尔卡耶夫大将在8月27日与他会谈时也提到，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对旅前途的指示即为“解员”。

此外，以周保中为首的旅内东北抗联官兵一再表达返回祖国的愿望，尤其重提与中共中央联系事，也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苏方对这支部队的考量。

1945年9月初，周保中在伯力市郊的野营驻地召开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干部会议，传达了远东苏军总司令部关于将旅内原东北抗联官兵分配派遣到中国东北与朝鲜苏占区的指示。

根据陈雷的回忆，周保中向派遣官兵下达的任务包括：

帮助各地苏军卫戍司令员维持地方秩序；发动群众，建立武装队伍，在国民党政府来东北接收时争取合法存在；如果不能合法存在就上山再打游击。要注意的是，派遣官兵要求去“帮助”苏军维持秩序，而非“与苏联红军一起”，没有被允许自行其是。而且，派遣决定并未经过东北党，而是远东苏军总司令直接下达的，周保中未提迎接或协助中共军队进入东北。

事实上，这一时期连中共中央都不清楚能否派军进入东北，会不会遭到当地苏军的阻挠，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战略也不在东北方向，而是要在华北、华南与国民党军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中共中央尽管在苏日战争爆发后立即高调宣布进军东北，但主要目的是宣示立场，直到1945年9月上旬，那些公开进军东北的人员仍处于“相机进入”东北地区的状态。而与中共中央尚无联系的周保中，根本不可能在8月底9月初就获悉中共中央要派军进入东北或是要争夺东北。

退一步讲，8月下旬中共中央的正式决定是“和平建设”“和平建国”，以“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

一些论著还援引未经证实的史料，称远东苏军支持旅内原东北抗联官兵联络中共中央与争取接收东北，称1945年8月26日“远东苏军总司令部军事委员希金中将”分别召见了周保中和金日成，下达了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指示，即要求抗联官兵随苏军进驻东北建立人民武装和建立根据地，待苏军撤出后以抗联人员身份接管城市，确保东北能回到人民手中，粉碎美蒋掠夺人民抗战胜利成果的阴谋。

有论者言之凿凿，称希金中将还同周保中估计了三种可能的情况：

第一，党中央和八路军向东北分布力量，准备迎接中央和八路军。第二，八路军被新的反动势力暂时隔断，国民党统治东北的时候，准备作新的长期的游击战争，反对国民党。第三，我们在东北处于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可随同红军撤退，再回苏联。这些论述都是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的。

一些研究为论证中共东北党在派遣工作中的主导性，认为旅部分官兵担任苏军卫戍副司令，是周保中主动为之，目的是在苏方不便允许共产党公开建立政权和军队的大中城市以此隐蔽方式工作，即以苏联驻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的身份进行社会活动，团结组织和发展进步力量。

彭施鲁还指出这些官兵卫戍副司令职务“没有正式任命”：

苏军在的期间，五十六个点，市、县都有抗联的副司令。县里也叫副司令员。不过我们这些副司令员并没有正式任命。当时抗联与苏军有个协议，周保中他们搞的，就是说我们抗联人员，到那个县城去，都是当地的负责人，以副司令员的名义出现，以苏军卫戍司令部的名义出现，有的也叫城防司令部，这是因为翻译成中国话，不同的叫法。苏军都认可了。实际上我们这些苏军副司令并不管苏军内部的事情，我们用这个副司令员的名义出现，有时在公开的场合，苏联可以支持一下子。实际上我们干什么呢？我们是搞我们的党组织，搞我们的武装队伍，他苏军也知道我们的任务是这个，他也是支持我们。

观察当时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上述论述都是无稽之谈。

第一，委任原东北抗联官兵为苏军卫戍副司令的是远东苏军总司令部，而不是周保中或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周保中至多是可能参与了关于人员或派驻地名单的讨论。

根据1939-1945年的反覆调查、甄别、整训与派遣工作，那些负责独立步兵旅工作的苏军情报机构已经十分熟悉这支部队（包括人员能力、特产、素质及侦察或作战能力，熟悉的区域等），熟悉程度已经不亚于周保中。

第二，苏军决定派遣的初衷，主要是希望帮助建立与维持秩序，丝毫没有指示这些官兵去建党、建军或建政。

第三，战后初期苏联的对华政策就包含了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的和平与统一，以及帮助蒋介石政府接收东北基本内容。至少到1946年3月，无论是莫斯科决策层还是驻东北苏军统帅部，都仍未决定要同中共在东北建立战略性的关系。

王效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回忆也可以印证这一点，他提到了苏军禁止建军和建政的问题，尤其是禁止他们以中共名义公开接收，交付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持秩序。

他说：

“八一五”东北光复时，苏军司令官不给我们搞军队的权利。只允许我们管理一些警察（我当时被指派为吉林警备司令），维持社会治安，但又不允许我们把旧警察进行改编。所以当时警察中很不纯，吉林市公安局长就是国民党派来的。苏联司令还叫我们学列宁穿便衣作秘密工作，不叫我们公开的搞武装和接受工作，……苏军在东北驻三个月，就要撤回国去。考虑到维持社会治安的问题，允许我们成立两千人的警察武装。党组织就决定，乘这个机会以建立两千名警察队伍为名，成立三个团（四千多人）的武装部队。后来被苏军司令知道了把我叫去，问我成立了多少人军队，我说：“成立了三个团”，他骂我：“为什么不向我请示？”我心里想：“这是组织决定的，怎么能随便告诉你呢”。

时任周保中副官的白生太在“文革”期间有一份交代材料，其中的表述是：

“我们到长春以后，听说周保中要求苏军来东北的元帅把缴获日本侵略者的军用物资、特别是军火之类的物资交给八路军（这时八路军已到沈阳），据说这个混蛋元帅不同意，他说什么要按苏联与‘国民政府’的协议办事，这就是说，这个混蛋要把军械物资统统交给国民党反动派，因此周保中批评他没有无产阶级立场，没有党性，为此争吵很凶，听说那混蛋还骂了周保中，当时问题没有解决……”

以周保中当时的苏军身份，他显然不太可能“批评”苏军的“混蛋元帅”，但考虑到这份材料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其对了解战后东北苏军的立场仍不失参考价值。

1945年8月27日，即中苏两国政府正式批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当天，斯大林在同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会谈中，一再强调中国东北没有中共武装，希望国民党政府尽速派军接收。

在如此明确的对华政策框架内，很难想象苏军背其道而行之，事实上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形。

1945年8月底9月初，中共中央派到东北大城市的人员多吃了闭门羹。9月11日胶东区党委派出的吕易抵达大连，在同苏军取得联系后即被告知中共军队不得进入东北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冀热辽军区曾克林、唐凯部队在乘火车抵达沈阳后，被苏军堵在火车上两天不准下车，随后被安置到距离沈阳三十千米以外的苏家屯，没有被允许进城。类似情形比比皆是。设想，如若希金中将真的有过那些指示，真的明确支持中共控制东北，为何又会出现现实中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情呢？

4、斯大林的要求

在朝鲜半岛，斯大林最初希望建立的也并非共产主义的朝鲜，只是一个能平衡美苏在朝鲜半岛势力的统一国家。1945年9月20日，斯大林电令进驻朝鲜的远东第一方面军第二十五集团军司令部，要求不得在北朝鲜领土建立苏联政府的委员会和其他机构，也不得在朝鲜实施苏联制度，而是要帮助北朝鲜在广泛联合各抗日民主政党和团体的基础上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府。

金日成仍在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驻地时，驻朝苏军当局就已经选择了朝鲜民族主义者曹晚植作为临时权力机构的领导人，甚至决定了由朴宪永担任朝鲜共产党总书记。金日成被选定为最高领导人，是1946年以后的事情。所谓1945年8月26日金日成与周保中一同面聆远东苏军关于建国问题的指示，并被交付承担建立朝鲜独立国家的任务，是子虚乌有。

建立政治秩序并非苏军卫戍司令部职权分内之事，也是其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作为苏军在当地的军事管制机构，卫戍司令部主要任务是维持占领期间的社会治安，收缴日军武器与物资，并不负责建立驻地政治秩序，这些职业军人也无法胜任这一任务。

这一点可以从苏军卫戍司令的职权规定中看到。根据远东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发布的《卫戍司令简明手册》，卫戍司令的责任包括：

保障城市的良好秩序，保护现有资产和物品，设法尽快恢复城市的正常生活以满足居民的日常经济需要，并为红军部队完成任务创造一切条件。为了红军的需要，应在解放区的重要城市建立军事代表部门。在这里，一切都应当服从军事上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应当保持警惕，一切都要服务于军队的需要，服务于彻底消灭我们已经解放的满洲的所有残余敌人的需要。

卫戍司令的任务具体包括九项：

（1）通过组建内部秩序、保护居民和（个人、集体）财产安全的方式保障城市（居民点）的正常生活。

（2）没收居民的武器和无线电设备。

（3）快速准确地核查所有居民。

（4）将敌人奸细一网打尽。

（5）协助红军的反间谍活动。

（6）尽快消除所有目标首先是道路上的地雷。

（7）保卫城市免受市内及其周边地区残敌的侵犯。

（8）提供防火措施。

（9）保护重要目标和缴获物资。

上述九项并不涉及苏军撤退后驻地政治秩序的建立。而以当日苏军在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的种种暴行，丝毫看不出苏联有长期统治或扶植亲苏政权代为统治的意图。

斯大林只是要防范反苏势力介入。1945年12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一份报告提出，苏联的中国东北政策目的不是扶植中共建立亲苏政权，而是防范美国势力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