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1月14日-5月19日，“砚遇岭南——广东地区出土砚文物与砚文化展”在南汉二陵博物馆举行。展览以广州地区70年考古发掘出土砚为主体，兼纳省内其他区域出土砚，首次系统梳理了广东地区出土砚文物两千余年来的形制流变及砚文化传承脉络；并通过借展天津博物馆等藏

2025年1月14日-5月19日，“砚遇岭南——广东地区出土砚文物与砚文化展”在南汉二陵博物馆举行。展览以广州地区70年考古发掘出土砚为主体，兼纳省内其他区域出土砚，首次系统梳理了广东地区出土砚文物两千余年来的形制流变及砚文化传承脉络；并通过借展天津博物馆等藏传世名砚及文房配套文物，展现使用者以砚寄情的精神世界，追溯砚拓技艺及制砚工艺传承。

研究砚文化，《西清砚谱》是绕不开的经典。它是清代乾隆年间由于敏中、梁国治等奉敕编撰的官修砚谱。《西清砚谱》首次以图谱结合文字形式系统记录皇家藏砚，曾被比作砚台鉴藏领域的《石渠宝笈》，亦被视为中国古代砚史研究之集大成者。

3月19日，应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故宫博物院林欢研究馆员在南汉二陵博物馆作了题为《研究》的学术讲座。以下为其讲述内容。

故宫藏《西清砚谱》书样，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内府抄本 本文作者供图

2024年，某拍卖机构售出一方“宋澄泥直方砚”。此方砚台曾记录于《西清砚谱》卷4，此次重现于世，惊动四方。

关于《西清砚谱》

说起《西清砚谱》的编纂背景，第一，源于紫禁城宁寿宫的重建完工（即今故宫珍宝馆）。宁寿宫中，与之直接相关的是有关新书房的命名问题、书房名称与书房陈设（宝贝）之间的关系。

宁寿宫重建于1771-1776年。正如乾隆皇帝弘历“予构筑养性殿于宁寿宫，以为倦勤后寝兴之所”所言，修筑宁寿宫的目的是为其践行己诺，在登基六十年归政后寻一个寄情山水、读书养性的好去处。故有了“遂初堂”“褉赏亭”“倦勤斋”等宁寿宫花园（乾隆花园）中各处殿屋堂室的命名。

弘历痴爱读书，素以拥有书屋众多为傲。关于书屋，他首先思考的是如何打理、建设、命名。关于书房陈设，早在宁寿宫重建之前，弘历便以养心殿三希堂书房所藏三件宝物：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来表达“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寓意。因而在新建的宁寿宫及皇家宫苑各处书房中，皆藏有极具政治象征意义的文化藏品，如重华宫藏宋澄泥石函砚、翠云馆藏汉铜雀瓦砚（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漱芳斋藏宋澄泥虎符砚、浴德殿藏宋中岳外史端石砚、长春园淳化轩藏仿古六砚等。

第二，是关于砚的部分。当时大量宫藏砚台需要整理。另外，部分书房的陈设中也缺少砚台，需要添置。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弘历命于敏中、梁国治、王杰、董诰、钱汝诚、曹文埴、金士松、陈孝泳等八人，将内府所藏诸多砚台进行整理，对精心挑选出的240方进行一一图绘及加以说明。绘图人包括门应兆等。

《西清砚谱》中的“西清”，录典故多重。一引（汉）司马相如《上林赋》：“青龙蚴（yòu）蟉（liú）于东厢，象舆婉僤（dàn）于西清。”此“西清”即为“宫禁燕闲之地也。”二引（五代宋初）徐铉《茱萸诗》：“长和菊花酒，高宴奉西清。”指帝王宫内游宴之处。三引（清）赵翼《辰州吊诸桐屿》：“我来东道谁为主，君在西清最有声。”指清代宫廷内南书房。另还有“西清”之地，是指编纂类书工作的处所。

《西清砚谱》书前有清乾隆戊戌年（1778年）御制西清砚谱序，序言首页框栏处钤“乾隆御览”之玺。序后为钦定西清砚谱凡例、钦定西清砚谱目录。全书共收录砚台240方，正谱即前21卷为200方，图464幅；附录部分即后3卷为40方，图108幅；该砚谱卷1至卷6所载皆属陶砚，上起汉未央宫东阁瓦砚，下至清初旧澄泥四直砚，其中汉代砚为11方，魏砚为1方，唐砚为4方，宋砚为27方，元砚为3方，明砚为1方，清初砚台为8方，在该6卷所收录陶砚中，又有瓦砚、砖砚及澄泥砚之分；卷7至卷21所载皆属石砚，上起晋王廞（xīn）璧水暖砚，下至清朱彝尊井田砚，其中所收录晋砚为2方，唐砚为3方，宋砚为65方，元砚为4方，明砚为10方，清初之砚则为60方。该15卷的石砚种类中又有端砚、歙砚、洮河砚等之分。自卷22至卷24列为附录，附录中砚台种类更为繁多，有松花石砚、紫金石砚、驼基石砚、红丝石砚、澄泥砚等。还有一些部分精美砚台因无法确认其年代归属，亦被列入附录中。

“旧砚” 旧澄泥方池砚（斋宫藏） 本文作者供图

乾隆对于内廷藏砚的整理

对内廷藏砚的整理，首先是清点分类。

第一是陶质砚，含秦汉砖瓦砚、澄泥砚等。乾隆后期，文人尤爱此类砚台。清朝流行板形仿古砚。乾隆三十年至五十五年，盛行苏州造澄泥砚，题材以仿古六砚和虎符砚为主。

第二是石质砚。主要是四大名砚。但四大名砚在不同时期分为不同材质。唐宋时期为“端砚、歙砚、洮河砚、红丝砚或澄泥砚”，清代为“端砚、歙砚、松花砚、澄泥砚”。其中，砚石的命名包含三种：第一是以所在行政区域命名，如端州（广东肇庆斧柯山）、歙州（江西婺源龙尾山）等；第二是以流经的河流命名，如端溪、洮河、松花江等；第三是以制作方法命名，如澄泥等。

第三是旧砚及明砚。包含清宫旧藏中明代宫廷用砚，即“旧砚”及明代文人所用“明砚”。

分类后就是划定等级。以汉瓦陶质砚为头等砚（对帝王有警示作用），以石质砚为次等砚（因宋徽宗为弘历所不喜，故即使石质优良亦被列为此等），以玉、瓷质砚和其他为再次等砚，最后还有御用的朱、墨砚等。

2.处置方式：

第一，划定等级重新盛装：（1）头等砚用红雕漆箱盛装；（2）一般“古砚”和“旧砚”用鸂鶒（xī chì）（鸡翅）木箱盛装；（3）未配箱的乾隆新制松花石砚与其他砚台，以紫檀匣直接盛装。

第二，是“收拾”。措施主要包括粘补、描金、局部改型、复制重做等内容。其中，“收拾”之补制，属于“收拾”中的高级层次。由于皇帝对砚的消耗与缺损问题表示不满，如遇到有盒无砚的情况，需要另外配砚以补充砚囊匣，或文具多宝格内有余空间。此时工匠们需要另外制作新砚，或用旧存或新制砚模将前朝缺失的旧砚补齐。

第三，是“毁做（造）”，如澄泥砚中“此澄泥砚性软，系新澄泥，颜色旧意成做，用此澄泥加磁面等毁造，经火可坚硬仿旧等情……”，因性软、色旧等原因，毁掉重做。

第四，是“变价”。较差的砚台可送出宫进行售卖。

3.制作新砚：

制作新砚主要是指制作松花石砚和苏州澄泥砚摆放于各行宫中。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新砚形制仿了古砚。经研究考古出土材料中可知，许多仿制的古砚与同时期的考古出土砚形制难以匹配，如仿汉海天初月砚、仿唐澄泥八棱砚等，都难以在同时代的出土砚台中找到类似的形制。砚台的形制变化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砚池的出现。从秦汉至晋南朝再至隋唐，因纸张改进、幅面增大，致使砚发展出砚池，便于贮藏更多墨汁，以便于大量抄写的需要。隋代及初唐时期多足砚、辟雍砚盛行。按照是否有砚池，可大致判断砚的年代，故可推断部分《西清砚谱》砚台为仿制的新砚。

4.砚的去向：

《西清砚谱》著录240方砚的分布状况，为紫禁城各宫殿87方；无固定位置108方；皇子10方；南海、圆明园、长春园以及热河等处宫殿35方。现在，已知下落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95方；故宫博物院43方；国家博物馆1方；天津博物馆1方；其他流散100方。

“旧砚” 旧澄泥方池砚（斋宫藏） 本文作者供图

《西清砚谱》著录砚的特点

按《西清砚谱》著录砚的特点，可归纳四点：

第一，是陈设与使用价值。如宁寿宫藏宋合璧端砚、汉铜雀瓦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养性殿藏宋米芾远岫奇峰砚、宋文天祥玉带生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乐寿堂藏仿宋宣和梁苑雕龙砚、寻沿书屋藏宋澄泥石函砚、延趣楼藏汉砖虎伏砚等。

第二，是材质复古与形制仿古的时代特点。清代在砚材的种类、工艺技术、装饰纹样上都有很多创新之处。雕刻技艺达到新高峰，进而形成粤派、徽派、苏派三大派别。整体风格从古朴走向华丽，从实用性走向欣赏性、艺术性、陈设性。但仍有相当部分继承了宋代砚台的外在形态造型，仍以长方形为主，表现为敦实、厚重、朴素，无个性张扬之举。形体上讲究简洁流畅，无繁缛装饰，少有起伏变化较大的雕饰。风格上端庄肃穆、沉稳典雅。这反映了受宋明理学所倡导的简洁典雅文化思潮影响，体现了当时高级文人阶层的审美取向。

第三，有文房之至的属性。帝王以文房直接亲近文人，以示君子共情、喜好读书，以此巩固统治。砚被比作君子共情之物，如《御制旧澄泥四直砚铭》写道：“席上珍，文房佐……光内韫，德外播……坤六二，直方大。”同时，亦用作表达纳吉祝福、劝勉、警戒等愿望。

《羊城晚报》2025年3月28日A14版

通过砚还可引申出更深一层含义，即弘历以砚为题，提倡所谓的“天道规矩”，并要求臣民严格遵守。如《仿唐八棱澄泥砚铭》所载：“一规内涵八棱砥……”，砚台的制作与日月天地一样，需要接受自然规律的约束，代表了天道轮回。因此，砚台被赋予了警示的意义，用以对君王、臣属的行为规范加以约束。

总而言之，作为清宫旧藏砚中最精华的部分，弘历汇集了当时最好的原料、最好的工匠、最精湛的雕刻技艺、最经典的造型和图案，试图以此建立一种文化权威，从而巩固其封建统治。而其“无意”中打造的文房用品汇编——《西清砚谱》，在日后二百多年时间中，成为中国制砚史的经典。至于其中著录砚涉及年代的真真假假，则留与众人分说。

文｜林欢 龙丽朵

[作者林欢是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龙丽朵是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汉二陵博物馆）“砚遇岭南——广东地区出土砚文物与砚文化展”策展人]

来源：羊城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