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体育，是力量的角逐，是意志的较量，更是民族精神的铿锵回响。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体育从未缺席——它既是强健民族体魄、振奋军民士气的火种，也是抗争不屈、捍卫尊严的象征。
李祥｜体育收藏家 北京祥体育博物馆馆长、中国收藏家协会副理事长、体育博览杂志理事会文化与传播专委会主任
体育，是力量的角逐，是意志的较量，更是民族精神的铿锵回响。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体育从未缺席——它既是强健民族体魄、振奋军民士气的火种，也是抗争不屈、捍卫尊严的象征。
北京祥体育博物馆收藏了众多与“体育救国”相关的体育藏品，如刻有“强国强种”、“体育救国”、“健身救国”、“自强不息”、“抵御外侮”等字样的奖牌、奖杯、墨盒等，它们生动地讲述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体育救国理念的坚定信仰和执着追求。这些展品不仅见证了当时人们将体育作为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通过体育锻炼强健体魄、增强意志，进而抵抗外侮、拯救国家的坚定信念和实际行动，也反映了他们在艰难时期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和不懈努力。
对于此次展览，北京祥体育博物馆馆长李祥表示，从延安时期的“战斗篮球队”到国际赛场上铿锵有力的中国身影，从战时体育健儿奔赴前线的壮举到体育精神凝聚起的全民抗战力量——每一张照片、每一件实物、每一段影像，都在无声讲述着体育如何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如何以独特的方式参与抗争、铸造国魂。铭记历史，不仅仅是为了不忘却伤痛与仇恨，更是为了从中汲取教训——如何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在牢记历史的同时，我们更要向前看：学会保持开放、吸收先进经验、不断自强。只有自身真正强大，才能守护和平、避免苦难重现。如果我们依然弱小、封闭、停滞不前，即便历史不会原样重演，“落后就要挨打”的困境仍会以其它形式出现。所以，铭记，是为了不再重复；自强，才是真正的回答。
1917年刊有毛泽东《体育之研究》论文的《新青年》杂志
民国初期，中国社会深陷于内忧外患的漩涡之中，外部列强虎视眈眈，内部军阀割据混战，百姓生活苦不堪言。面对“国力衰弱，武风不振，民族体质日渐衰微”的严峻形势，青年毛泽东心在追寻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他深刻洞察到体育对于强健民族体魄、弘扬尚武精神、拯救民族于危难之际的重大意义。1917年4月1日，年仅24岁的毛泽东以笔名“二十八画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提出了著名的“欲文明其精神 先野蛮其体魄”思想。作为一名大学生能够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章士钊、刘半农等当时的“顶流人物”同期发文，可见这篇体育论文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当时这篇论文发表时有一个小插曲，编辑部认为是一篇体育性质的论文，达不到在新青年发布的水准，但李大钊看后说“非体育也”，最终发布。确实深度这篇论文，虽然名字是体育之研究，但探讨的是民族危亡之际，体育对于个人成长、民族觉醒、国家强盛的重要性，提倡通过体育锻炼来增强体质、磨练意志，挽救危亡。在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阐述了体育“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的四大作用，同时提出了学校教育要“三育并重”，“体育占第一位置”的思想。对于他今后提出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主的“新体育”精神，具有重要的先导作用。
自强不息·抗日救国纪念章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无数中华儿女挺身而出，“誓死不当亡国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成为时代最强音。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抗战，将士在前线浴血奋战，百姓在后方支援保障，海外侨胞慷慨解囊……真正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起“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救国意志。 这枚纪念章正是在全民抗战背景下的民族呼唤与呐喊，其中“抗日救国，自强不息”八字，直指主题，是一枚承载中华民族苦难与辉煌、牺牲与胜利的精神徽章。它既是对抗战英烈的崇高致敬，也是对伟大抗战精神的永恒传承。
仔细观看这枚徽章，可见其上刻有骷髅头图案。骷髅头最直接令人联想到死亡，在抗战纪念语境中，它象征着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牺牲的无数军民、惨案中的死难者，以及战争所带来的巨大苦难与破坏。同时，骷髅头也被视为为国捐躯将士的英灵象征，寓意即使战士肉体消逝，其精神永不泯灭，依然在呐喊、呼号，激励生者继续抗争——这正是与“自强不息”、“抗日救国”主题的深刻共鸣：唯有铭记屈辱与牺牲，才能汲取奋进的力量。 “有人说，骷髅代表死亡与恐惧，但在这枚徽章上，它恰恰是‘向死而生’的民族宣言——它凝视着我们，那是南京城下30万冤魂的凝视，是狼牙山五壮士坠崖前的凝视，是四行仓库墙洞里战士最后的凝视……但它更在唤醒我们：牺牲从未远去，英灵终将长鸣。
3.湖南第十三届全省运动会女子掷铁饼第一纪念墨盒“体育救国”
墨盒为金属质地，表面呈古铜色，因岁月氧化形成斑驳质感，增添历史厚重感，墨盒上“体育救国”四个大字铿锵有力，右侧文字为：湖南第十三届全省运动会女子掷铁饼第一纪念，举办时间为1933年。左侧文字为：张开琏敬赠，张开琏为当时湖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一生廉洁，重视体育，国共合作期间，私下保护共产党人士，1951年，作为福建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特邀代表，并被选为福建省第一届政协委员。1954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该墨盒浓缩了民国时期“体育救国”的理想与女性体育的突破，古往今来 古今中外，没有哪个历史时期，体育和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只有近代。祥体育博物馆收藏了众多与“体育救国”相关的体育藏品，如刻有“强国强种”、“体育救国”、“健身救国”、“自强不息”、“抵御外侮”等字样的奖牌、奖杯、墨盒等，它们生动地讲述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体育救国理念的坚定信仰和执着追求。这些展品不仅见证了当时人们将体育作为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通过体育锻炼强健体魄、增强意志，进而抵抗外侮、拯救国家的坚定信念。
近代中国看湖南，近代中国体育同样看湖南。新中国成立前，湖南举办了十七届全省运动会。早在1905年，湖南就举办了第一届体育运动会，成为全国最早举办省级运动会的省份之一。1917年，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于《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名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提出了著名的体育思想“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爱国精神是湖湘体育文化最为本质的内涵，强调通过体育教育和体育运动来强健国民体魄。
1933年第五届全国运动大会纪念章(苏武牧羊 勿忘国耻)
以“苏武牧羊”历史典故为核心图案，刻画苏武手持节杖、身着古装，在北海（今贝加尔湖）畔牧羊的场景。画面中一簇小草、两枝枯树、三只温顺的小羊旁面容惆怅的拄杖长须牧羊老人驻足南望，远处几行南归的大雁从空旷的天空掠过。寥寥数笔勾勒出了“苏武牧羊勿忘国耻毋忘国耻”的历史故事。苏武是汉朝的使者，被匈奴扣留并流放去牧羊。匈奴威胁他，只有公羊生仔才放他回国。但苏武坚守忠诚，不抛弃不放弃，吃野菜、挖野果，与羊群为伴，度过19年的苦难成功返回汉朝。
原计划于1931年10月举办的近代第五届全国运动会，由于受到“九一八”事变的突然爆发以及全国十七个省发生水灾的双重影响，被迫延期至1933年10月，在南京中央大运动场举行。当时，“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已达两年之久，全国人民正处于悲愤与抗争之中。东北代表团身着黑衣、手持黑白旗表达了对沦陷故土的深切哀悼和对侵略者的强烈控诉，同时也寄托了对收复失地、恢复国家主权的热切期望。对这届运动会，时任教育部部长的王正廷在《第五届全国运动大会总报告》中这样评价道：“然则吾人倘谓此次运动大会将为中华民族复兴运动之始点，识者或不指为夸大。”本届全运会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振奋了中华民族抵抗外侮、抗日救国的民族精神。
民国时期台师环城赛跑优胜纪念奖杯体育救国 道全茶室赠
该奖杯以双耳造型为核心设计，杯身置于中央，两侧配有生动的鸟形把手，形态如展翅欲飞的鸟儿，象征自由与胜利。其中右侧文字为“台师环城赛跑优胜纪念”，中间“体育救国”四字铿锵有力，左侧文字为“道全茶室赠”，道明了赠送单位。
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体育救国”思潮盛行，主张通过强健国民体魄来振兴民族精神。台山师范学校作为台山地区的教育重镇积极响应此号召，开展各类体育活动。环城赛跑便是其中一项重要赛事，旨在锻炼学子的意志与体魄，弘扬团结奋进、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台山华侨不仅带回了体育项目，更带回了‘强国必先强种’的信念。他们捐资建场、赞助赛事——这座奖杯，正是侨乡凝聚力、商业力量与民族精神三位一体的铁证！而‘道全茶室’这四个字，更揭示了：救国不仅是志士的呐喊，更是全民的行动——一家普通茶室，亦能成为时代洪流中的火炬手！”
台山是全国近代体育开展最早和奖杯、奖牌发放最多的的地区之一。其体育发展史可追溯至1914年排球运动的传入，在华侨力量的推动下，台山迅速形成“班班有排球队，人人会打排球”的群众基础，1956年更被《人民日报》誉为“排球之乡”。这些刻有“体育救国”、“强国强种”字样和商会、侨团名字的奖杯，不仅是竞技胜利的见证，更是那个时代民族自强精神、深厚侨乡凝聚力与浓厚商业支持三位一体的独特物质文化遗产，共同铸就了台山在中国体育史上的先驱地位。
1934年11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队际比赛武装竞走优胜纪念奖牌 校长蒋中正赠
1936 年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二届运动大会万公尺奖牌
1936 年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二届运动大会万公尺奖牌
“一代黄埔人，半部近代史”，在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优秀指战员大多出自黄埔军校，所以提到抗日，自然离不开黄埔军校。黄埔军校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璀璨结晶，不仅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的里程碑，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携手共进的见证。其独特的体育军事思想，深植于当时复杂多变的社会背景之中，紧密贴合了革命斗争的迫切需求，并深刻体现了孙中山等革命先驱的强国强种理念。
黄埔军校的体育教育不仅仅关注身体的形态、健康与机能，更在培养适应战争所需的意志品质和团队合作精神上倾注了巨大心血。正因如此，黄埔军校得以与美国的西点军校、英国的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以及俄罗斯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并驾齐驱，成为世界四大军校之一。黄埔学生坚定的革命意志、过硬的军事素质、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与黄埔军校重视体育军事思想密不可分。黄埔军校对体育训练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学员们规定在起床后先整理内务10分钟，随后全总队会在大操场集合进行早操。早操的起始是30分钟的集体跑步，然后各连会分开到各自的小操场，以班或排为单位进行体操训练。
黄埔军校的军事体育思想融合了我国传统社会军事文化的精髓，如尚武、勇敢、团结、服从、兼容等品质，同时也积极采纳了近代西方体育和苏联军事体育的教育原则和训练方法。其训练内容丰富多样，包括集合、跑步、跳马、双杠、单杠、爬高、过天桥、拳术、刺杀、射击等。通过严格的体育训练，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学员们的身体素质，还磨炼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和团结协作的精神。
总队长桂永清赠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第一届运动大会优胜奖牌
这枚奖牌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赠予该总队第一届运动大会优胜者的荣誉象征。它不仅代表了军事体能竞技的成就，更承载了那段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德械精锐部队的训练理念和精神风貌。桂永清本人就是体育训练的积极践行者。他经常亲自参与训练和比赛，与官兵同场竞技。这种"将帅与士卒同练"的做法极大鼓舞了部队的训练热情。 在1935年的一次武装越野比赛中，桂永清与普通士兵一样背负全副装备，完成了15公里山地行军，在部队中传为佳话。
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隶属于黄埔军校，是当时最精锐的部队。黄埔军校为蒋介石事业之始，最新的装备、训练课程与部队编装往往先由军校实验。教导队为保障每一位教员的体能，经常开展体育活动，带有比赛性质。教导总队是当时能和日军打成1比1的部队，南京保卫战教导总队以全军覆没的代价，完成了掩护主力撤退的战略使命。尺地寸草，绝不放弃；日寇入侵，山河依然无恙。”这支精锐之师的陨落，不仅是南京保卫战的缩影，更是中华民族在危亡时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丰碑。
余司令程万杯篮球冠军奖杯印有刻有“强身建国”
抗战时期，7-8个中国军人才能换一个日本兵的生命！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对比，而是一个民族最痛彻的觉醒——没有强健的体魄，何来保家卫国的资本？没有钢铁的意志，怎担救亡图存的大任？正是这样的危机感，让余程万将军这样的将领把体育训练上升到战略高度——这座奖杯背后，是无数个在练兵场上挥汗如雨的清晨，是匍匐前进时磨破的手肘，是投弹训练中撕裂的肌肉……体育在此刻不再是竞技，而是生存！是救国！"
奖杯器型较小，高约24厘米，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三足鼎造型，上部鼎口的直径约为15厘米。铜制奖杯的一面刻有“余司令程万杯排篮球冠军奖杯”字样，附刻“前锋日报关能创谭庚屏赠”，另一面则刻有“强身建国”字样，并附刻吉祥鸟的图案。
余程万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和国立中山大学，在校期间曾对同学们说：“大丈夫若要报国，非学习军旅之事不可”。抗战爆发后，常德会战中孤军奋战,57师8529名战斗兵最终仅剩321人存活，而余程万部则因其出色的表现，赢得了“虎贲军”的美誉。铭记历史，不仅仅是为了不忘却伤痛与仇恨，更是为了从中汲取教训——如何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在牢记历史的同时，我们更要向前看：学会保持开放、吸收先进经验、不断自强。只有自身真正强大，才能守护和平、避免苦难重现。如果我们依然弱小、封闭、停滞不前，即便历史不会原样重演，“落后就要挨打”的困境仍会以其它形式出现。所以，铭记，是为了不再重复；自强，才是真正的回答。
1948年陆军训练司令部第一届射击竞赛大会步枪射击赛奖牌（孙立人赠）
一枚1948年的步枪射击赛奖牌，背后是抗日名将孙立人将军将体育精神融入军事训练的独特理念，以及他从篮球国手到“东方隆美尔”的传奇人生。孙立人1914年以安徽省第一名成绩考入清华学校，在校期间酷爱体育运动，尤其擅长篮球，被选入校队并担任队长 1921年，孙立人入选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参加第五届远东运动会。他率队先后击败菲律宾队和日本队，夺得篮球比赛冠军，为中国赢得了第一个国际篮球大赛冠军。 这位身高1米85的“飞将军”并没有止步于体育领域。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孙立人从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后转入弗吉尼亚军校学习军事，从此开启了他的戎马生涯。
抗日战争爆发后，孙立人率部参加淞沪会战，在苏州河一线与日军血战，身负13处重伤，昏迷3天3夜。 1942年，孙立人率新38师远征缅甸。在仁安羌战役中，他以不足1000的兵力击败7倍于己的日军，救出被围的7000余名英军，轰动全球 为此，孙立人获得了中美英三国元首同时授勋的殊荣：罗斯福授予“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授予“帝国司令”勋章，蒋介石授予云麾勋章，他被誉为“东方隆美尔”和“丛林之狐”。
这位抗日名将曾留下遗言：“死后不进国家忠烈祠，要与印缅抗日战亡将士葬在一起”。 这枚1948年的步枪射击赛奖牌，不仅是对军事技能的认可，更是对那个时代军人精神的一种见证。它诉说着一位从体育健将到抗日名将的传奇人生，以及体育与军事相结合的永恒价值。
1948年空军一届运动会奖牌
这枚奖牌的设计元素——雄鹰与星芒，正是对那段"鹰击长空"岁月的隐喻：空军健儿如雄鹰搏击长空，以血肉之躯铸就国家防线。它不仅是一件体育竞技的荣誉象征，更承载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军"全军覆没，精神永存"的悲壮历史。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空军在前期基本被打光，有经验有能力的飞行员损失殆尽。 这些飞行员许多像南开校长张伯苓的第四子张锡祜那样——出身优越、体育出众、热血报国的青年才俊。他们毅然投笔从戎，翱翔蓝天，最终在战斗中悲壮殉国。
民国时期的空军飞行员许多出身于良好家庭，并往往是体育精英。以张伯苓的第四子张锡祜为例，他出生于1912年，中学时期身高已达两米，足球、篮球、撑杆跳样样精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高中尚未读完的张锡祜决定投笔从戎，报考中央航校。这位体育健儿的选择代表了当时一大批优秀青年的报国之路。飞机失控坠毁，以身殉国，年仅26岁。 抗战期间，中国空军飞行员平均寿命仅22岁，第一至第四批航校学员几乎全部牺牲。这枚奖牌铭记着那些"富家子弟变烈士"的悲壮选择他们用体育训练锤炼的体魄与意志，在生死关头化作对侵略者的致命一击，用生命诠释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民族气节。
民国时期河间县抗日国术会分会纪念章
中央交叉的传统兵器，既点明“国术”主题，又暗含“以武止戈”的抗日决心，呼应“体育救国”口号。承载着民国时期民间武术家们"以武救国"的壮烈情怀，见证了中国传统武术在民族存亡之际的特殊使命。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危亡，"国术救国"理念迅速传播。许多武术家认为，通过推广国术（中国传统武术），可以增强国民体质，培养尚武精神，为抗战积蓄力量。 1933年，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提出"用国术的刀剑拳臂，去救国的危亡"，并率领国术馆学员在南京街头进行抗日宣传游行。 各地国术馆纷纷成立，教授武术技能，同时灌输抗日思想。河间县抗日国术会分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成为组织民众、训练体能、准备抗战的重要平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河间县很快沦入敌手，民间武术团体转化为抗日力量，许多拳师带领弟子加入抗日队伍。 国术会成员利用熟悉地形、身手敏捷的优势，开展游击战、夜袭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纪念章体现了传统武术在近代的转型。从单纯的强身健体、防身自卫，到与民族救亡运动相结合，国术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如今，这枚纪念章成为研究抗日战争史、中国武术史的重要实物资料，诉说着那段拳拳报国、以武抗敌的峥嵘岁月。
民国时期德化县第二届国民兵运动会四百公尺接力瓷茶杯 刻有“体育救国”
杯身以竖排形式刻有“体育救国”四字，字体端庄规整，下方另刻“第四百公尺接力第二名 德化县第二届民众运动会的赠品”字样。其中“体育救国”四字直接点明主题，是民国时期“体育救国”思潮的具象化表达；赛事信息则明确标注了器物的用途与颁发背景。瓷茶杯作为赛事第二名的奖品，既具有实用价值，又承载精神激励功能。杯身“体育救国”字样将日常器物与国家命题结合，使获奖者在饮茶时仍能铭记参赛初衷，形成“物-人-国”的情感联结。
1930年代，随着日本侵华加剧，国民政府提出“体育救国”口号，强调通过体育锻炼增强民族体质，抵御外侮。1932年《国民体育法》颁布，1935年中央国术馆成立，全国范围内掀起“全民健身”热潮，特别是抗战前后，“国术救国”、“锻炼体魄，挽救民族”的思潮盛行。
德化县民众运动会的举办正是这一思潮的基层实践。这枚瓷茶杯以简洁的设计语言，记录了民国时期“体育救国”思潮在德化县的实践片段。在“体育救国”的旗帜下，从城市到乡村，无数民众通过接力赛跑、武术表演等体育形式，将个人体能转化为民族抗争的力量，共同铸就了全民抗战的独特篇章。
1939年延安模范青年纪念章
作为中国革命文物中的重要标志物，1939年延安模范青年纪念章诞生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这枚纪念章是中共中央为表彰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中表现突出的青年而特别颁发的荣誉证章。193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青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青年运动的方向》和《永久奋斗》的讲话，强调青年应具备“正确的政治方向”与“永久奋斗”的精神。在此背景下，延安各单位推选出一批在抗日救国、生产劳动、理论学习中表现突出的青年，授予“模范青年”称号，并颁发纪念章以资表彰。
在延安青年救国组织下，5月6日至8日，举行了延安首届青年节运动大会。运动会比赛项目有田径、篮球、排球、射击、赛马、投弹等，兼具竞技性与军事实用性，直接服务于抗战需求。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决出了各个项目的优胜者: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大队、鲁迅艺术学校队获田径赛男子组团体一、二名;马列学院队和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大队获女子组一、二名。此次运动会为后续大型活动（如1942年“九一”扩大运动会）奠定基础，推动根据地体育普及，如冰上运动会、水上运动会等，形成“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群众体育氛围。
这枚奖章色彩丰富，表面带着岁月沉淀的质感，斑驳痕迹尽显古朴与沧桑。奖章中间的蓝色人物图案色彩鲜明夺目，人物右手紧握大刀，左手高举锄头或锤头，与“模范青年”的形象完美契合。整体色彩搭配既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感，又因蓝色人物图案的点缀而增添了一抹亮色，各种色彩相互映衬、交相辉映。刻有 “模范青年” 字样及颁发年份 “1939” ，点明了奖章的性质与历史时刻。
“萍鑛健身证”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实践中，唤醒工人阶级的意识与强健其体魄，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两大任务。这枚“萍矿健身证”，正是这一独特历史阶段的重要物证，它串联起了工人运动的悲壮历史、革命领导人的基层实践、以及“健身救国”的早期探索。
民谣“父挖窿中煤，子扯窿中拖……三月无饷发，生活真难过！”是安源路矿工人悲惨生活的真实缩影。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的三重压迫下，工人们不仅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奴隶生活，更因恶劣的劳动条件而普遍身体羸弱、伤病缠身。强健体魄，对于他们而言，首先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反抗。
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党的早期领导人敏锐地洞察到这一点。他们的工作远不止于理论宣传：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时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在安源考察期间，深入矿井、锅炉房、餐宿处等工作处，广泛接触工人，从谈家常入手，了解工人的疾苦和安源的阶级状况，启发工人，并开创了工人俱乐部。1922年9月，毛泽东、刘少奇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它不仅是领导罢工的指挥所，更是组织工人学习文化、开展文娱体育活动的大家庭。通过组织健身、打球、跑步等活动，俱乐部将散漫的工人凝聚起来，培养了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斗争勇气。
萍乡，是一片红色基因厚重的热土。她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秋收起义的爆发地。毛泽东同志曾先后10次来到萍乡安源，组织发动工农革命斗争。这枚“萍矿健身证”既是当年工人运动的见证，也是中国革命史上强种强身的写照，串联起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健身救国的红色记忆。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不仅是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更是一份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将体育运动系统化、制度化地融入军队建设的珍贵历史原件。其中明确提出的开展“捉迷藏、打足球、武术、花鼓调”等运动，绝非简单的娱乐指示，而是蕴含着深刻的战略眼光和治军智慧。
《古田会议决议》本身被誉为“我党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人民军队定型、政治建军原则奠定的核心标志。任何与之直接相关的原始文件都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圣殿级”文物。文件上钤印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机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纪念” 红印，为其赋予了第二重独一无二的身份。这证明：它很可能是专门为此次重要会议印制的纪念版或学习材料，并非普通下发版本，印制数量极为稀少。
以大队为单位，做下列各种运动：捉迷藏、打足球、武术、花鼓调等。决议中具体列举的运动项目，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务实而高超的治军艺术：武术与军事技能直接转化：练习武术能直接提升士兵的白刃格斗能力、身体素质和勇猛精神，是冷兵器时代末期最重要的单兵军事训练补充。足球、捉迷藏与团队战术训练：踢足球是一项极佳的集体主义教育运动。它能培养士兵的协作意识、服从纪律（规则）、进攻防守的战术思维和顽强拼搏的意志，完美契合军队对团队战斗力的要求。捉迷藏：这并非儿童游戏，而是模拟侦察、潜伏、隐蔽和突击的军事游戏。它能锻炼士兵的观察力、敏捷性、利用地形的能力和单兵战术素养，是以游戏形式进行的低成本军事训练。花花鼓调等民间曲艺，能活跃部队气氛、鼓舞士气，更重要的是，可以将其改造为宣传革命思想、发动群众的有效工具，实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
三八五旅司令部、政治部颁发的“朱德射击手”证章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八路军在敌后开展大规模练兵运动。陕甘宁边区部队响应朱德总司令的号召，开展了以提高射击、投弹和刺杀“三大技术”为主的革命竞赛活动。在这场练兵运动中，部队制定了严格的表彰标准：射击3发子弹命中21环者评为“朱德神枪手”;投弹40米以上者评为“贺龙投弹手”;刺杀勇猛;测验90分以上者评为“高岗刺杀手”.
三八五旅隶属于129师，师长为贺龙，司令部、政治部颁发的“朱德射击手”证章，是一枚镌刻着抗日烽火记忆、闪耀着革命精神的珍贵文物。 在抗日战争的熊熊烈火中，三八五旅作为英勇的抗日力量，活跃在战场上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这枚由旅司令部与政治部联合颁发的“朱德射击手”证章，正是那段激昂岁月的生动见证。证章以“朱德射击手”命名，既彰显了朱德总司令在全军将士心中的崇高地位，也激励着每一位战士以精湛的射击技艺杀敌报国。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敌后战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朱德总司令率领八路军总部开赴前线，在近三年时间里，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带领八路军将士，克服重重困难，在敌后广泛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坚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收复了大片国土，建立起多个抗日根据地。
这枚“朱德射击手”证章不仅是个人荣誉的象征，更是八路军在敌后坚持抗战、提高军事素质的历史见证。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仍坚持训练、提高战斗力的决心，也反映了官兵对朱德总司令的敬爱之情。八路军在敌后的抗战活动，有效地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支持了正面战场的作战，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6。这枚小小的证章，正是这段辉煌历史的一个缩影。
抗日战争期间 朱德总司令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们一起打排球照片
抗日军政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重要学校。抗大的学员们不仅学习军事和政治理论，也积极参与体育活动。这帧老照片不仅是朱德与抗大学员共乐的瞬间，更是抗大体育教育理念的缩影。在"体育救国"的旗帜下，抗大通过科学的课程设计、创新的竞赛形式与领导的身先士卒，将体育锻造为革命精神的载体，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独特的"体能支撑"与"精神动力"。
少年时代，朱德就考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体育学堂，毕业之后在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此后他又考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军事。朱德后曾担任过云南陆军讲武堂军事教官，负责管理学生和教授射击、步兵操典等项工作。井冈山时期，朱德在部队中积极开展军事体育活动，利用战斗的闲暇,让红军出操训练。朱德同志创建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两大专业体育组织，是延安新体育学会名誉会长和新中国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名誉主席，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参与体育运动会最多的国家领导人。他先后创办了首届仪陇县运动会、红军甘孜炉霍“五一”运动会、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等赛事。认为“只有变文弱为雄武，军强文壮，才好打仗办事”、“打仗是格斗，是角力，所以体育锻炼很重要”。
毛泽东在延安体育节上的题词“锻炼体魄，好打日本”老报纸
一幅来自老报纸的题词，背后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体育强健民族体魄、鼓舞抗战斗志的深远考量。 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于1942年延安体育节之际题写了“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题词。这幅题词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体育事业的高度重视，更彰显了体育与军事相结合、全民强身以救国的战略思想。
延安时期的体育活动具有很强的军事化和实用性导向。贺龙为“九一”扩大运动会的题词就是“体育运动军事化”。 体育运动与军事训练紧密结合，如游泳训练强调武装渡河，篮球比赛也被赋予军事意义——著名的“战斗篮球队”队员们在1938年曾在一场篮球赛“热身”后立即投入与日军的战斗。朱德和贺龙等军队领导人高度重视体育，朱德曾为“战斗篮球队”题词“球场健儿，沙场勇士”，准确概括了体育与军事的密切关系。
这幅题词的老报纸报道，成为研究中国体育史和抗日战争史的重要文物。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艰苦条件下依然重视军民身体健康和体育事业的远见卓识。 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延安时期推动的体育活动，显著提升了抗日军民的体质和战斗能力，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题词，将个人健康与国家存亡紧密联系起来，激发了广大军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时刻的全局观和远见卓识。
来源：李祥体育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