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历史长河中，“琅琊”二字，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符号，已洗练成中华文明中极具分量的文化地标。它既承载着秦汉帝国的雄浑气象，也孕育了魏晋风度的文脉书香；既见证了海洋文明的扬帆启航，也回响着唐诗宋词的千古绝唱。

在历史长河中，“琅琊”二字，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符号，已洗练成中华文明中极具分量的文化地标。它既承载着秦汉帝国的雄浑气象，也孕育了魏晋风度的文脉书香；既见证了海洋文明的扬帆启航，也回响着唐诗宋词的千古绝唱。

从东望大海的琅琊台，到东武岗下的繁华古城；从莒国故城的宫墙，再到五县换取的临沂；从南京城郊的侨置郡县，再到安徽滁州的琅琊山。“琅琊”之名在一次次远征中星火燎原，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迁移、复制、升华，成为跨越地域、贯通古今的文化标识。这一过程，正是文化力量深度参与、持续塑造的结果。

落子琅琊 刻石为记的文明启航

公元前219年，东巡的秦始皇登临位于山东半岛东南部的琅琊山。他在山顶远眺，面对浩瀚大海，逸兴遄飞，命人修建琅琊台，勒石颂扬他统一中国的功绩。这次巡行，秦始皇在琅琊台停留三个月。而那方留存至今的琅琊刻石，不仅记下了“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的帝国伟业，更将“琅琊”二字深深刻入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图谱。

事实上，琅琊台的地理意义远早于秦代。《山海经》中“琅琊台在渤海间，琅琊之东”的记载，暗示着这片土地在远古先民心中的神圣性。对以农业为生的先民而言，临海的高台既是观测天象的天然坐标，也是沟通人神的场所，这种原始的神圣性，为后来的文化积淀埋下了伏笔。

到了公元前210年三月，秦始皇派遣使者远逾陇西，去往黄河的源头昆仑之地寻找长生不老的仙药。这一年，他开启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巡，长达9个月，行程近万里。传闻他在琅琊台与方士徐福再度会面。

这期间，秦始皇都做了啥？在2024年公布的《里耶秦简（叁）》中，给我们提供了蛛丝马迹。简12-1324记述道：“琅琊献昆陯（仑）五杏药、秋鰝及它□。”这条所载“五杏药”，极可能是秦始皇所求的长生不老药。“秋鰝及它□”，研究者关注较少，而它们也可能是琅琊所献的“奇物”。“秋鰝”，或是海中的大虾。《尔雅·释鱼》：“鰝，大鰕也。”郭璞注：“鰕大者，出海中，长二三丈，须长数尺。今青州呼鰕鱼为鰝。”

秋鰝作为身长二三丈（注：秦汉时期，一丈约为231厘米）、须长数尺的罕见巨物，契合秦始皇曾在“求药”诏书中要求“奇物”的特征，故被琅琊作为贡品。不过这个巨物的尺寸可能有讹误。在清代周煌所著《琉球国志略》第14卷中，异产有龙头虾，作者的解释是：“一名鰝。大者一二尺，形绝似龙。”这或许是比较合乎科学的说法。而“秋鰝”与“五杏药”被并列贡纳，足见它们在求药体系中是被官方认可的“良药”“奇药”。

至于五杏药为何物，是否和近期所发现的昆仑刻石有关，当时如何从昆仑来到琅琊，药效如何，跟徐福有多深的关系？这些谜团，还有待学者研究。不可否认的是，秦始皇对琅琊的青睐，带来“蝴蝶效应”：他下令“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将中原的百姓迁徙至此，既充实了当地人口，也让中原文化与齐鲁文化、海洋文化在此交融；他又命人修筑驰道，让琅琊与咸阳通过宽阔的官道相连，政令、物资、军队可畅行无阻，使琅琊从齐国的区域重镇，一跃成为秦帝国边陲的统治中心。

治所迁移 扎根东武守望南北

汉承秦制，琅琊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汉武帝曾三次巡幸琅琊，在此祭祀天地，延续了秦代的政治传统。元封五年，为加强统治，西汉设置十三州刺史部，琅琊郡成为徐州刺史部下辖的重要部分，辖境包括今天的山东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也恰在此时，琅琊郡治发生了一次重要迁移。治所由琅琊县迁至了东武（今山东诸城）。

《汉书·地理志》所记琅琊五十一县，首县已为东武，这一变化标志着琅琊地区政治中心的转移。而之所以会发生这次迁移，虽然史料上没有更多的记载，但是自然灾害的频发应该是重要的因素。在考古调查中，工作人员发现秦琅琊郡城（今青岛琅琊镇驻地）距离古代海岸线很近，很容易遭受海浸影响，另外郡城周围多山地或滩涂，粮食产量可能不足以供给大量人口。

因此随着琅琊郡的进一步发展，紧邻的东武就成了新治所的不二之选。这里地处内陆，是连接齐、莒故地与苏北平原的重要节点。当时，郡治所在需具备较强的粮食自给能力，以供养官吏、驻军及附属人口。琅琊周边多为山地与盐碱滩涂，耕地有限，粮食产量难以支撑一个大型行政中心。

而东武地处鲁东南平原，农业发达，交通便利，能够更好地辐射和管理整个琅琊郡的广袤区域。这次迁移，使得琅琊的政治影响力延伸至更广阔的内陆地区，也为其后续的文化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诸城作为东武所在地，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琅琊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要枢纽，孕育出独特的地域文化，在经学、文学等领域人才辈出。两汉时期，东武学术开放，经学繁荣，一度成为南北文化的交流中心。

东汉初年，琅琊地区的政治格局又迎来一次重要变动。据《后汉书》所载，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皇子刘京受封琅琊公，两年后进爵为王，琅琊郡因而变为琅琊国。刘京实际到琅琊就封已经是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到封地后，刘京把国都从东武迁到了莒（今山东莒县一带）。莒县历史悠久，夏为莒州，商为莒方国，周为莒国，春秋时莒国便在今县城所在地建立莒国故城，城垣以崇岭著称，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重要的战略地位。

此次迁都，不仅是治所的迁移，更是琅琊地区从西汉郡县制下的行政中心，向东汉宗室藩国体制下的政治文化中心的转型。刘京就国莒城十八年，大量人口、财富与资源汇聚于此，莒国故地的经济日益繁荣；更重要的是，莒国文化与琅琊文化在此碰撞融合，原本单一的地域文化，逐渐变得多元丰富。在莒城走向鼎盛时，刘京却作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决定——迁都开阳。

以退为进 漩涡中的自保智慧

何种因素促使刘京作出迁都的决定？文史专家张同旭介绍，《后汉书·光武十王传》称刘京晚年迁都开阳，是因莒城内存有西汉城阳景王刘章的祠庙，“神灵示警”称宫中有诸多不便，但这一说法破绽明显。

“景王祠在刘京抵达莒城时便已存在，为何居此十八年间从未因神灵生事，偏偏晚年才出现示警？”张同旭说，更为反常的是，刘京愿以琅琊国的华、盖、南武阳、厚丘、赣榆五县，换取东海郡的开阳、临沂两县，这种看似“亏本”的交易，与《后汉书》所载其“骄宕”性格——例如永平年间无功却坦然接受明帝增封的六县，悉数收下阴皇后遗留的金宝财物，耗巨资将莒城宫殿修饰得金碧辉煌还“数上诗赋领德”完全不符。

“真正推动刘京迁都的，是章帝时期暗流涌动的政治局势。”张同旭说，刘京历经光武、明帝、章帝三朝，前两朝因母亲阴皇后受宠，他在皇族中地位优越。不过，章帝刘炟登基后，权力格局已然改变，建初四年（公元79年），章帝立刘庆为皇太子，同时调整诸王封地、任免重臣，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权力与利益重新分配。此次调整虽未直接触及刘京，却让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作为章帝的叔父，已不再是新帝最亲近、最需倚重的皇族成员，昔日“受宠殊异”的时代已然落幕。

更关键的是，琅琊国本身的优势此时已成为潜在的“祸端”：东汉初期的琅琊国合并了西汉琅琊郡与城阳国，再加上明帝增封的六县，地域辽阔、赋税丰厚；而都城莒城更是军事重地。战国时乐毅伐齐连下七十余城，唯独莒城与即墨久攻不下，王莽时期赤眉军攻莒数月亦未克，再经刘京十八年修筑，城防愈发坚固。

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深谙政治风险的刘京早已看到，这时如果再拥有坚固的城墙，肥沃的土地，必将让新皇寝食难安，于是他主动上书章帝，愿以五县换两县，将都城从军事价值极高、宫殿奢华的莒城，迁至当时尚属普通的开阳。

“刘京的迁都，看似是舍弃了优越的封地与都城，实则是以退为进的自保之策。”张同旭说，刘京通过主动削弱琅琊国的规模与军事优势，彻底打消章帝的猜忌，在皇族权力斗争漩涡中安稳立足，刘京这一决策背后的政治智慧，远非“神灵之说”所能掩盖。

衣冠南渡 琅琊文化符号的新生

随着都城的迁移，开阳也逐渐兴盛起来，今临沂市境成为琅邪国的核心地域。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琅琊王刘熙因罪获诛，国除。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琅琊”作为地名，已和今临沂市境深度绑定。此后，除衣冠南渡后侨置的南琅琊郡外，不论琅琊为郡为国，都以今临沂市境为核心地域，“琅琊”因此成为临沂的别称。直到清代，还有临沂籍文人用“琅琊”代署自己的籍贯。

公元317年，建邺城内，南迁的北方士族拥立琅琊王司马睿建立东晋。在这场影响深远的“衣冠南渡”中，来自琅琊的王氏、颜氏、徐氏、诸葛氏，相继携族过江。以王氏家族为例，他们虽然从地理空间上逐渐远离琅琊故土，却在文化疆域中不断将“琅琊”之意开拓。

琅琊王氏的崛起，始于东汉末年。王祥“卧冰求鲤”的典故，既体现了儒家孝悌伦理，也暗示了这个家族早期的社会声望。魏晋之际，王戎、王衍皆为当时名士，将玄学清谈之风带入家族传统。这种兼具儒学根基与玄学气质的文化品格，使琅琊王氏在门阀制度兴起的时代占据了独特优势。永嘉之乱后，王导、王敦兄弟辅佐司马睿定都建邺，不仅稳定了东晋政局，更将琅琊的文化注入了江南土壤。

在江南的土地上，“琅琊”之名通过侨置郡县得以延续。为安置南迁流民，东晋朝廷在今天的南京、常州一带设置了“南琅琊郡”，这种行政名称的复制，本质上是文化记忆的移植。据《宋书·州郡志》记载，南琅琊郡下辖临沂、阳都、即丘三县，这些县名均源自北方琅琊国的故地。琅琊文化流风回雪依然荡气回肠，王氏后世建之、闽之等墓志可见都乡南仁里，居江南尤以“小琅琊”光耀门楣。

琅琊王氏对文化的重构，集中体现在书法艺术与道家思想两个领域。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其笔法中的飘逸洒脱，正是魏晋风度的视觉呈现。这位出身琅琊王氏的书法家，将家族的文化积淀与江南的山水灵气融为一体，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艺术境界。值得注意的是，《兰亭序》中“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意境，与琅琊台“东望大海，气象万千”的自然环境有着精神上的呼应，这种跨越地理的文化共鸣，展现了“琅琊”符号的强大生命力。

在思想领域，王弼的道家思想为“琅琊”文化注入了哲学深度。这位年仅24岁便去世的思想家，以《老子注》《周易注》构建了“贵无论”的理论体系，将儒家伦理与道家思想熔于一炉。王弼的思想不仅影响了魏晋时期的学术走向，更塑造了琅琊王氏“儒道兼修”的文化品格。

南朝时期，琅琊王氏虽然政治影响力有所下降，但文化传承从未中断。王僧虔的《书论》系统总结了书法艺术的审美标准，王俭则在目录学领域成就斐然，编纂《七志》推动了文献整理事业。这些文化实践，使得“琅琊”之名超越了家族符号，成为一个涵盖文学、艺术、思想的综合性文化标识。

正如《南史·王昙首传》所载：“王氏自太保（王祥）以来，世有高名，冠冕不替。”这种“不替”，不仅是家族声望的延续，背后更是“琅琊”所承载的文化传统。

琅琊多个姓氏的衣冠南渡，不仅在江南土地上延续并创新着北方文化传统，“琅琊”二字也完成了从地域符号到文化符号的关键跃升。这种跃升的核心，在于“琅琊”不再依附于特定的地理空间，而是成为一种可以不断复制、持续生长的精神基因。

薪火相传 “琅琊”的现代回响

唐宋时，一地之名常常是州郡并称。此时的“琅琊”文化，在审美转向的过程中形成了三个显著特征：其一，从政治符号转向审美符号，琅琊台的帝国记忆逐渐让位于琅琊山的山水情怀；其二，从地域符号转向普世符号，“琅琊”不再局限于特定区域，而是成为文人共同的精神寄托；其三，从家族符号转向大众符号，琅琊王氏的门阀印记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全民共享的文化遗产。这一转变，使得“琅琊”文化获得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和更持久的生命力。

其中，宋代是“琅琊”文化审美转向的关键时期。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将琅琊山的自然景观与文人的精神追求完美结合，使“琅琊”成为山水审美与人文情怀的代名词。值得注意的是，滁州的琅琊山与传统意义上的琅琊故地并无直接地理关联，这种文化符号的借用，恰恰体现了“琅琊”已成为超越地域的审美意象。

除了滁州琅琊山，宋代的“琅琊”文化还悄然兴起于金石学中。赵明诚与李清照夫妇编撰的《金石录》，收录了琅琊台刻石的研究，通过对历史文物的考证，延续了“琅琊”的历史记忆。书中对秦代琅琊刻石“字存者尚十三四”的记载，展现了宋人对“琅琊”历史遗存的珍视。这种将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琅琊”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新的学术路径。

可惜的是，金灭北宋后，一般不再称郡名，琅琊郡终于成为历史。昙花一现的是在民国时期，张宗昌督鲁之后，曾于1925年设琅琊道，统领旧沂州府属县，仅两年多就又撤销。此后，临沂再无行政区划以“琅琊”为名。

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琅琊台遗址的考古挖掘，这份沉睡千年的历史遗产又焕发出新的光彩。作为琅琊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琅琊台遗址自开展系统性挖掘以来，不断有令人惊喜的发现。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清理出了秦汉时期的夯土台基、宫殿建筑遗迹等重要遗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这不仅直观印证了历史文献中关于琅琊台的记载，更让我们得以真切触摸到琅琊文化在秦汉时期的繁荣景象。

“琅琊”文化还在大众文化的浪潮中掀起巨浪。近年来，电视剧《琅琊榜》以“琅琊”为名，构建了一个充满权谋与忠义的虚构世界，虽然剧情与历史上的“琅琊”并无直接关联，却成功借用了“琅琊”所蕴含的文化意象，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在地方文化建设中，“琅琊”更是成为重要的品牌资源。临沂建设“水韵琅琊”“琅琊古城”等旅游综合体，深入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资源。青岛以琅琊为主题，开发了“琅琊祭海节””“琅琊嗨海季”等文旅项目。

回首千年，从秦汉的刻石到唐宋的诗文，从南迁的家族到当代的遗产，“琅琊”二字的文化旅程，跨越了两千多年的时空。它的每一次迁移，都是一次文化的重构，每一次升华，都是一次精神的超越。在这个过程中，“琅琊”不仅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兴衰流转，更参与了文化基因的塑造与传承。

当我们今天谈论“琅琊”，我们谈论的不仅是一个历史地名，更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承：它既有山海交汇的开阔胸襟，又有诗书传家的人文情怀，这种精神，在秦汉帝国的雄浑中奠基，在魏晋风度的洒脱中淬炼，在唐宋诗文的雅致中升华，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来源：大众新闻-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