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作为美国前国务卿和著名外交战略家，曾多次在国际访谈中提出，尽管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仍有三个国家因其独特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地位，成为美国“无法制裁”甚至“谁都不能制裁”的对象。这三个国家分别是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作为美国前国务卿和著名外交战略家，曾多次在国际访谈中提出，尽管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仍有三个国家因其独特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地位，成为美国“无法制裁”甚至“谁都不能制裁”的对象。这三个国家分别是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梵蒂冈，其中梵蒂冈的特殊性，使其更是成为“无人敢制裁”的代表。

沙特通过石油美元体系与美国形成深度捆绑，其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直接威胁美国金融霸权。

石油美元体系的支柱：1970年代，美国与沙特达成协议，要求石油贸易以美元结算，此举巩固了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若沙特改变结算方式（如采用其他货币），将动摇美元霸权，甚至引发美国经济崩溃。

经济与战略依赖：沙特是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占OPEC产量的11%，且控制着波斯湾与红海的关键航道。美国若制裁沙特，可能导致全球油价动荡，影响自身能源安全。例如，1973年石油危机期间，沙特主导的石油禁运曾导致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加油站关闭、航班取消、失业率飙升。

反制能力：沙特通过巨额军购（如向美国购买F-15战斗机）和与中国等国的战略合作（如采购东风导弹）增强防御能力，进一步降低美国制裁的可行性。

美国犹太社群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及其与以色列的深度绑定，使制裁以色列等同于挑战美国自身权力结构。

犹太裔的政治渗透：美国犹太人口虽仅占2.4%，但掌控金融（高盛、花旗）、科技（谷歌、脸书）、媒体等核心领域，并在政界占据要职（如国务卿布林肯、美联储主席耶伦等）。制裁以色列将引发国内犹太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弹，甚至导致社会动荡。

战略盟友的不可替代性：以色列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桥头堡”，其情报能力、军事技术（如铁穹系统）和地缘位置（连接欧亚非）对美至关重要。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38亿美元军事援助，双方在反恐、遏制伊朗等问题上高度协同。

历史与道德包袱：二战期间犹太人大屠杀的集体记忆，使西方社会对以色列的生存权高度敏感。美国若制裁以色列，可能被视为“背叛”历史承诺，引发国际舆论谴责。

梵蒂冈作为全球天主教的精神中心，其宗教影响力超越国界，制裁梵蒂冈将触发全球数十亿信徒的反抗。

宗教与道德制高点：全球约13亿天主教徒（占基督徒总数的50%以上）视教皇为精神领袖，梵蒂冈的宗教权威在欧美社会根深蒂固。美国若制裁梵蒂冈，将面临国内信徒（占人口近三分之二）的强烈反对，甚至影响选举政治。

国际外交豁免权：根据《拉特兰条约》，梵蒂冈享有主权豁免，其外交网络覆盖180多个国家，并作为联合国观察员参与国际事务。制裁梵蒂冈缺乏法律依据，且可能招致多国联合抵制。

无实际制裁必要：梵蒂冈国土仅0.44平方公里，经济自给自足（依赖旅游业和信徒捐赠），军事力量为零。制裁既无实质效果，又易被诟病为“欺凌弱小”，损害美国国际形象。

梵蒂冈的特殊性在于其影响力完全依赖非世俗权力——宗教道德权威。任何国家若试图制裁梵蒂冈，不仅面临信徒的集体抵制（如跨国公司断供、学者拒访、政客疏远），还会被贴上“反宗教”标签，丧失国际道义支持。

例如，特朗普政府曾窃听教皇通话，曝光后引发全球基督教国家的强烈抗议。这种“软实力”的威慑远超军事或经济手段，使梵蒂冈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不可触碰者”。

基辛格的观点揭示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强权并非万能，小国亦可通过资源垄断（沙特石油）、族群网络（以色列犹太人）、精神权威（梵蒂冈宗教）形成“不对称权力”，迫使美国在制裁时投鼠忌器。这一现象也反映了美国霸权体系的局限性——其全球统治依赖多重利益链条，任何一环断裂都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

来源：一瓢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