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虽然我祖上家族是有几百年传承的中医世家,但很显然我的父亲是个背叛者。他投身了革命,16岁便成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特务营的战士。
我真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
真的。
我今年69岁了。
过去的60多年里,我多次转换角色,一次又一次的揉碎自己,推倒重来,活出了210年不止的人生。
我出生在武汉,当时我父亲是四野南下干部里,肩负特殊使命的隐蔽战线军人。
虽然我祖上家族是有几百年传承的中医世家,但很显然我的父亲是个背叛者。他投身了革命,16岁便成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特务营的战士。
这使得我婴幼时代完全浸泡在红色基因里成长,近距离和诸如杨得志、陈再道、张体学、曾思玉等赫赫战将直接接触过。
后来因为父亲肩负使命的原因,我们一家改换了身份,我回到了宜昌老家。
6岁生日过后不久,我迎来人生第一个转折:被家族确定为祖传手法第37代传人。
这是我第一次被揉碎,从大院子弟,变成了杏林弟子。
经过非常严格繁琐充满仪式感神圣感的拜祖拜师程序,我过上了每天每天每天凌晨4点被叫醒,迷迷糊糊跟着师傅从蹲马步、站桩、推石锁石担、习形意拳、走梅花步等武功练起,最少一个时辰。
然后沐浴更衣,吃早饭,稍微歇息一下,又进书房。从永字八法起步,习蝇头小楷,抄古典秘籍,背医宗要方,读《伤寒论》、《金匮要略》、《祖训》以及远祖辈祖辈父辈用蝇头小楷抄下来的家传秘籍。
足四年!除大年初一或其他祭祖仪式需要外,一天也没有让歇息过。
是“破四旧、立四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冲断了我的学艺生涯。我那一心要向党组织靠拢的妈妈主动焚烧了我家族谱(巨大的不可弥补的损失)、还有一些线装古籍,使我过上了正常的小学生日常生活。
我感到自己解放了,终于摆脱了学艺的苦海。
由于我的武功基础,我成为了一个比同龄孩子运动能力强很多的红小兵,很快被体育老师作为重点对象重点培养。
当时我幸运的碰上从印尼归国的华侨老师李万澍(音),他是我国羽毛球运动普及教育的开路先锋之一。他和林水镜,还有汤仙虎、侯加昌都有联系,所以他一门心思想让我学羽毛球。
但我进了少年体校羽毛球班才几天,就被市体委田径教练看中,他不由分说把我抢到了田径队接受短跑和跳跃训练。
这样一来,本该成长为杏林弟子的我,第二次被外力彻底揉碎,转投速度和弹跳的运动之门下。
三年的艰苦训练使我成为市级运动队少年田径代表队当仁不让的主力。主项100米,副项跳高,兼项接力,一直在市队牢牢占据一个名额。
临近高中毕业,省二队经过多次考核检验决定录取我为专业运动员。
当一切手续基本办妥,就等下户口转粮食关系时,我反悔了。
我的理想是当兵,像父亲一样,到战场杀敌,成为杨根思那样的战斗英雄,或雷锋王杰欧阳海似的好战士。
或者,行不了武,就当记者、作家、导演,在文化战场上纵横捭阖,用文章用作品占领思想阵地,像毛主席一样一篇新闻稿退敌十万兵。
我拒绝了省二队的录取,填写了上山下乡志愿书,成为浩浩荡荡的知青大军一员。
这是我第三次揉碎,从专业运动员变为下乡知青。
这也是我第一次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第一次主动揉碎自己,选择了自己希望的人生道路。
我和知青战友柴春泽在某次会议上相逢
在农村我各方面表现突出:农活一把好手,知青中第一个学会耕田,栽秧比赛大队前三,还搞优良育种试验田,为全公社亩产过长江做出了示范,成为全地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先进代表和优秀知青代表、优秀民兵连长,获得县革委会主任亲自授予我一支崭新的56式冲锋枪!
本来县革委会上报地委省委,准备提拔我到县知青办,负责全县知青扎根农村闹革命方面的工作。但恰逢部队秋季征兵,我少年时代的梦想又被点燃。加上当时我自己掌管大队公章,便违反组织原则私自推荐自己参军,并顺利通过体检和政审。直到带兵干部来调档案,公社才知道我要跑。
公社决定不放人。
那时我父亲虽然受温度尔汗事件牵连加上旧伤复发而刚刚去世,但他的老上级老战友还有不少在部队担任重要职务,我迫不得已给某个还有联系的叔叔打了电话。
很快,一道特招的命令下来了,公社包括县里地区里都没人敢违抗。我在1974年的最后一天,如愿穿上了三点红的65式军装。
这是我第四次揉碎,而且也是由我自己强力把握。
我当时所在的是我军历史上唯一存在过的反特专业部队,由于涉及军事秘密,此处不展开。
简单说,由于我的根子来源于特殊隐秘战线,加上我训练刻苦,军事素质优秀,我也被层层考核甄选后,成为当时共和国对外侦察对内反特反间谍特殊部队一员。
后来因为在一次和CIA的正面战斗中,我搭档牺牲,复仇心切的我失(故)手(意)将对方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击毙,违反了战场纪律,给我方造成线索中断的巨大损失。
再后来,经过上级组织科学严密的甄别,给我一个全新的履历,重新回到了老百姓的社会。
这是我第五次揉碎,只是这一次改变并不是我所选择,而是被选择。
因为祖上家世的原因,我被空降到武汉某药材公司,以正营正科待遇担任业务副经理(80年代初期,国营单位没有总经理的职务,副经理就是副科级干部,是公司领导班子成员)。
此前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约束,医药行业作为国家管控的商品,根本不允许跨地区越级采购和销售。
但不久,报纸上刊载了《东方风来满眼春》的长篇通讯,一个新的名称——深圳,一个新的概念——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使我们每个人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政治气候和经济形势。
我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历史机遇,在全行业还墨守成规一级站二级站三级站批发零售调拨计划的体制尚存的1982年,率先突破条条块块,把业务拓展到北至黑龙江,南达广东,西及新疆的大半个中国。
我成为《中国医药报》头版头条的风云人物,成为金牌销售员,也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个人万元户。
此时我再次面临人生抉择。
当时我个人生活一帆风顺:和初恋结了婚,有了独生女儿,还通过内部关系买了房管房,家里拉了电话线,按照前几年我在国外执行特殊任务住过的豪华酒店格局自己改造升级的房管房一样配备了自用洗手间、洗衣房、厨房等设施,算是较早进入了小康生活。
仕途上也是一帆风顺。
市委分管商业的副书记意欲调我去做他的秘书,这个被我毫不犹豫推辞了;局机关把我列为重点培养的第二梯队重点骨干,组织部已经对我进行了一系列考察,新的任命文件已经成文,即将摆到市长办公会的会议桌上。
你们猜对了,我再一次选择了揉碎。
我不想当官,我不想玩政治,我不想活在不敢说真话不能自由自在成天繁文缛节论资排辈的官场。
我已经当过兵,但未能实现自己的英雄梦,看来这辈子不可能成为杨根思那样惊天动地的战斗英雄了。
那么我为什么还要放弃我的记者梦、作家梦、导演梦呢?
我要考大学!
我要考大学!
我要考大学!
我当时的夫人闻听此言真是惊的要掉了下巴。
我要考大学!我要参加成人高考!
组织上更是明确表态:考大学可以,但要服从组织安排,由组织决定什么时候考以及考什么学校什么专业。目前,先安心工作,准备接受新的工作任务。
我一意孤行,理想目标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鲁迅文学院。其他一律不考虑。
我后来以全省第三名的成绩,被广院录取。
但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家破:被老婆清理出门,造成事实上的分居。政亡:被组织严重警告后,撤销一切职务,降级为普通科员(保留正科级干部身份),且吊销职称,停发工资奖金。
我悄悄擦干了和心爱的女儿从此分别的泪水,带着简陋的行囊和孤独的背影,挤进了北上列车的硬座车厢。
那时我已经28岁,却第六次选择了改变已经富足顺利的命运。
两年后,我一边在校学习,一边到《科技日报》做兼职记者。
平生第一次拿到烫金封皮的《特约记者证》,我终于对自己的而立之年有了一个还算满意的交代。
我第一次获得正式颁发的记者证是在《体育报》(《中国体育报》前身),当时为了采访报道六运会,此前编制严重不足的《体育报》在北京及全国各中心城市新闻机关借调、借用、聘用了一大批文字和摄影记者,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在资深体育记者缪辉直接指导下,圆满完成了六运会采访报道任务。
六运会结束后,《体育报》面临休整,人员富足,体育报道陷入低潮,大家开始无所事事的混日子。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四处活动,希望找到新的有挑战性的机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功夫不负有心人。
应平台审核要求,此处略写。我很顺利被八一厂相中,进入某大型电影导演军事指挥组开始了我影视导演的职业生涯。
这是我第七次揉碎自己已经很安逸的生活了。
几经转折,最后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部安顿下来。
说老实话,那时的中央电视台,工资并不算高,还不到10K,相对于我一贯的创收能力,央视的岗位工资对我没有丝毫吸引力。
但我看中的是这个平台。
我很努力,在大家都习惯了央视金饭碗所带来的各种养尊处优时,我却不分职责内外,到处找机会投入工作,先后参与《综艺大观》、《正大综艺》、《第二起跑线》、《当代工人》、《大三峡》等节目剧目的拍摄、编导、导演工作,逐渐在台内获得了大部分同行认可,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国家二级影视导演的职称证,和CCTV工作证,以及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广播影视《记者证》。
但我天性好动,依然不安分。
90年代某一天(涉及个人隐私,不方便明示),我认识了一位台湾籍美国人。她的家族曾经入驻在美台商富豪top10,她本人是美国一个著名医学机构的专家之一。她觉得我在大陆这样混一辈子,也不会有真正的出头之日。
我好动好冒险喜欢追逐女人的天性,使我很快决定跟随她去美国搞自然疗法的研究。我意图通过美国良好的科研环境,把我们家族传承的中医养身塑身秘籍得以形成正式的学科,既为我的家族,更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不一样的贡献来。
然而我上当了。
到了美国,我成了一个赚钱机器,虽然每个月我有不低于一万美金的丰厚收入,但我几乎失去了一切个人生活,终日成为那些腰缠万贯移民美国的华人富豪养身健体的理疗师。
我最终放弃了一切,拒绝了绿卡和移民保证,接受了和她以及我们在美国孕育的宝贝儿子分手的痛苦结局,重新回到了中国。
回到台里上班,又是那种地位不低待遇不差福利超好,身体和物质极大的自由,同时宣传纪律宣传口径令人窒息、越无所事事越没事、越想发挥点自我就越惹事的状态。
这不是我喜欢的生活。
新千年到来之际,我竟然又被组织上确定为副厅培养梯队。
我是决计不会混迹官场的。正处业务干部,虽然也是要奉行官场规则,但还可以逃离在专业事务中。一旦副厅,就彻底浸泡在各种更大官僚的眼色脸色口舌里,未来不是见纪委,就是唯唯诺诺憋屈一生。
我毅然决然辞去了公职,追随我当时的女友,来到杭州,开始我职业经理人的生涯。
这已经是我第八次揉碎自己了。
我的新东家是思美传媒集团,当时还不过是浙江第一大的广告公司,放到全国范围勉强进入本土前30名排行。
我是思美总部杭州思美广告有限公司首任策略总监。
在我之前,思美集团5家公司还没有设立过策略总监这个职位。
感谢思美传媒创始人朱明虬先生,他虽然比我年轻,但在职业场上却是我第一个人生导师和老板。
在思美我迅速确立了我在战略规划、营销策略、市场推广、影视制作等方面的专业地位,有幸利用思美平台和冯根生、徐立华等商界大佬建立了对话关系,使我在后来通过曾经的积累,慢慢扩大和这些商界精英以及风云人物的社交圈,将宗庆后、鲁冠球、王均瑶、南存辉、马云等发展为我的客户或工作对象,使我在商界获得了人生最丰富的营养。
因为家庭变故的关系,我主动离开了思美集团,南下深圳。
为了给当时我的第三任妻子治病,后来我重操旧业,进入民营医疗集团。
再后来追逐她返回上海,主持仁爱医疗集团营销策划和推广工作,出任上海天大医疗美容医院经营院长,一时间也做的风生水起,好不得意。
我不能说老板对我不好,作为莆田系领军人物之一的林先生对我私人生活非常照顾,各种精细的关怀让我非常感动。
但我们理念不同,人生目标不一致,三观相左,最终我选择放弃一切权利并承诺永远退出医界。
后来我辗转香港龙健集团、梅里亚广告集团出任副总裁、副总经理、COO、CHO、CBO、ECD等资本家高级走狗职位。
但依然因为种种原因,最终都是友好分手。
我决定退出职业经理人岗位,放弃百万年薪岗位的诱惑,做回自由人。
我第九次揉碎了自己。
2008年,我已经52岁了,终于决定自己创业了。
最开始选择的是和朋友合伙。
应该说两次合伙公司都生意不错,合作双方也没有问题。但第一家公司由于被不良客户恶意拖欠款项太多,最终使合作伙伴心灰意冷而友好分手;第二次合伙因为相关业务被事业更强的公司收购,我选择了退出。
直到2010年,我决定独自创业。
由于我多年积累的人脉和职场经验人生阅历,我的上海金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出世,就是一家业务饱满不愁订单的盈利的公司。
影视制作、营销策划、战略规划、企业训导、职业培训这些业务于我是轻车熟路,手到擒来。我胸无大志,不想过的太劳累,每年都要全球游走,所以可以精心选择优质客户;而精心挑选的客户恰恰可以让我省去很多很多被拖欠、被偷创意盗稿子、被陪标的麻烦,使我可以更加集中精神和智慧为客户提供尽可能周到适用的服务,让我的客户群体质量越来越高,服务水平也越来越高,小日子过的很是舒坦。
2011年年底,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另一半不期然和我邂逅。短短几个月的接触,我们于2012年春节前夕,在杭州办理了结婚登记。
那时候,我们双方都没有意识到,我面临第十次揉碎自己的重大抉择。
按说当时我在上海做影视导演,有自己的影视公司,有非常稳定的客源,有不算丰厚但也足够让我站直了生活的收入。
那些年的我,身边不乏明星大腕和商界大佬,马云、鲁冠球、王均瑶、冯根生、宗庆后、徐立华都曾经给过我订单,富士康、伟创力、广达电脑、明基电脑、德国汉光、徐工、熊猫、海尔都请我做过推广或导演,我还做过中国第一位声乐硕士、张也、刘欢、李玟、古巨基等演唱或录像导播、导演,范冰冰、古天乐、瞿颖、孙俪等明星也曾经出现在我执导的片场。
而我老婆,则是为了逃避河南农村的婚姻,孤身一人冒险南下到越南,从最原始的跑腿送货开始,到自己创办了个体户性质的贸易公司。
后来她的事迹被担负团中央“全球华人励志青年”影视剧项目编剧责任的庄园老师捕捉到,庄园大哥把她写进了剧本。
我被选中为这部剧的导演,而我的公司成为了这部剧的制作人。
就这样,我和我第四任妻子认识了。
在和剧中人物原型的深入接触中,我们互相之间产生了真诚的感情。后来项目变故,但我们已经走到了一起,并在2012年我56岁之际,有了我们的大女儿。
因为这个女儿,老婆把公司委托给她的越南员工照看,自己回国待产加坐月子和休养。
结果老婆在国内差不多9个月,越南公司从月入2万,到负债8万,还被多年积累的老客户投诉,使我老婆不得不在孩子不足百日便回到越南公司收拾局面。
我这个新爹自然要护送前往。
然而,3个月后,我签证到期,却已经根本离不开我的两个美女。
就这样,我把上海公司0元转让,办公家具、办公用车、租住的房子、员工薪资公司税务还有债权债务处理完,一共拿到手不到6万现金(另近100万被拖欠的导演费由我自己去追讨,至今也不过要回来不到10万元),我留在越南做了专职奶爸。
这是一个特别会整父母的女儿。
首先是只吃母乳,拒绝一切代乳品,尝一口就吐,逼迫她妈妈必须把她带在身边,也彻底破灭了我想单独带女儿回上海的念头。
然而她妈妈是个最不喜欢带孩子的主。
她宁可做装卸工、骑个破摩托每天跑几百里路去拜访客户找订单、送货,在没有我的时候一日两餐泡面加榨菜啤酒,除了洗澡化妆鼓捣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还算有点女孩子味道,其他和单身汉无异。
我的陪伴彻底改变了我老婆的生活。
当时她唯一的家务事是喂奶,如果出远门中途回不来,就先把奶挤到奶瓶里放冰箱保鲜,实在距离太远就我们一家三口我骑摩托载着她娘俩一起去跑客户或送货。
2015年我大女儿上幼儿园以前,我每天的主旋律就是给她洗澡、换衣服、换尿片、洗屎尿(大女儿人生中前300次大便至少有290次是我处理)、买菜、做饭、晚上洗全家人的衣服(当时没有洗衣机)、在需要的时候帮忙装卸货或送货、在有空闲的时候陪女儿玩或帮助整理家务。
那时候我接近60岁,在去给某些客户送货时,常常有些台湾或大陆的干部用轻蔑、讥讽的眼神和态度对待我,我泰然处之,一笑了之。
在我精心照料下,女儿健康活泼,聪明可爱,一天天成长起来。
2015年,在她接近3周岁时,我把她送进了幼儿园。这样,除了每天接送,我有了比较多的时间来参与打理老婆的公司。
我的介入使公司经营状况迅速改观。
我调整了业务方向,采用了全新的运作模式,摆脱了过去纯粹靠订单做二传手的被动局面,逐步以大宗耗材为主,同时对上下游进行整合,确立了我公司在越南当地独一无二的渠道地位。
半年后,我们在当地购置了小洋楼,搬进了属于自己的家。
一年后,我经过深入调研和多方位考量,一举杀入越南工业环保治理领域,注册成立了外资背景的环保科技工程公司。
由于我多年的人生积累,在越南市场游刃有余,第一个订单就将近30万美刀,当年营收获利人民币300多万元。
2017年,我们第二个女儿在越南平阳的美国哥伦比亚医院降生。
那一年我61周岁。
如今,我们共同拥有一家外资环保科技工程公司,一家本土工贸公司,年营业额超过千万人民币,一家四口在越南过上了稳定而温馨的生活。
美女员工结婚,我一家四口带我助理参加婚礼
来源:湖北大爷在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