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初秋的夜里，我摇着蒲扇在院子里纳凉。那把蒲扇是十几年前的了，边缘都泛黄开裂，我老婆常说该换了，可我总觉得它还能用。就像那口老水井，虽然村里早通了自来水，可打雷时我还是喜欢用井水烧饭。

初秋的夜里，我摇着蒲扇在院子里纳凉。那把蒲扇是十几年前的了，边缘都泛黄开裂，我老婆常说该换了，可我总觉得它还能用。就像那口老水井，虽然村里早通了自来水，可打雷时我还是喜欢用井水烧饭。

桂花的香气隐约飘过来，让我想起了十年前的那个秋天。

那年我三十五岁，在县里开了个小砖厂，说是厂，其实就是租了块地，找了七八个工人，从村里买些黄土，烧点红砖，赶上县里那会儿盖房热潮，倒也挣了点钱。不算大富大贵，但供上了儿子的大学，也把村里的老房子翻新了一下，换了瓦片，添了卫生间。

妻子阿珍刚从麻将桌上回来，搬了把椅子坐我旁边，手里还拿着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苏打水，瓶身上还凝着水珠。

“想啥呢？”她问我。

“想起明天建华要来，”我说，“有点感慨。”

“感慨啥，那不是老天有眼吗。”

电视里正播着什么相亲节目，主持人问那姑娘要找什么样的对象，那姑娘说要找有房有车的。我和阿珍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笑了。

我岳家在隔壁李家村，老丈人有三个儿子一个闺女。闺女就是我媳妇阿珍，老大叫大勇，老二叫二勇，老三叫小勇。乡下人起名就这样，图个响亮。

十年前，小勇要结婚了。

那时我和阿珍手头也不算宽裕，砖厂刚开起来，投进去不少钱，盖了房子还欠着亲戚几万块没还上。

结婚这事讲究个面子和场面，俗话说宁可一人穷，不能众人看不起，更何况是亲戚里的事。我们商量了好几天，最后决定送一头活猪作贺礼。

村里人结婚都喜欢收活物，一来热闹，二来可以杀了招待客人。我花了七百块在集市上挑了头壮实的黑猪，足有一百五六十斤，那年头算是不小的数目了。

结婚当天，我和几个帮忙的兄弟把猪拉到李家村，村口的大榕树下围了一圈看热闹的，都说这猪膘肥体壮，是个好兆头。

谁知道才进院子，就听见我大舅哥大勇在那儿嘀咕：“就这么个猪崽子，也好意思拿出手？”

我当时手上正抓着猪绳，心里噔一下，像是被人扎了一刀。倒不是心疼那七百块，而是那句话扎在了我的自尊心上。

大勇见我听见了，也不躲闪，反而走过来，手上还拿着半根烟，弹了弹烟灰：“你说你，开工厂的人，给老丈人小儿子结婚，就送这么点东西？”

阿珍在旁边拉我：“别理他，他就这德行。”

我没吭声，只是把猪牵到了院子里指定的地方，然后去给老丈人敬酒。

午饭时，我和阿珍坐在角落里，大勇一家坐在主桌，他喝得脸通红，嗓门也特别大：“看那边那个砖厂老板，整天穿得跟城里人似的，结果就这点出息。”

我看着手里的烟盒，是小舅子塞给我的，红塔山，不是我平时抽的那种散装烟。烟盒有点皱，像是被谁坐过，但我没在意，毕竟婚礼上大家都忙得团团转。

二勇过来跟我碰杯，他脸上有道疤，据说是小时候被开水烫的，笑起来那疤就会皱成一团：“大哥，别理大勇，他就是嘴上没把门的。”

我笑笑：“我不在意。”

但我在意，谁不在意呢？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和阿珍一路无言。车轮压过土路，激起一阵尘土，落日的余晖洒在田野上，远处的白鹭飞过稻田，我心里莫名有些酸楚。

“老吴，”阿珍突然说，“大勇不是针对你，他就是看不起所有人。”

我点点头，没有接话。看着窗外，一个老人正弯腰在田里拔草，他的背影和夕阳融在一起，模糊而遥远。

没过多久，我听说大勇在县城开了家建材店，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我们这一带正好赶上拆迁，不少人拿了补偿款要盖新房，建材店自然生意好。大勇家的儿子建华也考上了省会城市的大学，据说是学的经济管理，听起来就很了不起。每次逢年过节，大勇总要在饭桌上提两句，说他儿子如何如何有出息，将来肯定不得了。

相比之下，我的日子过得很平淡。砖厂生意时好时坏，赶上好年景能多挣点，碰上雨季就只能停工。我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市里一家公司上班，工资不高不低，能养活自己就行。

转眼就是十年。

这十年里，我把砖厂慢慢做大了点，不光烧红砖，还开始做一些新型环保砖，请了工程师设计，买了新设备，工人也从原来的七八个增加到了三十多个。日子过得踏实，虽然算不上大老板，但在县里也有些名气了，去年还被评为了县里的”诚信企业家”，奖状还挂在办公室里。

去年过年，我和阿珍回老丈人家拜年，大勇的气焰明显不如从前了。听村里人说，他那建材店前两年亏了不少，又碰上房地产不景气，店里的货积压了一大堆，欠了不少外债。

他儿子建华大学毕业后，听说在广州一家外企上班，但不知道为什么，没干多久就辞职回来了。大勇说是儿子看不惯外企的环境，要自己创业，但村里人背后都在议论，说是因为他干不下去被辞退了。

饭桌上，大勇变得沉默寡言，不像以前那样夸夸其谈了。倒是他媳妇一个劲地给我夹菜：“小吴啊，听说你那厂子现在做得不错啊？”

“还行吧，就是忙点。”我客套地说。

“那个……”她欲言又止，看了大勇一眼。

大勇咳嗽了一声，低头扒饭。

阿珍后来跟我说，她看出来了，大勇家可能是想让建华去我厂里上班。这猜测让我心里有些复杂，一时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昨天，我正在厂里检查新到的设备，办公室主任小李走过来说有人来应聘。

“谁啊？”我随口问。

“说是您大舅子家的儿子，叫建华。”

我手上动作顿了一下，但很快恢复正常：“让他等会儿，我看完这个就过去。”

办公室里，建华比我记忆中要瘦了许多，也成熟了不少。他穿着一件深色衬衫，头发利落地向后梳，看起来挺精神。见到我，他赶紧站起来：“姑父好。”

“坐，坐，”我示意他坐下，“听说你想来厂里工作？”

他点点头，腿有些紧张地抖动着：“是的，我在广州那边……”

“我知道，”我打断他，“你有什么特长或者技能吗？”

这个问题显然让他有些措手不及，他犹豫了一下：“我大学学的是经济管理，对市场营销、客户关系维护方面有些了解…”

我看他简历上写的工作经历只有广州那家外企的短短几个月，其他都是校内实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但我还是问：“为什么想来我这？”

他低下头，声音变小了：“姑父，我不瞒您说，我在广州是被裁员了。公司效益不好，新人先走。我找了几个月工作，都没成。我爸……”

他没往下说，但我明白了。大勇那个建材店可能真的撑不下去了，他指望儿子能有个稳定工作。

我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厂区里忙碌的工人和堆积如山的砖块。十年前的场景又浮现在眼前，大勇在婚宴上的冷嘲热讽，我和阿珍默默忍受的尴尬。如果我现在拒绝了建华，大勇会怎么想？他会认为我在报复吗？

可我并不想报复。这十年来，我只是踏踏实实地做事，没有刻意去证明什么。

“你先从基层做起，”我转身对建华说，“先去销售部帮忙，看看客户名单，熟悉一下我们的产品。工资按普通员工标准，没有特殊待遇。如果做得好，三个月后再谈加薪的事。”

建华明显松了一口气，连连点头：“谢谢姑父，我一定好好干。”

送他出门时，我问了一句：“你爸知道你来找我吗？”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摇摇头：“他不知道，是我妈让我来的。”

我苦笑了一下，没再多说什么。

夜深了，院子里蚊子开始多起来。阿珍拿着蚊香出来，点了放在我们脚边。

“明天建华来上班第一天，你打算怎么安排？”她问我。

我把蒲扇搁在膝盖上：“就像对其他人一样，不偏不倚。”

“大勇要是知道了，会不会觉得没面子？”

我笑了笑：“都这年纪了，还在乎那些做什么。”

远处，邻居家的狗叫了两声。夜空中挂着一轮残月，淡淡的光洒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上。那树是我十年前种的，如今已经枝繁叶茂，每年都结满果子。我常想，人这一辈子不就像这树吗？默默扎根，不声不响地成长，最后无论如何都会结出自己的果实。

“对了，”阿珍突然说，“你这两天眼圈有点黑，是不是没睡好？”

我摆摆手：“没事，就是想得多了点。”

实际上，我这两天确实睡得不太安稳。不是因为建华的事，而是因为那头猪。

那头我十年前送给小舅子的猪，听说还在老丈人家的相册里留着照片。小舅子后来告诉我，那猪肉特别香，婚宴上的客人都夸，说是好兆头。而大勇送的那套茶具，放在柜子里落灰，没用过几次。

人这一辈子，最终留下的，往往不是最贵重的东西，而是那些带着真心的礼物，即使它看起来再普通不过。

“明天我去厂里看看，”阿珍说，“正好带点家里腌的咸菜给建华尝尝。”

“行，”我点点头，“这孩子估计也不容易。”

夜风吹过，远处传来几声蛙叫。我想起来小时候，村里的老人常说，人这一辈子，别人怎么对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对别人。大勇当年是瞧不起我，但这并不影响我是谁，也不影响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走吧，回屋睡觉去，”我站起身，把那把旧蒲扇顺手挂在墙上的钉子上，“明天还得早起呢。”

阿珍把蚊香拿起来，在水盆里灭了：“你说建华能在厂里站住脚吗？”

“那得看他自己了，”我推开纱门，“我能给的只是机会，不是施舍。”

屋里的老挂钟敲了十下，这是我爷爷留下的，走得不太准，每天都要快几分钟，但我从来没想过换掉它。有些东西，即使不完美，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就像那头猪，就像这十年，就像明天即将开始的新故事。

来源：白开水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