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在要是遇到租房纠纷，大家第一反应是打电话报警。但在 1877 年的广州西关，梁王氏追讨三两二钱的租金，却和四个妯娌被锁进街庙七天。

现在要是遇到租房纠纷，大家第一反应是打电话报警。但在 1877 年的广州西关，梁王氏追讨三两二钱的租金，却和四个妯娌被锁进街庙七天。

当时的南海知县杜凤治把这事写进日记，字里行间全是无奈 —— 街庙敢私自关人，知县却不敢深究，这背后藏着啥门道？

壹

西关大街上的蹊跷事

那年冬天，西关靖远街的骑楼下，梁王氏攥着皱巴巴的租约直掉眼泪。租客李何氏不仅拖欠租金，还摔了她的陪嫁瓷瓶，双方从吵架变成厮打。谁能想到，管这事的不是县衙差役，而是像陈泽霖这样捐了五品官衔的绸缎庄老板。他带着几个更练，直接把梁王氏一行五个女人锁进了街庙耳房。

为啥陈泽霖偏帮李何氏？后来茶铺里的老广们嚼舌根，说法有好几种：有人说李何氏的哥哥在十三行 "同顺洋行" 当买办，跟陈泽霖合伙倒腾过印度棉花；还有人说李何氏租的铺面背后有十三行商董们的股份，陈泽霖作为值事人，明着调解纠纷，暗里是给自家圈子撑腰。

这些说法哪个是真的？现在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这事最后闹到了南海县衙，最终落到了我们熟悉的县太爷杜凤治手中。《杜凤治日记》里记着这事：“靖远街民妇互殴，值事人拘禁七日。差役去问，回说按街规处理”（《光绪三年日记》）。

街规是啥？原来当时西关每条街都有关帝庙，既是烧香的地方，也是处理纠纷的 “民间法庭”。管这事的 “值事人”，多是像陈泽霖这样捐了官衔的商人，这种人在街里说话比县官还管用。

貳

为难的县太爷

繁华的西关

杜凤治接到报案时，正在衙门算漕粮账。一听街庙关了人，他把毛笔往砚台里一戳，墨汁溅在《大清律例》上 —— 按律，私禁要打一百大板、判三年徒刑。可第二天送来的拜帖吓了他一跳：落款处盖着十三行商董们的联名印章，纸条上写着：“靖远街三十六铺商民，恳请大人宽谅。”

这下杜凤治就为难了：西关是广州甚至整个广东省最紧要之处，商税一年二十八万七千两，占了南海县税收的足足七成。这意味着全省绿营近一半的军饷、广州城三分之二的修城款，都来自这群商人。

他在给儿子的家信里算过：“靖远街罢市三日，生丝税就少三千两，巡抚必责。”（《望凫行馆家书》）

要是这事闹大了，商人们一罢市，别说他的乌纱帽，连巡抚衙门的经费都得断炊。更要紧的是，商董们抱团对抗官府是老传统了，前任知县的教训还历历在目：同治十年，香山知县因杖责欠税商人，被商人联名弹劾，最终 "发往边疆效力"。

更别提陈泽霖背后的商董们，随便一个都能通过总督府的幕僚递话。杜凤治盯着窗外飘来的商旗，犹豫良久，最后不得不判李何氏搬离,而陈泽霖私禁妇女七日，最终只被罚银十两。

日记里也只留下这段记录："今之街庙，非辅官也，代官行权也。商董议事于庙，裁决于庙，甚至施刑于庙，官府虽知其违律，却不得不忍。"（《杜凤治日记・光绪五年》）

叄

当然，大家也别因此小瞧了县令的权威，或者觉得杜凤治软弱。

就在街庙关人案结案第二天，西关刑场突然传来枪响 ——"花子会" 首领陈阿毛因抢半袋米被斩首示众。杜凤治在刑票上批得狠："莠民结党，扰害闾阎，依律斩立决，悬首靖远街以儆效尤。"（《南海县刑案汇录》）还让刽子手刚把首级挂上牌楼。

为啥这么狠？他在给师爷的信里说得直白：“治民如治水，穷民乃堤坝下的蚁穴，不严加防范则溃堤在即；商民为河道中的行船，需留足水势方可行舟”（《望凫行馆书牍》）。

这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穷人没油水可捞，严惩既能立威，尤其是做给商人们看，证明自己不是软柿子；商人掌握着赋税，得罪不起。

肆

街庙怎么成了 “二衙门”？

《南海县结案簿》里，一组数字触目惊心：1877 年街庙自己处理了一千八百二十七件纠纷，比县衙还多，相当于每天有 五 起民间官司不用过官。

杜凤治在日记里记录过一个荒诞细节：某船工被商铺伙计打断肋骨，街庙商董凑了二百两私了，当事人竟主动撤诉，称 "街规已罚银五十两，无需劳烦官府"。（《杜凤治日记・光绪二年》）

商董们收的 “街费” 一年四万二千两，比县衙经费还充足。这些钱不仅雇了 120 名更练（配备铁尺、木梆，关键路口还有小火铳），还能向县衙 "捐输" 买免税 —— 靖远街就因捐银五千两，漕粮浮收直接减半。

杜凤治去街庙时，曾看见商董们围坐在酸枝圆桌前议决事务，桌上摆着《圣谕广训》与算盘，后者的声响比前者的条文更有分量。

其实商董们这么干，也是为了抱团取暖。那时候洋货涌进来，小商贩不好做，大商人就得靠把持街庙、控制码头这些地盘，才能稳住生意。陈泽霖关人这事，看着是件小事，其实是商人们在给官府立规矩：街里的事，咱们自己就能说了算。

伍

清末的珠江口

梁王氏走出街庙那天，靖远街码头正有商船起航。桅杆上 “伍”“梁” 等商号的旗帜飘得老高，比县衙门口的官旗还威风。杜凤治站在码头边，想起去年处理的洋人教案 —— 法国传教士打了人，他本想严办，可领事一封信过来，最后还是轻轻放过。

这些事看着不一样，根子却相同：谁有实力，谁就有话语权。三十年后武昌枪响，那些在街庙议事的商董们成了省议员，宣布独立时，他们的底气早就从关帝庙的圆桌上攒够了。而杜凤治们拨弄了一辈子的算盘，却不知自己早已是局中人，最终把大清的江山也算没了。

来源：六得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