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三”, 是一个关于印度人的套话。“套话”, 是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术语, 是异国形象的一种特殊而又大量存在的形式。该词在法文中原指印刷业中的“铅版”, 后转义为“套话”, 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在较长时间段内反复使用的、用来对异国或异国人进行描述的约定俗成的词组,
△ 上海公共租界锡克教巡捕，1910年
“阿三”, 是一个关于印度人的套话。“套话”, 是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术语, 是异国形象的一种特殊而又大量存在的形式。该词在法文中原指印刷业中的“铅版”, 后转义为“套话”, 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在较长时间段内反复使用的、用来对异国或异国人进行描述的约定俗成的词组, 是体现“自我”对“他者”进行集体想象的最小单位。如欧洲人常用来指称犹太人的“鹰钩鼻”, 中国人用来指称西方人的“洋鬼子”, 用来指称俄国人的“老毛子”, 用来指称日本人的“小鬼子”, 等等。
“阿三”, 或“红头阿三”, 则是中国人指称印度人的这样一个“套话”, 它出现于近代时期, 活跃于现代时期, 在当代仍有一定的生命力。由于形象是在“文学化, 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 那么, 对“阿三”这一套话的演变过程做一考辨, 实质上是对特定历史语境下中印关系的一个微小而生动的折射。
一、近代：社会化源起
套话的最初产生, 往往是在民间社会, 对其最初使用的个体或群体最初起源的考辨, 也往往是模糊的。“阿三”也是这样, 已经无法查考是谁在哪个确切的时间最先使用, 只能根据现有的有限记载对其产生的历史语境和符指关系做出分析。查考相关资料发现, 这个关于印度人的套话的出现, 均跟近代以来上海地区出现的印度籍巡捕密切相关, 在具体解释上又有不同, 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其一, 跟印度籍巡捕的地位有关。巡捕, 是近代殖民地租界的一个特殊群体, 《辞海》对“巡捕”一词的注释是:“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租界’内设置的警察, 是压迫人民和维护其特权的重要工具”。印度籍巡捕, 即是上海处于殖民地时期的产物。1842年,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 上海和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一起被殖民者强迫开辟为通商口岸, 次年, 中英又签订《五口通商章程》《中英善后条约》, 英国人取得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及房屋的特权, 后以此为基础建立租界, 这些租界后来逐渐成为殖民者的“国中之国”。既然是“国中之国”, 自然要有武装力量及其它镇压工具, 巡捕便是其中之一。刚开始, 巡捕由清一色的西人担任, 称为“西捕”, 后来, 刑案随人口激增, 西捕数量不足, 便渐允许华人充任巡捕, 称为华捕。随着华捕数量的增多, 殖民者的恐惧也日益增强, 日益增多的华捕被他们视为潜在的威胁之一。自1884年开始, 英殖民者选择从印度 (当时的英殖民地) 输入印度籍巡捕。由于印度籍巡捕在入职时间上晚于西捕和华捕, 近代印度又完全沦为殖民地, 在处于半殖民地的部分中国人眼中, 印度人是亡国奴, 所以, 印度巡捕的地位不但低于西捕, 也低于华捕, 列第三位, 上海人又习惯在称呼前加“阿”字, 久而久之, 便有了“阿三”的称呼。这一说法较为普遍, 但也受到质疑。
其二, 跟洋泾浜英语和上海方言有关。这又有两种说法。一是由“阿sir”的谐音而来。英语中“先生”读作“Sir”, 上海口音读如“三”, 而“三”为单音节词, 上海方言一般在单音词前置“阿” (或后置“子”“头”等) 组成词组使用。于是上海人见了印度籍巡捕时称“阿Sir”, 发音听起来好像“阿三”。二是由“I say”的谐音而来。在上海的印度籍巡捕每天早晨在出操训练时, 总是先由一名英国捕头讲几句话, 该英国捕头常以“I say”作为语言起始或停顿, 而印度籍巡捕们一听到便保持立正姿势, 以示洗耳恭听。由于“I say”的口语发音和“阿三”很接近, 围观的上海人又不知其意, 便渐以“阿三”指代这些印度籍巡捕。也有人认为“I say”是印度籍巡捕见到英籍捕头时的常用口头语, 且总是毕恭毕敬, 当时的上海人便以“I say”的谐音“阿三”来称呼他们, 带有浓重的嘲讽意味。
其三, 跟印度籍巡捕的外貌体征和行为做派有关。汪仲贤在《俗语图说》中认为, “‘阿三’者, 猢狲之雅篆也。”如同其它民族一样, 中国人在初接触外国人时, 首先注意到的是他们最刺激自己感官的“相异性”, 也就是他们最不同于本民族的怪异外貌体征。在上海的印度籍巡捕, 大多为高鼻深目、狭面黑肤、满脸虬须的锡克族人, 这在中国人眼里, 无疑属于另类“胡人”。历代以来, 中国对西方人的体貌感知, 以深目、高鼻、多须为主要特征, 无论在正史还是野史中都是如此, 前者如《汉书·西域传》《魏书·西域传》《隋书·南蛮》, 后者如《文献通考·四裔考》《博物志·五方人民》, 等等。陈寅恪曾总结道:“世之考论我国中古时代西胡人种者, 止以高鼻深目多须为特征。”这些本为中国人视为另类“胡人”的印度巡捕, 在当地中国人面前往往颐指气使、骄横无比, 尤其是那些小摊贩与人力车夫, 经常成为他们欺侮的对象。基于此, 在部分上海人的眼中, 这些长相怪异甚至令人生畏、举止粗野间或流于滑稽的印度籍巡捕便同“猢狲”联系在一起, 名为“雅篆”, 实为表达厌恶和讥讽。之所以称为“红头”阿三, 则是因为印度锡克人习惯头缠红巾罢了。
以上对这个套话来源的说法, 虽然无法肯定哪一个是确切来源,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这个套话的产生, 寄寓了对印度籍巡捕 (后期还有门卫) 的厌恶和讥讽。
首先, 在人种学层次上, 这些印度籍巡捕怪异的相貌体态, 使中国人从心理上就产生了恐惧感、拒斥感, 也就是说, 在形貌特征上, 即已将他们视为非我的“他者”。其次, 在举止行为上, 他们动辄对上海人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那些脚夫们颐指气使, 从而使后者产生情感上的厌恶乃至痛恨。第三, 在深层的文化心态方面, 则是对传统华夏中心观的一种继承。中国早期的夏商周几代均对“蛮夷”有血缘、地理或文化的区分, “夷夏之辨”观念逐渐形成并清晰, 此后历代皆有传承。地处中国西南、其间有高山大洋相阻隔的印度, 自然也被部分怀有民族中心主义的中国人视为极不开化的蛮荒之地。由于“三”字在上海俗语中多含贬义, 如“瘪三”“猪头三”“三脚猫”“三只手”“十三点”等, 被这类人拿来使用后, “阿三”的称谓便不胫而走。
总之, “形象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个人的或集体的表现”, “阿三”和“红头阿三”, 这个集凶恶的外貌特征、低劣的历史地位与凶残的“看家狗”形象于一体的符号, 便集中代表了上海人对印籍巡捕的厌恶甚至痛恨。
然而, 锡克人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作战勇敢, 在印度本国人心目中的整体形象是正面、高大的, 泰戈尔曾以《被俘的英雄》一诗进行称颂。中国人心目中其迥异负面形象的生成, 最终还得归罪于狡诈的英殖民者。实际上, 除从印度输入巡捕外, 英殖民者还将印度作为侵略中国的基地和跳板, 其远征中国的舰队, 不是来自英伦三岛, 而是来自作为其殖民地的印度海岸, 入侵中国的士兵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印度兵。更甚者, 其用于长期荼毒腐蚀中国的罪恶产品——鸦片, 也以印度为生产和贩卖的主要基地。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则明确指出这一点:“英吉利在印度国权力势重, ……所养骑、步、炮手各等兵共计三十万, 其中仅十分之一为英人。”“印度地产鸦片烟, 英吉利关税岁入千万计, 其兵船入犯中国者, 十九皆孟加腊之人。”
然而, 这并非印度人民的选择, 罪魁仍为狡诈凶残的英殖民者。对于鸦片带给中国人民的危害, 1881年, 年仅20岁的泰戈尔曾写下《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一文, 饱含对中国人民的同情, 直斥英殖民者的罪恶。1925年, 印度独立运动的领导人甘地也曾撰文《中国的命运》, 呼吁印度人民制止英殖民者利用印籍士兵屠杀中国人民的残暴、卑鄙行为:“我不知道印度对处在困难中的中国能够帮什么忙。……如果我们在管理国家事务上有任何发言权, 我们决不会容忍印度士兵像猎杀兔子那样射杀无辜的中国学生和平民的可耻景象出现。”
此后, 国大党在甘地影响下通过一项《中国的斗争》的决议, 对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予以声援, 对英殖民者派遣印度军队参与镇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抗议。患难见真情, 金克木先生在其《中印人民友谊史话》中曾对此有精当的总结:“印度人民一八五七年的反英大起义和我国反抗英国侵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实际上起了相互支援的作用, 我国太平天国革命时, 英国派到我国来镇压革命的印度士兵中有一些人倒转枪口和太平军并肩作战。这是中印人民联合反抗共同敌人的光辉史迹。我国义和团起义时, 有个被派到中国来的印度士兵在日记中记下他对帝国主义暴行的愤慨和对我国人民的同情。这也表明了人民的心总是连在一起的。”
由以上可以清晰看出, 中印间本无芥蒂, 近代语境下“阿三”套话的社会化产生, 最直接根源在于英殖民者用于加强其殖民侵略的狡诈和对中印这两个东方兄弟的离间。同时, 由英殖民者一手导演的这场悲剧, 在中印两千多年间的友好交往历程中, 只不过是短暂一瞬。
二、现代：社会化向文学化的过渡
进入现代时期, 印度仍然处在英帝国殖民统治之下, 仍被英殖民者作为其侵略中国的基地和跳板, 大批印度籍巡捕仍然被派遣至上海的租界内服役。此时期的中国, 刚刚逃离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阴霾, 又陷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灾难。辛亥革命后, 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也未能给中国带来根本性的变化。此背景下, “阿三”这个套话仍然具有社会性, 仍在普通上海人的语言特别是口头语言中被广泛使用。与此同时, 该套话逐渐引起了文人的注意, 开始了其文学化的进程。现代文人的作品中使用这一套话的有很多, 其中, 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和鲁迅的《伪自由书·王化》可为代表。
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作于1925年, 描写佃农出身的少年汪中, 在父母双亡之后四处飘零, 经历艰难曲折后终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在作品中, 几处集中出现了“红头阿三”这一套话:
巡捕房派巡捕把工会封闭, 将会长C君捉住, 而我幸而只挨受红头阿三几下哭丧棒, 没有被关到巡捕房里去。我在街上一见着红头阿三手里的哭丧棒, 总感觉得上面萃集着印度的悲哀与中国的羞辱。
在这里, “阿三”这个套话继续传递着其本初使命, 即印度籍巡捕的代称以及对这一指代意义的厌恶。但不止于此, 作者在使用这一套话时已赋予其更深切的含义。作品中, “印度的悲哀”与“中国的羞辱”并举, 两大东方文明古国如今却沦为难兄难弟, 这份历史的沉重虽非“抱恨的漂泊的少年”能够完全读懂, 却也给他敏感的心灵烙上了“同病相残”而非“同病相怜”的阴影。于是, 主人公个体心灵的敏感和自尊与对民族命运的感喟与忧戚, 便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还应值得注意的是, 作者在使用“红头阿三”这个套话时始终与“哭丧棒”这一特定的象征物联系在一起。“哭丧棒”, 当然是对持棒者的讥讽和咒骂。在鲁迅《阿Q正传》中也出现过“哭丧棒”, 阿Q厌恶假洋鬼子, 所以把他的手杖咒为“哭丧棒”。如此, 作者的本意已不在于表达多少厌恶和诅咒, 更重要的是, 对自身已为亡国奴的印度籍巡捕却对同为弱者的中国兄弟施加淫威表达深深的悲哀。显然, “阿三”这一社会化符号已转变为文学化符号。
鲁迅在《伪自由书·王化》中, 也几次使用“阿三”这一套话。《伪自由书》作于1933年1月末至5月中旬, 是鲁迅为《申报》副刊《自由谈》而撰写的短评合集, 《王化》则是其中较为犀利的一篇, 初投给《申报》后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处查禁, 后以化名何干发表于1933年6月1日《论语》半月刊。在文中, 作者先列举了几种当局所谓施行“王化”之举:判定与人私奔的溥仪弟媳“交还夫家管束”, 派出“宣慰使”处理新疆维吾尔族反抗暴政之事, 救济流亡的蒙古王公, 对西藏施行怀柔政策。之后, 着重对当局以武力镇压广西瑶民之事进行揭露:
而最宽仁的王化政策, 要算广西对付瑶民的办法。据《大晚报》载, 这种“宽仁政策”是在三万瑶民之中杀死三千人, 派了三架飞机到瑶洞里去“下蛋”, 使他们“惊诧为天神天将而不战自降”。事后, 还要挑选瑶民代表到外埠来观光, 叫他们看看上国的文化, 例如马路上, 红头阿三的威武之类。
而红头阿三说的是:勿要哗啦哗啦!
……
等到“伪”满的夫权保障了, 蒙古的王公救济了, 喇嘛的经咒念完了, 回民真的安慰了, 瑶民“不战自降”了, 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呢?自然只有修文德以服“远人”的日本了。这时候, 我们印度阿三式的责任算是尽到了。
在此处, “阿三”的所指意义也发生了转移, 即由原指印度籍巡捕演变为指称当权的国民党政府。“红头阿三的威武”代表的是“上国的文化”, 讥讽国民党当局在少数民族面前以“上国”自居, 而这种文化的代表则是殖民地色彩浓重的大棒威慑;“印度阿三式的责任”是殖民地租界巡捕的责任, 喻指国民党当局用于维护封建伦理, 内外软硬兼施, 在人民面前滥用威权的行径。“印度阿三式的责任算是尽到了”, 则是对国民党当局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进行嘲讽。显然, 鲁迅是借此对国民党当局以“王化”之名进行自我粉饰和标榜予以揭露和批判, 特别对采用飞机轰炸方式对少数民族进行野蛮屠杀的行径表达愤慨。
需要指出的是, 鲁迅对“印度阿三”这一套话的使用, 与其对印度文化的整体态度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 鲁迅曾高度赞美印度文化, “印度则交通自古, 贻我大祥, 思想、信仰、道德、艺文, 无不蒙贶, 虽兄弟眷属, 何以加之”, 另一方面, 却又称印度为“影国”, 意即名存实亡的文明古国, 力劝青年人多读外国书——印度的除外。这看似矛盾。实际上, 鲁迅对古老的印度文明是抱以尊重的, 只不过同中国极相类似, 近代以来由于抱残守缺而渐至衰朽, 在力倡新文化的鲁迅眼中, 便成为中国引以为鉴的重要参照。据此再回头细读《王化》一文, 对中印两文明古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态便至为明显了。
以上以蒋光慈、鲁迅的作品为例, 对“阿三”这一套话在现代语境下的转变做了约略解析。可以看出, 在这些现代作家眼中, “阿三”已不再是一个单一的社会化符号, 不再仅是对印度籍巡捕的单一指代, 而是逐渐进入文学领域, 演变为一个文学化符号, 其指代意义也衍扩至整个印度民族、印度文化。然而, 无论是蒋光慈对中印间“同病相残”的痛心, 还是鲁迅对两文明古国的“怒其不争”, 这在当时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却对当时的中印关系又有不小的误读。实际上, 现代时期, 中印两国人民仍然持续关注、同情和支持彼此的反殖反封斗争。中国方面, 集中表现在一批报刊杂志对印度革命的持续关注和声援, 仍希望以印度为借鉴, 从印度人民斗争的实践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如广州出版的革命杂志《前锋》在1923年创刊号上即发表太雷写的评述印度的文章, 当大战结束、印度反英斗争狂澜初起后, 《申报》就对斗争作及时追踪报道, 《向导》杂志也以印度人民的奋起为榜样来鼓舞自己的同胞:“四万万被压迫的同胞呀。你们醒来吧!现在不是酣睡的时候了!……就是被外国宰制默不一声的印度也轰轰烈烈的表现勇猛前进的活动了。我们应当怎样?难道还要踌躇吗?”并发表专论驳斥英殖民当局对印度人民的盘剥和压迫。印度方面, 甘地、尼赫鲁等政治领袖对中国人民予以了宝贵声援和实际支持, 他们号召印度人民为中国人民捐款捐物, 并派遣援华医疗队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 对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给予了极大鼓舞和实际帮助。这说明, 本作为社会化符号的“阿三”套话, 与作为文学化符号的“阿三”套话之间, 存在着不小的疏离。
三、当代：文学化的残存和被消费的符号
1943年1月, 印籍巡捕的“使命”随着英租界的被取缔而寿终正寝, 然而, “阿三”这个套话却没有消失, 而是在当代语境中顽强地存活了下来。
当代时期, 已经远离“阿三”这个套话产生的历史语境, 文人们已经意识到, “阿三”这个套话具有侮辱性质, 便不再在主观上进行使用。然而, “一个‘单一形态和单一语义的具象’一旦成为套话, 就会渗透进一个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中, 并不断释放出能量,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人对他者的看法。”形象一旦产生, 便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滞后性, 作为印度形象的这个套话在文学领域仍然具有一定的残存。
袁鹰在《从忍气吞声到扬眉吐气》中曾忆起对中国老百姓挥舞警棍趾高气扬的“阿三”, 曹聚仁作品中对“红头阿三”作为帝国主义追随者的描述亦一仍其旧, 他们运用这一套话共同唤醒了上海租界时期中国人的屈辱记忆:“我们乡下人到上海, 第一个印象便是‘面黑如漆、头缠红巾’的红头阿三, 后来知道这叫做‘巡捕’, 现在的警察。……即华人呼为‘红头苍蝇’是也。”“红头苍蝇”, 自然是给“红头阿三”的又一厌恶性称谓, 重复和激活了这一套话所具有的本初含义。然而, 当代作家再次运用这一套话, 主要用意并不在此, 曹聚仁、周而复曾不约而同地将这一套话与租界时期外滩公园“狗与华人, 不得入内”的屈辱记忆联系在一起:“乡下人进城, 第一步就踏错了草地, 那就是黄浦滩公园。头上包着布的红头阿三, 挥着打狗棍来赶乡下佬:‘去!去!’他要乡下佬抬头看看那草地上的木牌:‘狗与华人, 不得入内’。 (列位看官, 这绝对不是虚话。) ”“我的大学生活是在上海度过的。我参加左翼文艺活动, 也是在上海开始的。那时我走进上海的租界, 仿佛到了另一个国家, 看到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和追随者趾高气昂, 飞扬跋扈, 连他们雇佣的奴仆象‘红头阿三’和‘安南巡捕’这些人, 也看不起中国人。因为帝国主义分子把中国人和狗同等看待, 外滩公园门口曾经挂了一块牌子:‘犬与华人, 不准入内’。”显然, 在这里, “阿三”只是使读者忆起“狗与华人, 不得入内”这一屈辱记忆的一个引子。后者作为一例典型的殖民话语, 不但给作为集体的中国人造成视觉上的强烈冲击, 更在其心灵上刻下屈辱的永久烙印。
然而, 历史毕竟翻过了那一页。如果说, “阿三”这个套话自进入文学领域后, 在现代作家的笔下已成为一例表现屈辱记忆的殖民话语, 那么, 在当代作家的笔下, 便具有了典型的后殖民文学色彩。这是因为, 当代时期已经远离套话产生的社会化语境, 却仍然以其文学化的视觉冲击和记忆唤醒顽强地存活下来。但在中印关系已发生根本变化的当代语境下, “阿三”这一套话的所指意义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作家江天的小说《红头阿三》, 便表现了这种变化:“陆教授更没有料及的是, 这豪宅今日看大门的, 竟然是个包红头巾穿长袍的大黑胡子。这长相, 这穿着, 不就是老上海的人们当年称之‘红头阿三’的吗?是红头阿三, 是红头阿三。瞧那红头巾, 瞧那长袍, 瞧那大黑胡子, 就是红头阿三, 就是红头阿三。一忆起红头阿三, 陆教授不禁不寒而栗, 57年前的一桩旧事立马涌上脑际。”陆教授接着忆起当年自己的姐姐被印度巡捕掳走的惨痛一幕, 那一幕曾给他心理上造成永久的伤害。但现在, 当年那凶神恶煞的“红头阿三”和眼前的彬彬有礼的印度籍门卫之间, 反差实在过大, 心理上一时难以接受。一方面, 这是近代时期处于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心理上的共同阴影, 以“阿三”的形象残存了下来。另一方面, 今昔对比的结果也客观表明, 中印两国人民早已结束那段由英殖民者一手制造的不愉快的回忆。
“阿三”这个套话虽然逐渐淡出纯文学视野, 却同时以非主流的形式在坊间语言和商业语境中存活下来, 仍拥有相当市场。美籍华人良人在《尘土中的金砖——印度行闲谈》中, 将“阿三”与泰戈尔、瑜伽一起, 视为独特的印度符号:“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古老的中国对异国他乡的人们已不再神秘;奥运的火炬, 更将中国的辉煌映现于世。可是印度, 这个同样古老的国度, 除了泰戈尔、瑜伽、红头阿三, 与近来极其卖座的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我还知道的是印度同学读书刻苦。”
然而, 这个印度符号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代中国人过度消费了。“日产以低价老牌车吸引印度阿三”“印度阿三大爆发”“幻影车神:魔盗激情阿三开挂欢乐多”和“印度神油, 天竺少女和红头阿三”等题目, 不断冲击着人们的视野, 目的则只有一个:利用这个套话符号来博取眼球、吸引消费。这个结果, 肯定是这个套话最初的使用者们所没有预料到的。之所以被频繁用于娱乐消费和商业消费, 表面上看, 是因为“阿三”这个套话在中国当代语境下几乎已经无人不知, 由此成为消费文化的极佳选择。若进行冷静分析, 则仍跟国人的文化心态有关, 人们在谈论印度时往往怀有一种自大心态, 而这种心态恰可被用来进行娱乐消费和商业消费。这种心态的形成, 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 中国缺乏对印度进行认知的热情。进入当代语境, 相比之下, 中国对印度的重视远不及印度对中国的重视, 多年来中国对这位邻居的认知和探求还远远不够, 至少从现状看, 对印度的崛起和潜力还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其次, 对印度的认知角度存在偏颇。尽管中国的官方媒体对印度报道比较客观、全面, 也很具有权威性, 然而, 对中国普通公众的印度观产生影响最大的却多是面向市场的都市生活类报刊以及网络媒体, 这些非主流媒体往往津津乐道于印度的宗教和种姓冲突、印巴冲突、天灾人祸以及五花八门的社会新闻等。加之地缘政治的影响和两国关系的变化, “阿三”套话成为颇受欢迎的消费符号也就不难理解了。
此外, “阿三”这个过去多含贬义与嘲讽的套话语词, 到了今天却时有亲切之义, 也就是说, 人们在用“阿三”指代印度人时, 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嘲讽与讥笑, 而时有略带调侃的亲切感, 甚至有中国诗人以“印度阿三”来作为自己的笔名。这正如中国人称呼西方人为“大鼻子”, 起初是出于相貌厌恶和异族排斥心理。但随着国人与西方人接触渐多, 对西方人的外貌和习性逐渐熟悉, 陌生感和排斥感逐渐消失, 而只是一个略含调侃、友善与亲切的指代词了。这也证明了套话的确具有“时间性”, 即套话产生以后, 并不会在历史的任何时刻都有效, 它可能随历史的变迁、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消逝, 或者即便还在被继续使用, 但“套话”作为语词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应关系已发生变化。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节选自《东方论坛》，2017年第4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
来源：考古研史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