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产队由高级农业社过渡而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而不复存在。它的具体存在时间为1958年至1984年。实际上1982年就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不过那时生产队还存在，直到1984年人民公社解体，生产队才正式退出

说说生产队那些事

作者 | 刘希祥

生产队是指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中的一种组织形式，是农村公社化构建“政社合一”的组织体系，是生产大队管辖下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单位。

生产队由高级农业社过渡而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而不复存在。它的具体存在时间为1958年至1984年。实际上1982年就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不过那时生产队还存在，直到1984年人民公社解体，生产队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人民公社时期的管理体制是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最基本的核算单位。生产队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进行生产劳动。队务委员会（简称队委会）是生产队的领导机构，设有队长、副队长2-3人，配备会计、出纳（当时我们称现金保管）、保管员、妇女队长，另外还有记工员。队长是队委会的核心人物，是生产队的当家人，因此，作为一队之长必须德才兼备，不但要大公无私，办事公道，而且还要头脑清醒，思路清晰，威望高，懂农事。

队长由大队党支部确定人选，全体社员大会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若同意票达不到三分之二，则不予通过，需要重新确定人选。其它成员由队长推荐人选，上报大队党支部同意后，在社员大会上通过。队长的任期为一年，如果工作出色，领导支持，群众满意，可连选连任，有的连续任职十多年。

生产队长的职责主要是安排种植计划，组织生产劳动，决定开支分配等；副队长协助队长工作，带领社员奋战在劳动一线；会计掌握着全队一切现金收入和支出、粮食收入和分配的大权，因此必须才高行洁，不但能识字会算账，而且还要公正无私；出纳是生产队现金收入的保管员；保管员是生产队一切财产和粮食的守护者，负责生产工具等物资的发放与收回；记工员是社员日常出勤的记录员，对每个社员的出勤情况要日清月结，到月底核对无误后，交给会计，作为年底分配的依据；妇女队长是生产队所有家庭妇女的领头人，家庭妇女参加的劳动都由妇女队长分配安排。

每个家庭成员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员，都无条件地参加生产队的各种生产活动。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和识字班（指未婚女青年）是生产队的主力军，他（她）们战天斗地，挖河打堤，推车挑担，无所不能。家庭妇女平时出坡晚，收工早，但是，每逢麦过秋，个个不甘心落后，铡麦子、摘花生、掰玉米，起早贪黑。

社员出勤劳动，以工分的形式记录在册，作为年终决算分配粮食、柴草和现金的依据。因此有句顺口溜：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

每个社员的工分由队委会评定，每年评定一次。一般按年龄划分，18周岁以上为整劳力，不足18周岁为半劳力，男性整劳力“日工”每天记10分，半劳力根据年龄和身体状况记5-9分；女性整劳力记7分，半劳力记4-6分，家庭妇女早上不出工，每天记5分。生产队没有作息时间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年四季跟着日头走。干“日工”，最难熬的是立夏前后，天长夜短，人困马乏，不等干活就犯困。只有挨到中间休息才打起精神来，上点年纪的人，三三两两聚在地头，抽袋烟，啦啦呱，说说笑笑；青年人精力旺盛，凑在一起斗嘴磨牙，说着说着互不服气，就动起手来，不是掰手腕就是摔跤；识字班们坐在一起，各忙各的手中活，有的纳鞋底，有的缝鞋垫。她们不光手里忙，嘴也不闲着，不是十里八乡的新闻趣事，就是张家长李家短。

生产队的活分“日工活”和“包工活”两种。干“日工活”，说白了就是熬日头，活相对轻快些，但是挣工分少，比较适合中老年人；青壮年劳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喜欢干“包工活”，虽然出力大，但是挣工分多，能与别人拉开距离。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大多数活都是“日工”干，只有那些无法实行“大兵团”作战的活采用“小包工”，如：入户出粪。到七十年代末，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日渐衰退，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现象日益明显，这时候，只要能承包的活都用“包工”干，如：锄地、深翻土地等。到八十年代初，绝大多数活都采用“包工”形式干。这时候，社员有了一定的自由，可根据季节和天气情况灵活作息时间，早上趁着凉快可以早出坡，中午天气太热可以早收工，家里有事或身体不舒服也不用向队长请假了，只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承包的活就行。

那时候，每年都有干不完的活，各个季节有各个季节的活，什么天气有什么样的活。春节一过，出粪、运粪备春耕，接着深翻土地、麦田管理，然后秧地瓜、点花生、栽黄烟。入夏后，春地还没锄完，就开始麦收，俗话说：三麦不如一秋长，三秋不如一麦忙。既要麦收，又要夏播，可见，夏收之忙碌。紧接着就是锄地除草，如果稍有怠慢，一旦遇上阴雨天，锄地不死草，就荒了地，一遇下雨天，戴上苇笠，披上蓑衣，割草沤肥。秋天，秋收秋种，全民参与，上至古稀，下至学童，起早贪黑，挑灯夜战，小麦播种，亩数过半，公社报捷，整山治水，拉开序幕，秋种扫尾、刨地瓜便成了辅助劳力的活。冬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战天斗地，劈岭填沟，改河垫地，修水库，建塘坝，车推肩挑，老少参战。那时候，青壮年劳力每年出勤都在300多天，有的多达11个月，只有年前年后才能歇上几天。

不光人挣工分，猪也挣工分。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里所说的的“肥”主要指农家肥料，为增加农家肥料，生产队鼓励各户养猪，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措施，将养猪积的肥根据车数以“补贴”工分的形式补贴给各户。为防止猪圈内垫土过多，影响粪肥质量，根据出栏猪的数量及重量确定应积肥车数，如果积肥车数超过规定数的，按一定比例折实。一般养一头肥猪，一年的“补贴”工分可达六七百分，相当于一个家庭妇女一年的劳动报酬。

还有一种工分叫“补助”工分。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义务兵，还有大队副业组人员、林业队人员等，他们没有工资报酬，由所在生产队分别按男女同等劳力记工分。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因各种事务性工作，他们所挣工分远远少于普通社员，因此，根据职务不同也分别给予一定的“补助”工分。另外，饲养员、放牧员、种菜工、黄烟烘烤工以及其它固定工，根据工作分工与工作成效，年终由队委会研究给予相应的工分报酬。

无论实干工分、“补贴”工分，还是“补助”工分，同样参加生产队的粮草和现金分配。

粮草分配严格按照“人七劳三”原则，即总量的70%按人口平均分配，总量的30%按工分分配，为劳动报酬所得。“人七”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证人人有饭吃；“劳三”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以夏粮分配为例，例如某生产队交完公粮、留足储备粮后还剩5000斤。分粮食时，先按70%即3500斤按人口分配，剩下的1500斤按工分分配。按人口分配时，有的生产队没有年龄区分，成年人与孩童同样分配，有的生产队区别对待，18周岁以下人口根据年龄分别按成年人的20%-90%分配。

现金分配，我们称为“开支”，现金分配全部按工日（10分为一个工日）分配。根据每个家庭所挣工日总数乘以工日分值，扣除所分粮草折款，即为应分现金，正数者为“使钱户”，也叫“长款户”，负数者为“欠款户”。劳力少人口多的户，所挣得的工分折算成现金有的少于所分配粮草折算的现金数，这就是“欠款户”，这些“欠款户”不可能拿出钱来交给生产队，只能记在账上挂着，等过几年孩子长大，劳力多了，用长款来结清欠款。由于“欠款户”不能把欠款及时上交生产队，生产队就不能将“长款户”的长款足额兑现。未兑现部分只能记在账上，这样生产队的账目就不能当年结清，这就出现了往来账，往来账每年都结算，每年都结不清，直到生产队解体也没能结清。

开支每年一次，平时若家里有事，急需用钱，可提出申请，由队委会研究，队长签字，方可暂借，年终开支时扣出。

生产队的经济来源主要有公粮款（扣除农业税）、蚕茧收入、黄烟收入，1970年前后还有棉花收入，另外，还有公职人员交队款、生产队菜园收入等。生产队的工日分值，就是生产队全年现金收入，加上分配粮草折款，减去下年度待支付生产费用和公益金、公益金，除以全生产队工日之和。例如，某生产队全年现金收入为8000元，社员分配粮草折款3000元，下年度待支付生产费用2800元，公积金、公积金为2200元，用于社员“开支”的现金就是6000元，假设全生产队工分之和是12万分，即12000个工日，6000元除以12000个工日，该生产队的工日分值就是五毛钱。各个生产队人均土地不同，经济收入也不同，因此工日分值就不一样，一般都在四、五毛钱左右，最低的一毛多钱。我所在生产队的工日分值最高达到了八毛多，附近村有个生产队的分值竟达到了九毛多，有些劳力多的户分到四百多元钱，使人羡慕不已，在十里八乡传为佳话。在那个年代，没有其它经济收入，日常生活支出全靠生产队的“开支”，就连姑娘找对象都要先打听一下男方生产队的工日分值情况。

生产队是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产生的。当时，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为加快农业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将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通过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在这一时期，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使粮食产量逐年增长，经济收入逐年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在后期却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了生产力发展要求，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屈指一算，生产队已解体四十多年了。但是，我的童年、少年和美好的青年时代是在生产队度过的，曾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过工分，从教后组织学生拾过麦穗，掰过玉米，这段历史对我来说刻骨铭心，因此，生产队的那些事至今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刘希祥，男，沂山风景区下伏峪村人，退休教师。

来源：玩转临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