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余万人出征九死一生！这个后方贫弱省如何在抗战中不甘人后铁血卫国？

摘要：当时间回到八十年前那个百感交集的8月，抗战胜利的曙光终于划破长夜。在梅兰芳、颜惠庆等社会名流的倡议之下，万千民众热烈响应，一个致敬抗战军人的节日——“八八父亲节”，在中国大地上庄严诞生。

“我们总说‘家国’，家在前，国在后，

可现在多少父亲为了国，连家都回不去了！”

——1945年8月，一位中国民众的呼声

当时间回到八十年前那个百感交集的8月，抗战胜利的曙光终于划破长夜。在梅兰芳、颜惠庆等社会名流的倡议之下，万千民众热烈响应，一个致敬抗战军人的节日——“八八父亲节”，在中国大地上庄严诞生。

“日本投降矣！”

1945年8月15日《大公报》头版用超大号的五个铅字

向全国人民宣告了抗战胜利的消息。

这是一声跨越烽火的家国呼唤。

仅仅一周后，日本签署投降书，中华民族迎来了浴血重生的胜利时刻——而这胜利，正是由千千万万“未归的中国父亲”共同铸就。

全国各地庆祝抗战胜利。

图1、3来源/中国人民抗战纪念馆、

图2来源/《抗战中的贵州》

图4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这份“未归的中国父亲”名单中，还有刚刚看到中华民族胜利曙光，并在为争取人民的利益而不断奔波的红色英烈：

1946年4月8日，一架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撞山坠毁，同机13人全部遇难。这其中，有一位贵州安顺人。他的名字叫王若飞。这趟行程，他正携带中共代表团就宪法、国民政府组成等问题同国民党谈判的最后方案，乘飞机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然而天不假年，王若飞牺牲时，时年50岁，只在起飞前留下了一句“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遗言。

王若飞参与的历史瞬间。

图片来源/达德学校旧址

抗战期间，王若飞先后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统战部部长、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等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正是在王若飞、杨志成、周素园这样的贵州红色抗战英杰的努力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他们的故乡如火如荼——彼时位于抗战大后方的贫弱省份贵州，捐钱粮、出兵源、收容保护西迁的大学文脉……表现出了不甘人后、铁血卫国的气势。

中国如今的岁月安康，来自父辈们的忠勇与牺牲。

摄影/陈伟红

在云南腾冲来凤山上，矗立着一座面朝贵州的纪念碑。每年都有老人从贵州各地远道而来，肃立默哀。那是“中国远征军黔籍抗日殉国将士纪念碑”，万千父辈忠魂，在此遥望他们永远回不去的家乡。

顺着来人的足迹，我们行遍贵州。寻找那些“未归的父亲”们留下的印记。但此行，并不只为寻找宏大的丰碑，而是一次贴近山河的倾听——倾听那些父亲，曾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已日渐模糊的回声。

一句“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遗言、一段老人关于“草鞋兵”的零碎回忆、一张标注着“二十四道拐”的神秘老照片、一座深埋群山中的“深河桥”……都静默地藏在这场寻找之旅的转角，给予寻得之人万分震撼。

贵州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碑前，中华儿女们正缅怀父辈的付出。

摄影/廖景和

九死一生，铁血卫国

黔籍将士有着怎样的抗日悲壮史？

在贵阳人心中的地图上，有一个地名叫做“纪念塔”，在贵阳与任何一个出租车师傅提起，他都能毫不犹豫一脚油门直奔新华路与青云路交叉处。但来到此处，却看不到任何塔的踪影……

贵阳城风云搅动，在岁月中不断变幻

但日出总会准时到来。

摄影/陈伟红

已“消失”的这座塔因何而建？纪念谁？为何多年过去仍被贵阳人牢牢记得？在这一串茫然与疑惑中，我们在档案馆与故纸堆里，找到了它当年的模样——“国民革命军第一百零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档案记载，纪念塔于1940年底动土，次年5月落成。塔高10.2米，象征102师，塔呈三棱锥形，上尖下大，以巨型白绵石砌成，犹如一把锐利的刺刀，直刺日寇胸膛。

多年前，贵阳人民就是在这里缅怀贵州烈士的付出

图为贵阳纪念塔复原概念图。

石碑背后的数字，至今读来仍如火焰灼人，似要烧光世间的“妖邪鬼魅”：

“102师，主要由黔籍将士组成，对日抗战勇猛无畏，但伤亡极其惨重，前后累计牺牲约12000人”。

万人去，百人归：102师抗战实录

中国抗战史上，曾记录这样一场特殊战斗：1941年9月，湖南新墙河畔，一支部队以万人之众，硬扛四倍于己的敌军，鏖战二十一天。最终，仅存600余人，却为粉碎日军攻占长沙的野心作出重要贡献。

这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之所以能被完成，靠的就是贵州人组成的102师。

1931年日寇入侵，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的日子。

图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抗战老照片墙。

在遵义籍将领柏辉章带领他们出山的时候，这支部队还是人们眼中装备落后的“草鞋部队”，最终成长为“虎贲劲旅”的过程，却是一首悲怆之歌。

这种悲怆，我们可以从一位102师的“父亲”身上，一览无余。

“父亲的胸脯微微起伏着，眼眶也开始发红。他的左腿有三个整齐的枪眼，此刻却站得笔直，努力听着《义勇军进行曲》，却面向窗外：‘淞沪会战时，我们唱着这首歌强渡苏州河，血染江面；长沙会战时，多少好兄弟唱着这首歌倒在我们面前……’”每当祖籍榕江的老人顾泽仁回忆起自己父亲——102师战士顾维汉，总忘不了这个画面。

奔赴前线的102师，面无惧色，英姿勃发。

图片来源/《抗战中的贵州》

1937年淞沪会战，顾维汉在苏州河畔与10多位贵州籍战友奉命炸毁日军油库，归来时，只剩3人。

1938年徐州会战，在砀山小坡下，待他如亲弟的营长，被日军重炮击中；与顾维汉日夜同行的通信员，也被一颗子弹带走生命。

102师在恶战中面对的，都是装备优于自身的日军。

但他们的顽强，却激励着整个抗战前线。

图片来源/《抗战中的贵州》

一个月后，武汉会战。在乌石门孤山，他收到了师长柏辉章一连几次加急电话：“死守！”伴随军令而来的，还有一口棺材。曾与顾维汉齐声高唱军歌的整个加强营，几乎全部阵亡，尸横遍野。

1939年南昌会战，从生米街巷战中幸存的他，原本该去新村圩防卫铁路，却临时与同乡陈开本所在的八营调换。战斗结束后，那个营，只剩一位传令兵……

长沙会战数年中有多番血战。1941年，102师死守新墙河，二十一昼夜中，顾维汉屡次昏厥又挣扎起身，直至接到撤退令，才惊觉：102师参战新墙河的万名同袍，仅存数百。

102师中，不计其数的贵州将士不畏牺牲前仆后继

抗战结束后，当年出山的父辈们归来者已所剩无几。

图片来源/《抗战中的贵州》

1944年，最后一次长沙会战结束，日军气数已尽，顾维汉与102师九死一生的兄弟们渡过湘江，走完了艰辛的抗战路程。

每一场恶战，都意味着自己又一次与兄弟永别，以及兄弟与子女的永别……但悲怆之外，是一个个战役“奇迹”般的胜利——102师的贵州将士们，用生命尽到了他们作为军人、作为“父亲”最后的责任。

父亲的身份，在战场上意味着更深的牵挂与更决绝的牺牲。这就是“贵阳纪念塔”与102师背后的故事。

壮哉！黔籍将士！勇哉！中华猛士！

摄影/华琳

哪里有不要命的恶战，哪里就有贵州兵

“黔人执事敬，与人忠……为朴诚、为果毅，有不教而率之风。”贵州革命元老周素园曾这样概括贵州人的性情，也正是贵州父辈在抗战中前仆后继的信念基石。

102师是其中一个代表，但抗战时期奋战在前线战场上的“黔籍部队”，还有85师、82师、103师、121师、140师、新编第8师、新编第28师、独立第6旅等番号部队，出征将士约60余万——而当时，贫弱的贵州全省人口不足一千万。

制图/夜鸣蝉

至于胜利后能返回故乡的“父亲”，用当时的一句话说：十不存一。可以说，那个年代的抗日战场上，哪里有不要命的恶战，哪里就有黔籍将士。

淞沪会战，松桃人罗启疆率领的82师、桐梓人何知重带领的103师、遵义人柏辉章带领的102师血战苏州河，亲身演绎了铁血二字的真正含义：“绑草鞋的布条被血浸透，硬如钢板”。

草鞋和钢枪，是贵州人铁血的象征。

图片来源/《抗战中的贵州》

徐州会战，兴义人王文彦带领的140师在台儿庄夜袭日军机场，以集束手榴弹炸毁敌机，也以2000多名官兵阵亡的代价，换来惨烈胜利。

江阴保卫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轮番血战后，桐梓人何知重带领的103师，仅余数百人。

武汉会战中的“万家岭大捷”，胜利的背后是荔波人杨家骝带领60师游击部队血洒麒麟峰……

台儿庄的大捷中，黔籍将士也同样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动图来源/《血战台儿庄》

“遵义籍阵亡645人、桐梓籍阵亡221人、湄潭籍阵亡174人……”这是贵州一则档案袋中“残酷而滚烫”的名单。数不清身处大后方的贵州父辈走上前线血染山河，埋骨他乡，为后辈拼来太平。

而旁边档案中的旧照片上，这些为抗战出征的黔籍战士，永远面带希望的微笑。

抗战时期贵州少数民族为即将奔赴战场的贵州子弟兵送水。

图片来源/《抗战中的贵州》

奔腾咆哮的乌江从未停歇，贵州人“执事敬，与人忠”的壮酬之志，也在随着红色精神在不同战线中继续发扬。

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贵州安顺人王若飞，在抗战期间先后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统战部部长、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等身份，参与研讨和制定了许多关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重大方针；共和国的开国上将贵州三穗人杨志成，在抗战期间以中共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黄河两延（延长、延川）卫戌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等身份，为中国的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左：王若飞。

右：黄齐生，贵州安顺人，爱国民主人士，著名教育家，曾任达德学校校长，

1946年4月8日与王若飞等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坠机遇难。

还有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组织人民抗日游击的发动者贵州黄平人张炳芳、以八路军骑兵团政治处主任身份与日寇血战牺牲的贵州普定人杨经国、以中国共产党《抗敌报》编辑组长身份突围日寇牺牲的贵州遵义人胡畏，都在抗日篇章中留下了动人一页……

贵州父辈的抗战之志，在红色精神的不断传承中，浸染在祖国大地的每一寸角落。

红色精神不死，族魂圣火不熄！

摄影/陈伟红

他们，就是《我的团长我的团》

“我们离开遵义，一路往云南走，每天只有二两老糙米稀饭。到文山时，一起来的那批同乡，已经死了一半……”这是德江人张羽富所描述的远征场景，那一年是1944年，他18岁。

松山战役遗址。

图/视觉中国

他参加的，是滇西战役中的松山战役——也正是《我的团长我的团》里“南天门战役”的原型。

在张羽富抵达松山的时候，都匀女孩陶维勤正焦急等待父亲陶相宜的消息——家书已许久未到。她不知道的是，此刻她最亲爱的父亲，正在松山担任敢死队员，一位随时可能牺牲的“无名勇者”。

以松山战役为原型《我的团长我的团》中

敢死队在南天门战斗场景。

动图来源/《我的团长我的团》

“作为103师309团上尉副官，为每个敢死队员发放了5000块民国法币，用蓝色布包背上，向阵地进发。”陶相宜的战场笔记，成为了许多敢死队员最后的“家书”。

“阵地拿下后，一面破旗插在山顶，三个伤痕累累的士兵站在旗下把5000块民国法币抛向了天空：‘（兄弟都不在了）现在要钱有什么意义呢？’”

松山战役中贵州子弟兵立下了赫赫战功。

图片来源/《抗战中的贵州》

松山战役历时三个月零三天，共经历十次大规模战斗。许多贵州父辈，甚至来不及寄出一封家书，就永远长眠在祖国西南边陲。

几十年后，陶维勤来到松山看望父亲战斗的地方。在空旷的斜坡上，夕阳把金灿灿的余晖洒向松林，熠熠生辉。

云南腾冲国殇墓园。

摄影/华琳

寻找一座塔，却看到贵州父辈走过的烽火洪流，也看到剪不断的生死血脉。他们的足迹大多永远停留在远方的战场，化作无声丰碑。而在他们出发的故乡贵州，又有着怎样的足迹？那些支撑他们浴血战场的“后方”，又是什么模样？

图中雕塑原型为贵州的抗日娃娃兵。

图片拍摄于云南腾冲国殇墓园

一座80多年前的超级工程，

如何成了中华民族抗战生命线？

在贵州的群山中，我们继续追寻父辈留下的痕迹——这一次，不是硝烟弥漫的前线，而是另一群“父亲”，以汗水、鲜血乃至生命，在抗战后方铺就的一条生存之路、希望之路。

这一切，还要从一张闻名世界的老照片说起。

2002年3月，云南二战史学者戈叔亚终于登上贵州晴隆山顶——正东方的山坳间，二十四道盘旋的弧线，与他手中泛黄老照片里的画面，完美重合。

“为这一刻，我找了八年。”

图片来源/晴隆24道拐展览馆

1945年6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以《史迪威公路——通往中国的陆地通道》作为封面故事，震撼了大洋彼岸的读者。封面照片里，一条险峻公路从深谷中挣扎而出，攀上高山，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发卡弯上，军用卡车正组成长龙蜿蜒向上。

这张照片，成为中国人民不屈抗战的象征，在此后半个多世纪传遍世界。但由于未标明具体位置，几十年间，无数军事爱好者试图在中国西南找到这条“神秘之路”，却始终未果。

戈叔亚锲而不舍地在云南滇缅沿线寻觅八年，反复勘察二十多次，最终凭借细微的线索将目标锁定在滇黔公路上的贵州晴隆。这条路，至今仍蜿蜒于晴隆山与磨盘山之间海拔1700余米的陡坡之上，是一座依然“活着”的抗战丰碑。

如今的晴隆二十四道拐。

“消失的路”被找到了，但这座“奇迹”工程的背后，又写着贵州父辈怎样沉默而坚韧的付出？

80多年前的“基建狂魔”

筑起拯救民族的超级工程

站在晴隆城南一公里的鸦关向下望，山路急转直下，如巨蛇盘绕。二十四道拐在不到四公里的路程中急剧下降300米，最大倾角近60°。雨雾天气时，这里更是险象环生。

正是这条路，在1942年被美军随军记者约翰·阿尔伯特拍下，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最著名的影像之一。

晴隆24道拐一路延伸通向昆明。

“云雾中，美军GMC十轮卡排气管喷着白气，如钢铁长蛇贴崖蠕动。空袭警报骤响，护路民兵举马灯奔号示警，灯火在群山中流淌成星河。”北京大学教授、原西南联大学生张世英1943年的日记，记录了穿越二十四道拐的震撼一幕。

但它背后的故事，远比一张照片更为深沉。

中国西南的抗战，从某种意义而言，是一场围绕公路展开的生死博弈。这条关乎民族存亡的道路，就是“史迪威公路”，是当时名副其实的“远东抗战生命线”。

晴隆二十四道拐复原版路牌。

抗战全面爆发后，我国的海岸线遭日军封锁，海外援华物资只能经由东南亚进入中国，贵州至云南的滇黔公路，由此成为连接抗战前线与这条“抗战生命线”的咽喉要道。而贵州安南（今晴隆县）正是这条通道的必经之地——绝大多数抗战物资，唯有经过这里，才能送抵前线。

于是，晴隆山上原本蜿蜒的羊肠古道，被扩建为可日行3000军车的“二十四道拐”。

修筑晴隆二十四道拐的军民

以及在滇缅公路上执行运输任务的车队。

图片来源/晴隆二十四道拐展览馆

80年前，这短短四公里山路，承载的是千钧重担。整个抗战期间，总计45万吨海外援华物资——从洋油百货、枪支弹药，到盘尼西林，经此历史弯道，源源不断运往重庆和前线。

而这一切的背后，是5万贵州民工与3万军人的日夜奋战。这里是整段盘江沿岸筑路最难的一段，群山闭塞，条件极端落后，建设者几乎完全依靠原始工具一寸一寸向前推进。负责工程的工程师邹岳生回忆：“铁锤击打岩石的声音，昼夜不绝。”

贵州黔西南州晴隆县，通过传统火种、灯光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方式，将“抗战生命线”二十四道拐点亮。

图/视觉中国

贵州的工人就地挖窑烧砖，绳索缚身悬于峭壁，钢钎凿孔、填埋炸药。有人夜宿工地，“醒来时身上覆满白霜”。塌方、滚石、劳累、疾病……伤亡如影随形。1936年公路竣工时，这些贵州父辈或许不曾想到——他们以血肉之躯，铺就了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一条“不可能之路”。

如今，贵州令人惊叹的“超级工程”屡屡面世，而贵州人的这些“基建狂魔”基因、所塑造的工程奇迹，早在抗战时期就已经凸显。

制图/夜鸣蝉

如黄平旧州机场——抗战后期西南地区的军用核心机场之一，承担湘桂、滇缅防空任务，保障“驼峰航线”畅通。修建之时，贵州民众迅速响应，黄平、余庆、施秉、镇远、三穗、岑巩、剑河、台拱（今台江）、炉山（今凯里）、丹寨、雷山、麻江、平越（今福泉）、瓮安、石阡、思南16个县的民众10万余人同时开工。他们用竹编筐运石，为了夯压跑道，将四根粗麻绳捆住近10吨重的石磙组合成“人力压路机”，80人一组，拼尽全力才能拖行。

如今的黄平旧州机场与当年遗留重达约十吨的石磙。

“抗战急切，机场尚未完全竣工就已开始起降飞机，不少在跑道上施工的民工躲避不及，时有伤亡。”一位管理机场的历史研究者如此叙述。因为完全依赖人力，修建机场共计伤亡民工数百人。“有的遗体来不及运走，便埋在机场旁边。”

图片来源/黄平旧州机场

还有盘江铁桥，抗战期间“数毁数建”，每一次被日军炸毁，贵州人民就顶着轰炸危险“卸门板、砍大树”，一次又一次将它修复；以及几乎纯靠人力修筑的590余公里黔西南公路网……

如今仍然忠于职守的盘江铁桥。

摄影/袁书琴

一条条浸透贵州父辈斑斑鲜血的生命线，让深埋在这片土地的碧血丹心，为贵州红色堡垒布满片片绿荫。

据《贵州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载，抗战时期总人口不到1000万的贵州，在多次征工中，共计有1286万人次参与后方建设，伤亡记录在案的就有16235人！他们的名字大多已湮没于历史，仅余数字，但这些用血汗甚至生命垒就历史“丰碑”的无名之辈，我们只记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贵州人！

新建成的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即将通车。

摄影/吴东俊

贵州的山洞里，藏着击败日寇的秘密基地

大山，是贵州的屏障，也是她最坚实的胸膛。

抗战时期，贵州深山中悄然接纳了大量内迁的兵工企业，成为战时中国后方的军械制造重地。

贵州武陵山脉。

摄影/李贵云

桐梓天门河畔“小西湖”，静卧于县城郊外的群山环抱之中。如今若要抵达，仍需穿行数公里沿河崖壁开凿的窄路。而在1944年，那个几乎全靠人力的年代，两台共重100余吨的发电机，竟突破千难万险，被运送至一处极其隐蔽的溶洞之中。

不走近细看，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藏着一座建于1939年、1945年首次发电的天门河水电厂——它是贵州历史上第一座水电站。

天门河水电站。

当年运抵的“钢铁巨兽”，正是美国奇异（通用）公司生产的封闭型伞式三相交流同步发电机，总功率达576千瓦。它在美国拆分后，由美国军官卡尔少校亲自押运至印度加尔各答，再通过“驼峰航线”飞跃喜马拉雅山运抵昆明，最后由昆明用卡车翻越崇山峻岭运至桐梓，创下了“驼峰航线”单体空运重量最高纪录。

在上世纪40年代，这样的发电设备不仅中国前所未见，即使在全世界也属一流。

天门河水电站发电机。

整座水电厂由西北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工业大学等5所大学的工程技术人员参与设计和安装，设计、规划十分精妙，抗战期间从未被日本侦察机发现过。

它默默为附近的第四十一兵工厂输送电力，让那里生产的步枪、子弹，源源不断送往前线抗敌。

天门河水电厂深处管道运送着奔腾不息的河水。

不仅是水电工程，那个时代中国空军也远远落后：日本年产能最高近两万架飞机，而中国能投入战场的仅两百余架，航空工业几乎一片空白。

但如今的蓝天下，中国第五代战机歼-20早已成为世界瞩目的“长空利剑”；苍穹外，天宫空间站科研转化效率超过国际空间站。嫦娥六号更成功取回人类首个月球背面样本……中国航空航天工业，已稳居全球第一梯队。

而中国航空工业的起点，便在贵州大定（今大方县）羊场坝深山的乌鸦洞——1939年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大定航空发动机厂”，选在了这个洞长约900米，高约30米的巨大溶洞之中。

羊场坝航空发动机制造厂。

1940年，从上海、南京内迁而来的工程师与贵州本地工人一起吃住在这座幽深溶洞中，完成了中国工业史上的奇迹——1945年，他们成功装配出中国历史上第一台自主生产的航空发动机“塞克隆G-105型”。它以1050匹马力的强劲动力，推动C47运输机翱翔于昆明至南京的航线上。

图片来源/《抗战中的贵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它的问世，标志着“贵州溶洞中的这座航空发动机厂，在抗战末期已接近美国40年代的机械制造水准”。这一成就，在抗战末期给予日寇强大心理压力，成为抗战胜利的重要支撑之一。

如今歼-10CE战机已在贵州生产。图为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驾驶歼10进行表演图/视觉中国

还有遵义的四十二兵工厂、贵阳的四十四兵工厂……这些藏在贵州群山深处的工厂，如同一根根隐形的血脉，默默为抗战输送着生命与希望。

这些在贵州大山中参与建设的父辈，或许不及前线那般壮烈，却是另一批“父亲”燃烧生命的方式——他们用手上的老茧与头上的白丝，为贵州在抗战大后方的贡献注入鲜活的注脚。

浩荡中华，剑指长空！

站在二十四道拐俯瞰，努力攀上高山的道路仿佛仍在诉说着那段负重前行的岁月。与长眠他乡的黔籍将士一样，这些依然可触、可感、可敬的抗战印记，无声地见证着一代代贵州人的风骨与牺牲。

我们寻找的，从来不只是消逝的塔与路，更是一段段不应被遗忘的岁月。

当一座被炸毁的石桥

成为日军入侵贵州的终点站

我们的寻找，仍在继续。

这一次的线索，埋藏在贵州的地理痕迹之中。在独山县城北9公里处，有一座藏于山涧密林中的石桥，河流深切峡谷，两岸山势陡峭。

独山县深河桥。摄影/陈伟红

“胡畏，遵义人，1943年壮烈殉国；杨经国，普定人，1942年壮烈殉国；柳树人，安顺人，1942年壮烈殉国……”桥旁坡顶，矗立着一面肃穆的“万魂墙”，上面镌刻着3126位抗战烈士的姓名。

这里，是深河桥。

独山县深河桥抗战英烈坛。摄影/陈伟红

抗战时期，它是黔南通往贵州腹地的咽喉要道，也是日军入侵贵州的最终终点。这座桥，以及它所依托的苍茫群山，默默诉说着父辈们的另一种坚守——不仅是远征杀敌、冲锋陷阵，更是誓死守护家乡的决绝。

如今的深河桥，桥体老旧，车道狭窄，车辆罕至，仿佛已被时间悄然淡忘，成为另一种需要被寻找的“失踪”印记。

但若回到81年前冬天的黔南事变，这里却是血与火交织的烽火之地。

独山县阵亡烈士墙。摄影/陈伟红

土枪、大刀、滚石、檑木

打出日寇最后的挣扎

“贵阳撤退，准备焦土抗战！”

1944年底，贵州军政会议上传出这一决绝之声。贵阳城内人心惶惶，连省政府也开始向毕节迁移。

此时的日军，已沿着废弃的黔桂铁路北上，接连攻占独山、荔波、三合（今三都）、八寨（今丹寨），兵峰直逼都匀，企图北上占贵阳进而打开重庆南大门。

独山县高山台地自然风光。摄影/酷鸟魏建

他们一路烧杀抢掠，贵州难胞尸体沿途比比皆是。在攻占独山县城时，日军更是惨无人道，他们蹂躏县城七天七夜，致使城内一片焦土。据统计，黔南事变中仅独山县城被炸死、烧死、饿死的民众多达10000余人，一座繁华的古城成为废墟。

惨况传来，贵阳震动。当局已做好最坏打算：哪怕将整个贵州化为焦土，也绝不让他们通过防线。然而，正当贵阳守军紧张忐忑之时，他们还不知道——黔南的这片山川，即将成为日军疯狂进攻的终点。

独山县城被日军攻克时的报纸报道。图片来源/《抗战中的贵州》

荔波黎明关，199师587团面对两千名日军，鏖战三昼夜，喋血山谷，打死打伤日军600余人，打响贵州本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奋战独山黑石关的91师，在全无补给的情况下，重创日军，毙敌500余人……

一场场壮烈的战斗，点燃了贵州各族人民的抗争怒火。在经历短暂惊慌后，独山、荔波、三都、都匀、丹寨等黔南诸县的各族人民，从被侵略到反侵略，开始自发袭击、截杀、扰乱和牵扯日军，并屡屡传来捷报。

图片来源/《抗战中的贵州》

独山抗敌自卫团先后击毙数十名日军，民众更引爆县郊山洞中储存的汽油，一次炸死日军100余人；荔波50多名水族青年据守天险，歼敌上百；三都石板寨300多位村民闭门自守，50乡兵羊肠设伏，击杀日军数十……

如今的荔波县黎明关水族乡德门村，仍矗立着一座“农民抗日纪念碑”。当年，各族群众在这里自发组织起来，用土枪、土炮、手榴弹、大刀、滚石、檑木死守要道。

“没有枪，就用上一切能用的武器，没有武器，就拿命填！”同一时刻，在荔波水扛寨、三都营上、独山司芒塘等地，民族英杰抗击日军的壮举不绝于史。

独山民众抗击日军所使用的鸟铳以及当年缴获的日军炮弹。摄影/陈伟红

在黔南军民英勇抵抗下，日军寸步难行。当他们沿黔桂公路推进至独山县城北约十公里的深河桥时，发现最后通道已被美军与当地百姓联手炸毁。

退路已断，攻势至此为止。

深河桥，成为阻挡日军入侵贵州的终点，也成了贵州抗战史上的“最后一桥”。自此，日军再未能组织起有效反扑。

独山县深河桥抗战英烈坛。摄影/陈伟红

何为贵州人的后方守护

节衣缩食，倾尽所有

不畏外敌，不惧牺牲，这就是贵州的抗战。

山，是故乡，也是阵地。多种民族组成的贵州人在这最深重的危机面前团结一心，共同守护家园，诠释了“父辈”二字的另一重内核——守护。

身在大后方的贵州，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全力的支持。

这守护，不仅存在于战场与山间，更镌刻在每一个普通贵州人的心里。

正如史学家所言：“贵州的抗战不是被动应对，而是主动出击，带有强烈的保家卫国意识。”抗战时期的贵州，虽处大后方，却通过输送兵员、保障物资、维护交通、发展军工、倾囊财政，为全国抗战贡献了坚实力量。

贵州作为大后方发挥着重要作用。图片来源/《抗战中的贵州》

同时，贵州主动接纳因战火被迫西迁的文教机构，如大夏大学、浙江大学等来自上海、江苏、浙江、湖南等地的学府学子都在贵州受到了安全的庇护；有着浓厚“红色抗争”精神的贵州，也成为文人避乱之地——茅盾、巴金、徐悲鸿、丰子恺等来到贵州，受到贵州人民的亲切关照，他们又以笔为枪，让文化再度鼓舞贵州民众。

自古以来，贵州山多田少、经济不振，却在全面抗战期间贡献军粮超过1242万市石，人均约1.2石；募集军款总计5.78亿元（民国法币，以下省略），人均负担战费58元！

图为湄潭浙江大学旧址-浙大永兴分校教授住处。

贵州人民节衣缩食、倾其所有。黔南事变时，涌入贵州的外省难民达数十万，他们慷慨救济，捐款超过1.2亿元。

同时，抗战期间贵州作为战时大后方和转运枢纽，兴修公路2285公里；兴建了乌江桥、盘江桥、重安江桥等关键铁桥；修建了机场十余座……以畅通的陆路和空中交通保障和支援了前线抗战。战时全省动员近1300万人次参与建设——“除老弱外，平均每百人中有三十三人反复投身后方建设。”

如今贵州天堑变通途，贵州人仍走在不断的建设征程。摄影/周睿曦

这种守护也不仅仅是捐赠与建设，动荡时代的贵州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与组织下，以各自的方式回应着一个时代的召唤。

贵阳裁缝店中的中共贵州省工委构建红色抗战的精神网络；木楼中的交通站搭成物资的“红色枢纽”；深山中的各民族同胞齐心一致，共同扛枪“抗日救国”；壮年的父辈整装北上杀敌卫国，年轻的学子走上街头歌唱抗争……

贵阳省府路附近的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

同时，“守护”也不仅是本地人的无畏牺牲，也有与外界合作的救护。在贵阳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在抗战时期将总队迁移至这里，也秘密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在中国共产党为团结全国各民族一切抗日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而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近7年时间里，数千名中国医务工作者、数十名外籍援华医生集合在图云关，让这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中举世瞩目的医疗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