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国 | 《绿色的火焰》：“一定要热爱这个国家并对它加以保护，要向国人深情讲述中国历史”

摘要：今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当年抗日英雄浴血战场的事迹，值得人们永久缅怀。但还有一个战场，同样惊心动魄；为数众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战场守护了祖国文化，也维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民族自信，有时候会系于非常具体的一个事实，比如古代建筑的存世与否。痴心于

张庆国

导读

今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当年抗日英雄浴血战场的事迹，值得人们永久缅怀。但还有一个战场，同样惊心动魄；为数众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战场守护了祖国文化，也维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

民族自信，有时候会系于非常具体的一个事实，比如古代建筑的存世与否。痴心于古代建筑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怎能接受中国已经没有唐朝建筑？夫妇俩跑遍河北、山西等地，追踪探查，目睹荒废或华丽的古建筑，震惊也自豪——这仅仅是开始，随着往大后方转移，他们一路奔波也一路寻访；生活艰苦，内心却特别充盈；而最终的硕果，就是《中国建筑史》的出版。

他们只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为了让人们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伟大，钱穆住在一个连粗茶淡饭都难以提供的寺庙，花一年多时间写出《国史大纲》；众多文学家、艺术家齐聚西南，也带来话剧的活跃，而大批文物的西迁，更是波谲云诡，历尽艰险。

为拯救民族危亡、赓续中华文脉，在苦难中奔波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燃烧的生命汇成一片绿色的火焰，让人们看到奔向未来的希望。

八、苏州人钱穆

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妻，在北平有一群经常聚会的好友，他家所在的北总布胡同3号也就成了大家的客厅，但有一个人跟梁思成夫妻从未交往过，那就是钱穆。钱穆比梁思成年长六岁，属同代人，同为京城的大学教授。但梁成思夫妻的朋友都有留洋经历，大多获取过博士或硕士学位，钱穆高中没读完，大学没上过，更无留学欧美的经历，两人不在一个圈子情有可原。

今天的钱穆大名鼎鼎，青史留名，可他早年只是小学和中学教师。他因一篇《刘向歆父子年谱》的长文在《燕京学报》上发表，引起北方学界的关注，一举成名。那篇文章受到很大关注，一是写得好，有理有据，二是批驳了名师康有为。康有为主张一切古文经都是西汉刘歆伪造，只有今文经才是经书。古文经，是指用先秦古文字写的儒家经典，今文经，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的儒家经典。康有为认为，今文经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康有为醉翁之意不在儒家经典的辨伪，是为了表达古籍不可信的思想，以推动变法图强的主张。钱穆不服，认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一文有错误，就向国师挑战，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加以批驳。

钱穆的成功，跟一个叫顾颉刚的人有关，他的那篇文章得以在《燕京学报》上发表，原因为顾颉刚是主编。钱穆是苏州人，顾颉刚也是，顾比钱大两岁，算是同龄。顾颉刚1929年从广州中山大学赴北平燕京大学任教，途中回苏州探望父母，经人介绍认识了钱穆。当时顾颉刚名满天下，钱穆还是默默无闻的小地方高中教师。但两人相谈甚欢，钱穆读书之多，给顾颉刚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次相识后，顾颉刚向钱穆约稿，就有了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长文的发表。

钱穆是读书奇才，读得极快极多，超越常人。他因革命爆发，学校停办而高中辍学，考北京大学未被录取，但嗜书如命，古文经典了然于胸。钱穆在认识顾颉刚之前，也巧遇了来苏州中学演讲的胡适。钱穆是苏州中学的教师，闻知自己崇敬的名人，学界领袖胡适要来学校演讲，钱穆异常激动，早早赶去听演讲。胡适只比钱穆大4岁，两人也算同龄，演讲结束，苏州有人向胡适推荐钱穆，见面时钱穆提出一个古文考据的问题，一下子把胡适难住，闹出了小尴尬，胡适从此记住了钱穆。

1930年秋，经顾颉刚推荐，钱穆赴北平，去燕京大学任教。一年后也是顾颉刚推荐，钱穆得到傅斯年的认可，去北大任史学系副教授。那时中国已经不安宁，日本图谋侵占中国的野心越来越暴露，钱穆1931年夏收到北京大学的聘书，这年秋天九一八事变发生，接着就是持续多年的中日政治与军事冲突。

钱穆从故乡苏州远赴北平燕京大学教书时，没把妻子张一贯带去，次年被北大聘用，工作稳定，才把妻子张一贯带来北平团聚。他在北大讲课的风格极为独特，讲课似演说，声音洪亮，情感浓烈，操一口无锡官话，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很受学生欢迎。我查阅资料，对钱穆在北大演讲似的讲课方式有些疑惑，他在苏州做小学和中学教师时，并未听说他讲课时声情并茂似演讲，去北大为何变成这样？不知是因为早年没考取北大，初做北大教授时有些心虚，故作风度提高了声音？还是想以此风格吸引学生？不管怎么说，他在北大因学识渊博和讲课风格独特，引人注目，逐渐成为与胡适齐名的北大教授。

钱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北京大学接到迁移长沙的电令，钱穆只身出走，随校迁移，把妻子张一贯和儿女留在了北平。他的第一任妻子邹氏，是大哥在家乡帮着张罗娶到家的，后因难产妻儿两亡。第二任妻子张一贯，毕业于师范学校，是在苏州相识，但钱穆喜欢独自生活，初去北平时他只身赴京，独自生活了一年，自得其乐。北大迁移长沙，钱穆至少已有三个孩子，他把妻儿留在北平，再次选择只身出行，开始了动荡生活，单身生活多年。他是把读书研究当作全部生活内容的学者，家事总让他感到干扰，太多的人际交往也让他觉得浪费时间。

1937年10月中旬，钱穆与北大的同事汤用彤、贺麟结伴上路，汤用彤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和国学大师，与陈寅恪和吴宓并称“哈佛三杰”。贺麟是著名哲学家，现代新儒家的倡导者之一，黑格尔研究专家。战火改变了所有学者与大师的命运，他们各自匆匆上路，散落四方，随身行李中最多的就是书，最重的也是书，累得狼狈不堪。

钱穆出发前认真准备，用历史的古文学家严谨的态度，专注地对待一只木箱，在随身携带的木箱里悄悄安装了一个夹层，外面放上衣物，里面藏匿着他多年来补充修改的讲稿，足有厚厚的六大本。他无法照顾别人，也无法叫别人照顾自己，不知途中会有什么危险。

硝烟四起，前程茫茫，钱穆从北平到天津，再去长沙，一路仓皇迷茫，一路惊吓，只想避开战火。他在中国大地上绕了很大的圈子，用了四个月时间才到达长沙。此时战火又快燃到长沙了，长沙临时大学一个月后停办，北大、清华和南开迁向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钱穆再次上路，从湖南衡阳到广西桂林，从桂林到柳州，从柳州到南宁，从南宁到越南河内，从越南河内乘坐滇越铁路的火车，穿越云南南部森林茂密群鸟齐飞的亚热带山谷，先去云南蒙自县，后去到了昆明。

民国时昆明是一座小城，容纳不了北方涌来的几十万流民，住房紧缺。1938年4月底，西南联大的大部分师生到达昆明，校舍不够用，学校决定把文法学院迁至云南南部的蒙自县。蒙自偏远清静，是滇越铁路沿线离越南较近的城市，受法国传来的欧洲文化影响，比其他县城多些小街，有海关旧址等一些建筑可作为校舍，钱穆跟着来到了蒙自小县城生活。

一定有教授对蒙自偏远狭小的云南小县城生活感到不适应，只有钱穆深感高兴，西南联大文法学院迁移蒙自县，其他院校留在昆明。蒙自的教授少，人际关系简单，小县城可供消遣的场所不多，正符合钱穆的脾气，他静心读书研究，自得其乐。

九、写一部赞美传统中国的书

我手边有一本《维特根斯坦私人笔记》，这本书是维特根斯坦在战场上写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奥地利人维特根斯坦本可以身体有病为由，暂不参军服役，可他仍然报名加入军队，上了前线。从上前线的第二天起，他就在躲避子弹射击和炮火攻击中紧张地思考，每天做大量笔记，他不仅在笔记本中大骂战友无知，也骂自己愚蠢，为何来前线送死？也许闪躲死神的刺杀能让他更深刻地理解生命，理解生死，也更能让他思考存在的意义。战争结束，他侥幸生还，战场笔记出版，成为至今仍然畅销的哲学图书。

文人在战争爆发时躲避到后方，读书研究和写作，不会停歇。即使像维特根斯坦这样上了前线，在没有中弹之前，也不会停止思考，会记下思想，思考存在的意义。我要说的是，战争年代的生死关头，文人坚持读书研究和写作，当然很崇高，但并非刻意为之，是文人的本能。他必须做这个事，也只能做这个事。

但文人在战争动乱中阅读与写作，会更有紧迫感，也会有参与感，敌国把祖国炸毁，文人会为保存文化着急，或者想以自己的写作帮助国家抗敌。钱穆就是这样，他受聘为北京大学史学系副教授后，开设“中国上古史”“秦汉史”课程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选修课，后在北京大学一人独讲“中国通史”。他不仅讲课方式独特，还常与学生互动，回答现场提问，活跃学生的思维。1938年在云南蒙自西南联大的文法学院教书，中国面临亡国危机，在陈梦家的鼓励和一再要求下，钱穆计划撰写一部跟别人不一样的中国通史，以解决抗战时中国人面对的精神困难。

钱穆在燕京大学教书时，陈梦家是在校研究生，算起来是钱穆的学生，后来成为钱穆北大的同事。陈梦家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新月派后期的代表诗人。他肯定对钱穆有崇敬之心，喜欢钱穆的课，赞同钱穆的史学观，认为钱穆的课应该广泛流传，让更多国人知道，也就力劝钱穆把《中国通史》讲义写成一本通史教科书。

但讲课是一回事，写成书是另一件工作，钱穆不敢大意，接受陈梦家的建议后，钱穆开始思考并做准备。蒙自遥远清静，与世无争，钱穆认为避世于此，可以心无旁骛地写出一部好书。正在准备中，半年的蒙自分校生活就要结束，西南联大的昆明校舍全部建成，根据安排，蒙自分校的师生将于1938年的8月起结束在当地的学习，乘坐滇越铁路的火车全部搬回昆明，大家高兴，唯独钱穆失落，黯然神伤。他是一个标准的“书呆子”，认为去到昆明，人太多，交往太杂，喧哗之声会严重干扰自己的读书和写作，

钱穆在北大任教期间，潜心修订和增补过《先秦诸子系年》，获得学界很高的评价。他对中国古代的文献和经典有着深厚的敬意，力求还原和尊重古人的原意，以符合历史的真实。他认为中国哲学史是一部“天人合一的历史”，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一种“内圣外王的哲学”。他如果要写一部中国通史，要做到言之有据，在这部历史著作中表达一个思想，告诉国人中国传统文化是有价值的，应该继承发展，必须坚持国学传统，必须热爱这个有悠久历史和深厚传统文化的美丽的国家。

这话听起来奇怪，谁不热爱自己的祖国？还用学者来解释？可放在当时，钱穆要做的这件事实在太重要。五四以后，大批中国学者反对中国传统，全盘否定中国历史的价值，打倒孔家店成为流行的思想，钱穆耿耿于怀，并不认同。他早年发表在《燕京学报》上的文章，就是借考据之名，抨击康有为否定中国传统的观点。

钱穆的思考不无道理，当时的中国处于历史转折期，旧的统治退出，新权威未能稳固建立，思想混乱，中国自清末起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攻击下接连失败。引起国人反省，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倡导民主和科学，提倡新道德和新文学，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就是历史反省的结果。

《新青年》杂志在大批知识分子中产生重大影响，众人发表文章，对中国传统礼教和历史的旧观念进行猛烈批判，启发了民众的觉悟。鲁迅的《狂人日记》等作品，就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揭露。1919年5月4日，因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青年学生上街大规模示威游行，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之后出现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大力传播了民主与科学精神。

有一个渐渐扩散的现象，让跟钱穆持相同观念的中国学者忧心忡忡，那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他的学生陈梦家就是出于这种担忧，才力劝钱穆把上课的讲义写成一部中国通史著作。钱穆思考后，确立了将要写作的这部书的主题，那就是通过大量考据，告诉国人中国是高级的和美丽的，一定要热爱这个国家并对它加以保护，要防止敌国侵占中国，防止亡国，要让中国永远傲立于世。

钱穆思考的主题很好，但他能言之凿凿地说服国人吗？胡适1917年1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打响了新文化运动中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枪。文中提出八个建议：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讲求文法，不无病呻吟，不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明确主张将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正宗，从形式和内容上否定了旧文学，拉开了白话文学运动的序幕，影响非常大。胡适的这个主张，否定了文言文，终止了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联系，远超出了文学改良的范围。

一批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不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严重缺陷和弊端，甚至认为西周及以前的历史都是虚构的，“东周以上无信史”，这句话是顾颉刚说的，严重贬低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可信度，顾颉刚是钱穆的恩师，他的这个观点，钱穆也不同意。他要写一部书，用他自己的观点，向国人深情讲述中国历史。

1938年9月，钱穆与吴宓等人一起，搬离云南蒙自县，乘坐滇越铁路火车前往昆明。蒙自县城到昆明的路程约四百六十公里，滇越铁路的火车速度很慢，我在2010年以后去云南河口县调查，听说20世纪60年代，滇越铁路的火车启动后开出一段路，一个怀孕女人跑几步仍可追上火车，拉着手把钻进车厢门。在钱穆的时代，滇越铁路火车时速更慢，平均时速三十至四十公里，上坡的最慢时速不足二十公里，从蒙自去往昆明，要乘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火车像中国疲惫而沉重的上古史一样缓慢移动，不慌不忙地远行，钱穆注视着车窗外云南南部葱绿苍翠的亚热带群山，恋恋不舍，他的思想也像火车钢轮一样坚定而缓慢地运转。

钱穆拿定主意，要写好这部中国通史，他很想在车窗外的群山深处找到一间小屋，闭门读书和思考，不受干扰地写作。这间小屋在哪里？他不知道。十几个小时后，火车在离昆明不足六十公里的云南宜良县停车，钱穆与同事坐得很累了，十分疲惫，他们纷纷下车，在宜良县城吃饭，找小旅店歇息并四处闲走观光，正是这次下车，让钱穆在宜良寺一个寺庙里，找到了读书思考和写作的好地方。

十、隐居寺庙

宜良二字，听起来就顺耳，让人信任。这座县城与昆明市区相连，属远郊县，很安静，自得其乐。我2018年去宜良，它已经高楼林立，城外的公路上车流汹涌。但走进县城，我仍感觉是一座旧城。有些人一听旧就认为落后，是不对的，旧是个时间概念，跟进步与落后无关，就像老跟聪明和愚笨无关。

我说宜良是一座旧城，是指它跟记忆没有断绝联系，绕过现代高楼，就是历史老街，街上的小河还是从前的样子，河堤和石桥的残缺处遍布时间摁出的小坑。旧街斜坡一个挂在按摩店外的牌子上，写了一个稀奇的治疗项目：擀肚子。我大为不解，走近店门张望，果然看到一个中年男人躺在小店的床上，正让一个妇人拿一根木棍，在凸起的腹部来回擀动，好像肚皮上铺了一张面皮，擀薄了要下锅煎成葱花饼。

擀肚子的按摩治疗方式一定是宜良本地的草医秘术，或者是乡民中流传的土法。这方法名称朴实，动作笨拙好笑，像闹了玩，但在乡民生活中，恐怕真有疗效。在缺医少药的年代，疾病是人生的大麻烦，腹部胀气，可能是消化不良，也可能因肠胃患疾而异常发酵胀气。用棍子擀压，赶出腹中滞气，看似直观，却是笨办法中的好主意。即使不患病，擀压腹部也可以放松身体，有健身康养之效。谁能想到，早年乡下人治病健身的土法，现在被灵机一动的按摩店小老板开发成新项目，公开挂牌销售。

我在宜良旧城的石桥边参观一座旧院子，出来发现院门口有人靠墙放了几个小矮凳，每个凳上坐了一个男人，有神色凝重的中年女人各围着一个男士，蹲得很低，轻声低语。朋友告诉我，那是算命，那位置是一个算命的小市场。我很快发现不远处一户人家的外墙上，挂了卜卦取名的招牌。那户人家房门敞开，屋里供着神位，神位前的香案上插着香柱，摆着水果和糕点。一个年近五十的男人，跪在香案下的黄色蒲团上，摇着铜铃，念念有词地祷告，正在帮人祛怪除魔，祈求平安。

算命是贩卖人生的愿望，收钱送出几句好话。小时候我的愿望是吃宜良烤鸭，昆明顺城街几家饭馆门口挂出的烤鸭，散发出遥远的稻田气息。我的目光越过烤鸭，看到弯曲的小河，河岸有密集的大树，大树后是阡陌纵横的田野，田埂边插着稻草人。鸟心有不甘地在空中张望，发出惊讶的叫声，小翅膀快速拍击，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

那次，2018年的秋天，宜良的朋友晚饭后带我去寻找老火车站。那就是半个多世纪前钱穆下车的地方，如今宜良已经没有火车客运，高速公路从城外穿过，汽车超越了火车，铁轨沉默不语，卧在月光之下。铁路边狭窄的水泥小路上，低矮的道班室亮着灯，屋里有一个人影，屋外蹲着一个人，黑乎乎，一声不响。短途货运还在运转，岁月的尾音萦回不散。道班室侧面的土坡上，原来的铁路职工宿舍残垣断壁，窗子钉死，木门被人撬走，门洞张着漆黑的嘴巴。

剩下的旧房子会连根拔除，时间的证据只留在纸上。宜良火车站早年声名远扬，清朝末年起就是滇越铁路的重要车站，火车从昆明驶出，经宜良驶往远方，穿过亚热带群山，从边境的云南河口县进入越南。很多云南人从这条路线出走，不再回来，很多外省中国人沿这条路线进入云南，落地生根，繁衍子孙，满口云南话。

那天晚上，我看到宜良老火车站还剩一座孤零零立在黑夜中的高大水塔和一幢窄小的法式旧楼，它们在夜色中只是两个黑影，这两个黑影见证了在宜良城里住过的越南人、法国人、革命者、野心家、大商人、抗战时的流民，他们一个个若有所思，粉墨登场，一晃而过，埋在了时间的泥土中。只有钱穆还在，他的名字，至今挂在宜良县城一座著名寺庙的门口。

1938年，宜良县城很小，十几分钟就绕城一周。钱穆和他朋友看到县城安静清幽，山水美丽，十分喜爱，饭后去到宜良县的岩泉寺，格外惊喜，寺内竹林摇曳，鸟语虫鸣，空气清新，钱穆马上认定自己应该在这里居住。

岩泉寺位于宜良县城西一公里处，寺所在的伏狮山状若卧狮，五峰壁立，岩峭千仞，日夜清泉潺潺，水流声清澈悦耳，山上林木茂密，竹棚轻摇。这岩泉寺是一个佛道共用之地，元代的盘龙祖师来宜良县的伏狮山结茅修行，传播佛法，经历数代后建起了殿堂，供奉菩萨观音。1929年宜良人募资修缮并新建建筑，大规模作摩崖石刻。后道士发现这里是“风水宝地”，也跻身其间，寺内就同时有了道教的斗母阁和玉皇阁。

宜良县与昆明有滇越铁路相通，交通方便，后经人帮助，钱穆认识了宜良的王县长，县长在岩泉寺有一个别墅，尚未使用，愿意借给钱穆居住。钱穆大喜，天遂人愿，仿佛云南宜良县的寺庙里，早为苏州人钱穆备下了住所。

钱穆回到昆明，继续开始西南联大的教书工作，他每周在昆明上课三天，然后乘火车离开，返回宜良县。钱穆到宜良岩泉寺入住的第一天，有两位同事陪着来到，那就是跟他一路从北平流亡，南行到长沙的学者汤用彤和贺麟。当晚三人入住王县长家的别墅，房内空洞，长久无人居住，也没有家具，三人打地铺睡在地上。次日清晨在窗外的鸟鸣中醒来，两位朋友跟钱穆告别，朋友说，这里读书写作清静，但太寂寞，我们走后你怎么办啊？钱穆说，寂寞正好，我避此写成了一部书，也就心满意足，没有别的念头。

两位朋友走后，岩泉寺的方丈来访，跟钱穆商量了伙食问题，每日寺内安排膳食一份，但只是素食，方丈问钱穆能否适应？钱穆说，粗茶淡饭，正好修身养性。钱穆在岩泉寺居住，读书思考，查阅资料，伏案写作。每晚入睡前要看《清史稿》数卷，周日下午或周一上午，他携《陶渊明诗》去岩泉寺东面八里处的温泉洗浴喝茶，再去县城吃午饭，顺便去县立中学访问校长，借阅学校图书室的《二十四史》等古籍阅读研究。

可日子过下去，钱穆感到吃不消了，寺内的饭太粗劣，无法下咽，吃了总觉得饿，有时又难以消化，腹中鼓胀难受。他只得找方丈，小心商量，希望能吃到肉食。这是一个问题，但也可以解决。解决的办法是，方丈帮忙，为钱穆找到了女佣张妈，请张妈专门为钱穆做饭，每月伙食费国币六元，合新滇币六十元。张妈很尽心，经常炖肉煮鸡，滋补钱穆的身体，再配上豆腐、新鲜青菜和家里做的云南咸菜，钱穆吃得很开心，减少了烦恼。

十一、轰动中国

钱穆住在寺内的县长家的别墅并不舒服，那屋说是别墅，其实空洞冷清，过于孤单。他就找寺庙方丈，搬去了岩泉下寺的小屋，方丈给他另外安排的房间至少每天能见到几个和尚，有几分人气。岩泉下寺是佛家寺庙，上寺为道家所在，住了一个道士和小仆，钱穆读书写作累了，去上寺的道观玩赏。道士见西南联大的教授来到，激动得脑袋像风中的纸灯笼一样摇晃，连连作揖问好，赶紧吩咐小仆泡茶。

道士知道有大教授住进了寺内，早想来拜见，又怕打扰。这道士偏爱诗词，在上寺的道观中读书作诗，无人交谈，更无人赏识，十分孤单，忽然钱穆来访，高兴得慌了手脚，接连打破了两只茶盏，让钱穆看了不解。两人坐下，喝茶聊天，相谈甚欢。以后钱穆经常来找道士谈诗论文，道士开心，钱穆自己也很开心。两人成为好友，道士就邀请钱穆搬来上寺，他腾出上寺楼上的房屋给钱穆住，自己住在楼下。上寺很安静，又有人陪伴，读书写作最合适。道士和小仆都温和友好，张妈也跟随着来到上寺，继续做饭，照顾钱穆的生活。

钱穆远离吵闹，常住在昆明远郊的宜良县寺中，全因有滇越铁路的交通方便。他每周坐火车，往返于昆明和宜良县城之间。当时的滇越铁路在昆明有两个站，一个是昆明站，位于城区，一个是昆明北站，位于城北郊外。1940年昆明城区开通了首期公交车，只有四五公里的一条线，都在城中心绕，线路不通往火车站。钱穆回宜良县，从西南联大去到任何一个火车站，只能坐黄包车，或者坐郊外的马车，都要一小时左右，上了火车，再坐两个多小时，下车出站后还要坐马车，才能去到岩泉寺。劳累不用说，但也能承受。跨进上寺道观的小屋，他就安心了，在床上躺一阵，疲劳消失，坐起来就能读书。

难的是课程安排，他在西南联大担负着重要课程，住在良县，为了兼顾教书与写作，他跟学校商量，把课安排在了周四、周五和周六晚上。周四中午他乘火车前往昆明，周日早晨或周一乘火车返回宜良县，有三天时间在岩泉寺道观的小楼上闭门读书写作，他很满足。

星期四他必须很早起床，吃过早饭，坐马车赶去离岩泉寺四公里处的滇越铁路宜良站，火车站旁有一个小咖啡店，钱穆在店中小坐，有时喝一杯咖啡，有时不久就能上车，坐两个多小时，在车厢的晃荡中，长久注视窗外的云南山水田园风景，那风景充满无限眷恋，仿佛停滞不动，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后移。去到昆明，给西南联大学生上课，再返回宜良。

在昆明几天，他住小旅店，抽空应各报馆之约，轮流递交短文。全面抗战爆发，物价飞涨，钱不够用，云南省政府机关报《云南日报》、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机关报《云南国民日报》、1938年底南京的《朝报》迁移昆明出版，泰国归侨也在昆创办了《暹华日报》，1939年5月《中央日报》昆明版创刊。报纸多，发行量大，用稿量也大，西南联大教授和迁移昆明的众多学者与作家，大有用武之地，报纸编辑的工作方便了，教授学者多发表稿件，增加收入能补贴家用。

钱穆在宜良雇用的张妈能干善良，饭菜做得好吃，把钱穆居住的小楼房间打扫得很干净。缅桂花开放的季节，张妈常摘来白色的缅桂花朵，放在钱穆先生的书桌上，或摘一截带花的短枝插在瓶里。很多年后钱穆著文，回忆昆明宜良岩泉寺中孤独写作的生活，立即想起了张妈，闻到空气中飘来往事的香气。

缅桂花香气轻柔，闻之身心舒畅。昆明习俗中，女人爱采摘缅桂花摆放在桌上或用线拴两朵花挂在胸襟。缅桂花一般五月开放，花期很长，持续到六、七月，从夏末到初秋树上都能不断开花。昆明女人从两米高的缅桂花树上摘下几朵含苞待放头部溜尖的白花，闻到环绕身子的香气，就忘记了生活的烦恼。张妈采缅桂花送到钱穆的房间，也希望钱穆住在道士的楼上开心健康。

钱穆长期独居，生活不太规律，患有胃病。在宜良岩泉寺整日整夜地读书思考，忧国忧民，很消耗身体。幸运的是有张妈照顾，张妈细心勤快，给钱穆的饮食起居做出很好的安排。钱穆不用操心，早晨和晚饭后出门散步，白天闭门不出，专心读书思考，楼下泉水淙淙，让他想起故乡苏州遥远的水声。

钱穆只身一人在昆明，妻子同样单身一人在北平带着几个孩子，他有教书和写作消除寂寞，妻子孤身操持家务，吃不消，不久就带孩子去了苏州，钱穆想念妻子，只能写信表达情感，继续埋头读书。

他随北京大学南迁湖南，再来到昆明，目睹了中国山河破碎的巨大不幸，内心悲愤，对国家命运和前景十分担忧，想写一部中国通史，支持国人抗战。计划虽好，读书研究却很难，写作更难。历史研究与写作，建立在史料考证梳理的基础上，要搜寻资料，仔细阅读，还要对有争议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做出甄别。可历史资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完整性和分散性，仅资料的搜集研究，就大费脑筋，如果缺乏资料，工作更难进行。

战乱时期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书籍的保存和运输受到严重影响，资料特别缺乏，致使钱穆的研究和写作面临巨大困难。离开北平前，钱穆把自己的二十万卷藏书装入20个大箱子，藏于北平的房中，他与房主约定，如果不租房离开，藏书就放在房东家，待战事平息后再回来取书。他带着一只在夹层里藏了几卷资料和手稿的木箱出走，流落云南。

撰写一部中国通史，需要查阅和考据很多典籍，在那个信息保存和传播单一的年代，占有图书，就占有了独家资料和大好机会，身边没有书，很头痛。庆幸的是，宜良县有一家图书馆，馆内有一些历史资料。他每周回到宜良县，要再花一些时间去县城的图书馆，借阅图书馆内的《二十四史》，每次借几本，坐马车抱回来阅读。

西南联大的教授陈寅恪、汤用彤、姚从吾、贺麟等人，来岩泉寺看望过钱穆，在僻静的岩泉寺玩一两天，很惬意。大家喝茶休息、谈书论道，钱穆的侄子钱伟长，当时也在西南联大任教，曾带着新婚妻子来岩泉寺，看望钱穆并住了三个月。陈寅恪欣赏岩泉寺的幽静，但认为长期居住受不了，自己在这里长住，一定会孤独得发疯。陈寅恪被称为清华的“四大国师”之一，读书超级忘我，心无旁骛，也认为自己不能适应岩泉寺的孤独，钱穆却能长久忍受，一声不吭。

历史研究和撰写，有两种方法，一是断代史，二是通史，钱穆钟情于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希望在贯通历史的学术叙述中，寻求国家的永久生命之根。当年，钱穆在北大首开了一人独讲中国通史的课，在昆明宜良县的岩泉寺，他又采用同一个方法，要写一部贯通几千年的中国史。

1939年的6月，钱穆的中国通史写完了，取名为《国史大纲》，全书三十多万字，花费十三个月时间写成。在该书扉页上，钱穆写下这样一行字：献给“前线抗战为国牺牲之百万将士”！这就是他写作本书的宗旨和目的，他把这本书视为武器，认为是自己为抗战奉献的力量。

《国史大纲》初版，1940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刊行

钱穆还在《国史大纲》开篇的另一页，郑重写下了这样的副题：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接着如吼叫一般，写出下列文字：“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以上的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四、当信每一个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我曾对钱穆在北大讲课风格如演讲吼叫的传闻表示怀疑，翻开我桌上的《国史大纲》，看到如上的开篇宣言，我相信了，他是富有激情的历史学家，他这部中国通史著作，开篇就写下激情四射的文字，从未见过。

学术著作不能靠感情取胜，他当然知道，钱穆敢发出宣言，是有底气的，他的这部《国史大纲》有理有据，清楚明白，把中国历史断为上古三代、‌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代八部分，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独树一帜，对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变化的研究很完备和成熟，对中国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和原因，都有归纳和总结，严谨全面，有深刻的思考。

《国史大纲》的创新之处是，钱穆一反以往史书偏重社会政治介绍的特点，把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社会经济作为三大基本内容，从这三块内容出发，来展开历史梳理，探寻这三大部分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与变化。

《国史大纲》出版前，钱穆先撰写一篇“引论”，发表在昆明版的《中央日报》上，马上获得了陈寅恪的称赞。1938年，浙江大学教授，中国著名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张其昀来昆明出席会议，从陈寅恪口中获知钱穆住在寺里写成一部具有巨大独创性的《国史大纲》，并在报上发表“引论”引起了关注，张其昀大喜，不顾旅途劳累，乘几小时的滇越铁路火车，去到宜良县，在岩泉寺里拜访了钱穆，二人是早年的老友，同是浙江人，见面后分外高兴，彻夜畅谈。

当时，昆明屡遭日军空袭，钱穆担心书稿毁于战火，决定把书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抗战爆发，商务印书馆已从上海迁往香港。1939年暑假，钱穆与汤用彤同行，乘滇越铁路火车去到越南河内，再去到香港，把携带的书稿亲自面交给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王云五。1940年6月，《国史大纲》出版，一时轰动，《国史大纲》促使人们反省和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激发出中国人强烈的抗日热情，激励了一大批中国青年参军上前线抗日，给中国的抗日将士以极大的精神力量。钱穆的这部《国史大纲》，被称为最通行，最受欢迎，意识正确，简明扼要的历史新著，不久被教育部指定为大学用书。

（未完）

作者简介

张庆国，昆明人，曾任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昆明作家协会主席，《滇池》文学杂志主编。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花城》《作家》《钟山》《万松浦》《作品》《天涯》《山花》等刊发表小说和非虚构等作品500余万字，作品入选过中国各选刊和年度佳作选本，出版各类文学著作近40部，获过十月文学奖、中国女评委小说最佳叙事奖、中国徐迟报告文学奖长篇作品奖等国内多种文学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