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日下午，原在苏州市方志办工作的张伟应老师代日本横滨某女士匿名捐赠她的外祖父于1919—1925年在中国拍摄的65张照片和20张底片给谭金土老照片收藏馆。我粗略浏览了一遍，估计这位女士的外祖父当年在日本三菱会社驻中国公司工作，常来往于上海到武汉一线，照片多摄于

引言

今日下午，原在苏州市方志办工作的张伟应老师代日本横滨某女士匿名捐赠她的外祖父于1919—1925年在中国拍摄的65张照片和20张底片给谭金土老照片收藏馆。我粗略浏览了一遍，估计这位女士的外祖父当年在日本三菱会社驻中国公司工作，常来往于上海到武汉一线，照片多摄于上海、武汉、长江沿线、九江庐山，另有几张是去河南鸡公山避暑时拍摄的，还有一张沈阳蛋白照及部分日本影像。老照片，让我看见了百年前的历史。谢谢张老师牵线搭桥，大热天亲送，更请转达对这位日本女士对我的信任和捐赠的感谢！照片虽小，友情无价！

——谭金土书于2022年5月25日

战前中国的影像记忆——

1919—1925年长江与东北旧影

谭金土老照片收藏馆馆藏日本后人捐赠珍品中的抗战前史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重展这批百年旧影，谭老师生前对老照片收藏与研究的执着身影恍若在目。这些影像摄于1919—1925年，恰是抗战全面爆发前的“静默酝酿期”：长江流域与东北大地彼时正被列强势力交织缠绕，经济掠夺日渐加深，战争的阴影已在看似平静的日常中悄然潜伏。循着照片里的外白渡桥、汉口码头、鸡公山别墅与奉天陵寝，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战前中国的空间图景，更是民族危亡的历史伏笔——那些被镜头定格的建筑、人群与交通网络，终将在十余年后的战火中成为关乎存亡的关键。

一、长江流域的影像：殖民渗透与半殖民空间的双重印记

第一组十八帧照片，标注有“大8.5/29汉口税关二等公园”“汉口太平街”“大9.9/10汉口上流金口”等字样（“大”为日本大正纪年，“大8.5/29”即1919年5月29日）。这些影像聚焦汉口及周边、长江沿岸空间，既勾勒出民初长江流域作为半殖民地通商网络的典型图景，更暗藏战前列强对华渗透的深层逻辑——经济控制与空间割据，实乃军事干预之先声。

1919年的汉口税关（江汉关）照片（如图1-1）中，英国古典主义风格的三层建筑，既是海关公署，亦是列强经济侵略的物质象征。其源起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后，1858年被迫签订《天津条约》，汉口自此开埠，渐成西方列强通商要地，英、法、俄、德、日等国相继辟设租界；江汉关初设英租界内，监督署驻青龙巷，至1899年迁址英租界东南角（原英国工部局及巡捕房所在地），更成为殖民统治的空间图腾。相邻的“二等公园”与洋人专属“一等公园”（如英租界工部局花园）形成鲜明对照，直揭租界内种族隔离与阶层分化的统治逻辑——这种“华洋分治”的不平等，恰是战前中外矛盾持续激化的社会土壤，而汉口作为长江中游枢纽，其租界建筑与街道后来皆成为抗战争夺焦点。

图1-1a 1919年的汉口税关（江汉关）

图1-1b 1919年的汉口税关（江汉关）背面

汉口太平街（如图1-2）作为华洋贸易“过渡带”，照片中中西合璧的店铺建筑与密集的钱庄、行栈，既显传统商贸网络对近代通商的因应之变，亦折射出本土经济对列强贸易体系的被动裹挟。其周边空间的分布，更清晰勾勒出半殖民地社会的权力图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汉口分行，是外国金融势力的物质化身；日本驻汉口领事馆与相邻的三菱住宅（如图1-3，左侧为三菱洋行职员宿舍，1910年落成，由日籍建筑师福井房一设计、大仓土木组承建的“和洋折中”式建筑；右侧为领事馆），构成日本在汉“政商双枢”——前者主掌政治与侨民治理，后者专司商业拓张；而以“地皮大王”刘歆生为代表的华商，于1906年集资建成了华商跑马场，既延续着传统商贸社群的社交仪轨与市民娱乐功能，更在空间与功能上与外国金融机构、日本政商据点形成微妙制衡。其存在，既清晰界分华洋经济势力的畛域，亦暗寓着本土力量对殖民秩序的有限抗争。这些空间的错落并存，恰似一幅列强主导经济命脉、本土势力于夹缝中求存的生动画卷。而这种“侵略—适应”的张力，在十余年后的烽火中渐趋激烈：日本正是依托战前在汉口的领事馆、银行及三菱系贸易网络，迅速扼住了华中经济的咽喉。

图1-2 1919年汉口太平街

图1-3 左侧为三菱洋行职员宿舍，右侧为领事馆

长江流域的空间关联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特征。1920年赴沪照片、汉口上游金口的记录，与江汉关的辐射职能相呼应，展现出汉口作为长江中游枢纽，已深度融入列强主导的流域贸易网络；照片中码头苦力搬运杂粮上船的场景，更直观呈现了这一网络的底层生态。当时汉口以卸载粮食为主的外河码头（如集家嘴码头），其繁忙景象既反映长江航运对区域物资流通的支撑，更揭示出殖民贸易体系下，底层劳动者通过苦力劳动维系着列强对资源的掠夺与商品流转——这些码头在战时成为日军转运军粮与军火的关键节点，而当年搬运杂粮的苦力中，许多人后来拿起武器，成为保卫武汉的战士。

此外，四帧长江沿岸风景照（多为江中小岛、小山）、三帧游轮近照（展现游轮的恢弘）、一帧镇江港附近的游轮远景，补充了长江流域殖民贸易网络的空间细节。镇江作为1858年《天津条约》增开的通商口岸，是长江下游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航运枢纽：外国列强（尤以英、美、日为主）在此强占岸线设立专用码头、大型仓库，怡和、太古等洋行垄断航运业务，将长江中游的棉花、茶叶与下游的工业制成品通过镇江港中转，形成“原料掠夺—商品倾销”的闭环；至1920年，镇江港已建成多座机械化码头，配备蒸汽起重机等设备，但其“近代化”完全服务于列强贸易需求。这座被外国资本掌控的港口，在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时，成为其溯江而上的重要跳板。

更宏观的城市图景中，汉阳晴川阁与武昌洪山俯瞰的武汉全貌，既呈现出汉口、武昌、汉阳三镇依长江、汉水自然分隔又相互依存的地理格局，亦为1927年“武汉”定名提供了空间注脚——这种整合并非自发的城市生长，而是近代通商推动下，殖民力量与本土社会碰撞、交织的结果。而正是这样的城市格局，让武汉在1938年成为抗战初期的“临时首都”，三镇间的长江、汉水航道与陆路通道，既见证了军民的顽强抵抗，亦镌刻了日军轰炸的惨烈。

二、上海影像里的三菱踪迹：日本财阀在华扩张的空间与社群印记

第二组十三帧照片，六帧标注“上海三菱社宅”“三菱住宅”及外白渡桥、租界等场景，另有四帧记录公园散步、打野球（棒球）的日常，三帧呈现军舰影像。这些照片不仅直观再现了上海日本侨民的日常生活，更与第一组长江流域殖民网络形成互文，揭示出三菱财团作为日本势力代表，在战前为军事扩张铺设的“经济空间”基础——其在华布局从1875年上海分支机构设立便已起步，最初以大连为基地经营横滨至上海的航运业务，后逐步拓展至汉口、香港等地，涉足航运、工矿投资等多领域。这绝非单纯的商业行为，而是服务于日本“大陆政策”的战略布局，上海正是其在华业务网络的核心枢纽。

三菱住宅（如图2-1左）与社宅（如图2-1右，后转为女校）作为财团在华职员的聚居空间，绝非单纯的居住办公场所，实则是其在租界内构筑的权力节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三菱依托航运、纺织等业务大举渗透上海，在公共租界内规划的社宅、办公楼，既便于职员就近服务码头与工厂，更藉租界“治外法权”构筑起势力堡垒。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这些身处“中立”租界的建筑，暗中为日军物资转运提供便利，其空间设计的“封闭性”与“安全性”，恰是战前战略考量的明证。

图2-1 上海三菱住宅（左）和三菱社宅

外白渡桥与租界的影像背景，进一步彰显三菱与长江流域殖民贸易网络的深度勾连——这种勾连在战时直接转化为军事支撑。外白渡桥作为三菱航运业务（如日清汽船会社航线）的关键节点，向北衔接镇江港的中转枢纽，向南连通上海港，向西经长江航道辐射汉口等中游城市，形成“上海—镇江—汉口”的航运链条。正如第一组照片中汉口金口、镇江港的机械化码头所展现的，长江流域“原料掠夺—商品倾销”的闭环，正是通过三菱等日本财阀与怡和、太古等欧美洋行的航运网络共同维系；而这条航运链，在战时蜕变为日军运送部队与装备的“水上动脉”，日清汽船改装为军用运输船，外白渡桥则成为控制上海市区与码头的战略支点。

公园散步、棒球活动等场景，看似闲逸日常，实则是三菱主导的“殖民社群构建”的隐性实践。通过移植母国休闲方式，日本侨民以封闭社交圈层维系文化认同，巩固群体凝聚力——这种“社群意识”在1937年后转化为强烈的协同性，不少三菱职员加入“侨民义勇队”为日军提供情报与后勤，战前棒球场上的团队协作，竟成战时军事配合的隐秘预演。

三帧标注“须磨明石”的军舰照片，更揭开了经济扩张背后的军事底色与野心。“须磨”“明石”均为日本海军巡洋舰（须磨号1905年竣工，明石号1904年竣工），日俄战争后长期部署于中国沿海及长江流域，承担“护侨”“威慑”与保障航运线安全的职能。1919—1925年间，两舰常游弋于长江口、黄浦江及华东沿海，与三菱等财阀形成“军事—经济”联动机制：军舰为日清汽船航线护航以威慑压制民间反抗；商社贸易利润反哺海军建设，共同构成日本在华殖民统治的“软硬双轨”。这些影像与三菱社宅、外白渡桥形成历史对话，揭示出被日常遮蔽的真相：日本在华经济渗透，自始至终伴随着军事力量的隐性威慑。

从物质据点到交通网络，从社群构建到军事后盾，这些照片共同勾勒出三菱“经济扩张为核心、空间布局为骨架、社群与军事为支撑”的在华扩张路径。它与第一组的汉口租界、长江航运、镇江港码头相互印证，直指一个残酷事实：1919—1925年的这些日常记录，实为日本对华军事侵略的“战前准备手册”——经济网络是其后勤基石，空间布局是其战略支点，社群与军事则构成其动员与威慑的双重保障。

三、铁轨与航船：1906年平汉铁路通车后的空间流动图景

第三组九帧照片，以“交通动线”串联起多元场景——五张聚焦“新店站”“鸡公山避暑”及山间风景，三帧记录“从南京到庐山”的行程，最后一帧蛋白照定格奉天北陵的百年影像。这些画面的背后，恰是1906年卢汉铁路（后称平汉铁路）全线通车后，近代中国陆路与水路交通网络交织、空间壁垒被打破的生动见证，而这些交通线在十余年后的战火中，终将蜕变为决定胜负的“生命线”与“死亡线”。

卢汉铁路北起北京卢沟桥，南抵汉口，贯穿华北与华中腹地，而河南信阳境内的“新店站”（如图3-1，位于信阳至鸡公山间）正是这条铁路延伸出的关键节点。通车前，鸡公山虽以凉爽气候闻名，却因山路崎岖、舟车劳顿，仅为少数人知晓；通车后，从汉口乘火车至新店站不过数小时，再换乘人力轿夫登山，全程不超一日——这种“铁路+短途接驳”的模式，彻底重塑了鸡公山的空间意义。而这条铁路在1938年豫南会战中成为中日厮杀的主战场：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新店站作为鸡公山的“门户”，沦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当年运送避暑者的铁轨，此刻载满了军火与伤兵。

3-1 新店站

照片“从鸡公山所见风景”（如图3-2）中，山间错落的西式别墅群格外扎眼。自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在此圈地建屋起，鸡公山逐渐成为“万国避暑地”，至20世纪初，英、美、俄、法等国侨民及中国官僚、商人纷纷在此修建公馆。这些别墅在战时被日军征用为指挥部，山间的网球场成了晾晒军服的场地，而当年供精英休憩的露台，竟架起了冰冷的机枪——战前的“避暑天堂”，终成血肉横飞的战场。

3-2 鸡公山俯瞰

九江作为长江中游枢纽，在1858年《天津条约》中被辟为通商口岸后，英、美、日等国在此强占岸线，三菱系日清汽船会社的专用码头便坐落于此。这种服务于“原料掠夺—商品倾销”闭环的航运网络，在战时彻底转向军事用途：九江港的堆栈不再堆放茶叶与棉布，而是塞满了日军的坦克与炮弹；日清汽船的甲板上，卸下的不再是三菱高管，而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兵。

在此背景下，三菱高管从南京到庐山的避暑行程，绝非单纯的休闲。他们在山间敲定的贸易份额、商议的航运计划，实则是在为日本势力控制长江中游“排兵布阵”。而庐山牯岭的日式别墅，在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成为日军华中方面军的临时司令部，当年榻榻米上的茶会，化作了策划进攻武汉的军事会议。

鸡公山的铁轨与庐山的航船，本质上是殖民势力与特权阶层的“专属工具”。普通民众既无力负担火车票价与轿夫费用，也被排斥在别墅群与社交场之外；而这种“分层空间”的不平等，在战时激化为更尖锐的民族矛盾——那些被排斥在避暑地之外的底层民众，最终成为保卫家园的主力，用血肉之躯对抗曾乘坐火车、轮船的侵略者。

最后一张奉天北陵的蛋白照，则以静态影像与前两类“流动场景”形成对照。奉天北陵即清昭陵，为清关外三陵中规模最大者，安葬着清太宗皇太极与孝端文皇后及众妃嫔。民国十六年（1927年），奉天政府将北陵及其周边官地开辟为北陵公园。这座承载着传统礼制的陵寝，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占据，成为其控制沈阳的象征——照片中肃穆的正红门与神道石像生，见证了从“战前宁静”到“战时屈辱”的骤变，而这种骤变，早已暗藏在1919—1925年列强对东北的渗透中。

四、跨越时空的凝视：捐赠行为承载的历史意涵

当日本横滨某女士选择将外祖父拍摄的65帧照片与20帧底片匿名捐赠给谭金土老照片收藏馆时，这一行为已超越了简单的物件传递，成为连接战争记忆与和平愿景的精神纽带。这些摄于1919—1925年的影像，既是日本三菱职员视角下的在华生活记录，也是近代中国被侵略、被凝视的历史见证。而八十年后的捐赠，更赋予了它们沉甸甸的新内涵——让加害者后代的“自我揭示”与受害者民族的“记忆打捞”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为理解战争与和平提供了独具深意的样本。

从历史研究维度看，这批照片的捐赠填补了战前中日民间互动的微观空白。以往关于日本在华扩张的研究，多依赖官方档案、企业年报等宏观文献，而这些私人影像记录了被宏大叙事遮蔽的细节：三菱职员镜头下的外白渡桥晨雾、汉口码头的落日、鸡公山别墅的榻榻米纹路，既暴露了殖民扩张的日常性，也意外保存了普通中国人的生存痕迹——码头苦力的汗渍、太平街商贩的吆喝、公园角落的孩童嬉闹，这些未被刻意编排的瞬间，让历史从“条约与战争”的冰冷记录，变得有温度、有呼吸。捐赠行为使私人记忆进入公共视野，为学者解析“战争前史”提供了兼具实证性与人文性的素材。

从记忆伦理角度看，匿名捐赠暗含着对历史责任的隐性承担。这位日本女士的外祖父作为三菱在华职员，其镜头不可避免地带有殖民视角的局限——更多聚焦于侨民生活与“开发成果”，却鲜少记录底层民众的苦难。但八十年后，后代选择将这些影像公之于世，而非尘封或销毁，实则是对“不回避历史”的无声表态：承认祖辈曾参与的扩张进程，接受影像中暗藏的侵略印记。这种态度与某些试图淡化殖民历史的倾向形成鲜明对比，捐赠本身构成一种“记忆修复”：让加害者视角的记录，成为受害者民族铭记历史的佐证，在跨越国界的对话中，完成对历史正义的共同追寻。

从和平意义层面看，这批照片的流转轨迹恰是“以史为鉴”的生动诠释。它们从20世纪20年代日本职员的相机中诞生，经家族保存八十余年，最终落脚于中国的老照片收藏馆，这一旅程本身就是对“中日不再战”的隐喻。谭金土老师“照片虽小，友情无价”的感慨，与捐赠者的匿名选择形成呼应——前者珍视影像承载的历史真相，后者传递跨越仇恨的和解意愿。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今天，这些照片不再是激化矛盾的工具，而是警示后人的教材：它们提醒日本民众，祖辈的“在华事业”背后是中国的屈辱；也告诉中国民众，战争记忆的本质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警惕任何形式的霸权与侵略。

这些影像最终成为一种“共享的历史文本”：对中国人而言，是民族创伤的见证，昭示着“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对日本人而言，是反思殖民历史的镜鉴，揭示经济扩张与军事侵略的隐秘关联；对整个东亚而言，则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基石——唯有正视共同的历史，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捐赠行为的真正价值，或许正在于打破了历史记忆的“单向度”：它让加害者后代的主动献证，与受害者民族的理性铭记相遇，在影像的凝视中，战争前史的细节得以还原，和平的种子也悄然播撒。

结语

今天，再次凝视这批1919—1925年的旧影，我们看见的不仅是长江帆影、铁轨延伸与山间别墅，更是一部浓缩的“战前中国启示录”。这些由日本三菱职员镜头捕捉的瞬间，无意间成为殖民扩张的自证——从汉口税关的石柱到上海外白渡桥的钢梁，从鸡公山的别墅群到庐山的茶道席，每一处空间都镌刻着“经济渗透—空间割据—军事干预”的递进轨迹。

而日本横滨某女士的匿名捐赠，为这段历史增添了超越影像的分量。它让我们明白：记忆的传承从来不在于延续仇恨，而在于直面真相。当加害者后代选择揭开家族相册里的殖民印记，当中国收藏者以“友情无价”的胸怀接纳这份见证，两种姿态在历史长河中相遇，共同构筑起“以史为鉴”的精神堤坝。

这些照片最终告诉我们：战争的爆发绝非偶然，它藏在每一次不平等的贸易里，躲在每一栋特权建筑的阴影中，写在每一条被垄断的交通线上；而和平的根基，则筑于对历史细节的敬畏、对侵略逻辑的警惕，以及跨越国界的理性对话。正如长江依旧奔流，那些被镜头定格的瞬间，终将化作永不褪色的警示——唯有铭记战前的暗流，才能守护战后的晴空。

谭金土简介

谭金土，1947年生于江苏丹阳。1976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中文系，后入苏州市检察院，历任教育科科长、审查起诉处处长等职。其兼具多重身份：中国法学会、中国检察官协会、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亦为江苏省、苏州市作协会员，著有《茅针》《法言与法相》《大明海医》等作。

自上世纪90年代始，他积20余载心力，藏老照片5万余帧，撰研究文字数10万字，于苏州山塘街设老照片收藏馆，莫言题写馆名，馆中影像皆为历史与民间记忆之载体。苏州市检察院内，亦有其检察老照片收藏展示馆。2023年6月5日，先生因病辞世，享年76岁。

来源：江南时报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