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0年前，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迈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0年前，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迈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中华书局带着深深的敬意，回溯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重温历史的记忆。
宿命同庚：抗战启幕与中华书局20周年
中华民国同时产生之中华书局，今已与中华民国同为成人矣。此二十年中，中华书局之命运，几为中华民国之雏形。
——陆费逵：《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
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所作的《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载于1931年8月10日出版的《中华书局图书月刊》创刊号
1931年，民国元年以“共和教科书”奠定基业的中华书局，历经多年发展经营，除了赖以起家的教科书外，已在多个领域打响招牌、占有一席之地：期刊有《中华教育界》和《小朋友》等；古籍有聚珍仿宋版《四部备要》和影印《古今图书集成》等；辞书有《辞海》与《中华大字典》等。除此之外，中华书局还在上海静安寺路拥有技术和规模均达亚洲前列的印刷厂，握有独家的聚珍仿宋字体。设在海内外的近40家分局更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分销发行网络。彼时的中华书局，已成为与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等齐名的民国出版业重镇。
中华书局即将与中华民国一道迎来20周年生日，但此时国内外的严峻局势，已压倒了“两重廿周（即指书局与民国双20周岁）”本该带来的喜悦。是年夏季，江淮流域连月梅雨，引发了规模空前的洪水，共有18个省份、1亿人口受灾。7月，对东北蠢蠢欲动的日本帝国主义又在吉林挑起了万宝山事件，借机向南满铁路增派军队并在朝鲜煽动排华浪潮。内外交困之下，国民政府发布了《为赈济水灾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在“天灾人祸相迫而来”之时，全民“精诚团结、共赴大难”。作为中国的工商业中心，上海商界人士组织成立了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华洋义赈会等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赈灾筹募活动，中华书局亦捐出2500元。8月，中华书局开始策划成立20周年纪念活动，准备在静安路总厂召开纪念大会，并按照书业惯例开展为期两月的促销。然而，纪念大会结束后仅仅6天，九一八事变爆发，14年抗日战争就此打响。面对此情此景，中华书局毅然决定停止庆祝活动，并将原有的活动经费另2500元全数捐予赈灾。诚如创始人陆费逵所言，“中华书局之命运，几为中华民国之雏形”，生于民国元年元旦的中华书局，由此在20周岁之时，投入到了抗日救亡、共赴国难的时代浪潮中。
中华书局于8月11日、9月2日及9月23日（从右至左）刊登在《申报》的3则启事，前后月余，局势就已急转直下
铅字凝志：出版业的抗日救亡之路
言有尽而意无穷。我诵几句古语：“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则不得也。”“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有备无患。”“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再述两句时髦话：“一致对外。”“长期抵抗。”
——《新中华》发刊词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月余，中华书局就在双十国庆日出版的《中华书局图书月刊》第3期中，以“毋忘国耻”为题，推出一份关于东三省问题的书单。由于时间紧迫，新书尚未编写完成。中华书局只能先举出部分旧书，再将3年前由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主任杜定友编定的《对日问题研究书目》补充数种后附上一篇“补序”加以刊登。杜定友在“补序”中痛陈：“前者有研究书目之发行，以期唤起国人之注意，不图研究之工作未完，日人之暴行又作。”与此同时，由时任编辑所所长舒新城策划、编辑周宪文主持，中华书局开始组织编写《东北研究丛书》，以“使国人了解东北的真相”“使国人知道日本侵掠东北的情形”“使国人速作应有的准备”。
193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东北研究丛书》，主题涉及东北问题的诸多方面，共12种。堪称是中华书局在14年抗日战争初期的一大重要贡献
1932年1月，《东北研究丛书》最初数种刚刚问世，一·二八淞沪抗战又骤然爆发，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在闸北与日军展开激战。其间日军战机肆虐上海上空狂轰滥炸，商务印书馆遭受重创，总厂、编辑所及附属建筑被炮火夷为平地，东方图书馆及其五十余万册藏书被烧为灰烬。在此次浩劫中，中华书局因产业多位于公共租界而侥幸得免。一·二八事变更加坚定了中华书局同人宣传抗战的决心，陆费逵称：“‘一二八’之日军暴行，予我国印刷业出版业一个大打击。他们是有意摧残我国文化，我们要努力恢复进展！”围绕淞沪抗战，中华书局立即编写出版了数种新书。舒新城及妻子刘舫化名“徐怡”“刘异”，编写了《淞沪御日战史》及《淞沪御日战史续编》，详细分析了淞沪抗战的起因、过程、国际反映及影响等，提出“我民族如欲求得光明之出路，唯有发动一次广大的革命的自卫战争。”《小朋友》杂志推出附刊《淞沪抗日战事记略》，喊出口号“我们要供献我们的铁血，为国家作牺牲”“我们要保持人类的正义，为世界求和平”。1933年1月，承接民初《大中华》杂志之名的《新中华》杂志创刊，其宗旨为“以国难日亟，民困日深，对国家建设、民族生存诸问题，思欲有所贡献”。陆费逵在创刊号发文《备战》，号召全力为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与日本侵略者作长期的斗争。
时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与《淞沪御日战史》《淞沪御日战史续编》
《小朋友》专号：《淞沪抗日战事记略》
《新中华》第1卷第2期《淞沪抗日战争纪念号》
淞沪抗战的爆发，也使国人意识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上海的觊觎。一旦侵略者再起战端，集聚在上海的出版业就必将遭受催折。未雨绸缪，中华书局董事会在1932年底决定“酌设印刷分所于沪、港、津、汉”，以减少风险“谋本公司之安全”。1933年初，陆费逵多次前往香港考察，最终在九龙码头角购得17亩地皮，于次年修建了中华书局香港分厂，并在之后陆续添置转移先进机器、承接印刷业务，至1937年前，中华书局已发展成为东亚最先进的大型印刷工厂。港厂也成为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书局的一大业务中心和避难所，同时担负着向内地供应印刷品、支援抗战的重要任务。
1934年建成的中华书局香港印刷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度成为向后方供给印刷品的重要基地
分庭守业：抗战全面爆发后的艰难生存
回忆抗战时期，本公司遭遇之艰危、营业之困难，幸赖全体同人努力，共同奋斗，勉渡难关，深引为慰。本公司自民元创办，即以发扬文化教育为职志，丁兹战后复兴之际，更宜一本初衷，继续努力，庶几于国家文化前途有所贡献。
——《十年来之报告（1937—1946）》，1948年3月28日由中华书局董事会提交于股东常会，现藏于上海市档案馆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书局从未忘记出版业肩负的救亡使命。七七事变爆发前4个月，中华书局还出版了由中国新论社主编的32册《非常时期丛书》，这个“非常时期”，指的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直至华北事变不断沦丧国土主权，现在已经到了奋起救亡的“非常时期”。丛书在总序中称其编纂要点有三：介绍古人处非常时期之嘉言懿行以唤起抗战精神；阐明非常时期之农工商人等各界人士之职责以示救亡图存之道；发布对于非常时期之政治经济金融实业等各领域之意见以供当局参考。淞沪会战爆发前3天，停刊前的最后一期《新中华》杂志仍在密切关注抗战局势，积极报道“民族存亡战之伟大序幕”——华北抗战的情势，向大众发出“保卫我们的故都、保卫我们的文化城”的呼吁。此外，中华书局还通过更加直接的方式参与保家卫国，陆费逵等发起组织保安实业公司，利用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的机器生产防毒面具、药品、桅灯等军需用品，后将该厂转移至香港。同时，中华书局还在淞沪会战爆发的重要关头，从已紧缺的经费中拿出5万元作为救国捐款。
《非常时期丛书》的目录、总序及部分书影，丛书共32册，涉及抗战动员的诸多方面。是中华书局在抗战全面爆发前的一套最全面、规模最大的抗日救亡题材丛书
淞沪会战开始后，上海形势已岌岌可危。鉴于此，陆费逵等当即作出决定，迅速将设备、人员及存货迁走疏散。乘日军还未彻底占领上海，中华书局赶印赶制了大量的教科书、参考书及文具仪器，经水陆两途分运后方各省，以备战时需要。当年11月，中华书局上海总办事处被改为“驻沪办事处”，由舒新城代为主持，总办事处暂时移往昆明，陆费逵本人则赴港组织香港办事处。由此，战时的中华书局形成了上海、香港及大后方总办事处三个中心，开始了“分庭守业”的艰难岁月。
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出版业的中心和中华书局的创建成长之地，其意义不需多言。但此时留在“老家”，则意味着直面日军侵扰的危险，需要在日伪势力的挤压下艰难求生。但这份坚守亦有特殊意义：既是守护品牌根基，也是在敌占区为文化存续保留一抹微光。上海沦陷后，中华书局将留守员工百余人撤入位于澳门路公共租界的印刷厂中，开始了为期4年的“孤岛”岁月。为避免日伪胁迫破坏，陆费逵与美国恒丰洋行经理沃特生商议，由后者出面向美国政府注册“美商永宁公司”，澳门路印刷厂就在这副招牌的掩护下继续开工。由于已处于敌人的环伺之下，上海中华书局不能再大张旗鼓地出版抗日救亡书籍，此时的出版重点又放到了文学史地类图书上，先后出版了周谷城《中国政治史》、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24册《中国医药汇海》、12册戏曲剧本集《缀白裘》等。值得一提的是，同样迫于日伪淫威，著名爱国记者、国际时评作家陶菊隐也不得不暂且封笔，于是他在1940年与中华书局合作，将其历年来发表在报纸上的国际时评文章集结出版为《菊隐丛谭》丛书，成为这一时期上海中华书局的一大特色产品。抗战胜利后，终于摆脱桎梏的陶菊隐和中华书局继续合作，为《菊隐丛谭》新添了展示沦陷区情形的《天亮前的孤岛》《最后一年》等书，从这个角度来看，《菊隐丛谭》确实是中华书局坚守孤岛、等待黎明的一个见证。
战后出版的《天亮前的孤岛》与《最后一年》，下图为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时的陶菊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孤岛”的暂时平静终被打破，日军攻入租界，躲藏其中的中华书局和其他出版社遭遇浩劫。1941年12月19日，日军宪兵冲入商务、中华、世界、大东等书局的店面，以“有宣传抗日及共产嫌疑”为由查没书籍。22日，澳门路印刷厂被日军列为敌产没收，交由日本控制下的“华中印刷公司”使用，厂内设备和存货被日本肆意占用掠夺，发行所和办事处也被日军查封。次年3月，日本“兴亚院”两次召集上海各书局负责人开会，要求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五家书局发起上海书业联合，与日本人合作建立一个所谓的“中国出版配给会社”，以配合日本控制沦陷区出版业。幸而在中国书业同人的巧妙周旋与拖延下未能实际得逞。直至1943年4月，已遭洗劫破坏的厂房及设备才被日军解除“军管理”，交还中华书局。“损失之惨重，诚非笔墨所能尽述”，只得将部分幸存的书籍及纸板、文具等秘密运往后方售卖。经此浩劫，中华书局在上海几乎丧失了经营能力，只得“暂以文具、仪器、古书、工具书等营业，胜利后始复原状。”
1935年建成的中华书局上海澳门路印刷厂，在上海“孤岛”时期，一度挂牌“美商永宁公司”继续营业。图中依稀可见“上海联合出版社”的横幅，这是1949年7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在上海组建的公私合营的联合出版社，专门负责统一供应教科书，中华亦有股份在其中
香港分厂，作为中华书局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已经营多年的主要分厂，在全面抗战初期对中华书局得以转移和维持营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自1937年6月开始，中华书局又陆续将印钞设备转移至香港。港厂由此迎来了一个全盛时期，印书、印钞两部合计有近2000名员工。开足马力生产的港厂大量印制“各级教科书及参考图书”供应后方，“以为抗战胜利后复兴全国教育之需”。但由于战事紧急和通货膨胀的急剧上升，港厂逐渐难以为继，被迫开始大量裁撤人员。1941年7月9日，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在香港病逝。董事会紧急任命李叔明为总经理并赴港主持业务。但还未等局势稍稳，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港厂遭遇日本空军轰炸，下午厂房便被敌兵占领，所有机器材料和账册文件都落入敌手。港厂至此完全停业，只有少量的工人及职员后来辗转来到重庆。
《香港工商日报》刊布的陆费逵讣告及国民政府颁发的陆费逵褒扬令
中华书局总管理处，自抗战爆发后经历了多次转移，最终在1942年正式于重庆长驻。由于上海、香港两处印刷厂都已被日寇破坏，还有为数众多的从沪、港逃难而来的书局职工，中华书局亟需在重庆恢复生产，首要的就是建起一个新的印厂，由此开始了一段艰难的创业过程。总经理李叔明最终选定在重庆李子坝正街租用厂房及机器，由于物资匮乏，一切不得不因陋就简，此前拥有全东亚最先进印刷设备的中华书局，此时不得不以木条替代铅条、重复使用排版铅字、采用损耗率极高的粗糙纸张。在艰难困苦中，中华书局在重庆站稳脚跟，复刊了《新中华》《小朋友》和其他杂志。之后又响应国民政府的国定本教科书政策，与商务、正中等同业参与国定本教科书的联合供应，终于得以获取稳定的收益。抗战胜利后，中华书局召开董事会时曾回忆这段艰苦时期：“四年多来公司在后方支持业务实已艰苦备尝。赖李总经理苦心支撑，同人努力，公司地位能维持不坠，可说是几年来辛劳的收获。”
1943年1月出版的《新中华》复刊号及复刊辞，虽然纸张和排版均非优质，但其中艰苦抗战的精神却更显珍贵
1945年8月15日，裕仁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向同盟国家无条件投降。苦苦支撑8年、在烽火中坚守文化使命的中华书局，终于迎来归乡时刻——踏上返回创始地上海的路途，着手重启复业，重新点燃在战火中飘摇的出版火种。9月8日，重庆总管理处派编审部主任吴廉铭乘机飞沪，与留守上海的书局董事们一同着手收复旧产、清点损失。此后又陆续派人前往香港、广州、澳门、新加坡等地，逐步展开复业工作。重庆总管理处及重庆印厂也开始准备动身，并于1946年6月1日正式迁回上海。经过清点，中华书局在8年全面抗战中共损失价值3.3亿元的物资、设备及产业，而在躲避战火中造成的物资损耗与货物丢失，更是无从统计，近40个各地分局中仅6个未受战火影响停业。但在千难万险之中，中华书局仍坚持出版了1997册、总共1亿2683万字的各类图书。诚如时人所言，中华书局“自民元创办，即以发扬文化教育为职志，丁兹战后复兴之际，更宜一本初衷，继续努力，庶几于国家文化前途有所贡献。”这份在战火中不曾熄灭的出版坚守、这份以笔墨为刃的文化担当，足以印证中华书局正是抗战时期扛起抗日救亡文化重任、以实际行动践行救国报国使命的出版企业。
承志继业：自战时救亡到今日述史传忆
从抗战烽火中以铅字为戈投身文化救亡，再到数十年后的今天，中华书局始终秉承初心，深耕抗日战争研究领域的出版事业。无论是系统整理编纂抗战史料，让散佚的文献得以集结传世；还是精心策划出版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学术专著，为学界研究提供扎实支撑；抑或是推出面向大众的普及读物，让抗战历史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当下——中华书局以一部部厚重的出版物，持续为铭记抗战历史、传承民族精神注入力量。关于中华书局在抗日战争研究领域的出版成果，请移目下方的推荐阅读，在书页间感受中华书局跨越时空的文化坚守，一同铭记中华民族那段不屈的抗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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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是国家重点档案专项资金支持项目，预计规模不少于1000册，既收录国共两党的抗日档案，如抗战宣传、征兵、征粮、抚恤、兵工厂、公路和机场修建、红十字活动、锄奸抗日、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等，又收录汪伪、伪满、伪蒙政权等伪政权档案如溥仪私藏的伪满档案，还收录日本方面侵华档案如满铁档案，此外还收录与同盟国援军相关档案如飞虎队、远征军档案等，可谓涉及与抗日战争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其中绝大多数档案系第一次公布面世。
《抗日战争档案汇编》的出版，将为学界提供大量与抗日战争有关的全方位、多维度的第一手史料，必将推动抗日战争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又全面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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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华书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