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八十多年前的和当代的画面交错着在电脑屏幕上闪现：当代穿着时尚的年轻人，八十多年前抡着小铁锤的小女孩儿、背着襁褓的妇女、白发婆娑的老妇人、几个黑瘦的年轻人，还有一位手执鞭子的大胡子监工。所有这些人，被时光之手聚拢来，共同安放在滇西崇山峻岭间的一条土路上……但这不

修建滇缅公路。余戈提供

一

八十多年前的和当代的画面交错着在电脑屏幕上闪现：当代穿着时尚的年轻人，八十多年前抡着小铁锤的小女孩儿、背着襁褓的妇女、白发婆娑的老妇人、几个黑瘦的年轻人，还有一位手执鞭子的大胡子监工。所有这些人，被时光之手聚拢来，共同安放在滇西崇山峻岭间的一条土路上……但这不是一部架空历史的穿越剧，而是一部有关滇缅公路真实历史的微短剧。

我和短剧的导演学斌，是在一间堆满杂物的小房间里看的这片子。屋外是灯火昏暗的夜，隔了一条小河，对过是正有人推杯换盏的忆战酒吧。刚刚在酒吧里，听学斌和滇三剁饵丝的创始人杨董清聊天，说董清曾组织人手，到滇缅公路边为《滇缅公路》的摄制组准备伙食。学斌一时兴起，问我，要不要到对面看看正在剪辑的片子？已经拍完了吗？这么快！我有些讶异，便跟着学斌下楼到这边来了。起初以为只看一两段，不想，接连看了十多段。看完一段，学斌问，要不要再看一段？我说好啊，学斌便又点开一段。看完了，学斌又问，你还想看哪段？不待我回答，学斌又说，要不我们看最后面的几段？学斌满脸红光，兴头头地说起短剧里的一位位演员，小女孩儿的灵性、老人的真挚、年轻小伙的精益求精，也半遮半掩地说起剧情。我扭头看去，电脑屏幕的光在他的眼镜片上闪烁着。

学斌是《滇缅公路》的导演，是忆战酒吧的合伙人，还是东篱白酒制造坊的创始人，此外，他还组织过乐队，建起过县里红极一时的东篱风雨，还曾经每年带着一拨人去看望县里的远征军老兵……认识十多年，我仍然觉得，学斌像一个谜，他总有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一件又一件彼此毫不相干的事情里去。常常是，事情刚在筹备期，我就在忆战酒吧里听他说起了，而我每次的反应几乎都一样：这事儿不好弄吧？但学斌并不在意，他认定了的事，总会坚定不移地去做。

这次也一样，从这部剧筹拍开始，我就知道了。不时在朋友圈里看到，学斌和他妻子阿娇发布的有关拍摄的各种消息，包括招募演员啊，筹集资金啊等等。因为资金不够，他们不时直播，想着卖一些自酿的白酒凑凑，我也买过几次。但这点儿钱，能起到多大作用？我不禁又想，这片子，怕是拍不成了吧。然而，忽然就看到学斌朋友圈里发出信息，开机了。又过了些时候，拍完了！现在，就在我面前，这许多影视素材等待着被剪辑成三十集的网络版、十二集的电视版和六十九分钟的电影版。什么时候能上映呢？学斌说，估计得到六月。

由云南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创新创优项目资金扶持、保山七子影视节目制作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张学斌导演的微短剧《滇缅公路》已于8月31日起在央视频、爱奇艺、优酷、华为视频、七彩云端、云南有线电视等平台同步播出。图为该剧海报。

时间的指针往回拨到1942年。

1942年5月，占领缅甸后，入侵滇西的日军沿滇缅公路北上，经惠通桥混入怒江东岸，驻守的中国军队不得不炸毁大桥；中日军队隔江对峙两年后，1944年5月，中国军队由卫立煌等人指挥，渡江反攻，惠通桥恢复通行。1942到1944这两年里，烈日灼烧的六月，暴雨倾盆的六月，怒江东岸的滇缅公路上，先是硝烟未散，然后剑拔弩张，最后是川流不息的远征军正奔向惨淡的胜利。

时光倏忽而逝，今年，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了。滇缅公路的故事，被历史记忆，也被口口相传，现在，又进入了学斌的摄影镜头，这是学斌日复一日行走在滇缅公路上得到的最佳馈赠。

而我，也有自己的滇缅公路要走。

今日惠通桥

二

时间的指针从现在往回拨二十一年。那一年，我第一次在七零七停留。七零七，是施甸坝子最北边的一条乡街子。第一次到这儿，是送弟弟到隆阳区读书回来之后。街子很小，因为附近有水泥厂、化工厂等，到处是灰，不单地面积了厚厚一层灰，就连路边的灌木、行道树，每一片叶子每一条枝干上，都积了厚厚的灰，凑上去一吹，噗——灰尘迷了眼睛。在街心三岔路口，立着一块三棱柱形状的路碑，每一面都竖写着“七零七”三个大字。

父亲、一位高中老师，还有我，三人进了一家小店，点了一个菌子火锅。落日昏黄，菌子香味氤氲，二十多年过去了，那气味和情境仍如在眼前。后来，我还到过七零七很多次，记得有一次是和表姐过来的，在一个朋友的办公室待了会儿，也是黄昏时候，千万只燕子在天上飞，遮天蔽日，啁啾不歇。还有好多次，是和朋友到这儿喝酒，酒后出门，附近的工厂里灯火疏淡，头顶繁星明亮。这地方如此平凡，直到许多年后，我第一次听人说起了七零七的来历：抗战期间，这儿因为地势平阔，成了重要的集散地，又因为滇缅公路从昆明到这儿恰好是707公里，这地方便被人们称为“七零七”（下图）。

再后来，经过七零七的机会越来越多，知道过了这儿再往北，就到保山市区了；如果从这儿往西边拐，那就是滇缅公路了。有的路段是水泥路，有的是砂石路，还有的是土路。路拐来拐去，不断往上行。不多时，往东边山下望去，施甸坝子已然如锦缎般铺展开，几乎无论哪个季节，都是绿意盎然的。

我对滇缅公路的了解，是去了很多次之后才慢慢深入的。翻看微信，2020年5月7日，我发过一条有关滇缅公路的朋友圈，起因跟《云边路》专栏有关。《云边路》的第一篇是2017年4月发表的《高黎贡》，至专栏第一次结集出版时，该专栏已经写了三年。因为要出书，更慎重了，就这篇文章里的一个细节，咨询了著名军史学者余戈。余老师和我聊了许久，并先后发来三幅地图。后来我将聊天过程整理成了一篇短文发在朋友圈。余老师的留言很谦虚，说我们不过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地闲聊了一通”。现略作调整，抄录如下：

我给你一幅地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出品，民国二十四年版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国民政府陆地测量部是1917年就开始测图，一直到1935年才印刷，测图开始还是北洋政府，印刷时已经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南京政府毕竟实现了名义上的国家统一，才有了测绘全国地图的事业。可想而知，这期间龙云肯定不太配合。所以那些测图员，到了滇西工作很困难。如果不是龙云自己也需要这套图，肯定不会同意他们来测。

红军入滇有个龙云送地图的传说，就是刚印刷出来的这套图。1935年4月27日，发生了一个在长征史上著名的故事：在滇黔公路上，红军截获了两辆卡车，车上载有红军急需的十万分之一比例的云南地图，还有几十箱云南白药。实际上，这是卢志英再次以薛岳司令部李副官的身份来到昆明，佯称向龙云借货支援中央军。而后，亲自带车前往红军入滇必经之地沾益，在预先约定的地点成功被红军“伏击”截获。为了把戏演得真切，由红军将卢志英捆绑着带走，却放走了押运员和司机等人，以便他们返回昆明报告“李副官”及货物的去向。

不过那时滇西测量太难，地形不准确，有价值的是1935年之前的道路和地名信息。虽然这套地图不太精准，但滇西战事初期几年只有这个图，而且中日双方都用，日军是事前通过特务手段盗窃的。你注意看保山那幅，就是日军盗取这套图后自己印的。我曾经仔细对照过，云南东部地势较平坦的地区，测量比较准；滇西测量非常困难，测图员有时就想当然地乱画了。有些地名是询问当地人，又听不太清口音，结果标注的汉字就可能是别字，但别字地名反倒进入了历史，后来的滇西人看了气得不行，说是标错了。

三路人马用一套烂图，都搞晕了。在三方记录中都骂地图太差。这图上还没有三年后才修的滇缅公路。所以日军拿着图找不到正在走的滇缅公路，很奇怪。滇缅公路就是在此前的老路上重新确立路基，有的重叠，有的另开……

我放大看了一下，老家汉村等村落名字都很清楚，而旁边的村子“五阁楼”写成了“五各楼”，正应了余老师所说的情况。

人们常说，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这条朋友圈所说的情况，可谓明证。可也就是在这张由草台班子弄出来的错谬百出的地图上，历史为我们展开了二战中极为惨烈的一场战事。这场战事，正和滇缅公路息息相关。

滇缅公路刚建成时。余戈提供

三

滇缅公路，是1937年11月开始修的，仅仅耗时九个月即建成通车。想一想，那是怎样的年代、怎样的条件？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的枪声打响了。同年8月7日，在南京国防会议上，云南省主席龙云提出，为防止日军截断海上交通，应抢修滇缅公路，为国际援华物资的进入开辟一条新路，提议于11月2日得到批准。当月开始修路，投入民夫二十余万，至1938年8月，滇缅公路提前竣工。滇缅公路从昆明起，经楚雄、下关、保山、龙陵、芒市等地，从畹町出国，至缅甸腊戍，接续上缅甸的中央铁路，之后公路、铁路并用，南下到达仰光。当时，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和中国都属同盟国，为此大量国际援助物资才可以进入仰光，由南侨机工从滇缅公路运进中国；同时，亦有大量有色金属、桐油等物资作为偿还物，经滇缅公路运往英美。

1940年6月，由昆明抵达越南海防港的滇越铁路被日军控制，至1942年5月，滇缅公路上的重要枢纽惠通桥被炸断，滇缅公路在此期间，几乎可以称为抗战期间中国连通盟国的唯一陆上生命线。

抗战中被轰炸的惠通桥。余戈提供

滇缅公路的快速修成，是一个奇迹。是官方和民间，共同创造了这一奇迹。

余戈2024年出版的《惠通桥之战》一书中的一段文字，可以窥见当时地方官员所肩负的压力和做出的努力：

据说，因龙陵县开工较为迟缓，时任龙陵县县长王锡光（字国华）收到省政府送来的一个匣子，内附鸡毛信一封，手铐一副，命令为：“分配该县之土石方工程，务在期限内完成。到期不完成者，该县长自戴手铐，来昆听候处分。”王锡光后来撰述：“日寇凌侵，抗战军兴。主席龙云发展后方交通，饬令滇西下关以西各县赶筑滇缅公路……如果延期通车，贻误军运，以军法从事。龙陵县每日出义务工役达10000之多，而时期促迫，虽全体民众动员亦难如期蒇事。光乃呈请政府，奉准将禄（丰）舍（资）段例由邻县补助；腾冲县分修43.8公里，每日出工4000名；镇康县分修25公里，每日出工2500名；余（40.9公里）归龙陵自修。各段动工，县长均亲自督率，一切要政皆暂缓办。光离衙署，在潞江东岸，星夜风尘指导者四月。”在此期间，王锡光为督工可谓手段用尽，如曾对潞江土司线光天（兼任龙陵县第八区区长）出示鸡毛信和手铐，云：“潞江若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全县也就完成不了。省政府叫我戴手铐去昆明，我是不去了。你是世袭土官，我是流官，我只好来拉着你，两人去跳怒江算了！”另有一次，王锡光对一个顽劣疏忽的区长掏出手枪，命令其跪地伏法，幸亏身边随行人员拦住，这位区长才免于一死，王锡光却因急火攻心而致左目失明。

保山市档案馆所藏档案《影像中的记忆——滇西抗战图文档案》记载，刚开始修路时，王锡光写过一首《滇缅公路歌》，在民间广泛散发，号召民众修路：

修公路，大建树。凿山坡，就坦途。造桥梁，利济渡。裹粮携锄潞江边，哪管老弱与妇孺。龙陵出工日一万，有如蚂蚁搬泰山。蛮烟瘴雨日复日，餐风饮露谁偷闲？总动员，追呼征逐荒园田。褴褛冻饿苦群黎，星月风尘度新年。一段推进又一段，生病相寻受颠连。飞沙走石轰石切，力已竭尽汗已干。伟大工程三百里，数月完成凭苦干。民众力量真魁伟，前方流血后方汗。不是公路是血路，百万雄工中外赞。土方竣，铺沙填石更紧张。可恨天公心不良，朝朝暮暮降沱滂。补倒塌，更难当。违误通车干军法，县官焦急一目茫。力竭声嘶吁民众，辛苦坚忍莫彷徨。非怪功命急如火，为国贤劳罔自伤。东洋倭祸已深入，封我港口占我疆。君不见，兽兵到处嗜屠戮，华北华南尽遭殃。又不见，华东华中成焦土，牛马奴隶俎上肉。兵员补充战疆场，胜利必须武器强，还要交通畅。努力打开生命线，出海通达印度洋。国际同情齐援我，军火运输畅通航。最后胜利确把握，驱逐强盗国土复。还我山河武穆志，坚定信念兴民族。

从这些文字可知，当年修筑滇缅公路得有多艰难。除了文字，还有影像资料流传至今：放眼望去，半山腰上，老弱妇孺或坐或立，有的甚至背着哺乳期的孩子，无一例外的，都在用自己的双手抡着锤子，一点一点敲击着石头。画面是黑白的，仍能感觉到那烈日的毒辣；画面是无声的，仍能听见钢铁和石头的碰撞之声响彻大山。这些画面，在学斌的电影里大多得以重现。

辛苦还是其次，关键是很危险。滇缅公路全长1146.1公里，国内路段长959.4公里，昆明到下关段早先已建成，为了修筑下关至畹町的这547.8公里，死了三千多人，平均每公里得死六个人。

宗璞长篇小说《西征记》里，也备述滇缅公路修建之艰辛，并引用“腾冲绅士刘楚湘”所写的另一首《滇缅公路歌》加以佐证：

滇人爱国由天性，护靖动劳人歌咏。兴亡原是匹夫责，百万民夫齐听令。新妇卸妆荷锄行，乳娘襁儿担畚进。凿山填谷开道路，路平如砥到康庄。抗战后方同前方，举畚如炮锄如枪。工程克期数月完，东驶昆明通本邦。山高万仞兮，萦回下上。谷深千寻兮，盘折来往。石岩巉巉兮，千夫运斤。磴道嶙嶙兮，万夫用刬。洪流汤汤兮，锢铁架梁。溪水潺潺兮，甃石埋管。山崩岩塌兮，葬身川原。奔涛怒浪兮，漂尸河岸。蛇雨蜃风兮，瘴疠交加。蝮螫兽啮兮，肢残腕断。吁嗟乎！滇人不惜糜身躯，但愿辚辚驶汽车。抗战源源济军需，誓复河山歼倭奴！

需要说明的是，滇缅公路修好后，并没能持续不断地向国内运输物资。为了安抚日本，英国曾被迫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此外，滇缅路上澜沧江功果桥、怒江惠通桥等重要枢纽被日寇飞机一次次轰炸，我方只能一边抢修桥梁，一边抢运物资。1942年5月5日，中国军队不得不炸毁惠通桥，切断了滇缅公路，以阻日寇东进。在《西征记》中，对此亦有大段描写，我在一文中引过，不妨再引相邻的两段，这里不单有摧毁的桥，更有摧毁的心：

“快，快！”有人在喊。敌人就在后边，他们如果也过了桥，东岸就没有平安了。老战到了东岸，人群在岸上散开来，老战向桥上寻找，只见穿着黄色军装的那东西正在过桥，已经过桥的士兵发射了机关枪，有人反身冲上去，扔了几个手榴弹。但是日本鬼子仍然拥上桥，往这边跑。

忽然间，老战看见自己的媳妇了，她抱着儿子在日本兵前面跑，老战清楚地看见日本兵推倒了她，踩着她往前跑，这时轰然一声巨响，一阵硝烟罩住了江面。惠通桥断了……老战趴在江边一棵树下，昏迷了两天。自己醒了，一步步挨到保山，又一步步挨到永平。无论别人问他什么，他只会说“我是从惠通桥来的”。

《西征记》发表于2009年《收获》杂志长篇专号春夏卷上。那时候我还在复旦读研究生，学业之余到《收获》实习。《收获》的钟红明老师特意将这部长篇交由我校对了一遍，说因为我是保山人，小说里有很多地方写到保山，我应该对这些地方写得对不对比较有发言权。然而，那时我对书中所写的内容还知之甚少，我连惠通桥都还没去过，对惠通桥曾发生过如此惨烈的战事，也一无所知。看完这部长篇，我的震惊可想而知。

四

虽然滇缅公路在中国抗战史上如此重要，我们对滇缅公路的认知，却多有舛误。比如，至今在网络上，甚至一些书本上，都会将一张黑白照片张冠李戴到滇缅公路头上，就连百度百科的“滇缅公路”词条里，都有这张照片。这就是著名的“二十四道拐”：一条纤细的公路如长蛇般在大山间蜿蜒，拐来拐去地以“S”形向上攀爬。从山脚到山顶不过三百多米，道路却行进了四公里多。在这张照片的最下角，公路的第二个拐弯附近，一辆孤独的军用卡车正在艰难地行进着。

这是当年美军随军记者拍下的照片，从画面上看，即能让人感觉得到中国抗战的艰难和决心。但是抗战胜利很多年后，人们却发现，始终无法在滇缅公路上找到二十四道拐。滇缅抗战史专家戈叔亚是众多苦苦找寻的人之一。自1995年开始，戈叔亚在云南到缅甸的整条滇缅公路上走了很多次，却从未发现一处和照片上的二十四道拐相像。很多年后，戈叔亚偶然看到一张二十四道拐的老照片，照片背面有一行英文注解：美军行军在安南二十四道拐。戈叔亚立马被“安南”两字吸引住了。安南是什么地方？立马想到越南古时候称作安南。但很显然，二十四道拐不可能在越南。因为那时候的越南是法国殖民地，西方人一般称呼越南为“印度支那”，而且滇缅公路也和越南毫无关系。几经查找，戈叔亚才发现，安南也是贵州晴隆县的旧称。2002年，戈叔亚来到晴隆，向当地人一打听，竟然都知道二十四道拐。那儿属于滇黔公路，即1945年重新命名的史迪威公路，和滇缅公路一样都属于抗战公路。当年，国际援华物资经滇缅公路运抵昆明后，得经过滇黔公路才能运抵陪都重庆及前线。他来到二十四道拐对面的山头，手持二十四道拐的老照片，拍了一张照，如此，二十四道拐的历史和现实终于相遇了。

2023年夏天，我骑自行车从上海出发，经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进入贵州。那日，我离开黄果树瀑布后，到关岭大峡谷谷底的断桥镇跟朋友们喝了几杯酒，天黑下来了。饭后到达二十多公里外的永宁镇，在一家八十块每晚的小旅馆住下，忽然想到，明天要进晴隆县了，二十四道拐就在那儿哎。一激动，拿出手机，给戈叔亚老师发了信息。不想，戈老师立马打电话过来，问我要不要去二十四道拐。又说，他可以联系当地朋友，让我骑车进去。

第二天，落着小雨，冷。穿了骑行雨衣，但没什么用。我已经跟戈老师的朋友联系过，说是让我骑到二十四道拐入口处，也就是第一拐的地方，然后进去骑一趟。心想着，那挺好，一路下坡，不会耽搁行程。接近中午，来到二十四道拐附近，看到路边一块大石头上刻写着“抗战公路”几个鲜红大字。以为是景区入口了，没想到不是，是一处观景平台。乌云压顶，细雨迷蒙，层峦叠嶂里，藏着二十四道拐。继续下行，至山坳底部，才来到景区入口。原来，第一道拐是在最低处，和我之前想的恰恰相反。经过交涉，骑车进入。路是砂石路，又积了雨水，阻力很大。路边静静地停着二战时期用过的军绿色摩托车、卡车等。一路往上，骑得很慢，刚拐了两拐，骑不动了，只能下车推行。雨越下越大，眼镜挂满水珠，眼前一片模糊。一辆景区电动观光车从边上掠过往山上开，车后坐着两个小男孩，他们望着我笑，大喊：你们看，他骑不动了！这话激起了我的好胜心，重新上车，过一道弯，又一道弯，汗水混合着雨水，浑身湿透了。每道弯边上都立着石碑，写着“二十四道拐第×拐”，终于，雷电交加、大雨滂沱中，我骑到了这段路的最高处——第二十四拐。不久，雨霁云散。往山下望去，山林葱郁，雾气蒸腾，隐去了曲曲折折的艰难来路。

确实，二十四道拐不属于滇缅公路，那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篇幅在一篇写滇缅公路的文章里写它？因为错虽错了，但不可否认，长久以来，二十四道拐已被视作滇缅公路的标志，它不单代表了滇缅公路，也代表了中国全部的抗战公路，甚至代表了中国抗战的精神。

五

第一次到惠通桥是什么时候？竟然想不起来了。翻找过去的照片，找到的最早一张，是2016年9月底（下图，我敢肯定，我第一次到这儿要早得多），惠通桥上，我从东岸往西岸迎着摄影师走去，这位摄影师应该就是学斌。

那年，县里组织了一个活动，我帮着约了全国各地的作家朋友四五十人到县里待了三四天。其中一天的行程，是到惠通桥。彼时的惠通桥，已经从同治、光绪年间的铁链悬桥改建为钢索柔性桥，粗大的横梁之上铺了木板，长不过一百多米。我们踩着桥板，伴着微微的晃荡，不需十分钟，便可从东岸慢慢走到西岸。遥想1942，成百上千远征军溃兵和老百姓被日寇追赶着，一路从西岸逃往东岸，短短一座桥，竟成了人间的生死长途。

桥板应该铺了多年了，饱经风雨侵蚀，表面大部分已乌黑，还有些地方长出了菌类，明艳的黄，更衬出桥板的腐朽。从桥板缝隙间望下去，怒江水翻滚着，如浓稠豆浆被一只看不见的巨手搅动着，水纹扩散开又收拢来，似乎水底有什么古怪的东西随时会冒出头。水声如闷雷，轰隆轰隆不绝于耳，更兼两岸大山耸峙，声音闷着出不去，更觉声音也如江水般翻滚着、冲撞着，身在其中，不由得心胆俱颤。大桥东岸，还存留着当年建筑的碉堡。碉堡对面，两年后的8月15日，增加了百岁南侨机工翁家贵老先生的铜像，雕塑名为“永远的等待”，是在等待着永远埋骨于怒江西岸的抗战英烈们归来吗？

离开惠通桥，大巴车沿着滇缅公路一路往东面山顶驶去。往右手边望去，车窗外的怒江越来越低，越来越远。一位广东的朋友挺紧张，对司机说，师傅开慢点儿，太吓人了！师傅头也不回，说，开慢了冲不上去啊。大家不再说话，两手紧紧攥住了面前的椅背。待终于冲上大山头观景平台，车停了，众人纷纷下车。那位广东朋友抚着起伏的胸口，对我说，跃辉，我是被你骗来的，以后我是不能到这么危险的地方来了。我不禁笑起来。怪不得他，这样的地方，哪怕来过几次，仍然会紧张的，何况他还是第一次来呢？众人站在路边往山下望去，巨大的峡谷底部，怒江变成了一条窄窄的丝带，横跨其上的惠通桥，不过是一根小木棍儿。

视线上移，夕阳余晖里，那巍峨晦暗的大山，便是松山。

到松山，是三年后的2019年9月了。朋友永平开车，从施甸出发。自然走的是滇缅公路。一路上，经过了老鲁田、大山头炮兵阵地、小团山盟军高炮阵地等处——这些地方，在八十多年前都是军事重地，如今，旧迹难觅，空余荒草满地。碉堡倒是还在。我们去了大山头观景台底下的望江台碉堡，从瞭望孔往西望出去，看得到山脚流淌的怒江和横亘其上的惠通桥，看得到对面的松山——当年，中日军队对峙两年，守卫东岸的将士，也是这么紧盯对岸的吧？

在一处地方调头，我们下车帮永平看着。道路逼仄，只需稍一用力，后轮一滑，必将连人带车从山顶滚落几百米之下的怒江。当然，永平已习惯这样的路况了，不过等闲视之。我们在东岸一爿小店里稍作休息。等上菜时，我信步往山下走去，不多久，再次来到惠通桥边。午后日光晃眼，大桥无言，大江奔涌。

吃过饭，继续赶路。如今的惠通桥已经不通车了，得走下游四百米处的红旗桥。过了红旗桥，便到了怒江西岸的龙陵县。又行了一会儿，来到惠通桥西边桥头，继续沿着滇缅公路前行，很快，老虎嘴便在眼前。这老虎嘴，也是滇缅公路上的一道风景：右边是怒江，左边陡峭的悬崖挡住了路，只能将悬崖爆破开一个巨大的豁口。豁口状如虎口，开车过去，恰如羊入虎口。

滇缅公路刚建成时的老虎嘴。余戈提供

今日老虎嘴

过了老虎嘴，在大山里拐来拐去行了四十多分钟，松山再次出现在眼前。

松山是滇缅公路上的重要咽喉。1942年5月，惠通桥炸毁后，日寇难以渡江，便占据了松山，以此为大本营，多次试图侵扰怒江东岸。1944年5月，中国军队向西岸反攻，原以为，挡住他们脚步的是怒江天险，不想渡江只牺牲了一位士兵。渡过怒江，才发现，真正挡住他们脚步的，是松山。历经两年，日寇已经构筑起层层叠叠的工事，将松山武装到了牙齿。正如小时候听父辈说的那样，那时候，日本人将一整座山都挖空了，地底全是堡垒。

整座大山被炮火覆盖了一轮又一轮，树木大多焚毁，一棵幸存的高山榕遍布弹痕……“九一八”之前必须拿下松山，于是组织了敢死队……散落满地的耳朵和安家费……一人多高的坎子硬是用尸体填平，人就踩着尸体冲锋……子高地底下塞进了三吨炸药，轰一声巨响，山头连带着日军的暗堡被掀掉了……中国军队伤亡七千余人，有些是未满十六岁的娃娃兵；日军除一人逃脱，死1250人。这些句子所讲述的，有国人压抑多年的怒吼，更有多年不肯冷凉的热血。

时间的指针回拨到现在——

我们置身平静的山林，沿着看起来还很新的栈道往山顶走。日色在残存的战壕里变幻不定，鸟鸣在树梢如繁星闪烁。全程只遇见两三个人。整座松山静得瘆人，鸟鸣忽然就止住了，听得到日光在苔藓上移动的脚步声。想起刚到山脚时，有人说，你们怎么能带这么小的小孩来松山呢？这儿阴气太重了！在当地，一直流传着不少松山的传说，譬如阴雨天里，从附近开车经过，总能听到喃喃自语、喊打喊杀、鬼哭神泣。我们没管这些，现在看，是那人多虑了。小朋友尚不满三岁，满脸稚气，在栈道上每跳一步，就很开心地大喊一声：“哈！”孩子一颗单纯的心，完全不知道，脚下这座大山，每一片苦涩的树叶都曾被烈焰焚烧，每一块饥饿的土地都曾被鲜血喂饱；更不可能知道，人类可以多么残忍，历史可以多么残酷。

站在松山顶，往东望去。枪声已远，江山妩媚。怒江奔流不息，滇缅公路在莽莽大山间延伸，纤细如绳，但坚韧不绝。

2025年3月18日04:53:30

【云边路】是甫跃辉在笔会的专栏，本文彩色配图均由其提供

来源丨文汇笔会

编辑丨钱家跃

来源：文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