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1年，浙江湖州，南浔镇，一个17岁的年轻人提着箱子离开老家，他叫徐迟，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他考入了东吴大学，学的是英文专业。

文：水木史记

编辑：水木史记

——《前言》——

一个写过《春天来了》《哥德巴赫猜想》的人，最后跳楼自尽。

他一生都在写“光明”，却在最后选择了“坠落”。

他没活成自己作品里的样子，为什么？

——《壹》——

1931年，浙江湖州，南浔镇，一个17岁的年轻人提着箱子离开老家，他叫徐迟，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他考入了东吴大学，学的是英文专业。

他的父亲是地方实业家，希望他学工商管理。

他偏不，他说：“我要学外国文学。”当时的东吴大学文学院氛围保守，教学内容偏向实用主义，徐迟把教材扔到一边，整天泡在图书馆里找诗。

雪莱、拜伦、济慈的英文原版放在他的书桌上，封面翻得起皮。

有人提醒他，“这些诗人早过时了”，他不理，1934年，他转学北上，借读燕京大学，那个冬天，北京格外冷。

冰心在讲台上讲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她讲到雪莱时，抬头看到教室右后排，有个男生在做笔记，神情专注，他听了整整三个月的课，听完后说：雪莱不是过时，是未来。

1936年，他在上海出版第一本诗集，叫《二十岁人》。

书一出，评论两极，有评论说：“这是对旧诗传统的挑衅。”但也有人看出了不同，朱光潜说：“这是中国最接近现代主义的一次尝试。”

他没回应评论，只是继续写，写“光”、“速度”、“钢铁的梦”。

他要写出一个机器时代的诗歌语言，这在当时，是离经叛道的，1937年，战争爆发，上海沦陷之前，徐迟正在书店谈第二本诗集出版。

他没有离开，他被调入新闻宣传队，成了战地记者。

这位现代主义诗人，第一次走进了真正的战场，他随部队南下，在江西、武汉、桂林来回辗转，第一篇通讯叫《大场的一夜》。

记录一个阵地被包围、死守到天亮的经过。

文风极冷，没有鼓舞口号，也没有高调赞歌，他写的是枪声停下后，尸体上的水壶还在滴水，写的是死人的眼睛，睁得比活人还大。

这篇稿子在报纸上刊登后，引起强烈反响。

——《贰》——

不久后，他加入了郭沫若主持的《中原》月刊，在编辑部，他干校对，也跑一线，两边奔波，睡眠不足，有人劝他歇一歇。

他回答：“我不是写新闻，是记录活人和死人之间的区别。”

《孤军八百》就是在这期间写成，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他亲自走访了幸存士兵，他没有写冲锋号响起的瞬间，而是写了士兵如何在死前把鞋带系好。

稿子出来后，有编辑提出删减，说情绪太沉重，他不同意，这不是诗人的话，更像是一份战地笔录。

战争期间，很多写作者开始靠近主旋律，他却开始做翻译，1939年，他翻译了梭罗的《瓦尔登湖》，但改名叫《华尔腾》。

理由很简单：“中国人需要一口静水。”

出版社不理解，编辑更不理解，一本关于森林隐居的书，在战争时期，谁会看？他坚持出版，甚至自掏腰包支付印刷费用。

书卖得极差，印了三千册，只卖出不到一百。

他也写游记，去法国，在一个春天，他的游记不写风景，写博物馆，写巴黎的地质馆、写一位城市规划师的访谈、写一个法国电力公司工程师的午餐。

他不在意地标，不拍照，只写结构。

《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出版后，有人说他“像一个不看风景的旅行者”，他回复很简单：“我写的是人对世界的理解，不是对世界的感官。”

这种写法，在当时的语境里，完全格格不入，他被称为“脱离现实”的作家，但他没停。

到了50年代末，他已经是有名的“先锋诗人”，但这个名声没带来安全感，他发现，自己笔下的速度和光芒，在现实中越来越无处落脚。

他开始尝试新形式：报告文学。

很多人不解，一个写诗的人，为何要写报告？他只说：“诗歌解决不了问题。”这不是妥协，是转向，他想找到可以让理想落地的文体。

——《叁》——

1978年春天，《人民文学》杂志推出一篇特别长的非虚构作品，《哥德巴赫猜想》，标题简陋，作者署名“徐迟”。

没人预料它会成为一次舆论地震。

整整四万字，讲一个人怎么证明一个公式，没情节，没对话，全是逻辑、证明、失败、再证明，审稿人一开始以为是科普文，看完后沉默良久，只说：“这是文学。”

徐迟用四万字，把陈景润的孤独写得像一场战争。

他每天跟踪采访，记录对方如何反复推演，如何在公寓角落堆书，如何在深夜里怀疑自己脑子坏掉。

他写出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在系统内摸索出路，如何死守一道无法证明的命题，如何一步步“接近光明”却不确定能否抵达。

文章发表当月，引起巨大轰动。

报纸连登评论，数学界点名支持，高校学生争相借阅，很多人不关心哥德巴赫，但记住了一个词：“科学的春天。”

这四个字，并不是官方提出的，而是徐迟写的。

全国科学大会随之召开，陈景润被推上领奖台，有人说，是徐迟用一支笔，把“科学家”从边缘拉回中心，他因此名声大噪，但争议也从此开始。

有人质疑：你写的是陈景润，还是一个被塑造出来的符号？

徐迟不解释，他说：“我写的是一种精神。”这种说法，在当时被很多人接受，《哥德巴赫猜想》之后，他再没写出相同分量的作品。

他试图转向科普、采访、甚至写了一本关于微生物学的长文，但反响寥寥。

——《肆》——

他是个极少谈私事的人，但婚姻，是他始终无法绕过的部分，1937年，他与学生陈松结婚，两人年龄相近，性格互补。

战争时期一起辗转后方，极度贫困时共用一件棉衣。

她后来转行教书，收入稳定，几十年里，徐迟发表所有重要作品，都由她亲自誊抄修改，她从未上台，也从未抱怨。

他曾说：“她是我一生最沉默的支持者。”

1985年，陈松病逝，癌症晚期，弥留前还问他：“诗写完了吗？”她去世后，他写了一首挽诗，最后一句：“彼岸有什么可怕？有她在等着我。”

朋友以为他会就此封笔，他却突然恢复高产。

写诗、写散文、写自传、写日记，几乎每天一万字，他说这是“排泄”，没人知道，他其实每天都在服药，镇静剂，降压药，一盒烟，一瓶高度酒。

1992年，他再婚，对象是比他小24岁的作家陈彬彬。

外界震惊，他不回应，婚礼仓促、低调，不到一年，婚姻便开始裂缝，1993年，两人前往广东参加国际华人笔会。

主办方未将陈彬彬列入名单，她当众撕名单，质问工作人员。

徐迟面色苍白，沉默不语，那一晚，两人吵到凌晨，回到武汉后，两人分居，他开始写日记，第一本写了五十页，全是对“如何死亡”的推演。

有人去看他，他只是笑：“活着只是习惯了。”

1994年，两人正式离婚，他没请律师，判决书签名时，只写了四个字：“不想再说。”1995年，他身体恶化，高血压失控，胃出血反复。

1996年12月13日，凌晨4点，有人从住院部跳下，警方到场，证实死者为徐迟。

桌上留下一本日记，最后一页是四个字：“光不可及。”

来源：渊林史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