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包伤口的材料都是在身边搜罗的，树叶，茶叶渣，旧报纸，还有菜棚上的塑料膜，一层层地裹，再拿草绳一扎，溃烂的脚就能盖住了。但脓水还是会渗出来，弄脏床单和被子，恶臭隔很远也能闻到。

包伤口的材料都是在身边搜罗的，树叶，茶叶渣，旧报纸，还有菜棚上的塑料膜，一层层地裹，再拿草绳一扎，溃烂的脚就能盖住了。但脓水还是会渗出来，弄脏床单和被子，恶臭隔很远也能闻到。

浙江衢州，一群老人带着这样的伤口过了六七十年。日子也不是每天都如此，有时候，脚莫名其妙好起来，人趁着空档下田劳作，养鸡放鸭，结婚成家。到了来年春天，脚又烂了。

还没灰心的时候，他们一遍一遍打听，找来一些土方子，买中草药和白糖敷着，有人甚至直接切了血管。这些都不管用，伤口一直烂，直到种不了地，走路也困难。

他们中的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这怪病是怎么得上的。直到十多年前，一批批学者、记者来调查，有人在七八十岁的时候才明白，这病应该和当年的战争有关。

一批史料证明，上世纪四十年代，侵华日军在这片土地上大规模使用了细菌武器。他们从浙江撤退后，当地很多人的脚就烂了。除了当时就死掉的，还有一批人带着这样无法愈合的伤口，一天天熬下来，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幸存者。

战争过去八十年，他们已经记不起日军飞机掠过村子上空的准确日期，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是自己遭到了攻击。

心里只剩一个愿望是具体的。面对医生，有人问：能不能在进棺材之前，把病治好？这样，最起码下辈子能有一双干净的脚。

伤口

在聊起这些老人的时候，很多人都提到一种味道，这些老人身上的味道。

他们说不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气味，像动物死后又腐烂，也像臭鸡蛋，又腥又臭。无一例外，他们提起来时，都要锁一下眉头。

“非常恐怖。”2002年夏天的一天，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馆长吴建平第一次跟着父亲去见这样的老人。

在廿里镇石塘背村，他看到一个老头穿着裤衩坐在江边，离着五六十米，那股浓重的味道就从上风口扑来。父亲拽着他往前走，到了离老人一两米远的地方，吴建平死活不再靠近，喝一口水都要吐。

揭开包着的塑料膜，老人露出一双烂了60年的脚，血淋淋的。因为太臭，老人独自住在离儿子家七八十米的地方，那里临时搭了一处茅草屋。吴建平注意过那间屋子，他还以为是农村的厕所。

每年大年三十，下午三点，不管天气多冷，老人都要走到江边，脱掉衣服，用竹签把烂肉抠掉，让江水冲走。因为痛，他得在嘴里咬牢一根木棍。然后倒上消毒水，拿一卷干净的纱布包扎——这都是为了过年特意买的。再换身新衣服，这才能坐进儿子家。吃完饭，筷子一放，老人立马出门，不敢多留一分钟。

“人怎么能带着这样的伤口过一辈子？”后来老人没了，时间过了太久，吴建平也忘了他的名字。

美籍华人导演洪子健，也曾有一样的疑问。2012年，他来到大陈乡大陈村，跟一位烂脚老人一同生活了两个星期。

片名里写了这位老人的名字：姜春根。他出生于1945年，在后来很多媒体的报道里，大陈乡那么多烂脚老人，他是最严重的一个。

姜春根家里的老房子，住过好几拨日本人。父亲也曾被抓去挑担。日本人让父亲去老乡家里抓鸡，父亲不去，腰上狠狠挨了几枪杆子，几年都好不了。

日本人走后，村里不少人开始烂脚，姜春根的母亲、姐姐、弟弟的脚也烂了，都是活活烂到死。大家不知道病因，还以为是传染病。

姜春根四五岁的时候，脚也开始长疮。最开始，药膏涂一下就能好，直到十七八岁，家里的老房子拆了重建，他开始干重活，脚烂得厉害起来。

父亲是木匠，有雕花的好手艺，姜春根原本计划学下来，有一技傍身，这辈子不至于过得太难。脚烂之后，一直流脓水，发臭，他自知不可能再上门给人干活，就断了这个想法。

生计只能指望几亩稻田。姜春根拿塑料纸把脚包一下，就踩进水里，插秧，打农药。有一次下地，伤口被水泡了，疼得厉害，他就买点土霉素碾成粉裹上。

没钱和时间去医院治疗，家里的活干完，还要去生产队干活。创面越来越大，地下不去了，只能在没水的季节做点儿收割的活。

导演洪子健来的那年，姜春根的右脚已经肿得厉害。起起伏伏的丘陵间，姜春根坐在一间红砖房门口，眼睛低垂。因为老婆嫌弃，他住在儿子家。

十分钟的影片没有对白。姜春根早上起床，要打理烂腿烂脚，清洗晾晒破布，然后一瘸一拐地出门种田，喂鸡。常年趿拉的鞋子后跟已经被磨掉，剩下的部分混着土和血。

有记者报道，第一天拍摄下来，洪子健使劲洗自己的脚，总觉得自己的脚也会烂。

姜春根一直穿长裤，他不愿让人看到苍蝇。脚太肿，买不到能穿的鞋子，儿媳用毛线给他打拖鞋，右脚打大一点。晚上睡觉，右脚要放在床外，怕弄脏被子。

他一直不见人，洗脚都要躲进房间。睡觉前，儿媳把伤口上的破布一圈圈拆下来，上面粘着肉，擦脓水的卫生纸湿哒哒的，能塞满一整个垃圾桶。

后来，脚底烂得像棉花一样软，吃止疼药也不管用了。夜里，睡不着的姜春根忍不住叫唤。

看见

“如果没有王选，他早就死了。”姜春根身边的人都这么说。

在关于细菌战的话题里，王选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她是我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原告团团长，从上世纪90年代，王选就注意到了姜春根这样的老人。

2004年起，她带领学生，沿着浙赣铁路——当年日军行军的主要路线，一个个村子跑，搜寻这些俗称为“烂脚病”的老人，记录下他们的口述。到了2018年，烂脚幸存者的名字，列了900个。每一个名字背后，还有一串“活活烂死”的亲人。

上百份口述记录显示，1942年5月至9月，浙赣会战期间，浙赣铁路沿线一带以及机场周围地区，义乌、金华、衢州、丽水等地随后都暴发过群体性的烂脚病。很多人当年就全身溃烂而死。

微生物学家和病理学家、国际监督生物武器组织成员马丁·弗曼斯基博士，曾来到金华和衢州调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给出了自己的判断：这些烂脚病，其实是皮肤炭疽和鼻疽。“这两种疾病的发生，都无疑是由细菌武器攻击造成的。”

各国学者近年的研究也能证明，二战中，日军在中国的确大量生产并使用过炭疽菌和鼻疽菌。炭疽细菌能通过伤口进入皮肤，但人和人之间一般不具有传染性。

有医生解释，当年很多人赤脚下田，脚上一旦有伤口，就很容易感染，导致溃烂。

姜春根的儿媳徐妹花记得，王选过来调查的时候，大陈村里还有七八个烂脚老人，现在只剩两个。

当时，面对姜春根，王选眼泪止不住。老人好几次想轻生，王选不知道能怎么安慰。每次看望，都给老人留下一些钱。

2008年，王选当选浙江省政协委员。在她的提议下，2009年，省政府决定每年拨款20万元，专门用于救助疑似细菌战受害者。试点工作在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开展，当时的医务科科长万少华，领着外科一批年轻的医护人员，接下了这个任务。

那年春天，他们根据民政部门摸底出来的一份烂脚老人名单，下乡挨个排查。

要确定烂脚和当年细菌战的关系，最严谨的方式就是在伤口里找到炭疽杆菌。据万少华介绍，理论上，炭疽杆菌可以处在休眠状态、存活70到120年，但如果要复活，条件要求很高。

“当时没有这个技术条件，我们找了浙江大学、省科技厅，都没有这种实验室，而且年代太久远，很难培养，伤口里杂菌很多。”最终，团队通过询问发病时间和病情，筛选出39名符合救助条件的老人。

其实，对于这种病，医生也不了解，“当时国内也没有一个专家团队对这个群体和这个病有比较深的研究。”万少华说。有没有传染性，要不要穿防护服，治疗方案怎么定，对于这样一家基层医院来说，没有经验和指导可参考，只能自己摸索。

尽管对于很多老人来说，每天护理是最理想的状态，但考虑到现实，团队只能利用周末或节假日休息时间上门。

医生带着一片好心，但烂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已经没了信心。有老人隔着门让他们走：“不要看，看不好。”还有人以为万少华是骗子，要骗人买药。万少华喊来村干部，村干部当着老人的面打了保票：“如果万少华向你收钱，村子给你报销。”

好不容易进了门，这些老人的生活环境让人揪心。

有的房子是木板搭的，缝隙能伸进去一只手，外面下大雨，里面就下小雨，冬天睡在屋子里，和睡在外面一样冷。有的屋子堆满杂物，甚至还跑着鸡和鸭，万少华得先打扫出一片空地，医护才能进门。

鸡鸭粪便混合着伤口的气味，几乎要把他们淹没。老人撩起裤腿，苍蝇就叮上来。他们从农田的水沟里，用脸盆端来水，一遍遍冲洗，倒上消毒水，再用镊子把腐肉里的蛆虫一根根挑出来，抹药，用纱布包好。整个过程要两个多小时，能用掉十几盆水。

老人们分散在不同的村子，最远的能隔50公里，开车要一个多小时。医生们先从西边绕一圈，再往东边去，一天跑不了几个地方，“两天都转不完。”万少华也很无奈，很多老人不注意护理，等他们下一次上门的时候，伤口又感染了。

每次来，万少华都教老人怎么自己换药、护理，也留下一批消毒水和药物。他们的车里装着三个大的收纳箱，比普通的药箱大不少，里面装满药。医生的电话也写在墙上，字尽可能地大。他们一遍遍嘱咐老人，要勤换药，有问题就打墙上的电话。

“从最初的放任不管到得到治疗，伤口起初是有明显的改善，但这种持续长时间的大面积创口，根本不可能通过这样简单的程序治好。”到了2011年，万少华难以避免地感到了一种疲惫：伤口很难愈合，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什么药物都试过了，但溃烂还是反复，“有时候好不容易好点了，一到夏天又回去，大半年白费。”

查不到相关文献，也不知道该联系哪个领域的专家。不只是万少华，团队里很多人心里都有了疑问：还要不要继续做？

做下去，看不到效果。但是也不能不做。

时间久了，对那些老人来说，这些穿白大褂的不只是医生，也是亲人。换药的时候，很多老人会和医生拉家常，聊聊儿女的近况。每次医生离开，即便行动不便，这些老人也要走出一段路，送送他们。到了冬天，家里种的橘子熟了，老人摘下来拿给他们吃。

“我们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他们减轻痛苦。”万少华一遍遍帮团队打消那些犹疑，喊不出什么高大上的口号，凭的就是一份不忍心：“如果不去，就回到两三年前，太可惜了。这不是自然的伤口，这群老人是战争的受害者和见证者，作为医生，我们应该帮助他们。”

疗愈

团队里的医生余志斌，对一位老人一直怀有遗憾。

他多次劝这位老人来医院，对方不同意。后来，他发现老人溃烂的伤口增生肿胀，“不对劲了，化验之后发现癌变了，只能截肢。”老人有遗憾，他心里也被折磨：如果当初再早一点关注，是不是不用这样？

“前期有些老人还是带着痛苦离世的。”万少华提到。在我国，创面修复是近十年才开始有的独立学科，在那之前，修复各种难以愈合的伤口，只能靠不同的科室各自摸索。

一个转机出现在2012年。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烧伤科主任韩春茂教授来到衢州，帮忙调整了治疗方案，提到可以用负压吸引的技术，让创面新鲜一些。再后来，关注到这些老人的人越来越多，北京、上海的专家都凑到一起，开展义诊，商量对策。

2015年，王选联合上海王正国创伤医学发展基金会，在腾讯网发起了募捐，一笔手术资金筹集起来。衢州衢化医院的烧伤科一直在业内领先，大家决定把病人送来这里手术。

当时的衢化医院副院长、烧伤科主任张元海领着团队，治疗这些老人。

“做医生的，做这个有什么的，都是该做的，不是思想境界有多高。”

张元海同情这些人，他当然见过很多严重的伤口，“要么严重的，死掉了，要么家境好、去医院治疗，哪里见过烂了六七十年的。按照农村说的，这是要带到棺材里的。”

吴建平担任总协调人，《衢州晚报》每周都登一篇召集令，老人报名后，他要去调查、筛选，疑似是细菌战受害者的，他就接来医院。

姜春根是第一批住院的。

他的主治医师倪良方至今都记得第一次见到姜春根的场景。当时，倪良方已经在烧伤科工作了十多年，大大小小的伤口见了无数，但姜春根的脚还是震撼到了他。

“你看到可能都受不了。”十年过去了，再提到那些伤口细节，倪良方指着自己的胳膊，鸡皮疙瘩还是冒了一层。

老人的伤口从脚烂到腿，长出厚厚一层菜花状的肉芽，“像是珊瑚的触角，毛毛糙糙的，边上还有一些破溃的创面，整个腿比正常的腿粗了好几圈。”

倪良方也了解过那段历史，张纯如写的《南京大屠杀》，他买来仔细读。但他没想到，战争有一天会以这样血淋淋甚至有些恶心的方式在他面前展开，这比书里的一切细节都震撼得多。

面前的姜春根从来不笑，“一直是苦瓜脸，心里好像有很大的事情。”老人不说话，眼睛一味往下，盯着自己的腿。

见面第一天，倪良方弯下身子，帮姜春根洗脚，用镊子一点点把伤口里的脏东西剥出来。

姜春根没遇到过对自己这样好的陌生人。“他说‘没有哪个医生这样给我洗过脚’。”倪良方也听不懂老人的方言，得靠旁人翻译。但信任很快建立起来。直到现在，姜春根还能叫出当年那群医生和护士的名字。

尽管没有接触过炭疽感染的病人，但对慢性创面的手术治疗，张元海心里有底。“就像种地前要先把地耕好，我们先清理创面，用封闭负压引流技术让创面供血变好，然后再从头皮上取皮，植皮。”

姜春根左腿的伤口不算大，能植皮，但右腿增生严重，尽管病理结果显示并没有癌变，由于反复溃烂，创面已经严重纤维化，“里面很硬了，甚至都有钙化的石头，周围的皮肤也发黑，血液循环很差。”张元海说，保住这条腿的意义不大，建议姜春根截肢。

老人不同意。他觉得，虽然现在是条烂腿，但总归还算完整，“如果截掉了，来世还能有腿吗？”

吴建平和张元海一个劲儿给他工作，最终拿出了方案：截下来的腿，先拿去火化，保存好。等百年后，和他葬在一起。姜春根这才答应了。

那年11月，和姜春根同一批接受治疗的三位老人治愈出院。

其中一位叫周文清。他9岁的时候就开始烂脚，一生孤寡。下不了田，就在屋里养鸡和鸭，长时间离群索居，周文清性格孤僻，村里人都嫌他，路上远远见了都要绕道走。

但出院那天的照片里，他总是张着嘴笑。离开医院的时候，还抱了照顾自己的医生和护士。

倪良方对此有自己的理解。他觉得，这或许不仅仅是感谢，“他一辈子和周围的人有隔阂，现在能有一点接触，是很开心的。”

据吴建平介绍，最终一共有87位老人被接到医院，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除了7位因为身体原因无法接受手术，其余的都已治愈。

“治疗方法不难，只是最初大家不知道对这个特殊群体有没有效果。治完一两个之后，才发现没有那么难，路是走得通的。”倪良方说。

手术出院半年后，一位叫涂茂江的老人来到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

吴建平和他很熟悉，当年劝他去医院，吴建平跑了四回。“他总担心，治好了脚，其他毛病又出来了怎么办？”

涂茂江家就在浙赣铁路旁边，日本人两次进他家门，爷爷、父亲下田干活后烂脚，他4岁也染病。“我去他们村的时候，村里80多个烂脚的，就他和另外三个人还活着。”吴建平还说起，涂茂江的女儿嫁到义乌有20多年，他从没去过，因为害怕把她家弄脏。

“当时他就站在这个位置。”吴建平在陈列馆的天井里，指着自己面前的空地。当年，涂茂江出了院，立在那，把裤腿一撩，指着自己的脚。

“他说他能穿上袜子和皮鞋了。”

吴建平眼泪一下子掉下来。

战争

这处陈列馆，位于罗汉井5号，地处衢州最繁华热闹的区域。白墙，黑顶，深红色的柱子，很是肃穆。

这里曾是衢州首批细菌战遇难者黄廖氏的故居。后来，由吴建平的父亲吴世根，和杨大方、邱明轩两位老人一起，改造成纪念馆。他们三人，都是为了还原那段历史奉献了大半辈子的人。

陈列馆的纪念区，立着一座细菌战死难民众纪念碑。石碑后面的墙上，密密麻麻列出了部分死难者的名字，吴建平9岁的叔叔和2岁的姑妈，名字就在其中，他们都死于鼠疫。

8月28日，纪念碑旁边开出来一朵白色的葱莲。63岁的吴建平刚做完肺部手术，一直咳嗽，但嗓门依然大。碰到几个打闹的学生，他大声呵斥：“这是什么地方？这里不是让你来游玩的。”

他当然深知历史的沉重。从小，父亲就跟他讲那段过往：吴建平的爷爷死于日军的刺刀，奶奶改嫁，一家人本姓陈，后来改姓吴，从此背上一辈子的血海深仇。“每年大年三十晚上，别人家里欢天喜地，我们家忆苦思甜，老爷子一遍遍讲。”

父亲和另两位老人去世后，陈列馆被托付给吴建平。今年6月，陈列馆经历了一次修缮，很多新的证据资料上了墙。

“日本731部队在东北做的都是实验性的，在浙江的细菌武器攻击属于实战。”吴建平解释，由于衢州有可以起降大型战略轰炸机的机场，在整个东南沿海地区都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成了日军眼中钉。

史料记载，1940年、1942年和1944年，这里先后遭到了三次细菌武器攻击。

“1940年11月22日，当时的衢县警察局长向县长汇报罗汉井5号亡人的情况，递呈了‘衢县城区发生鼠疫流行的调查报告’。1941年，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防疫处长上报中央，指出衢县的鼠疫据查与敌机低空投掷异物有关。”吴建平指着墙上的资料说。

资料还记载，1942年8月20日，由731部队120人和南京1644部队36人组成的日军细菌战部队远征军来到衢州，8月26日至31日，日军一方面派飞机空投鼠疫跳蚤，一方面由远征军在地面撒播细菌，甚至将细菌染于食物，投入井水、水塘中。日军全部撤离后，衢州境内特别是浙赣铁路沿线迅速暴发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疥疮、炭疽等传染病。

1942年10月，国民政府的调查员手填了一张战损统计表，大陈乡1230多户人家，2130人烂脚，3000多人患毒疮。

邱明轩曾是衢州卫生防疫站站长，在他的调查中，日军的细菌武器攻击导致衢州累计发病30多万人，死亡5万多人。

邱明轩和吴建平的父亲都曾参与那场发自民间的对日细菌战诉讼，历经十年三审，虽然日本拒绝道歉和赔偿，但日本最高法院认定了中国180名受害原告举证的细菌战事实，第一次从法的层面认定了细菌战的存在及其对中国的伤害。

“讲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曾经发生了什么，铭记战争之恶，珍爱和平。”吴建平强调。

在陈列馆的最后一部分，展示了几位烂脚老人的简单信息。排在首位的是一位叫杨春莲的老人，她腿上的洞让人惊心。2003年春节前后，杨春莲自杀身亡。

“太痛苦了，太痛苦，没办法。”吴建平叹气。

一个个见证者都离开了。陈列馆播放的影片中，有老人被寻到时已经说不出话，只能留下一段沉默的影像。万少华团队曾经救治的39名老人，如今也只有5位在世。

烂脚老人毛水达，最近也住进了医院。

毛水达一生没娶妻，周围人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烂拷侽”。在当地方言里，这是“烂脚人”的意思。为了活下去，毛水达劳作一辈子，老了，住进养老院，还会跑进猪圈帮人养猪。

前些年，张元海治好了他的烂脚。出院没多久，有亲戚喊他帮忙种地，他答应下来。

吴建平知道了，气得不得了，对着那位亲戚大骂：“我们费力把他的脚治好了，你还叫他打赤脚到农田帮你干活、插秧，你怎么想的？他这个腿是要缠弹力绷带的，你这不是瞎搞吗？”

他们都是闲不下来的人。周文清后来也来过医院，植皮周围的皮肤破了，他不愿麻烦医生，拿点药膏就走。倪良方劝他住院，周文清摇头，“家里的鸡要饿死了。”

倪良方没办法，他专门拍了视频，教老人怎么缠绷带，但他猜，周文清要干活，大概率也不会花时间做这些。他劝老人多休息，周文清还是摇头，他说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没有家人，没人照顾他。倪良方不再劝。

他们或许一辈子都没有时间细究战争给自己带来的伤害，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是自己遭到了攻击。八十年来，侵略者用沉默与一代人的回避，回应了他们的一生——一双烂脚踩在泥土里，一瘸一拐讨生活。

“我们老百姓跑都来不及，日军飞机来的时候，外婆带妈妈到处跑，跑错了就又遇到‘日本鬼子’。知道（伤口）是细菌战导致的又怎样？我们都是没有办法的。”每次有记者问，心里恨不恨，烂脚老人杨银花的儿子都觉得无奈，只是一个劲儿地翻出来母亲记忆里的片段。

而那些医生，也没有太宏大的想法。治好一双腿，让病人过上有质量的生活，被周围人接受，就是他们最直白的愿望。

关于疗愈这些伤口的意义，王选曾在自己的博客里写过一段话：他们是沉默的一群，是丧失了声音的一群，他们活在世上但面目模糊。……战争的创伤，不仅仅是外在的一个伤口，而是内里的，常常深嵌进一个民族的记忆。一场战争结束，总得给民众留下舔伤的时间和机会，不能任由伤口开敞……一个个家庭，一个个个体的生命境遇，心理和身体的伤口，应该从生命意义上受到关注。只有抚平了这些创伤，真正意义上的战争才能被翻过去。

姜春根住院时，王选曾去看他。老人握着她的手，十来分钟没松开。王选安慰他：“没事的，会好起来的。”

截肢之后，姜春根装上了假肢。经历了半年的适应，和多年的幻肢痛，他现在走得虽然还有些一瘸一拐，但已经算稳当。河边溜达，出去串门，都不是问题。

现在的大陈村，一片宁静。村里人在田野间建起了几层高的房子。前些年，这里还办了村歌大赛，农民纷纷登台，用方言唱歌。

姜春根家里的房子，收拾得干净利落。前些年，儿媳还买回两盆三角梅。姜春根照顾起来，每天早晚浇两次水。浙江的冬天阴冷，他用竹竿给花搭个架子，再用塑料膜盖起来。等来年春天，长得旺了，他剪下枝子，扦插进新的盆。

如今，十来棵三角梅在院子里码了一排。太阳一照，玫红色的花爆出来，像一顶顶鲜艳的冠子。

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