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4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第一卷）出版，标志着世界体系分析（world-system analysis）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开始兴起。从那时开始到2011年的37年里，沃勒斯
作者：陈菁霞
王正毅 / 陈菁霞摄
1974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第一卷）出版，标志着世界体系分析（world-system analysis）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开始兴起。从那时开始到2011年的37年里，沃勒斯坦完成了四卷本《现代世界体系》，以其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深刻的社会分析，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演变及其内在逻辑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探讨。1994—1998年，沃勒斯坦当选为国际社会学协会主席，2003年被美国社会学会授予终身杰出学术成就奖。
1994年，来自中国南开大学的年轻教师王正毅，与来自德国、波兰、土耳其、印度的四位学者，成为纽约州立大学布罗代尔研究中心在全球招募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得以有机会亲炙沃勒斯坦这位世界体系论的奠基者和集大成者。
1999年，王正毅完成《世界体系论与中国》的写作，2000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2024年，因其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贡献和影响力，该书（修订本）入选商务“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丛书再版。
2024年12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大会议室里，在“第二届北京大学全球政治经济论坛”的主题下，同时还举行了《世界体系论与中国》的出版座谈会。
“2024年是世界体系论提出来50周年；1994年我师从沃勒斯坦做博士后，到2024整整30年；也是我任教35年（1989年硕士毕业开始在南开大学任教）；同时，《世界体系论与中国》从完稿出版到2024年再版收入‘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也历经25年。”这一连串记录年份的数字，成为王正毅学术生涯中的重要节点，也是他举办这次会议的主要动因。此外，1965年出生的王正毅还有一点小私心，那就是自己很快进入60岁，他想借这次会议之机，既感谢求学阶段老师们的培育之恩，也感谢学界同仁们多年来的认同之情。
2025年2月，拂面的春风中带着寒意，燕园里依然是一幅暮冬景象，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王正毅的办公室里，作为国内首部系统评介和分析世界体系论的专著《世界体系论与中国》的作者，王正毅向本报记者谈起了世界体系论，其中所关涉的，大到家国民族的发展，小到一己的命运轨迹，千丝万缕中紧密相连，映照了世界，也映照了一个时代。
为理解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提供理论支撑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大国竞争与冲突的不断加剧，民粹主义思潮对一些国家政治体制的渗透与腐蚀，“不确定性”成为人们对于这个时代的深切感受。“这既是终点，这亦是新的起点。”2019年8月31日，88岁的沃勒斯坦在美国逝世，而他在生前发表的以此为标题的时评，成为这位毕生致力于构建和完善世界体系论的思想家对这个世界最后的箴言。
有论者将世界体系理论称之为解析全球秩序的逻辑。沃勒斯坦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可以辨认的社会系统，这个系统基于财富和权力的分工而建立，并延伸到各个国家和民族。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逻辑充分展开的结果。也即，我们今天看到的国际事务、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都是这个逻辑的外在表现。“世界体系分析，从历史上讲，起源于对占统治地位的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的模式的不满。因为，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许多讨论一直围绕着关于特殊的特殊分析和关于一般的格式分析这样一个假定的认识论的划分来进行。讨论的双方一直把国家或社会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世界体系分析既反对这个认识论假定，也反对这个基本的分析单位。”对于为什么要构建世界体系论，沃勒斯坦如是说。
在《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导论”中，王正毅指出，作为一种理论，世界体系论力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在政治、经济和文明三个层面重新构建世界秩序。从经济层面来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体系，首先在于其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核心是追求无休止的资本积累。从政治层面来看，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由多个国家构成的国家体系的出现，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以前具有单一政治结构的世界帝国之间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文明层面来看，这个产生于16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来也是一种特殊的文明，但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随后几个世纪向全球的扩展，以及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征服，这种被西欧核心区国家创造的“特殊文明”通过两种机制——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逐渐被普遍化，并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明。这种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明的扩展，使得几乎所有后发展国家的发展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不情愿完全接受，不接受又很难发展，由此而导致了世界性的文明冲突。
而王正毅《世界通体系论与中国》的贡献在于，承袭世界体系分析的方法，通过对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和地缘政治竞争在当代各主要大国的表现进行实证研究，提出“边缘性”的动态重构，即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并非完全被动接受核心国家的支配，而是通过“策略性适应”和“地区合作”重塑自身地位，进而对世界体系进行修正和拓展。在梳理世界体系论的起源、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影响及其争论之外，他还尝试以全球视野分析中国在近代以来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变迁，探讨中国如何从传统帝国逐渐（被动地或主动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寻求自身发展路径。
关于这本书的现实意义与启示，来自DeepSeek的评价如下：“本书为理解中国在当代国际秩序中的角色提供了理论支撑。王正毅认为，中国的发展挑战了传统世界体系的等级结构，但并未完全颠覆它，而是通过渐进改革推动体系内部的权力重组。这种分析有助于解释中国崛起对全球治理的影响。”
“初知”世界体系论
1982年，17岁的王正毅从山西应县考入南开大学，原本他心仪的专业是经济学，不知何种原因，他被调剂到哲学系。虽然家族中的长辈非常高兴，认为学哲学“将来有机会当官”，能够光宗耀祖。但在刚开始的一年，王正毅因整日面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些抽象的专业术语而感到困惑，经常失眠。大二时，他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逐渐对科学哲学产生了兴趣。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买到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这本书让他“明白了什么是理性，明白人类的认识是有限的。到目前为止，人类对科学的研究还没有发现我们能够认识无限。但是，人和其他动物不同，人有一种欲望，就是力图通过有限来表达无限”。在一次早年的采访中，王正毅说，这种自然科学史的学习对自己后来做学术研究，尤其思维方式的培养影响很大。
其时正值改革开放，国门打开，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像那个时代的大部分人一样，年轻的王正毅也萌发了留学国外去看世界的愿望。为了这一目标，他从本科二年级开始，有意识地努力学习外语。进大学之前，他从高一开始学习英语，那时候甚至不知道学外语还需要学音标，老师上课时也用的方言。幸运的是，在南开他遇到了一位特别好的公共外语老师，教他音标，并为他校正口音。此外，他当时在天津劝业场花12块钱买到一套新概念教材（可惜是盗版的）。因为买不起录音机，从父亲的战友那里借来录音机，靠着反复听、读，他将新概念上那些课文倒背如流。一次放假回家拜访初中老师时，又得老师推荐，去找其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的亲戚薄冰教授，在这位英语专家的指导下，他用两年时间，读完了132本原版小说。
那时候出国需要争取公派名额，机会极少，所以研究生阶段王正毅仍然选择了哲学，师从车铭洲教授，研究方向为分析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
1989年，王正毅毕业留校在政治系任教，系里安排他讲“现代西方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但出于对地理空间与政治活动之间关系的兴趣，他向系里申请开设一门“政治地理学”课程。作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政治地理学主要研究政治空间的形成演变，以及政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交互作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我想研究地理空间和政治的关系，研究地理因素是如何影响政治活动的，其局限性何在。全世界那么多的国家，地理环境不一样，国家类型也不一样。”这之后，他在9个多月的时间里编写出了《政治地理学》教材。1993年，《现代政治地理学》在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内第一本现代政治地理学教材，那一年王正毅28岁。5年后，应北京大学王恩涌教授邀请，参与编写《政治地理学：时空中的政治格局》，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被列入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教育部理科地理学“九五”规划教材。
王正毅的成果不止于此。工作的第二年，他费尽周折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地理专业，跟随经济地理学家鲍觉民先生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这期间，他还为学生们开另外一门课“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之后，他长期致力于“以国家利益和国际制度的关联性，努力突破欧美学者以霸权稳定，构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2002年，王正毅调入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创建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系，并担任系主任。他所主讲的本科课程《国际政治经济学》也于2008年入选“北京市精品课程”和“国家精品课程”，2023年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他撰写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自2010年首次出版至2021年已重印了6次。经过30多年的持续深耕，王正毅已然被学界视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
而王正毅和世界体系论的因缘，也肇始于这一时期，如他在《世界体系论与中国》“修订本前言”所说：“初知”世界体系论始于1989年硕士毕业留校任教并准备《政治地理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两门课。那时候，学校图书馆信息不发达，他通过图书卡片检索到两本和自己课程相关的英文著作，一本是英国地理学家彼得·泰勒的《政治地理学：世界经济、民族国家和地方》（Political Geography：World-Economy，Na⁃tion-State and Locality），另一本是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前者将“世界体系论”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分析世界政治经济与区位空间的关系；后者将“世界体系论”与“二元经济论”和“霸权稳定论”一起并称为对国际关系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三大理论。
地区发展与世界体系
“初识”世界体系论，则是王正毅撰写博士论文期间。为了提高“政治地理学”的教学质量，1990年9月，他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鲍觉民先生指导下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我特别受益于鲍先生。如果说哲学训练思维，车先生让我重视外语，重视将西方哲学作为西方文明支柱之一的理解。读博士期间，鲍先生要求我抓住一个学科，立足一个地区，做一个专题。”王正毅的博士论文“东南亚政治经济地理研究”，即是立足于东南亚这一地区，研究东南亚国家的发展。而他抓住的学科，对他而言，则是双重的收获：“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地理学”。
“政治和地理是互相关联的。”在王正毅看来，政治经济解决动力的问题，地理因素解决生存空间的问题。“国家和人一样，我们要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依靠什么来拓展？ 依靠你的实力，实力最主要来自政治经济。”为了让我能够理解，他尽量把专业的问题说得通俗易懂。
当年，王正毅以“经济发展”为题准备博士学位论文时，触及的是国际学术界关于“发展”的两个命题：一是发展是单一国家的行为，因而存在一种普遍的发展模式；另一个是发展是国家在区域或世界体系中的行为，因而受制于所处的国际体系。在论文中，他通过对东南亚十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经验进行历时性的结构分析（400年的殖民地历史及其共同遗产），及共时性的比较分析（50年的三种不同发展模式），证实了一个观点：即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是在某种国际体系中的发展。从世界体系论切入，王正毅解决了对于东南亚发展的分析框架这一难题。
1997年，王正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该书后记中，他说，当年将东南亚地区政治经济地理作为博士论文选题，一方面是基于当时国内地理学界很少有人将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结合起来对东南亚进行综合研究，另一方面是受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影响。“我发现东南亚的发展决非是脱离整个世界体系而完全独立发展的，特别是这个地区长期处于东西方文明体系的‘边缘地带’”。
正是对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和世界体系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激发了他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研究的兴趣，博士毕业后，王正毅全面转向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现实的研究。
也是在博士毕业那年，王正毅面临着人生中的重大抉择。博士一毕业，他由讲师晋升为副教授，住房条件也得到改善，分了一室一厅。但身处当时的下海潮中，当有南方某大公司给他开出月薪四千和四室一厅住房的工作机会时，想到自己在南开每月97元的工资，他犹豫了。为此，他和妻子聊了一个通宵，最终决定留下，并积极寻求出国深造的机会。他仍然记得当时借用系里的打字机，一个月里写了9封英文信发给了国外的一些大学。没过多久，他收到多份“offer”，甚至同时得到沃勒斯坦和吉尔平的邀请，所不同的是，沃勒斯坦明确告诉他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和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做博士后有经费，而吉尔平的回信则比较模糊。
1994年，王正毅飞赴美国，参加为期一年的名为“国家、市场与社会：不同的逻辑还是同一个领域”（States，Markets and Societies:separate logics or a single domain?）的博士后研究项目。这一年时间里，他与另外四位博士后研究人员不仅完成了各自的研究论文，而且还在沃勒斯坦指导下系统学习了世界体系理论。
博士后训练项目每周有两项学术活动：每周二下午的读书研讨会，讨论沃勒斯坦指定的与世界体系论相关的书目，参加者除了五位博士后研究人员，还经常有过往的访问学者；每周三下午的专题讨论会，讨论每位博士后研究人员自选的与世界体系理论相关的研究论文，参与者进行评议。作为该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位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一旦通过答辩，将发表在布罗代尔研究中心的杂志《评论》（Review）上。
时隔多年，王正毅对那时高强度的学习和研究仍然记忆犹新。尽管他的英语水平还算不错，但初期仍时有听不懂同学发音的窘境。另外，每周讨论前需要大量的阅读，比如一周内读完布罗代尔的三卷本著作。讨论《东方主义》的时候，沃勒斯坦会请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的萨义德。同样地，讨论埃及经济学家、依附论先驱人物萨米尔·阿明的著作时，阿明也会从埃及过来；讨论《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时，也会请贡德·弗兰克过来。“读谁的书，就请谁来一起现场讨论，机会难得，但问题你答不上来，经常尴尬。”这些学术训练让他了解国际学术界的前沿。而这也是王正毅从沃勒斯坦那里得到的最大收获。“虽然我不一定很同意他的观点，但我对他的学术视野、广博的知识以及独特的思维方法很欣赏。”
填补国内学界空白
1997年，彼时32岁的王正毅已成为南开大学文科最年轻的正教授，同时还兼任南开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某天，他参加了商务印书馆一行四位编辑来南开组稿的座谈会。临别时，他告诉商务编辑自己有撰写《世界体系论与中国》的想法，接下来，他向商务提交了写作提纲，此后他利用业余时间，每晚在办公室写作，直至1999年完稿，并于2000年出版。虽然是因为这一契机而开始写作，而其远因，则与世界体系论的倡导者和追随者关于世界体系与中国的关系的争论密切相关。
王正毅说，在世界体系理论的构建和发展过程中，中国一直是其关注的重点，这既可以从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中关于葡萄牙和中国的历史对比中略见一斑，也可以从世界体系论后来受到的挑战得以证实。“这些争论告诉我们，如果从世界体系论的分析框架研究中国，深入了解世界体系论及其争论是非常必要的。”然而，与世界体系论在国际学术界的状况相比较，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内学术界，虽然世界体系论者的代表著作逐渐被翻译成中文，如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开放社会科学》《历史资本主义》《所知世界的终结》《沃勒斯坦精粹》；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萨米·阿明的《不平等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乔万尼·阿里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等，但即使与日本、韩国学术界对世界体系论的研究相比，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仍然是很薄弱，如沃勒斯坦的《从社会科学中走出来》的日译本和韩译本早已出版，早在20世纪90年代，田中明彦就曾出版了《世界系统》，而另一位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更是应用世界体系分析出版了颇具影响力的《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
2000年之前，国内学界还没有一本系统评析世界体系论的著作，更没有一本将世界体系分析作为分析方法分析中国与世界体系关系的著作。这是王正毅写作这本书最大的触因。
中国经济崛起是世界体系发展的延续和补充，还是作为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对世界体系的终结？ 这是过去30多年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争论的一个学术命题。“我很欢迎王正毅这本书的出版。在本书中，他努力寻求世界体系分析与当代中国的相关性。”《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初版时，沃勒斯坦为这位中国弟子的新书写了一篇简短的序言，开篇就点出了这本书的意旨。
如果说书中前几编的内容是他对世界体系论这一学术流派的梳理和评析，那么第四编“世界体系与中国”则是他作为该学派的一员，对世界体系论的修正和反思。而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可以追溯至他1995年完成的博士后研究论文“Inherit or Transfer? A Dilemma in Reconstructing Chinese Social Reality”，当时，这篇长达58页的英文论文通过答辩，发表在《评论》（Review，Vo1.21，No.3，1998，pp.327-382）上。
“今天国际秩序的转换，不可能像以往那样通过大规模或全面战争的方式在短期内迅速完成，而要经历新旧秩序并存、旧秩序的影响逐渐消解而新秩序逐步构建的较长时段。这个过程中各国作用都在变化，其中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地缘竞争、制度扩张不会轻易地退出世界政治的舞台，而有关构建新秩序的主张仍未得到充分的讨论和适用。新旧秩序交织、各种规则并存、双重标准、多种调整混杂仍然是常态。”在《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出版座谈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原副院长唐永胜指出，在这样的世界中，旧世界恐慌，新世界萌动，这种情况的出现，恰恰说明国际社会需要对现有规则秩序中不合理不充分的内容进行必要有效的变革。
王正毅说，中国融入世界、参与世界，那个“世界”不仅仅是尼泊尔、肯尼亚，也不仅仅是美国和欧洲，而是一个世界体系。“我这本书是努力探寻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中国与起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并未给出终极答案，而是希望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注意，如何来回答这些问题。”
“50年后的世界将与现在的世界非常不同——无论是社会经济世界，还是知识世界。我们一定要努力奋斗，以便使未来的世界不只是与现在的世界不同，而是更好。”25年前，沃勒斯坦在王正毅新书中提出的美好寄语，让人不由地想起一百多年前大清官员梁济向儿子梁漱溟提出的那句世纪之问：“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对父亲的回答是：“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而对于王正毅而言，他对学术的执着和激情，也同样是基于这种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深切的家国情怀。
来源：读书圈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