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麦家曾在成都居住了15年，又离开了17年。站在曾经居住过的小区门口，麦家举手指向顶楼的两扇绿色玻璃：“就在那里，我写完了《风声》。那时候楼上的三角梅，一直垂到了我的窗边。”

暑期，在成都再次见到麦家。他说，这次回来，是要“重走一次来时路”。

麦家曾在成都居住了15年，又离开了17年。站在曾经居住过的小区门口，麦家举手指向顶楼的两扇绿色玻璃：“就在那里，我写完了《风声》。那时候楼上的三角梅，一直垂到了我的窗边。”

麦家不止一次提到他对成都的喜爱。回到这座城市，他的神情显得格外轻松，穿着粉色公主裙的小女儿，正要把爆米花送进爸爸嘴里。

“你现在看起来很阳光。”我们说。

麦家笑了，却摇头否认：“‘阳光’好像从来跟我是隔绝的。我一直是阴云密布。”

痛苦，是与麦家聊天绕不开的关键词。他在最近推出的新书《痛苦是条虫》里形容：

“快乐是长翅膀的，有一天会飞走，痛苦是条虫，会钻到内部深处躲起来。”

我欠母亲一本书

“在我的内心，始终有一个剪不断的童年尾巴。”

麦家的痛苦，根源于他的童年。回望故乡，麦家在《人生海海》《人间信》中不断寻找出口，他却依然感到不自在、不快乐。他在很多场合都引用过博尔赫斯的这句话自嘲：“我犯下了一个人能犯下的最深重的罪孽——我从不感到幸福。”

儿时，麦家总是被排挤、被霸凌。

有一回他和同学打架，父亲匆匆赶来，麦家原以为父亲要为自己撑腰，没想到父亲却当着同学父母的面，狠狠扇了他两个大耳光。麦家的鼻梁被打破，血流了满脸——这一幕，也被麦家写在了《人间信》里。

“我是一个被抛弃的人。”在麦家的回忆里，年少时期总是充满了孤独，当时自己特别希望可以得到公平对待，能够被人接纳，“于是我12岁时开始写日记，我自己‘发明’了一个朋友，作为我聊天倾诉的对象。”

从12岁到61岁，“痛苦”的内容在发生变化。

第一部长篇作品《解密》，横跨麦家的青年到中年。他从1991年开始写起，一写就是11年，写了100多万字，每个字都是“精神最敏感、最柔软、最秘密的地方”。在经历17次退稿，终于出版时，书稿被删减到21万字。

2024年，麦家来成都宣传电影《解密》

麦家说，这11年相当痛苦，“被冷漠，被煎熬。”那时候他暗下决心：“我这样的人，你不能让我跳上台。一旦让我跳上来，我就不会中途罢演，我就会一直跳，跳到死为止。”

麦家也确实“上台”了。2008年，麦家凭借《暗算》获得茅盾文学奖，开始了他的文学狂飙。从2009年到2011年，他写了四本书。麦家说，“在被冷落的那11年里，我已经接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我相信我在写作路上就算是遇到再大的痛苦，也都是小一个字号的。”

话虽如此，但麦家还是向我们承认，写小说这件事，本身就让他神经无比紧张：“每次坐到电脑前，我都害怕……（怕）今天我写不出来，或者怕我回顾昨天写的东西时，却发现昨天没写好，我又得把它删掉。这种紧张和不安，在写小说的每一天都陪伴着我。”他说自己写作已经出现了一种“病态”：每天写500字，第二天很可能把这500字删掉；电脑屏幕上的一行字里，末尾绝对不能出现标点，“如果出现标点的话，对不起，我要到前面去把哪句话调整一下，让这个标点符号要么缩到前面去，要么挤到后面去。”

对于麦家来说，最艰难的写作还是关于故乡。

写完《风声》《暗算》等谍战题材小说后，他才小心翼翼地尝试触碰故乡。他开玩笑说，许多作家都从自己的故乡开始写，他不一样，写的都是特工，“他们都不在生活中，是在传说中。”

如今年逾60，麦家同样也还有想写，但未敢触及的内容：他的母亲。

“我母亲生了10个孩子，养活了5个，都不是‘废物’。”在麦家的记忆里，母亲隐忍、善良、坚韧，是家庭的希望。母亲始终是笑着，即使上午父亲被人带走，下午时就已经调整好了情绪，见到每一个人都是笑脸相迎。

麦家把现在一切所得都归结于母亲的庇护。麦家说，小时候常常听见母亲一个人隐隐哭泣，但从来没有见她大哭过，“我后来在笔下塑造出那么多坚强的、智慧超群的、具有奉献精神的女性，都和我母亲分不开。”他回忆母亲出殡那天，村庄里的老人们都来送行，“人山人海”。

那本成为他写作重大转折点的《人生海海》，也是在母亲的开解下才写出来。父亲去世后，麦家回到故乡陪伴母亲。很多次和母亲一起外出，遇到相熟的人，麦家总是下意识回避。母亲这才发现麦家依然还记恨着当年欺负过他的那些人。

“母亲大吃一惊，她对我说，这些东西你早就应该放下。”麦家说，其实在那些年代，母亲受到的欺凌和委屈，是他的成千上万倍，这些仇恨居然早就被她放下，这让麦家觉得自己的母亲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她说，我一个农村妇女，都可以放得下，你一个读了那么多年书的人，怎么还放不下？”

“我欠我母亲一本书。”采访中，这句话麦家重复了多次。

旧居的三角梅，放不下的老友

无疑，麦家是一位高敏感的作家。他几乎不社交，只过家庭生活。

“我害怕见陌生人，另外我这人实在是太无趣，我既不会打牌，也不会下棋，我甚至都不会聊天，我只会说事。”麦家扬了扬手，指了指记者和自己，他说自己唯一擅长的社交，就只有这样面对面、一对一地聊天，“超过三个人跟我说话，我马上就会不知所措。”

他享受这种和社会多一层隔离的感觉，他喜欢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待在家里，阅读写作，享受家庭生活。

他写小说时候，写到高潮时就常常日夜不分。妻子闫颜替他打理好了一切需要社交的种种事宜，她称呼他为“麦老师”，形容麦家是那种“需要被好好保护的艺术家”：“他需要稳定的环境和土壤，才能激发他的创作。”

麦家牵着女儿走在曾经住过的小区附近

情感细腻，便格外念旧。在杭州的日子里，他常常思念被他称为“平行故乡”的成都，他觉得这座城市与他有着“十分隐秘”的关系。

那株种在成都旧居的三角梅，是一位西昌的老战友送给麦家的，麦家离开西昌时怜惜它，决定带回成都，于是便抱着那盆三角梅坐了六七个小时的火车。

回到成都后，麦家装了一大铁桶的泥土重新养着，看着它一天比一天茂盛，从二层开到了一楼的窗台，“特别灿烂，像鲜血一样。”等到麦家要离开成都时，它已经茂盛到无法移植，“至少要用一辆卡车。”

“大概在四五年前，我发现这株三角梅突然不见了，不知道是不是死了，或者被人清理掉了。”远在杭州的麦家为此而惴惴不安，“我觉得会不会预示着有什么意外要发生。这株三角梅陪伴过我很困难的时期，但它突然消失了。”

最让麦家放不下的，是在成都的一帮老友，那时候大家都还是文学界的“无名之辈”，周末时，他们一群年轻人要么去洁尘家，要么去茶馆喝茶，一起聊聊文学，交换信息，“抱团取暖”。

他想念被他称作“大哥”的阿来。那时候麦家和阿来住在二环路的一南一北，于是二人经常约定在中心点杜甫草堂，找一个地方吃饭，喝茶，聊天，洗脚，然后聊聊读书与写作。

“就这样安安静静地……是非常美好的回忆，我很怀念，也很珍惜。”聊起老友，麦家甚至能回忆起20多年前，和何大草在茶馆里聊天的细节。

那时他们聊到一篇海明威的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小说的开头提到，乞力马扎罗山的西高峰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尸体。于是两人感慨，豹子是如何到达这么高寒的地方的？为什么不去温暖的地方？“最后我们觉得，这只豹子就是探索极限的伟大象征，文学带给我们的就是没有尽头的精神世界。”

麦家说，自己朋友很少，但一旦交了朋友，就无比珍惜。他想象着有一天，阿来、何大草、何小竹、洁尘夫妇等老友一起来到杭州，他要带他们去家里吃饭，然后一起住在宾馆里，在房间里彻夜长谈。

“我们既谈文学，也谈人生，还谈自己子女。”麦家说，他想要和他们见面，不是一夜，而是两夜、三夜，更多的时间。

或许是太过于珍视，麦家又恐惧这场见面，在他心里，他们不是“可以随随便便见见的朋友”：“我会拿出我的真诚去满足我对他们的想念。如果只是吃一顿饭，然后就此别过，这样我觉得不见也罢。”

渴望变老，或者，回到十八岁

麦家有散步的习惯，一走起来仿佛就不知疲倦。夜幕降临时，我们从麦家当年的小区出来，一起散步到一公里外的西南财经大学。

这是当初麦家在成都最常走的路线。他走路很快，可以一个人走在最前面。重走这条熟悉的道路，也让他兴致很高，一路都在指着路边的各种建筑：“我每天吃完晚饭，就开始从这儿走……走过二环路，走过峨眉电影制片厂，再经过麦德龙超市……这里原来有个变电站，变电站旁边是块菜地。”

麦家在成都时，居住的小区

对那时候的麦家来说，跨过西财校门的那一刻，“散步才刚刚开始”：可以不用在意周围的人来车往，在静谧的校园小道上，仿佛进入心流状态。他在学校里一遍又一遍绕着圈子，脚下不停，思考也不停，许多小说片段就诞生在这里。

在这里，麦家给我们讲述了他的一次“美丽的邂逅”。2001年，《解密》还没出版，麦家正在写作中苦苦煎熬，在西财校园散步时，看到一个小伙子独自坐在石凳上。麦家心中苦闷，便上去攀谈。

“他说他也在写小说和诗歌，我说我也在写作，于是我们谈得非常热烈，互相还留了电话。”后来两人都没有再联系，但麦家说，在那个傍晚，他忽然感觉到，原来在陌生的人群中还有跟他如此相似的一个人，“我看到了人群中一颗文学的心脏。和我一样默默无名，但每天都在阅读和写作，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写出来。陌路相逢，又何必曾相识？知音遇到知音，惺惺相惜的感觉。”

那天晚上，我们站在西财校门路口，麦家扶着一根电线杆等红绿灯。站在夏夜的晚风里，他显得十分轻松惬意。我突发奇想，询问麦家：“如果时光可以倒退30年，你愿意再来一遍这段人生吗？”

“太苦太难了，我不想再重走一遍。”麦家摆摆手，“我甚至真的渴望自己快速变老。我现在已经年过花甲，但我其实特别希望有一天，马上到71岁，甚至81岁……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焦虑。”

在白天时，我们聊到未来，麦家说，他会一直写下去，直到有一天老年痴呆，或是生命终止；而在夜色中，麦家沉默了一会儿后说：“老去就可以放下……现在总觉得好像还能写，有些事情还能做，如果弃而不做，就会内疚，会觉得对不起。如果我真的七老八十了，客观上年龄就不允许我去拼拼杀杀了，我就可以自甘投降了。”

“那你的哪一个年龄段是最黄金的？”我接着问。

“18岁。上大学的时候，真是无忧无虑。”那时候的麦家，大量的闲暇时间都和朋友耗在一起。

“那时候我们随波逐流，活在当下，没有目标，只是往前走……如果能让我重来，我愿意回到那时候。”麦家说。

红星新闻记者 毛渝川 任宏伟 编辑 苏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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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红星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