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边是资深媒体人隐遁之后的自我挖掘，变卖自己成为清高的“文化资本家”，泣血地提供文化产品；另一边则是年轻作家、媒体诗人“一天只有一个小时的生命能量”，需直面生命本身气馁的危机。

当出版几十年的杂志社突然停刊，稳定的编辑团队遣散，记者被劝导不要写得“太好”“太深刻”，这不符合日报要求……

一边是资深媒体人隐遁之后的自我挖掘，变卖自己成为清高的“文化资本家”，泣血地提供文化产品；另一边则是年轻作家、媒体诗人“一天只有一个小时的生命能量”，需直面生命本身气馁的危机。

我们是否真的从未精神独立，从未真正觉醒？年轻人是否应该从最微茫的阶级里推导出自己最高的文化尊严？

这个春天，邹波从海外回到故乡，决心掠过“作家”的身份之云，直接把自己当成“文化资本家”——

从精英自诩的写作者角度，探讨其社会理想的自相矛盾，以及其试图代言生活的失败。结合归来后的一些感受，谈谈“文化资本家”这种浮云一样的身份，精读这本《我们从未觉醒》。

我们从未真正觉醒，我们从未被代言

撰文 / 邹波

在加拿大当红脖子，现在回来宣传无意中得以出版的小书《在陈词滥调背后》，好像急着变回一个文化人，比欲望还急。

阔别多年，一番公开自我解释和“帮你脑补”之后，我仍然写道：“天空始终有康德的群星没有看见我，裤管里我还能抖露赫拉巴尔[1]流量的群鼠”——我还有存货。我也还在不停写，不停创造，不停“得以流出”。

在上海，朋友和我在网红披萨店边吃饼子边聊：只要我们对自己还有精神落差，就还能写作，就还能凭此写作而保持作家和媒体人的身份，它和财富无关，也和有无艺术的庇护者包养无关。

同样是榨干价值，朋友宁可认为自己是向内心求取，而不是卷——

他所谓“对自己还有精神落差”，指自己还有能写却没写出来的东西——这次我碰到太多“我辞职了或者失业了正在写书”的写作者，仿佛只要我们还有这个“未写之书”，我们就还有价值，不用向外参与“内卷”。

仿佛，这落差就是自己的“文化势能”，是我们的资源，都是所谓符号资本、文化资本——只要我们提笔还能写作，开口还在言说，还有读者，听众，我们就是“符号资本家”“文化资本家”。

朋友任主编十几年的杂志刚刚停刊，十几年团队解散，目前在家，重新发现自我，和我过去十年隐遁差不多，挖呀挖呀挖自己，也有存货——如果能设法取得多年研究成果的版权，把多年在杂志的积累编成书，就都还是“符号资本家”“文化资本家”。否则呢——“当然也还是。”我们永远都是文化人，亘古都是，蛮荒都是，末日都是。

这个编辑团队是我见过的最稳定的编辑团队，遣散后，也有朋友去日报当记者的。日报的采访据说已到了编辑对采访的每一个问题手把手的实时干涉的地步，对于一份只剩流量平台的报纸，记者这行几乎像个提线木偶，倒也和变水的媒体相称。

㊟ 《重版出来！》剧照

去日报当了记者的杂志朋友也还是“文化资本家”，因为他还在“写作”，主编经常劝他不要写得“太好”。“太深刻”不符合日报要求。这就是从杂志去日报的“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无奈。

于是，他就像，用文化势能向上顶穿了职业要求的文化天花板，就变成没有用的势能——变得“超然”。

我常说：我的朋友如今都正直高尚，因为时代凝固，所以大家原地变珍贵，变高尚，于是变得超然也很容易了。他“呵呵”。

我又想起，那个主编朋友专注内心的态度：“来吧，屏蔽一切热搜信息，专注内心”——这一点我很共鸣，回来最大的好处就是反而不用再看任何线上信息，因为我已经拥有线下的根源，一旦成为源泉本身，你就不用理会那些虚伪的外在——我的外在和他人的外在，都不再值得我注意，不再值得我抒情。是啊，我回来反而内化了。这再次解释了博尔赫斯那句话：“游牧者进城，三年不出门”。我貌似在到处旅行，分享我的新书，但其实我只是在我的语言的内部。我更加讨厌日常聊天，我孤注一掷地在分享会上充分言说。

万物已经愧对抒情，正成为我原创的口头禅——万物都过分自觉自己的价值，过分自我标榜，把自己变成人设和物设，实际是通过减少自己的属性，来变现自己，就不再值得我们去“额外地写”。我们“超然者”的抒情就是到处扑空，我也偏要扑空，我们既感到自己世俗的价值，又感到精神金字塔顶端那洁癖的超然的扑空——当然，或许也是万物已傲慢到拒绝被代言，一定要自己来说出陈词滥调的人云亦云。或者，我们作为写作劳动者，也从未被代言过。

当这种“超然”出现在一个写作者的市场价值的金字塔顶端，我们就仍是可以一边变卖自己一边又有点清高的“文化资本家”，我们保持着扑空的姿态，这个姿态本身会因为我们的身价而增加含金。

而当这种超然出现在底层、成为我们唯一的精神基础甚至唯一内容。我们就是躺平的、孔乙己一样的、精神上的“文化资本家”，我们保持这扑空的姿态躺平。

“躺平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是无力地死去。”

㊟ 《我的解放日志》剧照

这天夜晚，看着躺平到柔弱的年轻作家、媒体诗人，穿着就像一团地心的绒云的湿毛衣，投入黄浦江西岸的滂沱大雨里，年轻人说自己一天只有一个小时的能量，然后会没有电了。

“这是勤奋的后果吗？”——他说“这是勤奋地躺平的后果，这是躺平而又勤奋并忠于自己内心的后果”——

成了这个年轻自由撰稿人马拉之死的气若游丝的坚持，而写作最后变成了一个这样的评论，评论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写出一个博尔赫斯的夜晚，这种气馁和同归于尽的感受，又变成了“文化产品”或者我们时代的文学内容本身……

他说：“许多年轻作家、年轻媒体人面对的都不再是矫情的‘写作的焦虑’，而是生命本身气馁的危机”——写作本身直接面临生命的焦虑，这是否让文学更直接？而全部文学的内容好像只是有点直接的气馁，甚至谈不上一种锋利的气馁。

这位深夜和我交谈到最后的媒体青年更决绝，索性不要记者的单位，做了自由撰稿人。但他羡慕我们当年能有杂志社养着，从田野入手，写下以现实为养料的抒情诗并兼顾确实性，如今的年轻媒体人，以最经济最节省的方式，就是作为一个稿费为生的人，从思想史和历史中的“虚拟采访”和低成本的“整理纸故”的过程中，释放自己采访的激情，我联想伍尔夫说的——当一个人先读历史再进入诗歌，就会像一条蠕虫，突然长出雄鹰的翅膀。

谈起新旧媒体人的不同境遇，我总是引用《文化的解释》[2]这本书，我说我们那个时候至少文化是可以解释文化自身的。而如今文化已经破碎得不再能解释文化自身，所以那时候我们写得更充分。而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办法把话说充分。如今我们和年轻人又其实落在了同一个陷阱里。

于是我自嘲说：即便那时我们能直接从现实入手，如今也就是白杨夹道，自己却变成了苍蝇的样子。而这个像普鲁斯特一样柔弱的年轻人，好像挥舞着毫无胴体的雄鹰翅膀，在比我们更沉重地在飞翔。

我突然想起里尔克给青年的第一封信，那是多么的相对主义啊——“你向外看，是你现在最不应该的事，没有人能给你出主意，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只有唯一的方法，请你走向内心。”

㊟ 《我的解放日志》剧照

这可能是我离开的十年里，我不在场的地方，发生在媒体行业的个案还是普遍现象？——

他们本来应该去绝对的外部世界一展身手地观察和写作，结果只能一开始就变成内化的虚拟采访，仿佛又是对自己的扑空——年轻人果然意味深长地说：“我们结果是在对自己玩虚拟现实”。这和自欺有什么区别？无论你在从事这行与否，无论你是自由撰稿还是仍属于传统意义的媒体人，都仿佛在被迫以媒体的名义在过家家。

就这样，我这次以巡回推广为名义的谈话体验，最初的一两个月过去了，也好像经历了冬去春来，我遇见不同的人，问不同的问题，也延伸同一些问题的思考。在路上，我也继续读着美国作家穆萨·阿尔-加尔比这本新书《我们从未觉醒：新精英的文化矛盾》。

你会发现，我已经从文章开头就一直在使用这本书里的概念——

按照这本书，我们这些边缘化的媒体人，都仍属于“精英”，属于精英里面的“文化资本家”。我们通过创造或吸附文化和艺术的价值，可能重新得以从边缘，被吸纳进整个“精英”群体的主流和正统甚至网红的中心。

然后，“精英”通过整个“符号经济”的助推，将我们提供的“文化资本”的价值观包括意识形态服务的产品，传递给“官僚阶层”所用。这本《我们从未觉醒：新精英的文化矛盾》说：从基督教的历史到后世的各种革命，历史莫不如此。

如上所述，这本书，加上本文开头我朋友在披萨店的那番话，姑且帮我完成了这次回来之后的自我身份确认。

本书作者是一位美国穆斯林知识分子，自由派。这本书，比之前我在专栏介绍过的那本英国左派写的《店主之国》，更清晰地描述了我们这样自封的“符号资本家”“文化资本家”。同样的群体，《店主之国》里称之为“职业管理阶级”，忽略了文化这一重要领域。（点击阅读《店主之国》书评）

支撑我的文化资本的存量因素，当然包括多年前种下的友谊之花。如果再有人说世界是一个草台班子，我会用T.S.艾略特在《某夫人画像》里的句子接下茬，“但肖邦也只应重生于他的朋友当中”——是啊，我也还是圈子、关系和友谊承认的“裙带符号资本家”“裙带文化资本家”。

㊟ 《方形》剧照

我回来真实的感受，正是这种在适应和不适之间调试的感觉，就是感觉这里的一切就像过家家。金钱像筹码，生活像鱿鱼，背地里，我感到一切是游戏。

但尤其早春的月圆之夜，被月亮大醒了，我就同时幻想我的文学和我的“文化资本”，像复眼眺望远方，看着我早已替换的读者……

会有一个过去的读者，如今已是了不起的诗人，给我的旧文字写一首又一首Ode（颂诗）。这种热切，不仅阻止我被埋葬，甚至像热烈过度、简直把我谬赞成雪莱颂歌下的一只阴间的云雀……

这就是我所做的——和同样是诗人的读者招魂一样互相召唤，看着天上的云朵，精神互相赋魅——这文学意义的互相召唤，这是否是一种失去了真实社会参照的同义反复？我写过：“对耸肩上去的云不能再耸肩”——我是否还在二次复魅我的现实价值？

因为，与此同时，我其实又决心掠过“作家”的身份之云，直接把自己当成一个“文化资本家”——就像博尔赫斯的《双梦记》里的抒情，“在冥冥中主宰一切的神是慷慨的。”或者这种抒情，更像庸俗的谶语，“那个人拿了钱，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在自己后院发现了财宝。”

经济下行，我们做着双梦或三梦，在我们的第三或者第四第五故乡。但无论如何，好像终究还是那句口号——我跑步进入这个某个社会——我的归来，就像中学《社会发展史》里的读到的“苦聪人，正跑步进入了这个社会”。

我试图决定我能决定的自己，我决定我想表现的自己，我决定我能决定的旅行，我能决定我的蜕变、转型和变形，回来两个月没有皱眉头，保持不受欺负的脸，“就好像在美容”。

“纯洁”仍然是一种可变现的美容资本？而你艰苦坚持而保持的内心的崇高感、固穷感，是否会被精英群体视为“小清新”来珍惜？这些都是偏差。

㊟ 《方形》剧照

我做了重大的决定——决定停止十年极夜一样的孤独的沉默，我决定开始变成一个极昼的派对的流水席子的话痨和人来疯。这就是我基本的故事，一句话就讲完了。

我决定继续言说自己。但我尽力不成为自己最看不起的敌人、尽力不去说出工具理性和话术的陈词滥调、不对自己这本书的名字打脸。这又像是我的道德资本。

为此，我决定顿悟。我决定我的文字和我的言说将无缝地转化——我决定，我写作的时候有多流畅，思维有多丰富，我说话就有多流畅——我谈话就像实时写随笔，I am essaying you！——

我谈话，犹如写作者镜前转身。你能阻挡我穿衣服，但谁也无法阻挡我写和说的转换自如和一致。我的成本就为零，就是某种优良资产，甚至是无印良品——我话语的来源是文字的思维，而其他人流畅来源是日常聊天的惯性。所以我们源泉不同。

我讨厌你的源泉——聊天能力，日常对话的能力，搭讪的能力——我决心集中我的资源、我的谈话能力，只在正式场合使用，仿佛把自己当成黄金，正如菲利普·拉金所写的“有时我开始像钱一样在我自己的身体里渴望被花”。那又是一种多么哀怨的表情。

然后，还是不可避免地——事情终究不得不开始和写作本身无关……我继续站在穿衣镜前或者旅馆昏暗的小镜子前或者高铁厕所里更衣打扮，戴上领结，祭出我参加弥赛亚合唱、生活在歌剧里的经验，去参加分享会并歌唱一个彩蛋。我会提前看场地，看建筑的声学结构，是否像一个让我没有压力的教堂的空间，看我的嗓音是否能治愈，看我的话语是否有一种阿甘的娱乐性。一种对表演性的要求，的确就像过分的美学自觉，如飓风、立体的风暴在我周身刮着。

㊟ 《宇宙探索编辑部》剧照

记得抵达加拿大时的感受：“我一来就工作，还没问出问题，就已变成答案”——同样，“我一回来就被当成文化人来爱”，我的问题同样还没问出口——我还没问出口就得出上述答案的问题正是：“我是谁？”

我再次想起那个日报的朋友——他隐喻了我们不再自由的写作，但我仍会问我到底是谁，这好像更加在放飞的自我是谁——我是记者、作家、诗人？表演艺术家？

奥登在评论莎士比亚的戏剧《错误的喜剧》时说：《纽约时报》上一个厨子的讣告是悲伤的，一个“烘培公司的官员”的讣告是笑话。因为厨子是一个职位，而后者不是，只是自己的“一个自封的弼马温”——它怎么可能死。

我们的身份介乎于二者之间。我们不再是厨子，又还没有获得“烘培公司的官员”的确定性。在这个不确定的身份上，我们若死去，会作为无名者和杂耍者而死去。

《我们从未觉醒：新精英的文化矛盾》这本书作者说的正是过于宽泛的虚拟身份——定义过于宽泛的文化精英（包含露宿街头的出了一两本书的人，就像体育界的前世界冠军们）、定义过于宽泛的“符号资本家”（Symbolic Capitalist）、定义过于宽泛的文化资本家（Cultural Capitalist）、过于泛指的知识分子，文化人——

它包含任何知识生产者、思想生产者、文化生产者，包括任何有可能创造出有价值的思想、甚至发明意识形态的人，也包括仍一文不名的网络写作者，任何想称为“网红”的内容提供者，以及还不能财务独立的、无论生死的学生党——包括新闻里，我在武汉从小长大的湖北大学的那个新校区刚刚轻生的女孩……

当一个年轻人决定去死（倘若真相如此），是没有想到自己在宇宙最高的荣耀和使命？还是看透了自己的最高使命的可怜与可悲？

㊟ 《热点》剧照

而自杀（倘若真相如此），是否是一个反商业的、反功利者正常的逻辑能推理出来的东西？就像托尔斯泰在如日中天时对自杀的自然推理出来的自洽？

“文化资本家”这个虚拟身份，是否仍然是如今的毕业即失业的学生身上的唯一希望？

一个年轻人是否仍应该从最微茫的阶级希望里推导出自己最高的文化尊严？

我们是否不应再想象自己是海子卡在铁路上的样子，我甚至都回忆不起来他被卡得像书的形状，我甚至都不再回忆得起来我上次出书时书和我的样——而商业和文创已是所有文化人预期的求生底色。

不是死去的年轻的她，而是我——才是那阴间还在做梦的云雀，一个颠沛流离的文化鸟人。

《我们从未觉醒：新精英的文化矛盾》这本书里，“符号资本家”“文化资本家”的概念，显然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是”，以及彼得·德鲁克所说的“符号经济”（Symbolic Economy）的概念综合衍生出。

“符号资本”指个人或群体通过符号和象征性资源（如知识声望、荣誉、地位和权力）获得的社会认可和尊重。而它运转的环境——是“符号经济”。

本书的重点，正是谈被过于宽泛纳入“符号资本家”（Symbolic Capitalist）这伪精英群体的知识分子——我们并不是直接做慈善，或者投资再投资。很多人其实仍然是无产者，仍然是小手工业者，一种匠人一样艺术家，写作者。

但我们做梦一样地加入进步主义的阳春白雪，梦游时泣血地提供文化产品，任何所谓狂野的艺术，都通过规训，变成无害的小清新来变卖……但我们从未精神独立，从未真正觉醒。

这本书谈到，西方来说，1920 年代，1960 年代，1990 年代以来，三次进步主义精神大觉醒。

㊟ 《方形》剧照

1920 年代的觉醒，因为白人平民知识阶层要和权贵争夺工作机会，而牺牲少数族裔的权益；1960 年代的觉醒，是学生对 1920 年代的少数族裔牺牲的补偿式抗议，但结果以学生得到更好的贷款权益告终，垮掉的一代很多成为了教授或者政客；1990 年代的第三次大觉醒，在作者看来，是从占领华尔街开始，一直到现在的进步主义——这次，仅仅是精英阶层在把自己变成“象征性的好人”从而豁免于后来各种平权抗议的声讨，从而保持自己的利益。

这些觉醒，都只是精英阶层，在通过自我批评形成一种灯下黑，从而在自我批评中反而让自己豁免于社会正义的追究。

不同社会异曲同工。回来，我问过一位知名作家：“从草根开始，这些年是否终究混入了名利场或上流社会？”他说没有，“我仍然是乡村的烧炭的血性”。但我们终究蹭在精英群体里，文化资本家的群体里，我们貌似独善其身，但我们只有两种有限的选择：

第一种选择，我们主动创造立场和姿态，但姿态并不反应我们在世界上的处境，而决定于我们在圈子里的处境。

正如布迪厄说：“立场是虚假的，它反应的只是知识分子在学术领域的位置游戏。”这本身实际也就是我们的生存乃至生命焦虑和阶级焦虑。

我们仍西西弗斯一样地徒劳努力，想保持我们写作者思想者烧炭的血性，保持觉醒的姿态，试图代表超越阶级的价值，或者其他阶级的价值。我们作为文化创造者继续标榜对真善美的追求，对财富的蔑视，但正如《我们从未觉醒：新精英的文化矛盾》这本书所说：这些貌似的利他主义造就了精英乃至官僚阶级的稳固的声望和自主权和尊严，也成为这类仍被宠爱的文化资本家高薪的基础。我们或许仍然因有用而被我们偶尔蹭上的精英阶级宠爱，要么就沦为平行世界的垃圾。

我们的另一种选择，就是可怕的“平庸的恶”——对自己不感兴趣或者反对的东西的默认——就如奥威尔所说，“正统思想通过大多数人的默认而维系”。

㊟ 《百年孤独》剧照

当人们不能诚实地谈问题，文化的偏好就被文化人的默认伪造出来了，我们主张的，我们赞美的文化偏好，品味，根本不是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就连那些社会正义范畴里的 LGBTQ+，或许正是我们大声疾呼却实际敬而远之的，并害怕发现我们是黑暗的共谋者而转而来审判我们的东西。这就是作者笔下的精英、符号资本家和文化资本家。

仿佛这句陈词滥调“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变成我违背癖好而支持你的癖好。这句话省略的宾语可能是个人主义者珍贵的独立性，但更可能是强者甚至霸占了弱者的话筒。于是，对于讨好卖乖的利维坦，我们的程序支持变成了内容上的支持，从顺从甚至变成认同。

我们又何尝不是过于泛指的中产阶级，过于泛指的“公民”，过于泛指的“富二代”，过于泛指的“作家”，过于泛指的“厨子”，过于宽泛意义上的“就业者”，而各种 “状元”实为“壮丁”……

在每一次新书分享会的对谈开头，我都要重复感谢人们把我当作一个文化人的好客，我总要祥林嫂一般地重复约翰·伯杰在节目上被问到：“如今世界范围内的人口流动和迁徙，究竟意味着什么？自由吗？”

伯杰想了好久才说出一个词：好客。我突然顿悟，我从来没有从接纳者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我们任性地离开，任性地归来，表达的是自由，但它更可能是一个不自由的人，或者自由有限的系统里的人对你的慷慨接纳和忍受——如今世界的问题本质，不就在于自由与好客之间的紧张感的变化吗？

在一个如此商业的全球社会，在一被如此缺乏 Robustness（鲁棒性，个人脱离社会以后的坚固度和自我保有能力）的全球社会，原子化的人们出让生命来对我们好客，就好像余秀华老师那句“穿过大半个中国来睡你”。睡的是人家的好客，好客大于你自我标榜的欲望，好客大于爱。

于是进步主义，我开始感到它的真诚。作者自己作为一个穆斯林说：进步主义消除了他内心矛盾的紧张感。

但关键却是，背后主张和默认它的人是虚伪的，明哲保身的。这样的进步主义精英，是没有资格代言我们这些新的沉默的大多数的。所以，从外部说，这种代言的偏差导致了外部的紧张。

资本者的慷慨和余力导致的商业伦理究竟变成了什么？——这正是这本书要击穿的破口——西方传统里的，加尔文清教资本家的工作观，主张资本和勤劳的余力充分用于更高尚的精神追求和对世界的精神奉献——即继续工作，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也强调如何让人们勤奋地再投资而不是守财。

本书作者进一步推论——精英资本家，剩余资本的去处有三个：勤奋地再投资、投入慈善、通过支持社会正义和进步主义来把自己变成“象征性的好人”。

我们这样的文化工作者，提供的正是被视为象征的那部分价值，我们仍然超然地在主张绝对的善，我们仍然在超然地坚持普世价值。我们这些理想主义者如今提供的价值，正好保护着精英，成为精英的遮羞布。

㊟ 《超脱》剧照

当然，在一个知识和艺术职位就像厨子一样更基本更被承认更稳固的社会，我们进步主义的代言最多还只是一种偏差。

这又让我不断想起那个雨夜的年轻媒体人“每天生命只剩一小时”的命悬一线的生命危机。

即便那样窘迫的境况，他还在思考大我，思考去代言那些沉默的历史和思想，似乎要用完最后一点窘迫的生命力来实现理想主义。

但为什么，如今的年轻的媒体人都要像一个老人那样开始抽象思考。一开始就不能写现实，而得被迫像赫拉巴尔那样刻意投身废品的世界去工作，去冥想，这种主动和被动的模糊，也造就了赫拉巴尔多年的争议。

但终究，无论主观还是客观，现在的媒体年轻人就像在一个废纸站劳动着，并保持着内心的写作价值与自我原则。

年轻人绝望的内在的劳动是怎样的，或者看看我在写这期书评时那种不可言说的劳动过程，都让我想起杨乐云先生在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译后记描述的本书的修改过程：

“第一稿作者自称阿波利奈尔式的诗稿……第二稿改成了散文，用的是布拉格口语，可他觉得缺少嘲讽味，即我们在文中感受到的黑色幽默。他认为，书中主人公，一个通过阅读废纸回收站里的旧书而无意中成为的文化人，于是又改用一丝不苟的严谨语言、捷克书面语完成了第三稿……变成了优美的叙事曲。”

但这种工序，是否和制作一个产品相似？我们似乎完成了一种来料加工的过程，过程却和需求方的要求完全是两码事。完全相反的南辕北辙的劳动——作者认为：对精英阶级来说，精神和理念反而是财富和工具，对普通人来说，精神才是精神。

但这种劳动，已经是我们这种写作劳动者，在废纸站空转我们的劳动——

我们并非是提出什么想法，就马上得以去实现，去现实检验，我们就像被挪用的别处的诗歌——这是一种神秘的现象——别人在别处写的诗，比此刻我们自己写的诗更能表达此刻。我们却正是被这样精明地挪用着。我们自己却仿佛完全“从别处”甚至“从外星”，加入了“文化资本家”和“符号资本家”的阵营。

事实上，我们通过这种刻舟求剑，丧失了此刻真正用文字和和世界交流的机会。是啊，说得这么玄乎，我们其实就是丧失了和现实对话的机会。

我们的叫卖并没有任何真正的交谈。我们说出一些话，我们的语境被抹杀，被挪用为某个用途的文化库存。我们的非虚构文字，记者写作，也变成了既不再是现实，也还不能成为历史的尴尬文本。

这也正是《我们从未觉醒：新精英的文化矛盾》试图讨论的“最重大的社会现象”与“文化矛盾”。我们身份矛盾，我们是劳动者，吃的白菜，却操着比白菜更昂贵的心，我们高贵的心又被卑鄙地利用。

我们既是文化代言者的精英姿态，我们本身又是渴求被代言的劳动者。我们这种夹缝里的文化资本家，写作者——我们既是精英，又是劳动阶级，我将“我无法被代言”的问题带回来，重新想代言别人而失败？

是的，你仍然会说，写作者是纯洁的，我们仍然在真诚地寻找我们刻意代言的读者，我们文字里真正的交谈对象，就像我和我用诗歌彼此召唤的读者，我们是否找到了，我们是否仍然在寻找？

㊟ 《宇宙探索编辑部》剧照

就如海伦·文德勒那本《看不见的倾听者》[3]里说的，乔治·赫伯特[4]渴望的恋人是上帝，于是信仰和性的激情合二为一。而斯特拉文斯基[5]说：我的音乐献给另一个可能的自我。而惠特曼[6]则把倾听对象放在了一个未来人身上。

斯特拉文斯基良好地代言了另一个自我。赫伯特则说啥就是啥地代言了想要啥样就是啥样的“柔情”“多情”也“性别流动”的上帝。惠特曼则完全是在对未来人表达希望，同时代的读者既被鼓励又同时被豁免。惠特曼哪里管那种迂腐：“好在知识不会通过性传播”，不，知识正是通过“一个床一个床陪睡过去”，STD 传播，空气传播海啸，爱总是这样展开，爱总是这样展开大我。

但这三者里，惠特曼的问题大一些：他面临“生活中情感失意和对没有伴侣就会停止写作的恐惧”。他面临没有倾听者和代言者的危机。

好在他找到了一个“未来的美国人”去倾诉和输出。“他的弥赛亚倾向，以及他对进化和科学进步的相信，也使得他将双眼投向未来。”

我想，艺术家，在主观上，最好要么对上帝抒情，要么对自我狂泻，要么就祈福，要么就预言，要么就是真正碰到了一模一样的人（几率极小，这种同义反复的爱情，也失去了传播和启蒙的创造生命的意义）——就不会出现“代言者偏差”。

“代言者偏差”这是我发明的词，当我读《纽约时报》，尤其是弗里德曼的专栏（最近他终于满怀愤懑地下课了），我怒火中烧地心说：这个夸夸其谈全球化的家伙，声称代表我，却根本代表不了我。

这是整个世界面临的问题：一方面，精英的理想、精英为众人设置的理想，正与众人真正的幸福南辕北辙；另一方面，更讽刺的是：精英实际捍卫的自身利益和社会阶层，也正与他们自己声称的理想相反。

也仍然回到《文化的解释》那本书曾揭示的：如今，我们的文化既不再能解释我们自身，我们也拒绝互相抒情，互相解释，互相补足，甚至拒绝互相脑补。这也是媒体的尴尬之一。

㊟ 《宇宙探索编辑部》剧照

不过，就像如今通常的西方著作一样，这本书所讨论的，仍然是在一个理性的、仍然给文化工作者以相对稳定的职业承认的社会。所以它的文化和代言还只是一种偏差。

但我会继续推理——如果，到一个连这种资本家的三种慷慨（再投资、慈善、做象征性的好人）都已经用完的社会，当文化人、所谓的文化资本家、符号资本家，只剩野外生存机会，问题就不再是“代言者的偏差”的问题，而是——我们从未被代言过、我们也从没有资格代言任何人。

注：

来源：单向街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