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中美两国领导人，为了促成中美接触，如何4次互传信号？

摘要：斯诺望了望眼前的周恩来，当年在陕北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周恩来还不满40岁，个子清瘦，骨骼小而结实，下颏上蓄着又黑又茂密的胡子，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笑就露出洁白的牙齿，具有领袖的自信与迷人的魅力。现在，颧骨凸了出来，两颊凹了进去，眼窝很深，斯诺敏锐地感觉出那

1970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节庆祝活动。

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喧声如潮。周恩来总理已经到了好一会儿，按名单能够上天安门城楼的国家领导人已经陆续来到。

当埃德加·斯诺带着夫人洛易斯·惠勒·斯诺走出电梯时，周恩来快步迎了上去。

“斯诺先生，欢迎您。”周恩来伸手跟斯诺握手。

“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吗？”斯诺问着，棕色的眼睛透露出兴奋的光。

斯诺夫人洛易斯更是充满了好奇心，喜悦地四处打量。“毛主席让我请您来的。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热情地说。

斯诺流露出发自肺腑的激动：“34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您。您当时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

周恩来说：“我还记得我替您草拟了92天旅程，还找了一匹马让您骑着去保安找毛主席。”

斯诺望了望眼前的周恩来，当年在陕北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周恩来还不满40岁，个子清瘦，骨骼小而结实，下颏上蓄着又黑又茂密的胡子，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笑就露出洁白的牙齿，具有领袖的自信与迷人的魅力。现在，颧骨凸了出来，两颊凹了进去，眼窝很深，斯诺敏锐地感觉出那深邃而机敏的眼神中包含的忧虑与坚毅。

斯诺觉得自己常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吸引，说：“您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让我上天安门”

周恩来马上将话接了过来：“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您三次访问新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我们国庆盛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斯诺兴奋地说：“我又有独家新闻了！”

斯诺当年闯到陕北写了将红军介绍给全世界的《西行漫记》，是独家新闻。可是，斯诺此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毛泽东安排其上天安门的重要含义。

1968年春天，斯诺在给住在北京的友人爱泼斯坦写信时说：

“我已经认识到某些有权有势的人显然不是我的朋友。有几位我所信得过的知己对我说，那些主管这些事情的当权者们，已经不再把我看成中国的朋友了…但是，无论如何，我对中国的态度和言行，都是有目共睹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告人的。不管那里的少数当权派是不是把我看做中国的朋友，但毫无疑问的是，外部世界、反动派除外)都认为我对中国是友好的，而且可以肯定，人们的这种看法还会继续下去。要是我改变态度，那才不配称为中国的朋友呢。我并不是那种在政治观点上看风使舵、反复无常的作家。”

他的言辞显出十分痛心，在精神上蒙受的深深伤痛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一如既往，襟怀坦白，心直口快，从自己内心深处诚恳地表现出了他的尊严和信念。

毛泽东并没有忘记斯诺。毛泽东的“五·二○声明”发表后，原定5月下旬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第137次会谈夭折了。可是，毛泽东又另有了思路，他于6月间嘱咐寻找“我们的美国老朋友斯诺先生”。

当时得到的报告是说与斯诺失掉了联络。毛泽东让周恩来特别嘱咐中国驻法国使馆联络斯诺，邀请他作为毛泽东的朋友与客人尽快来华访问。使馆很快就联络上了已在瑞士寓居的斯诺先生，并发出了邀请。斯诺是在1970年8月14日到达中国的，夫人洛易斯·惠勒一起同行。

2、传达的意涵

周恩来领着斯诺夫妇迎向毛主席。斯诺觉得毛主席似乎比在陕北窑洞的时代更为高大、丰腴。衬着金光璀璨、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毛主席身上焕发的非凡的气质，确实使他在刹那间感觉到这是一位至高无上的领袖。

他34年前在陕北保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面容瘦削，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鼻梁很高，颧骨突出，双眼炯炯有神。他第一个印象就是毛泽东像林肯。

周恩来将斯诺夫妇领到毛泽东跟前：“主席，您看，谁来了？”

毛泽东一看见斯诺，十分高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斯诺夫妇跟毛泽东亲热地握手。斯诺觉得毛泽东的幽默感不减当年。

毛泽东伸出手去，握住斯诺一只手，领着斯诺夫妇朝栏杆前走去。毛泽东领着斯诺夫妇来到天安门城楼正当中的栏杆边。

毛泽东欣喜地举起右手臂向群众挥动。群众欣喜若狂。

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庆祝国庆典礼上的照片，经周恩来的精心安排，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照片经过了特别处理，只有毛泽东、斯诺夫妇与站在身后的翻译四个人，他们身后或是身旁别的人物的身影已经被技术处理了。这张毛泽东跟美国人斯诺在天安门上的照片，应该被视为周恩来向美国发出的含蓄而饶有深义的信息，想不到竟被尼克松和其精于分析的顾问基辛格忽略了。

事后，基辛格在回忆录里写道：

不幸他们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老朋友)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

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事情做得过分微妙反而达不到通信联络的目的。

斯诺只是一个普通的美国记者，毛泽东为什么让他站在身边检阅人民群众？

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女士曾经陪着他参加了那天的活动。

据吴女士回忆，那天上午，在去天安门之前，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住处，帮毛泽东穿衣服时，就觉得他的心情格外激动。从天安门回到住处，更完衣，毛泽东还沉浸在一种燃烧的激情之中。当时，吴旭君不理解毛泽东为什么给一个美国记者相当于国家领导人的礼遇。

就问：“主席，斯诺是老朋友，但他不过是个外国记者，为什么你给他那样好那样高的礼遇？”

毛笑了。他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是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美国人的感觉神经。”

基辛格曾经形容，如果说毛泽东让斯诺上天安门是拿着一把轻剑来传递信息的话，尼克松却举着一柄大锤来传达他自己的信息。就在斯诺上天安门的前两天，即9月27日，尼克松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发表谈话，重点谈了刚结束不久的约旦危机。

尼克松有意识地在谈话中插进了一段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他自己在这里面的作用的寓意很深的话：

…也许在5年时间里，或甚至10年时间里还不可能起这种作用。但是，在20年内，它应当能起这种作用，否则的话，世界就会处于致命的危险境地。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接着，在10月间尼克松又亲自作了进一步的努力去开拓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10月下旬，有好些国家的首脑人物到纽约来参加联合国成立25周年的庆祝活动。10月24日，31位国家首脑或政府领导人应尼克松的邀请来参加白宫的宴会，叶海亚·汗总统与齐奥塞斯库总统也在其中。10月25日，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和即将访问北京的叶海亚·汗会晤。他告诉叶海亚，美国已经决定设法使对华关系正常化，他要求叶海亚作为中间人提供帮助。

叶海亚说：

“我们当然要尽力帮忙的。不过你一定知道这将是十分困难的。我去年说过，中美两国积怨太深，宿仇不容易成为新交。事情会进行得很慢，并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准备。”

第二天，10月26日，尼克松在白宫南草坪上热情接待齐奥塞斯库，欢迎齐奥塞斯库对美国进行为期两周的国事访问，作为一年前尼克松访问布加勒斯特的回访。当天下午，两位总统会谈时讨论了中国问题，据说，甚至深入地讨论了中国问题的许多方面，其中包括派高级使节秘密访问北京，还提到了使节可能的人选。

也讨论了台湾问题。据罗马尼亚人私下声称，尼克松告诉齐奥塞斯库说，就尼克松个人来说，台湾问题不是一个国际问题，而是一个国内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最好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这等于说，华盛顿已经赞同了北京关于台湾问题的观点，因为20年来，美国一贯坚持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个省，而是一个同美国友好的“独立国家”。

尽管事后基辛格说这段话“完全不确”，但认为尼克松在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表达了美国有可能转变立场的某种暗示，似乎是合乎逻辑的。

当天晚上，尼克松在为齐奥塞斯库举行的白宫晚宴上，在祝酒词中给北京发出了公开的信号：

“有这样的时刻，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找不到合适的渠道同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联系。然而，正如今天早些时候我对总统阁下说的，他所处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他领导的政府既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又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世界上罕见的。”

美国现任总统在白宫的公开场合中把北京政府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破天荒的头一次：使用这一名称实际上意味着一项重大的决策。在这种敏感的外交语言中，它用一定方式表达了对新中国存在的承认。

在场的大多数新闻记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用语的重要性，但它却令在场的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十分不安。白宫的宴会结束后，多勃雷宁打电话给基辛格，要求他解释这个用语的含义。

基辛格富于幽默感地回答说，这没有什么特殊意义，难道俄国人不是把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11月13日，在北京访问的叶海亚总统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12月中旬，罗马尼亚副总理格奥尔基·勒杜列斯库访问中国时，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尼克松的信由这两个渠道传到了中国。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令人鼓舞的，但还比较含糊。

叶海亚回到伊斯兰堡后，委托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亲自负责美中联系的渠道。舒尔坦曾担任过五年驻北京大使，对周恩来有很深厚的感情。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密，巴基斯坦渠道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毛泽东、周恩来给尼克松、基辛格的信息是由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亲自交给舒尔坦，再由舒尔坦用外交邮袋交给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希拉利，由希拉利亲自送给在白宫的基辛格。美国方面的信息也照此办理。

12月9日，希拉利来到白宫基辛格的办公室里，拿出一个信封。大约是为了保密和万一遇到意外时留有否认的余地，信件不署名，也没有任何拾头，全部内容都是用笔写在一张印有蓝杠杠的白色信纸上。希拉利说，他没有被授权可以把这个文件给白宫留下来，只是被允许由他读给基辛格听。他慢慢念，基辛格把全部内容记下来。

信中说：“为了讨论撤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

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发出的许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个国家首脑通过另一个国家首脑向一个国家首脑提出建议这还是第一次。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真实可靠的朋友，因此，我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

基辛格事后才意识到，“一个以古宗教为立国之本的国家的杰出的举止文雅的代言人口念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亚洲革命国家领导人的信息，而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领导人的一个代表把它记下来，这是多么不和谐；而且在已经具有无线电及卫星通讯手段的今天，竟然采用19世纪的那种外交方式一由一名信使传递、宣读手写的照会。”

希拉利带来的信息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基辛格觉得，这是20年来两国之间第一次认真地、心平气和地写信。

基辛格经尼克松批准，草拟了回信，并交给希拉利。美国的回信是用打字机打的，用的是静电印刷术复制的信笺，上端不印什么字样，没有写签名，也没有打上美国政府的水印图案。回信告诉毛泽东、周恩来，美国准备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以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通过巴基斯坦渠道相互交换信件的办法，成了一种程序，一直进行了好几个月。

1970年12月18日上午，在北屋西头的书房里，毛泽东和老朋友斯诺坐在沙发里谈得正酣。书房里摆满了高大的书架，架上摆满了书，有中文书，也有外文书，许多书籍中插有写着注释的纸条。大写字台上高高地堆着书刊和手稿。在斯诺看来，这儿更像一位大作家的工作室。

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和斯诺交谈。他烟吸得很厉害，间或有一两声咳嗽。

斯诺关切地说：“主席已经吸了几十年烟了。”

毛泽东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润喉，说：“医生劝我戒烟，我戒过，戒不掉。”

“我这次旧地重游，还去了保安一趟。”斯诺说。

“我们是老朋友了，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也是不讲假话的。”毛泽东仍是十分坦诚。

“是啊。我第一次到保安，还担心村里的农民要‘共我的产’，分掉我带去的东西。当我离开的时候，感觉好像不是回家，而是离家了。”斯诺说得很真诚。

毛泽东笑了：“怪不得麦卡锡把你当做‘赤匪’。”

“我给儿子起了个名字叫‘西安’，表示对红军的祝愿和怀念，就更像‘赤匪’了。”斯诺又说。

毛泽东说：“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还神秘得很，提出不要公开，要守秘密啊！”

快分手时，毛泽东说：“我早就对你说过，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一百零一年还不建交？我就不信。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这次谈话长达5个小时，直至午后1点。他已经很久没有对象来进行敞开肺腑的谈话了。一谈就是5个小时，几乎是他晚年与人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

送走斯诺后，毛泽东还沉浸在谈话激烈的波澜之中。他曾风趣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你知道吗，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试探气球放过之后，我还要创造条件，现在就是在搞火力侦察。这一排子弹放出去，对方会呆不住的。”

毛泽东说的“火力侦察”，是指试探如何突破中美关系的僵局。斯诺把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谈话记载成文，以《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为标题，发表于1971年4月31日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

美国几家通讯社抢先几天发表了斯诺文章的摘要。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轰动全世界的新闻。国际新闻界以它特有的敏感，意识到这次谈话对历史转折会产生伟大的影响，纷纷将此事列为头条新闻。联邦德国报纸以通栏标题发表了消息。罗马尼亚电视台播发了毛泽东会见斯诺的照片。日本《朝日新闻》认为“中国又向世界投出一颗新‘炸弹'。”南斯拉夫报纸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声明，因为它证明北京决心使它同华盛顿的关系在较短时间内正常化。”

日本《读卖新闻》也清醒地意识到毛泽东的讲话始终坚持了不准干涉中国内政的坚定原则，它评论说：“毛的谈话表示了灵活的姿态，但没有人认为中国会放弃‘一个中国’的大原则，甚至会在台湾问题上妥协而同美国解冻。”

尼克松政府迅速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这年4月26日，也就是美国的通讯社抢发斯诺文章摘要的当天，美国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奉总统的意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尼克松总统已经注意到斯诺文章传达的讯息，他希望有一天能够访问中国。

后来，在尼克松正式准备访华时，为他准备的有关中国情况的材料中，就有斯诺的著作和文章的摘要。基辛格也回忆说，为研究中国问题，他极其仔细地阅读了斯诺的著作与文章的摘选。

尼克松访华之前，曾写信给定居在瑞士的斯诺，他在信中问候斯诺的健康，对斯诺杰出的人生表示敬佩，并说他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斯诺能作为他的访华特使，他将感到极大的荣幸。

斯诺促成了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他原是准备为尼克松访问北京写一批报道的，但是他没能活着见到这一切，他恰恰在尼克松启程访华的前三天因病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