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南大社特别策划“硝烟中的读书声”专题。我们深入挖掘《金陵大学史》及“大学与现代中国”系列书籍中的珍贵史料，回溯抗战岁月里，金陵大学留守教职员在南京的温暖坚守，再现他们于战火中守护校产、救济难民的动人篇章。

金陵大学留守教职员的温暖坚守

金陵大学（简称金大）匆忙迁校，有大量图书设备没能带走，校内楼房建筑也需人专门照管。出于各种原因，有一批金大教职员自告奋勇留在南京，保护校产安全。

1937年11月20日，陈裕光给选择留守南京的外籍教授贝德士留下了一封信，信中表示需要有人留守南京校区，组成紧急委员会来保障校园和校产安全。陈裕光希望贝德士能够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陈裕光还强调称，在他眼中，教职员的生命远比校园财产更为重要，希望留在南京的人们能够注意自身安全，不要冒生命危险去保护校园的财产。最终，有三十五名中外教职员留在了南京，其中有人就坚守在金大校区内。

留在南京的金大教职员组成了南京校区留京应变委员会（当时亦称“留京办事处”），负责保护南京校区校园财产的安全。该委员会委员有：贝德士、社会学系教授史迈士（Lewis S. C. Smythe）、农艺系教授林查理（Charles H. Riggs）、鼓楼医院医生崔姆（C. S. Trimmer）、工程处兼校产管理处齐兆昌、森林系教授陈嵘和事务处职员顾俊人。由贝德士担任委员会主席，并由金大授予贝德士“副校长”的身份，与日军进行交涉。全面抗战期间，贝德士等人统计了南京校区因战争而遭受的损失，曾要求日本政府对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留在南京的金大教职员联合南京城内其他教会人士发起并组织国际救济委员会，在金大校园建立国际安全区，将金大校舍、宿舍、农场、住宅供难民栖止，从事难民救济工作。从1937年12月起收容南京城内难民，保护他们免受日军侵害。

在战争期间，金大留守教职员和国际救济委员会成员为南京的难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1）为难民解决住宿和食物，将金陵大学的大部分房屋和教职员的住所都开放给难民使用，并为难民发放大量食物。（2）从事现金救济，为“挣扎在生活底线上的贫民”发放了现金救济，约为14.300个家庭发放了共计50.500美元的现金。（3）从事工作救济，为了救济因战争而失业的南京人民，委员会通过雇佣失业的人进行“某些需一定特殊技能的管理工作”和“从事公共需要的劳动项目”，为他们解决就业问题，通过另一种方式救济南京的难民。（4）从事健康服务，战争期间伤患较多，委员会与学校医院（指鼓楼医院）、红十字会，以及一些自我管理的救济部门进行密切协同合作，为来自难民营的病情严重者提供了及时的医院治疗，并为防止疫情爆发做了很多工作。（5）调查损失情况，金大史迈士教授主持调查了因战争而带来的以下几方面的损失：①对南京被占据的房屋受损情况和南京建筑物受损总情形的调查；②做了逃亡和死难人数的初步统计；③进行了经济灾难调查和对南京地区六县生产资料短缺情况的调查。此几项调查以确凿的数字对南京地区难民劫后余生的悲惨情形做了揭示，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给南京市民造成重大损失的珍贵史料。（6）发放难民救济基金，救济委员会从开始工作到1938年4月30日止，发至难民手中的救济款达251.900余美元，相当于城里每人1美金，或是难民营中每人5美金。

日军攻占南京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留守南京的金大教职员为保护难民做了大量工作，他们被中国难民形象地称作“活菩萨”。与此同时，他们也成为日军屠城兽行的目睹者和见证人。金大教授基于强烈的正义感，想方设法向外界揭露日军在南京的罪行，将日军暴行公之于世。

贝德士在战后作为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见证人，以自己目睹的情形作为证词，出席了东京、南京军事法庭对日本侵华战犯的审判。史迈士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与其助手代表国际委员会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对南京城区、郊区在日军暴行中的损失情况进行了调查统计，撰写了《南京地区战争灾祸》一书。该书由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于1938年6月公开出版，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

1947年，史迈士在南京出席中国军事法庭，将这份调查报告作为重要证据呈交法庭。1948年元旦，南京国民政府以贝德士、史迈士和林查理三位教授“在抗战京沪沦陷时期，不避艰难，留居南京，举办难民安全区，救护难民，厥绩至伟”，授予他们“襟绶景星勋章”，授予齐兆昌等人“胜利勋章”。

电影《南京照相馆》剧照

在收容难民的同时，金大教职员也在校内积极开展教学活动。1938年元旦，在北大楼创办了“金大难民自修团”。1938年2月初，因前景不明，加之校内难民问题，贝德士认为开学困难。1938年3月12日，陈嵘在写给陈裕光的信中称：“本校三院及学生宿舍自去年12月间开始收容难民，最初人数将达万人，近已减至三分之一。自本年元旦发起难民自修团，现已成立十六个班，每班平均五十人，共计有团员八百余人之多。教员均系义务，学习者颇为踊跃。”

至1938年秋季，南京校区已经开设了三所学校：在原来的农业专修科楼内开办了小学，在蚕桑系楼内开办了短期的农业课程，在教职员楼里开办了初中。原本想要办高中，但是来登记的学生过少，所以只能停办。教师中只有两人是原有教师，其他都是急需帮助的难民，他们靠教学活动领取少量薪水。从1938年秋开始，金大教职员在南京开办的教育事业主要是三所普通学校与职业类学校，另有社会与民众教育方面的机构和课程。

至1939年，南京的秩序有所恢复，贝德士在给陈裕光报告南京地区的状况时说道：“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当地的局势趋于缓和，我们不能再完全地从短期的紧急状况来考虑问题，随着人口的回归以及学校活动的增加，我们必须更充分地使用南京校区的建筑。而我们目前的工作中，农业教育的领域还没有展开相关的工作，基督徒和其他家长要求开设一所好的中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随着南京地区形势的缓和，留守南京的金大教职员也意识到继续开展战时教育工作的必要性。

通过他们的努力，1939年，在南京原校址开办了四种学校，以救济战时南京地区的教育。其一是金陵补习学校，以金陵大学的校园为校址，主要目的是指导因战争而失学的青年，为他们补习各种基本学科。学校分为高、中、初三级，高级相当于高中三年级的程度，中级相当于高一、高二的程度，初级则为初中程度，补习的科目为国文、算学、英文等，从十五岁至三十五岁的学生均可以入学。

1939年8月，金陵补习学校第三期课程结束后，学校各年级课程按照中学编列加以扩充，实际上与中学无异。1940年下半年更名为“鼓楼中学”，仍为美国教会主办，陈嵘担任校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9月，“鼓楼中学”迁至原金陵中学校舍，更名为“私立同伦中学”。同伦中学由日本军官原田宪永担任校长，陈嵘担任代理校长，实际事务主要由陈嵘、齐兆昌等人负责。

其二是金陵工读学校，以金陵大学的农具工厂作为校址，主要目的是通过训练南京地区的青年，帮助他们取得应用技能，共开设了木工、金工、电工、瓦工、漆工等科目，同时帮助青年辅修国文、算学、珠算及簿计等应用常识，招收对象为十五至十九岁的男生。

其三是金陵耕读学校，以金陵大学蚕桑系作为校址，主要目的是以耕读并重的方式培养农业生产人才，课程包括蔬菜、果树、稻麦、棉作、造林、蚕桑、畜牧、农业经济、科学常识、国文、算术等。十六岁至十九岁的男生皆可以入学，另外学生在农场工作的所得可以用来充当膳宿费。

其四是金陵小学，以阴阳营的农业专修科作为校址，招收小学前后期各级的男女学生，普及基本的国民教育。在当时金大南京和成都方面的公文通信中，小学、补习学校与耕读学校被称作“南京校园开办的学校”。金大成都校方每年向南京校园的几所学校提供5.000美元经费，1940年后应贝德士要求将经费增至10.000美元。此外，金陵大学医院（鼓楼）开设有金陵高级护士职业学校。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贝德士等金大外籍教师被迫撤离南京。金大南京校区校产被伪中央大学接收。1942年，汪伪政府开办的南京中央大学从建邺路原中央政治学校旧址迁入金大校舍，学校的图书、设备皆由该校使用。在全面抗战期间，金大附设鼓楼医院被日军占领，改名为同仁医院南京分院，附设的金陵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也于1942年被日本人接办。

全面抗战期间，金大留守教职员在艰难处境中，守护校产、救济难民、开展教育，为南京城撑起一片希望。他们以无畏勇气和无私大爱，在黑暗岁月留下温暖印记。虽历经校产被占、学校易名等波折，但他们的付出与坚守，见证了人性的光辉与知识的力量。这段历史，是金大人的荣耀，更是激励后人在困境中坚守正义、传递希望的永恒力量。

来源：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