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作为我国历史上辉煌灿烂的时代，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中国木构建筑作为独特的建筑体系，其建造技艺在唐代已经达到巅峰状态，营造法式体系成熟完善，并且广泛应用。但是由于木建筑不易保存，绝大多数唐代及以前的木建筑已经消弭在历史长河中，唐代木构遗存已是稀如星凤

唐代作为我国历史上辉煌灿烂的时代，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中国木构建筑作为独特的建筑体系，其建造技艺在唐代已经达到巅峰状态，营造法式体系成熟完善，并且广泛应用。但是由于木建筑不易保存，绝大多数唐代及以前的木建筑已经消弭在历史长河中，唐代木构遗存已是稀如星凤。

目前公认的唐代木构建筑有五处，按照建造时序分别为：五台山南禅寺大殿、芮城广仁王庙大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敦煌莫高窟第196窟窟檐，以及河北正定的开元寺钟楼下半部分。这五处建筑中的前三处保存了较为完整的唐代木构，后两处是局部保留。

这些硕果仅存的唐代木建筑，由于历史上的地震等自然灾害、战争动乱等人为破坏，加上木构自身的物理特性和生命周期，都经历了多次大修和修缮。修缮中叠加了历代的痕迹与信息，唐代构件、工艺、塑像、壁画等的损失程度不同，建筑遗存的“含唐量”不一而足。

这些唐构的历史价值、蕴含唐代讯息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要量化他们的“含唐量”，却很困难。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妨做一番试论分析，数数我们的家珍。

笔者将以1.00作为“含唐量”的满分基准，试测这些瑰宝的“含唐量”指标。

1 佛光寺东大殿

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前两天，1937年7月5日，梁思成率队的中国营造学社调查队，在山西五台山豆村东北发现了首座我国遗存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佛光寺东大殿。

东大殿建成于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十月二十日，是佛光寺遭受武宗会昌法难之后的新作，凿山而建，踞于高台之上。虽然后世历经多次修缮，但保留了创建期几乎所有的唐代木构、经幢、塑像和部分壁画、彩画[1]。佛光寺是一座高等级寺院，与李唐皇室有着深厚的渊源。大殿的建筑、经幢、塑像和壁画等都是经过精心的整体设计，木匠、石匠、画匠在统一的模数制度下协调营造，体现了唐代工匠高超的技艺和中国古建筑的理性主义建筑观。它填补了我国五代、宋辽之前木构遗存缺失的空白。它是仅存的唐代高规格大型木构的实物样本。东大殿入口的唐代板门，是跨进遗失的传统世界，解开建筑谜题的鲁班之门。

佛光寺东大殿 图源：https://www.sohu.com/a/780532036_121118997

东大殿是在国家存亡之际被发现的，这打破了日本学者判定中国千年以上木结构建筑“一个亦没有”的论断。东大殿以其在技术及美学价值上胜于日本唐风建筑的姿态，加强了当时羸弱中国的民族自尊。它的价值弥足珍贵，当之无愧是“我国古建筑第一瑰宝”。

东大殿历史上经过修缮约16次，其中大修3次。虽然难以避免地在附属构件上做了更改，比如：大殿原建是有前廊的，元代至正年间，将门窗从前内柱列移到了前檐柱列，取消了前廊。出檐方面原来可能也更为深远，檐下飞子可能因糟烂被拆掉，进而缩短了屋顶出檐[2]。另外，屋脊两端的鸱吻以及蹲兽也非唐代原物。

即便如此，东大殿依旧以其完好保存的唐代主要木作、唐代墨书题记、唐代塑像群、唐代壁画，真实反映了中国古代顶峰时期的建筑技艺。

佛光寺东大殿的“含唐量”为1.00。

2 南禅寺大殿

南禅寺位于山西五台山阳白乡李家庄，其大殿始建约为唐代初期，重修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距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是我国已知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物。

1974年修缮前的南禅寺大殿图源：参考文献[3]

南禅寺大殿面阔、进深各三间，单檐歇山顶。柱子的生起、侧脚明显，斗拱雄浑，柱头为五铺作双抄偷心造，不设补间斗拱。殿内大佛台之上的十七尊塑像均为唐代作品。

1953年，山西省在文物普查中发现这座唐代建筑时，大殿残损严重，并在后世的多次修缮中改变了原貌。经过1966年的邢台地震，倾坍情况更加危急。

1974年，大殿在“文物外交”的背景下获得拨款，进行了落架抢修[3]。修缮力争“恢复原状或者保存现状”，尽量利用原有构件，加固了梁枋构件，更换了糟朽的东南角柱。

修缮复原后的南禅寺大殿 图源：https://baike.baidu.com/item/南禅寺大殿

尽管南禅寺大殿的唐代历史风貌保存并不完整，修缮复原也难以尽善尽美。但它作为我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依旧拥有崇高的地位。复原设计较为忠实、理想地恢复了唐制风貌，内部唐代佛台、塑像也基本完好。

南禅寺大殿的“含唐量”为0.90左右。

3 广仁王庙大殿

广仁王庙位于山西省芮城县城北的中龙泉村，其大殿（龙王殿）为唐大和五年（831年）遗构，建于1.35米高的台基之上，五开间四架椽，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顶。建筑的梁架、斗拱等主体结构部分维持了唐代原构。庙内两座唐碑的记载对确定五龙庙的建造年代，以及研究唐代水利发展史有重要价值。

广仁王庙现在只剩龙王殿和对面的清代戏台，庙前土坎下的泉源曾经“浇灌百里，活芮之民”，现已干涸无踪。龙王殿在经过历史上多次修缮后，殿身四壁及装修已非原物，瓦顶、檐墙、翼角、门窗等处也非原制。而且，庙内的塑像、壁画，以及屋脊吻兽也在特殊年代损失掉了。但其作为一座民间小庙，除了具有典型的唐代营造风格外，也有一些古简明了的特殊做法，如铺作形制反映了早于南禅寺大殿等遗构的唐代做法[4]。

广仁王庙大殿及戏台 图源：参考文献[4]

2013年广仁王庙经过了落架大修，2015年完成颇具创意与争议的周边环境整治。有人认为将文物建筑置于广场式的环境中，并没有忠实于庙宇的历史环境，使其在簇新的广场环境序列中，形同一座小品，失去了荒草萋萋的古意。笔者认为，在广仁王庙失去大殿、戏台之外的附属建筑，失去除建筑主体外的历史讯息、历史功能（祈雨祭祀），而且周边环境无序劣化的情况下。这样创新、用心的环境提升整治，使得如此重要的文物建筑得以重获尊严，对其活化保护、永续利用是有益的。

广仁王庙大殿的“含唐量”为0.80左右。

修缮、环境提升后的广仁王庙 图源：参考文献[5]

4 莫高窟第196窟窟檐

敦煌莫高窟第196窟窟檐是我国现存唯一的一座唐代木构窟檐建筑，建于唐昭宗景福年间（892-893）。窟檐能起到为石窟造像、壁画挡风遮雨的保护作用，莫高窟的洞窟外景曾经是“构以飞阁,南北霞连”、“雕檐化出，巍峨不让於龙宫；悬阁重轩，晓万重於日际”的繁盛景象。

然而随着莫高窟的荒废，数百年的风沙侵蚀、人为破坏让这些华丽的窟檐残破不堪。从1914年俄国奥登堡考察队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出，面阔三间的196窟窟檐毁坏严重，只剩下檐柱、悬臂梁、阑额、部分铺作等大木构件，博、枋、橡、望等上部结构，以及门窗消失不见。

《敦煌旧影》莫高窟第196窟（最上） 图源：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莫高窟的保护加固工程，文保工作者填补、加建了196窟的窟檐，形成了现在的面貌。建筑的当心间宽于两侧次间。立柱为八角柱形制，与开元寺钟楼相同。除了屋面，窟檐整体保持了浓厚的唐风。

修缮后的第196窟窟檐东立面 图源：参考文献[6]

由于窟檐作为石窟建筑的外部结构部分，本身并非完整建筑。加之第196窟窟檐是在残斗孤柱的基础上加建而成，所以莫高窟第196窟窟檐的“含唐量”为0.25左右。

5 正定开元寺钟楼

开元寺钟楼位于河北正定，是平面方形的二层楼阁式钟楼，斗拱雄大粗壮，月梁短而大。建造的确切年代不可考，但它反映出典型的晚唐建筑特征。这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唐代钟楼。

梁思成先生曾于1933年4月、11月，1963年3月先后三次前往正定对开元寺钟楼进行考察，与许多专家共同认为钟楼的主要构架及下檐为唐代结构。上层部分在清代嘉庆年间的大修中，改动了屋顶部分，呈现“唐裤、清褂各显其色”的面貌。

梁先生在1963年第三次见到这座宝贵的建筑时，它仍然处于严重倾颓失修的状况。梁先生发出殷殷期许，希望尽快整修，并且“给这座小楼恢复一个唐代样式屋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然而，开元寺钟楼一直未经修缮，“颓坏日渐严重，墙壁局部坍塌，大木糟朽，阁楼欹侧。[7]” 1966年，开元寺仅存的一殿一塔一种楼中的正殿（法船殿）也毁于一旦[8]。

到了八十年代，钟楼的重修终于提上日程。于1989年1月开始，按照“下层基本不动，按照下层制作手法、用材尺寸，恢复上层柱、梁架、斗拱等”的原则进行了大修。

令人遗憾的是，此次工程将上层部分“清褂”脱掉的同时，里边的“唐骨”也去掉了。林徽因秀美地站立过的、上层梁架下雄壮的五铺作斗拱不见了踪影。钟楼二层“唐骨清褂”的结构变成了仿唐构造。

开元寺钟楼的“含唐量”为0.50左右。

6 结论

佛光寺东大殿1.00+南禅寺大殿0.90+广仁王庙大殿0.80+莫高窟第196窟0.25+开元寺钟楼0.50=3.45。

从“含唐量”的角度，或许可以称我国已知现存的唐代木构建筑为五处、“3.45座”。

本文仅是探讨、盘点我国的唐代木建筑遗存状况，这五处建筑复合叠加了的非唐代部分，同样是我们重要的文化遗产，是这些“国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后世周期性的整修，这些来自唐代的久远讯息，也保存不到如今。包括现代进行的修缮，无不凝结了文物保护工作者的智慧、心血和家国情怀。与历史上修缮这些古建筑的匠人们一样，他们在所处的社会背景、经济技术条件的限制之下，使出浑身解数，呕心沥血，为这些伟大的楼阁殿宇延年续命、增光添彩，让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遗产得以传诸后世。

他们的功绩，永恒地刻入了建筑的丰碑，融入了佛光寺的沙沙松涛、南禅寺的风铃轻摇、开元寺的阵阵钟声、莫高窟的风沙呼啸、广仁王庙檐下村民的谈玄说古。他们的情怀，回荡在这千余年来不朽的吟诵之中。

参考文献

[1]. 张荣等, 佛光寺东大殿建置沿革研究. 建筑史, 2018(01): 第31-52页.

[2]. 国庆华, 再论唐代建筑特征——对佛光寺大殿的几点新见. 中国建筑史论汇刊, 2016(01): 第65-80页.

[3]. 高瑜与青木信夫, 1974年南禅寺的保护与修缮——兼论1970年前后（1966—1976年）我国建筑遗产保护的理念和实践. 中国建筑教育, 2023(01): 第135-143页.

[4]. 贺大龙, 山西芮城广仁王庙唐代木构大殿. 文物, 2014(08): 第69-80页.

[5]. Design, U.A., 广仁王庙环境整治工程. 建筑学报, 2016(08): 第8-13页.

[6]. 陈嘉睿, 敦煌莫高窟第196窟唐代窟檐建筑形制与营造制度研究, 2023, 兰州理工大学.

[7]. 刘友恒与杜平, 梁思成与正定开元寺钟楼. 档案天地, 2022(09): 第17-20页.

[8]. 袁毓杰聂连顺林秀珍, 正定开元寺钟楼落架和复原性修复（上）. 古建园林技术, 1994(01): 第48-52页.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