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司马迁在《史记》里给关中地区打了五星好评，他是这么说的"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个自带防御系统的大粮仓。

说定都这个事，就跟我们现代人买房子是一个道理，国家的首都选不好，就极容易出问题，有时候影响的都是国运。

那么，隋唐这两个王朝为啥会不约而同选择定都长安（今西安）？这里面其实还是有说道的。

先是老天爷赏饭吃的存在，我上面也说过了，古人选首都就跟我们现代人买房子是一样的，首先要看"地段"。

司马迁在《史记》里给关中地区打了五星好评，他是这么说的"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个自带防御系统的大粮仓。

因为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是个天然防御堡垒。东边有潼关守着黄河渡口，西边大散关卡着陇山通道，南边武关镇守商洛要道，西北萧关扼守泾河河谷。这四大关就像四道防盗门，让隋炀帝杨广能安心去扬州旅游（《隋书》记载他确实这么干了），也让唐玄宗在安史之乱初期能从容西逃。

反正古时代也没有飞机大炮之类的，都是冷兵器作战，你想要过关，那就得付出代价，就是一个长城都能防范匈奴，你自己想，何况是这种天然关口！

接着就是吃饭问题，任何国家的首都或者王朝的首都，一定是人口众多，这吃喝拉撒，要求可就高了。

《汉书·地理志》记载关中"膏壤沃野千里"，渭河冲积平原的粮食产量，在隋唐时期能养活首都百万人口。隋朝修建的广通仓（后改名永丰仓），到唐朝时储粮还能支应整个关中地区数年消耗。这就好比现在某个城市自带超级粮仓和天然防御系统，不当首都可惜了！

说完了老天爷赏饭吃这件事，再说，隋唐时候的外患，其实就是边患，而且还都是来自于西北或者北边，隋唐时期，当时的中国面临的主要军事威胁就像跷跷板——前期西重东轻，后期东重西轻。

隋朝建立的时候，西北的吐谷浑经常骚扰边境。《隋书·炀帝纪》记载，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亲自带兵西巡，在祁连山大败吐谷浑，设置了西海、河源等四郡。

历史上的隋炀帝还是能打的，都要"御驾亲征"，可想而知西部边疆的局势有多紧张。有人可能要说了，既然西部边疆这么紧张，把首都放在长安，岂不是就是在人家眼皮底下，那你就不了解古代的皇帝了，他们的想法是直接把指挥部建在前线最好，所以，把首都放在长安，就像把指挥部建在前线，军队调遣能节省至少20天行程。

到了唐朝初期，突厥的威胁就更为直接。《贞观政要》记载，武德九年（626年），突厥颉利可汗率十万骑兵直抵渭水北岸，与刚即位的唐太宗隔河对峙。此时长安城的防御价值就凸显出来了——既有坚固城墙，又方便调集关中府兵。李世民靠着长安的地理优势唱了出"空城计"，等援军集结后最终反杀。

而且，考古发现证明，唐代长安城西边的金光门、开远门等城门，防御设施特别坚固。就像现代城市的高铁站建在开发区方向，当时长安城的西门就是为应对西部威胁特别加固的"军事通道"。

除了打打杀杀，定都长安还有个不能明说的理由——这里是中国古代版的"华尔街"。隋朝官员裴矩在《西域图记》里记载，长安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西域胡商"多至万计"。唐朝西市遗址出土的波斯银币、罗马玻璃器，就是当年国际贸易的活化石。

如果说丝绸之路就是个超市，长安就是收银台，妥妥的坐拥天下财富。根据杜佑《通典》记载，盛唐时期长安城内常住胡商超过万户。这些"外商"不仅带来奢侈品，还带动了金融业发展。当时有一种叫"飞钱"的汇兑业务，就是为方便胡商结算发明的。可以说长安既是政治中心，又是当时的国际金融中心。

一旦形成金融中心，经济优势就会产生滚雪球效应。就像现在企业总部扎堆北上广，唐代的世家大族也都争着在长安买房置业。《长安志》记载，城东的崇仁坊简直就是唐代的"富豪区"，一户宅院能换现在一个县的GDP。

再者之所以选择长安，也都有前朝遗产的路径依赖，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惯性。对一个国家而言任何重大决策都难逃"历史惯性"的影响。

从西周开始，秦汉等13个王朝在长安建都，日积月累就形成了强大的"品牌效应"。隋朝设计师宇文恺建造大兴城（唐长安前身）时，《隋书》记载他"考定明堂，研核故实"，说白了就是参考汉朝长安的规划图纸。

历史学家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唐朝实行"关中本位政策"，就是要借助关陇军事集团的力量。这个集团的核心成员，祖上多是西魏、北周时期就扎根关中的军功贵族。就像现在互联网公司扎堆硅谷，当时的政治精英网络都集中在长安。

《唐六典》记载的中央官署布局很有意思：三省六部主要办公区都在皇城，而皇城偏偏位于全城北部正中。这种设计既方便皇帝控制，也暗示着整个官僚体系已经深度"长安化"了。

回头看隋唐定都长安的决策，就会发现，他们的选择和眼光还是明智的。地理防御是硬件基础，军事威慑是现实需求，经济动脉是发展动力，政治传统是软件系统。这套组合拳打下来，造就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按《中国人口史》测算，长安峰值人口超百万）。

但是，历史总是要辩证着看。安史之乱后，随着经济重心南移和东部藩镇崛起，长安的劣势逐渐显现。漕运困难导致"关中饥馑"频发（《旧唐书》记载德宗时期曾发生禁军因缺粮哗变），最终促使唐朝在洛阳设东都。也就是说，任何战略优势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没有一劳永逸的选择。

站在现代视角，隋唐的长安选择很像某种"西部大开发"战略。通过政治中心西移，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军事防御和经济发展。这种空间布局思维，对现在的区域发展战略仍有借鉴意义——毕竟，平衡发展从来都是大国治理的永恒课题。

来源：史无前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