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曾如此评价汪东兴：“东兴在我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别小瞧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毛泽东曾如此评价汪东兴：“东兴在我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别小瞧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从日常工作的配合，到关键时刻的信任托付，汪东兴都被毛泽东视作最为可靠之人。

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里，毛泽东的行踪保密性至关重要，江青若想知晓，也只能通过邬吉成向汪东兴打听。

由于长期承担重任，汪东兴对毛泽东的了解远超一般工作人员。

他不仅熟知毛泽东的生活起居细节、工作节奏规律，更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深入领会毛泽东每一项决策背后的深远考量。

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汪东兴稳稳地守护在毛泽东身旁，为其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壁垒，让毛泽东能够心无旁骛地思考国家大事。

也正因如此，在诸多关键时刻，毛泽东的安危与汪东兴的行动紧密相连，而这其中，“九一三事件”无疑是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段经历，汪东兴也以他的亲身回忆，为后人揭开了那段历史的神秘面纱。

1971年的夏天，中国政治舞台下暗流汹涌。

8月15日13点，北京站，78岁的毛泽东踏上专列，开启了注定载入史册的南巡之旅。

汪东兴挺直脊背作为全程安保负责人，他清楚这场南巡绝非寻常视察，他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专列一路向南，8月16日抵达武昌。在武汉军区的会议室里，毛泽东指尖夹着烟，他看向刘丰、刘建勋等人，声音不高却字字铿锵：“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说到1970年庐山会议，他突然将烟摁灭在烟灰缸里，眼神锐利如刀：“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心里有鬼嘛！五个常委瞒三个，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也被蒙在鼓里，除了黄永胜、吴法宪那几个‘大将’。设国家主席、称‘天才’，不就是有人急于夺权、想分裂党？”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没人敢接话。

8月28日到长沙，31日抵南昌，每到一地，毛泽东都要和地方负责人深谈。

在南昌的会议室里，许世友刚坐下，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庐山会议的事还没完，没彻底总结。有人想分裂党，过去十年路线斗争，多少次都没分成，这次也一样！”

韩先楚攥着茶杯的手微微用力，汪东兴站在角落，看着毛泽东从容剖析局势，心里愈发清楚：这场关于路线与团结的谈话，正在一步步戳中林彪集团的痛处。

9月3日，专列驶进杭州，刚停下，毛泽东就叫住准备安排警卫的汪东兴：“先见见南萍、陈励耘他们。”

谈话时，陈励耘支支吾吾地解释庐山会议上吴法宪找他时“阴一句、阳一句”，毛泽东冷笑一声：“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这次就掩盖着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你们是受骗，但要记住，党对犯错的人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可别被人当枪使。”

汪东兴站在门口，留意到陈励耘的额头渗出了细汗，眼神躲躲闪闪，心里顿时警铃大作，这个负责杭州警卫的人，不对劲。

果然，坏消息接连传来。

9月5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把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内容，偷偷报给了林立果，9月6日，刘丰竟违背毛泽东“不许外传”的叮嘱，把武汉谈话内容告诉了李作鹏。

当晚，黄永胜的电话就打到了北戴河，叶群接电话时，声音都在发颤，急忙把消息告诉林彪。

9月7日，林立果拿着林彪的指示，在上海秘密据点拍着桌子喊：“一级战备！”

9月8日，一张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从北戴河送到了“联合舰队”手中，林彪集团，要铤而走险了。

9月8日晚，杭州的风带着凉意，毛泽东的住所却气氛凝重。

有人匆匆来报：“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说专列停在笕桥机场支线碍事！”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书，立刻叫来了汪东兴：“专列要转移！”

汪东兴心里一紧，连忙问：“向后转去金华，向前去上海，也可以转绍兴支线，您看？”

毛泽东沉吟片刻：“转绍兴，少走回头路。”没等汪东兴转身，他又补充道：“别声张，先稳住。”

汪东兴立刻去打电话找陈励耘，接电话的却是秘书：“陈政委有事，您跟我说就行。”

汪东兴压着怒火：“专列转移，你能办？”

秘书硬着头皮说“能”，汪东兴撂下一句“尽快，不行就找陈励耘”。

汪东兴转身就找张耀祠：“马上通知乘务组，火车立刻开！记得给主席的主车和餐车搭棚子，天太热。”

张耀祠刚跑出去，汪东兴又追了一句：“沿途警戒加倍，一丝一毫不能漏！”

9日凌晨，专列悄悄驶离笕桥机场支线，停在了绍兴附近的一条小铁路上。

9月10日中午，毛泽东突然对汪东兴说：“走，去上海！别通知陈励耘他们。”

汪东兴愣了一下，连忙劝：“主席，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不通知，反而引人怀疑。路上安全还得靠地方保卫。”

毛泽东皱着眉问：“那要怎么样？”

汪东兴想了想：“请南萍、陈励耘来见您，还有空五军军长白宗善，这次还没见过他。”

毛泽东点头：“对，白宗善，他怎么没来？”

南萍、陈励耘、白宗善赶来时，毛泽东正坐在沙发上。

一见到白宗善，他伸手握手，语气带着质问：“你为什么不来看我？”

陈励耘慌忙插话：“他那天在值班！”

毛泽东没理他，继续说：“别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关云长看不起孙权、诸葛亮，最后败走麦城。搞分裂、闹不团结，迟早要栽跟头！”

谈话半小时，汪东兴全程盯着陈励耘，他脸色苍白，不敢和毛泽东对视，握手时手都是抖的，嘴里念叨着“车开后要不要通知上海”

汪东兴冷冷地说：“你打给王洪文或王维国，说我们去虹桥机场支线。”他心里清楚，陈励耘这是慌了，有鬼！

15点35分，专列从杭州出发，18点10分就冲进了上海的暮色里。

一停下，汪东兴立刻下令：“地方警卫全撤到外围，主车周围换中央警卫团！”

他亲自去看了虹桥机场的油库，离专列只有150米，要是被人纵火，专列就是活靶子。

他立刻派了两个哨兵，端着枪守在油库门口，“寸步不离！”

后来汪东兴才知道，林彪集团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在上海，他们想炸油库，让王维国带“教导队”趁乱杀进来，先杀他再害主席，要是不成，就炸硕放铁路桥，制造“皇姑屯事件第二”，还准备用火焰喷射器烧火车，甚至让陈励耘用伊尔10飞机轰炸专列。

于新野找王维国时，还嚣张地说：“飞机上要加高射机枪，扫跑下来的人！”王维国更是拍着胸脯保证：“首长的命令，我一定执行！”

可他们没算到，毛泽东的敏锐和汪东兴的警惕，让这场阴谋成了泡影。

在上海，毛泽东要见许世友，许世友下乡了，见王洪文，没说几句就打发走了。

第二天许世友赶来，毛泽东拍着他的肩膀说：“有错就改，别顶着，包袱越重越走不动。有人搞阴谋，我们不怕，光明正大总能赢！”

中午时分，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看向围坐的许世友、王洪文等人，语气轻松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节奏：“到吃中午饭的时间啦！今天，我就不请你们在车上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

许世友是急性子，当即拍着身边汪东兴的胳膊：“汪主任，你也去！”

汪东兴却摇了摇头，指尖还沾着刚才记录谈话的钢笔墨水：“不吃了，谢谢。”

他心里清楚，主席身边离不开人，尤其是在这风口浪尖上。​

毛泽东闻言，转头看向汪东兴，声音压低了些，却字字清晰：“汪主任，你把他们送走以后，再回来一下。”这话像一颗定心丸，也像一个信号，还有更紧要的事要安排。

汪东兴送许世友、王洪文等人下车时，特意留意了站台上的动静，警卫团的战士们眼神锐利地盯着每一个角落，他才稍稍放心。

等目送几人的汽车驶远，他几乎是小跑着回到专列。

刚进车厢，毛泽东就起身问道：“他们走了没有？”

“走了。”汪东兴话音刚落，毛泽东立刻抬手：“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

汪东兴愣了一瞬，连忙追问：“不通知他们了吧？”

“不通知。谁都不通知。”毛泽东的语气没有丝毫犹豫，眼底是经历过无数风浪的果决。

13点12分，专列悄无声息地开动。车站的警卫人员察觉到异常，立刻把消息报给了正在锦江饭店推杯换盏的王洪文。

王洪文手里的酒杯一顿，凑到许世友耳边，声音压得极低：“毛主席的车走了。”

许世友猛地放下酒杯，浓眉拧成一团：“哎呀！怎么走了？”

他饭也没心思吃了，可事已至此，只能耐着性子陪王洪文等人吃完这顿心不在焉的午饭。

两个多小时后，许世友急匆匆地乘上一架伊尔14，一路赶回南京，又马不停蹄地奔去车站，他要在那里等毛泽东的专列。

18点35分，专列抵达南京站，只停15分钟。

许世友早已在站台上等候，可毛泽东却对汪东兴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

汪东兴下车见许世友，解释道：“主席昨天晚上没睡，现在休息了。他还说，到这里就不下车了。”

许世友点点头，又追问：“路上要不要我打电话？”

“不用了，我们打过了。”汪东兴答。

“蚌埠停不停？”

“还没最后定，一般情况这个站是要停的，但主席没定。”

专列从南京开出后，21点45分抵达蚌埠，停了5分钟，9月12日零点10分到徐州，停10分钟，到兖州时是2点45分，没停，5点到济南，停了50分钟。

在济南，汪东兴赶紧给中办值班室打电话，让他们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站，毛泽东要找他们谈话。

接下来的路程，专列在德州停20分钟，在天津西站停15分钟，12日13点10分终于到了丰台站。

毛泽东和几人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从党史上的历次路线斗争，到1970年庐山会议的较量，再到对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的态度，他反复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没人知道，此刻北京城外，林彪集团正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

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电话，说毛泽东的专列已经离开，林立果握着听筒，脸色煞白，连声喊：“糟糕！糟糕！”

等确认毛泽东已回到中南海，他知道谋害计划彻底破产，急忙给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情况紧急，两小时后我飞北戴河，北京由周宇驰指挥！”

挂了电话，林立果对周宇驰等人嘶吼：“现在情况变了，立即转移！按《‘571工程’纪要》来，去广州另立中央！”

《‘571工程’纪要》是何物？

早在1971年2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秘密据点开会，从3月21至24日，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

在《“571工程”纪要》这一罪恶计划里，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了实现其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狼子野心，丧心病狂地谋划了八种谋害毛泽东的方式，妄图制造惊天血案，开启他们的“夺权之路”。

他们立刻开始疯狂部署：安排5架飞机飞广州，有林彪的256号三叉戟，有给黄永胜等人的专机，还有能装汽车的运输机，让顾同舟在广州准备车辆房子，让王维国带“教导队”去广州，甚至要空军军务部准备30支手枪、2挺冲锋枪和大批子弹。周宇驰挥着胳膊，像疯了一样：“成败在此一搏！”

而北戴河的62号楼里，林彪、叶群还在演“戏”。

他们宣布要给女儿林立衡办订婚仪式，准备了烟、糖、电影，想掩人耳目。

可林立衡察觉到不对劲，她听到林彪、叶群、林立果在屋里密谋“去什么地方”，吓得赶紧跑到8341部队副团长张宏那里报告。

张宏立刻把消息传给北京的张耀祠，张耀祠又火急火燎地找到汪东兴。

汪东兴抓起电话就打给周总理，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草稿。

“总理，北戴河情况紧急，林立衡报告林彪他们要动！”

“报告可靠吗？”周总理的声音瞬间严肃。

“可靠！”

周总理当即停会，到东大厅后间处理此事，还特意叮嘱汪东兴：“别离开电话机，有新情况立刻报。”

随后他把吴法宪叫过来，问有没有飞机去北戴河，吴法宪装糊涂，说要问空军调度室，可没过多久，张宏就确认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专机，归海军管理。

晚上11点，周总理亲自给叶群打电话。“林副主席身体好不好？”

“很好。”叶群的声音透着心虚。

“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吗？”

叶群先是撒谎：“不知道。”

顿了顿又改口：“有，是我儿子坐来的，明天天气好，想带他父亲转一转。”

“要去别的地方吗？”

“原想去大连，这里有点冷。”

叶群反应极快，可她没料到，周总理接下来的话让她彻底慌了：“晚上飞行不安全，别飞了。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副主席。”

电话那头的叶群，手已经开始发抖。

叶群握着电话，声音发颤地劝周总理：“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她心里清楚，周总理一旦到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阴谋就会彻底败露。

此时北京中南海南楼，汪东兴正忙得脚不沾地，而周总理已迅速部署：派李德生去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协助指挥，让杨德中陪着吴法宪去西郊机场，他要牢牢盯住空军的动向，不给林彪集团任何可乘之机。

消息传到林彪耳中，他猛地从沙发上站起，脸色惨白：“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了。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

叶群早已慌了神，连声附和：“越快越好！”

62号楼瞬间乱作一团，工作人员抱着文件、行李来回奔忙，却没人知道这急促的收拾背后藏着怎样的阴谋。

林彪的红旗轿车很快停在门口，叶群还特意派人去找林立衡，想把她也带上。

可林立衡自从报告了林彪的异常后，早已不敢再多言，只能看着父亲、母亲和弟弟匆匆上车。

“去伊尔库茨克要飞多少时间？”上车前，林彪突然问林立果和警卫秘书。

“很快就到。”林立果的回答简短得像在掩饰什么。

汽车刚开动，就遇到岗哨拦阻。

叶群厉声喊：“冲过去！”

前座的警卫秘书突然变了主意，大喊“停车！”

司机只稍慢了几秒，他就推开车门跳了下去，几声枪响从车内传来，秘书倒在路边。

张宏、姜作寿等人见状，立刻驱车追赶，可红旗轿车时速飙到100公里，吉普根本追不上。

等他们赶到山海关机场时，林彪已经上了256号三叉戟专机，飞机连油都没加完，就仓促升空。

慌乱中，林彪的帽子、叶群的围巾都掉在了停机坪上，而专机上，本该有两个驾驶员，最终只上去一个，领航员、通讯报务员全被落在了地面。

9月13日零点32分，汪东兴接到张宏的电话：“飞机已经飞走了！”

几乎同时，林立衡的电话也打了进来：“听到飞机响了，好像是上天了。”

“你报告得迟了一点。”汪东兴压着怒火。

“刚听到飞机声……”

“我现在没有时间接你的电话。”

汪东兴挂了电话，立刻拨通周总理的号码：“毛主席还不知道，您从人民大会堂来，我从中南海南楼来，咱们在主席那里碰头！”

他又叫上张耀祠：“你去主席那里守着电话，一刻不能离！”

两人赶到毛主席住地时，周总理也刚到。

汇报正进行到一半，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来电话，声音发紧：“林彪的专机起飞30多分钟了，正往北飞，快出河北进内蒙古了，要不要派强击机拦击？”

汪东兴立刻跑回毛主席房间汇报。毛主席指尖夹着烟，沉默片刻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周总理点头同意，汪东兴转身就往值班室跑，只对吴法宪传了一句话：“不要派飞机阻拦。”

此时是凌晨1点12分，专机已飞行40分钟，离国境线越来越近。后来人们才知道，林彪早有三策：上策谋害毛主席夺权，中策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下策便是北飞叛逃，这是他走投无路的最后选择。

凌晨3点多，空军司令部又传来急报：“沙河机场有架直升机飞走了！机号3685，周宇驰、于新野他们在上面，往呼和浩特飞！”

毛主席和周总理异口同声：“下命令，派歼击机拦截！”

可夜色太浓，直升机又没开航行灯，歼击机在天上盘旋许久，始终没找到目标。

驾驶直升机的是陈修文，这个后来被追认为烈士的飞行员，此刻正和周宇驰斗智斗勇。他假装焦急地喊：“没油了！得降落加油！”

周宇驰却吼：“不能降！降了咱们都活不成！”还骗他：“林副主席已经在乌兰巴托降落了，出了国境就安全了！”

陈修文心里一沉，趁机操纵飞机晃了晃，悄悄改变了航向。天快亮时，他看到头顶的歼击机，周宇驰等人也慌了。“你怎么改航向了？”周宇驰质问。

“头上有歼击机，不改会被打下来！”陈修文面不改色。

“罗盘呢？”

“早坏了！”陈修文早就把罗盘破坏了。

周宇驰没了方向感，陈修文却清楚地朝着北京飞，经张家口、宣化，最终在怀柔沙峪的空地上空盘旋5圈，准备降落。

就在飞机离地面还有20米时，周宇驰突然掏出枪，对着陈修文连开两枪。

副驾驶员陈士印急中生智，蘸着陈修文的血抹在脸上，躺在座位上装死，才逃过一劫。

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跌跌撞撞跑上山，直到累得瘫倒。

周宇驰喘着气说：“不跑也是死，要么我打死你们再自杀，要么一起死！”李伟信看着周宇驰掏出给黄永胜的亲笔信，瞬间崩溃。

于新野咬着牙喊：“不用你动手！一、二、三！”

两声枪响后，周宇驰和于新野倒在地上，李伟信却把子弹射向天空，爬起来就跑，边跑边喊：“我要找卫戍司令！”

9月14日上午8点30分，蒙古外交部来电，告知中国驻蒙大使：“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我国失事。”

中午12点20分，大使的报告传到外交部，姬鹏飞立刻主持会议，又让王良恩向周总理汇报。

周总理拿着报告找到汪东兴：“这消息得马上报毛主席。”

汪东兴赶到毛主席住地，毛主席皱着眉问：“消息可靠吗？怎么会坠机？是不是在空中看错了？”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正在安排实地考察，机上有没有活人也不知道。”汪东兴答。即便如此，毛主席、周总理和政治局同志还是松了口气，至少林彪的威胁，暂时解除了。

后来确认，256号三叉戟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8男1女全部身亡。

而怀柔的直升机里，战士们缴获了林彪的手令、给黄永胜的信，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看到这些，个个目瞪口呆。

对这几个林彪集团的核心成员，毛主席对周总理说：“看他们十天，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让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可他们不听！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大？现在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

一场妄图分裂党和国家的反革命政变，就此彻底粉碎。

林彪叛逃事件尘埃落定后，本以为一切都将回归正轨，可新的波澜却悄然涌起。

江青集团在林彪事件后，他们敏锐地嗅到了“机会”，认为彻底打倒汪东兴的时机已到。

林彪摔死后不久，毛泽东身体抱恙，这本是自然的生老病痛，江青却如获至宝，借题发挥，开始在私下里四处散播谣言，诬陷汪东兴是“林彪特务集团头子”。

她言辞凿凿地对身边人说道：“主席身体之前好好的，怎么说病就病了呢？肯定是主席身边潜藏着一个林彪特务集团，而这个集团的头子，就是汪东兴！”

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江青的这些谣言像恶疾一般，开始悄然侵蚀着一些不明真相之人的认知。

然而，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了解和信任，岂是江青几句谣言就能撼动的。

当毛泽东听闻江青这些荒谬至极的诬陷言论后，怒不可遏，立即把江青叫到跟前。江青刚一进门，还未站稳脚跟，毛泽东就劈头盖脸地臭骂了她一顿。

毛泽东目光如炬，严厉地斥责道：“你不是四处宣扬说我这里有一个特务集团吗？那好，我告诉你，我就是这个集团的头子！汪东兴跟随我多年，忠心耿耿，为党和国家立下汗马功劳，你竟毫无根据、恶意中伤，你的居心何在？”

江青被骂得脸色一阵白一阵红，低着头，不敢直视毛泽东的眼睛，往日里的嚣张气焰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经此一遭，汪东兴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更是愈发深厚。

他深知，在这风云变幻的政治漩涡中，是毛泽东给予了他最坚定的信任与庇护。

此后，汪东兴继续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党和国家的事业默默奉献。在1976年那个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汪东兴坚决执行党中央决策，协助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再次为党和国家立下不朽功勋，也用行动回报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参考资料：

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日子里，汪东兴的回忆——党的建设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前的关键决策——湘潮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1971年的南巡活动——中国党史研究

汪东兴谈“九一三”事件——紫光阁

来源：温读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