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这篇稿子，主要是写一九三一年李、白、黄新桂系集团重主广西军政之后的所谓“禁烟”实况，反映烟税在这个集团财政上所占的地位，它在反动统治的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各方面的重重矛盾，从而更清晰地看到这个集团标榜“禁烟”的实质和它的反动本质。至于禁烟机构的

我这篇稿子，主要是写一九三一年李、白、黄新桂系集团重主广西军政之后的所谓“禁烟”实况，反映烟税在这个集团财政上所占的地位，它在反动统治的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各方面的重重矛盾，从而更清晰地看到这个集团标榜“禁烟”的实质和它的反动本质。至于禁烟机构的组织规章和它的做法，在《桂政纪实》里已有记载，烟税的收入也表列得很清楚，不再赘述；鸦片烟的祸国殃民更属人尽知之，也不置论。

一、柳州禁烟局

一九三一年李白重主广西军政后，对于亲黄（黄绍竑）派的人均加以排挤。李、白认为我是接近黄绍竑的人，因之也就摒弃不理，我遂仍然呆在香港，在九龙元朗乡间觅址筑庐，以种菜钓鱼度此悠闲岁月。一九三二年夏间，夏威由南宁去香港，转到元朗会我，对我说：“德（李宗仁）、健（白崇禧）两公知道你宁在这里吃苦不到别的地方去活动，对你很表同情，希望你回去广西一同做事。你的意思怎样?”我说：“德、健两公还怀念旧人，我很感激他们的盛惰，我可以回去，但不知道他们要我做什么事?”夏威说；“你回去再商量吧。”于是我于是年七月间回到南宁。

到南宁后，会见了李宗仁、白祟禧、黄旭初、叶琪等人。他们对我都表现得很关切，说了不少希望为团体效力的话，黄旭初表现得更为诚恳些。过了两天，叶琪到南宁酒店找我，对我说：“德公希望你去柳州充任禁烟局长。本来，这个禁烟局是一个三等局，以你的身份地位是不相称的，好像是拿你来开玩笑，不过你要知道他的意思，他是要借重你去整理财政，你去柳州搞禁烟，就是整理财政的开端，不是小事，你不要误会!德公还说，可以由总部聘你为中将顾问，维持你旧时在团体中的资望，你的意思怎样?”

我说：“我素来不懂得搞禁烟，很外行，我这次回来的打算是不做什么大官，只想得一个清闲职位，粗茶淡饭足矣；能不能安置我一个总部的附员、参军或省参议之类的名义呢?其他的官职，我实在不愿做了，请你原谅。”叶琪当时很激动地说：“你这不愿意干，那也不愿意干，太不够朋友了。”

我揣摩叶琪的神气，再不能拒之过甚，致造成隔阂，就说：“好吧，你们要我干，我干就是了。”叶琪走后，我了解了一些情况，原来当时的“禁烟”收入，要占全省财政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由于军队的走私、包私，烟税经常收不起，给了它一个致命伤；尤其在柳州方面的驻军更为横蛮跋扈，如第七军长廖磊、师长覃连芳、团长罗活等，无不明目张胆地私运、私售、包运、包销，省府派去的禁烟局长，不但不敢照章课税，缉拿私烟，反而要仰廖、覃、罗等的鼻息，同流合污，分一杯羹，因之烟税收入，微乎其微。

李、白、黄既不肯扯破面皮，硬要他们的骄兵悍将不做私烟，致造成不良的后果，但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浩大的肥水尽入私囊，以致军政费无法应支。正在为难的时候，我回到了。他们认为我在这个团体是一同起家的耆旧，假使不畏强暴，敢于和廖、覃等抗衡，是可以解决这个难题的。这就是说要我去做“恶人”，替他们夺回利润。我了解了这些情况后，也认为自己是参加创造这个团体的一分子，哪能危而不扶、坐视旁观呢；倘若由于自己的力量，把全省财政整理起来，团体壮大了，那自己在这个集团里的地位，自然也可以提高，于是我就下决心去干了。

第二天，李宗仁邀我去谈话。李说：“翠微（叶琪）说你愿意去柳州做禁烟工作，很好。我们要做大事，要建设广西，复兴中国，首先要有钱，有了钱才可以做大事；要有钱，就要整理财政。这个贵任很大，希望你负起来!整理财政，首先要搞好禁烟。禁烟收入在我们全部收入的比重将近一半，搞好了禁烟，再搞其他。我相信你是能够负起这个责任的，希望你努力去干。”我说：“总司令叫我去柳州搞禁烟，我当然服从命令；不过，我到柳州之后，恐怕会得罪许多人，甚至会闹出乱子；到那时，希望总司令要支持!如果我有营私舞弊的行为，也请总司令绳之以法。”李宗仁说：“我一定支持你，不会袒护任何人，你放胆干好了。”

过了一天，我就接到了由省府主席黄旭初署名的委我为柳州禁烟局长的委任状一件和训令一纸，又接到总司令部聘我为中将顾问的聘书，我就到柳州去了。我到柳州接事之后，首先着手调查烟税征收情况和驻军贩私、包私情况。从各方面报来的情报中得知廖磊、覃连芳、罗活以及好些军官的住宅，甚至军、师、团部里，无一处不藏有私烟；同时还明目张胆地私贩、私售、私吸和包庇私商烟土过境，抽收“保护费”。禁烟局对他们完全不敢过问，禁烟局所征得的税，只是一些平民开灯吸食的“证照费”，为数极少。禁烟局中的稽查，也有包售、包吸情形。我遂决定采取入虎穴取虎子的办法；在步骤上则选定比较易于对付的“虎穴”先下手。

廖磊、覃连芳、罗活的公馆和军、师、团部，都是武装林立，戒备森严，不容易得手，而且我也顾虑如给他们太难堪了，可能造成僵局，难于收科，于是选定以罗活团部的鸦片为打击对象。对象决定后，我就把自己带来的、胆大而又颇富机智的陈厉中、官守南两人伪装私商，找到中介人向罗活团部的旅官温庆南接洽购买烟土五百两。陈、官两人先到团部看过货色，订定价钱和约定某日某时在某客栈银货两交。

将到约定的时刻，陈、官两人先到客栈开房等候，另派武装稽查员四人秘密埋伏在该客栈的周围，预备当场将该旅官和烟土一并拿获。约定的时间到了，该旅官果然率同士兵四名，提着五包烟土到客栈来。陈、官两人招呼他们进房。陈提出银币一包（约一百元）佯作点交，官则验收烟土。

在点交银市当中，陈在口袋取出哨子吹，该旅官知道事情不妙，立即抢了一包银币夺门而出，陈只扯得他的胸前襟章，被他拼命地逃脱了；五包烟土，官也只抢得一包（约一百两），其余四包亦被随来的四个士兵提跑了。布置在客栈周围的四个检查员闻到哨声闯进客栈时，该旅官和四个士兵已经跑出客栈向团部飞奔。陈、官等追了一程，恐怕受到危险，只好折返，将当场扯得的该旅官的襟章和烟土带回局中报告。

我据报后，即将设计诱缉罗团私烟经过写了一分报告，派陈厉中携带报告和该游官的襟章及私烟乘搭小客车到南宁总部呈报李宗仁。李宗仁得报后，随即电令廖磊，限日将该游官押解到总部讯办。廖磊以为贩卖烟土早已相习成风，拿解命令亦不过宫样文章而已，随将旂官温庆南解送南宁总部。温庆南解到后，李宗仁立令军法开庭审讯，判处死刑，张贴布告，执行枪决；并通令各军、师、旅、团不得再有经营烟上情事；如果故违，定将法办。果然，这件枪毙贩卖私烟旂官的案件发布后，部队营运私烟之风，大为敛迹；尤其柳州方面军官住宅里所藏的烟土，都秘密转移到军、师、团部冻结起来。即经营私烟的商贩也鸡飞狗走地离开柳州；正式经营烟土的商人，则纷纷报请发照到黔省贩运烟土，烟税收入，立呈起色。

本案发生后一个多月，有一位姓杨的陆军小学同学邀我和几位同学到他家里吃晚饭。我到杨家不久，覃连芳也来到，了。他身穿毕机军服，长统马鞋，左边腰际挂着一支驳壳，右旁插上一支二号左轮，大踏步跨进客厅来。他看见我时，右手拍一拍左轮枪，厉声对我说：“陈雄!你搜私烟搜到别人老婆房里来，如果是搜到我家里，我就要打死你。”我听了他的话就立即站起来应道：“覃连芳，你如果藏有私烟，老子也要搜。莫说是你，即使是李司令，如果他藏有私烟，我也要搜。你的枪不一定打得响，老子的枪是打得响的。”当时，张任民等立刻站到我们两人中间，说：“你们还是像在陆军小学堂时闹小学生脾气一样，太笑话了，大家吃饭吧。”这一次争吵的风波传出后，柳州市民都说陈雄敢和覃老虎打架，真是了不起；私烟贩更加不敢在柳州活动，于是烟税征收更加日有起色。

我在柳州这样硬干之后，驻军方面放出将不利于我的空气，我遂用以进为退的办法，写了一封信给叶琪（叶是廖磊的密友），信的大意是：闻说廖燕农（即廖磊）公馆里藏有大.批私烟，我打算进行搜查，但兹事体大，恐怕会闹出乱子，请你向德公说明，予以支持。叶琪接信后，知道我是莽撞的，恐怕真正搜查起来，就将无法收拾，于是一面复信给我，要我非有确凿证据，不可冒味从事；一方面写信给廖磊，叫他妥为处理，不好造成决裂。

二、庆远禁烟局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不久（一九三三年春），我就接到省府主席黄旭初的电，调我为庆远禁烟局局长，说是要借重我在烟土入口的庆远加强缉私，堵塞漏卮。我到庆远后，依照黄旭初的指示，把注意力放在缉私方面。是年三月间，根据线报，我派出缉私队一个小队到芒场的山区里去缉私，在一个夜间，和二十多个人的私烟帮碰上，打了一次小仗，打伤了一个私烟贩，缉获了三百多两私烟。自此之后，走私烟帮绝迹，烟运上了轨道。

到是年九月初，黄旭初来电叫我即去南宁，有事相商。到达后，黄旭初对我说：“现在禁烟已经进了常轨，德公要你去整顿统税和饷捐。庆远禁烟局由陈硕夫代理；你见了德、健两公后就可以到梧州去，不必再回庆远了。”翌日我见了李宗仁和白崇禧。李宗仁说：“现在禁烟税收已上轨道，收入已经稳定，你要把统税和饷捐加以规划整理；饷捐也是全省税入的一个重点，务必扫清积弊，增加收入。”我于是又复衔命到梧州去，负起整理纳收的任务。

三、广西禁烟总局和广西省政府禁烟局

在饷捐局工作至一九三四年末，黄旭初又电召我去南宁，对我说：“现在我们办理民团已到发展阶段，需要用的钱更多，打算设立一个禁烟总局，统一事权，规划办理禁烟事宜，使烟税有所增加，德公要你负起这个责任。”第二天我会见了李宗仁、白崇禧，他们也说了大体上和黄旭初相同的话，要我负起这个责任。我说：“今年烟土多来了，明年要烟税增加，主要应在过境税方面想办法。我意可以和广东方面磋商合作，将可多得一些收入。”李宗仁表示同意，于是我就又升充了广西禁烟总局局长了。

我本着李、白、黄的意旨，千方百计设法增加烟税收入。对内方面规定：每一分局设置一个执法委员和一个会计委员，直接由省政府委派，专任各该分局的烟案审判、职员营私舞弊的纠察和财政收支的稽核；对外方面：因垄断广东烟土运销的是“烟赌大王”霍芝庭和陈济棠的哥子陈维周，他们对广西烟土入粤私销的问题正在无法控制之际，知道我出任广西禁烟总局长，霍芝庭遂偕同他的爪牙广东禁烟局长陈文甫等到梧州，邀我到梧州商量互助互利办法。我和副局长黄慎思应邀到梧州与霍等会晤，商订了“联运杜私”的约章。

这个约章规定：广东禁烟局可派员驻梧州、玉林、南宁等地，凡经广西运粤烟土，均须在梧州、玉林、南宁取具铺保，请领粤省运照，报请粤方派员监运，到粤局纳税；其运额，以三年运粤烟额平均数每月为一百一十万两，超过之数作为溢额，所得溢额税，以百分之四十五拨归广西；另外由广东赠给广西局驳壳手枪和二号左轮各三十支，配足子弹，以加强缉私力量；并赠送我新式小汽车一辆。当时我想：这是双方有利、公私有利的买卖。

这个约章得到省府主席黄旭初的批准。以后每月核算，都得到粤方一笔溢额的税款。

我为了扩大禁烟总局的职权，加强缉私力量，又将禁烟缉卫队扩编为两个大队，以一个大队驻柳庆一带，专任柳州、庆远方面的烟土缉私事宜；以一个大队驻南宁、百色一带，专在百色、凌云、西隆、南宁方面负责。另编三十五个小队，分别驻在镇边、靖西、爱店一带，在边地游弋缉私。罗网高张，侦骑四布，经营烟土的商贩非依章纳税、取得运销证照，就无法越雷池一步。从这将近一千八百人的庞大的禁烟缉私部队的建立，就可以知道新桂系对烟税的重视，和它在这个集团的财政地位是如何的重要了。

一九三五年七月间，省政府合署办公，广西禁烟总局改为“广西省禁烟局”，作为省政府组成部分之一，我又担任了禁烟局局长。依照规定，由省府发令办事，我就不复独自发号施令了。

四、贵阳之行

一九三五年秋冬间，桂蒋矛盾更形尖锐化。蒋对桂系采取封锁政策，使黔、滇两省烟土改道武汉，不再通过广西，以扼杀桂系的经济命脉。这样一来，自本年秋起至一九三六年上半年的烟税收入就大大减少。与一九三四年同一时期相比，一九三五年的收入不到二分之一；一九三六年不到三分之一。“六一”事变发生，桂系财政本已陷于罗掘俱穷，加上滇、黔烟土改道，烟税收入锐减，府库枯竭，军政各费全无着落。此时桂、蒋虽已言和，但蒋介石的重兵仍然威胁着广西，并加上经济的封锁。李、白、黄在这个双重压迫下电召我到南宁，要我去贵阳打一转。所给的任务，表面上是派我代表他们向顾祝同（军委会贵阳行营主任）、吴忠信（贵州省府主席）行聘，其实是叫我向顾、吴乞求，开放烟土入广西。

李宗仁、白崇禧两人联名写了一封信给顾祝同，一封给吴忠信，由我带去面交。当我乘坐开往贵阳的专车抵达都匀、贵定一带时，就看见沿途的蒋军秣马厉兵，如临大敌，矛头指向广西。迨行至距贵阳八九里的娄山关时，守关的是蒋帮特务头子戴笠统率的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的部队。他们神气十足地喝令我停车。车停后，我出来和他们说话，他们问，“去哪里?”答，“去贵阳见顾总司令和吴主席”。“有公事没有?拿来!”我将文件交给一个士兵装束的人，他毫不犹豫地把信抽出来看。我说，“这是给顾总司令和吴主席的信。”他说，“就是给蒋委员长的信，我都可以看。”他看完信后将手向贵阳方面一挥，就算是放行了。

我到贵阳后，先见到顾祝同，将李、白的信递交，并代李、白向他问候。多年不见的同席窗友，尚还客气，随谈到烟土运桂问题，请他帮忙使黔土恢复旧运来减轻中央的负担。顾说：“烟土运销问题，属省府办理，可与吴主席商量，我当帮忙。”我见了吴忠信，将李、白的信交给他，并说：“德邻、健生两位要我来问候主席。这次得主席帮忙，使广西能在中央领导下从事建设，大家都很感激；现在广西财政困难，中央补助未到，难于维持，请大力帮助，使黔土恢复运桂，以减轻中央负担。”吴说：“广西这次能息兵言和，是一件大好事。德邻、健生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当尽力帮忙，解决他们的困难。”我回到南宁向李、白复命；烟上运桂问题算是解决了。

五、禁烟督察处广西分处

一九三六年冬李白屈服于蒋介石后，国家岁入部分的“禁烟”收入规定由中央设备的禁烟督察处广西分处办理。处长一职，由省府荐员充任；副处长则由中央委派，仍受省府监督。李白黄荐我为该分处处长，中央则派鲍公任（张群的部属）为副处长。这就表面上把禁烟恶政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同时又酌量地尊重了地方政府来缓和矛盾。它的做法是：“禁烟罚金”（即鸦片烟过境税）列作国家收入，解缴中国农民银行；原日的内销税则拨作省地方收入。军费统由国家负担。我在充当这个处长期间，对于筹划这个恶政的聚敛程度，就不如从前那样起劲了。直至一九三七年八月间我出任广西建设厅厅长，才与这个禁烟恶政脱离掉关系。

到了一九四八—四九年，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李、白、黄又设立了“广西禁烟督办署”，以韦云淞为督办。它实行勒种、勒缴、贩运，并直接把烟土运输到长江、广东等地贩卖，这已经是在过去万恶的基础上演变为强盗式的掠夺了。为祸广西、也为祸中国人民的鸦片烟，在过央，愈言“禁”，而其祸愈烈，竟且将之作为反动斗争的利器，而不知丑恶，直至一九四九年的人民革命大胜利，才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消灭而彻底肃清。写到这里，抚今思昔，我不禁为过去的为虎作张、毒害人民而感到神明内疚；同时目睹百数年来无法绝迹的烟祸，在解放之后不久，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很快地就根株悉拔，污垢尽除，更加体会到党的伟大、正确和光荣。它的确是无愧于“民之父母”的称号的。(尚之）

陈雄(1894·1——1974·2)，原名德广，号杰夫。县底乡冠堂村人。国民党军中将。15岁入广西陆军小学，毕业后于1911年进湖北陆军中学。1914年入湖北南湖陆军第三预备军官学校。1916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在保定入伍半年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1919年毕业后，在广西马晓军部下当排长、机关枪队队长、支队参谋。1923年起先后历任广西讨贼军、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四集团军驻粤办事处主任。在这期间，他为加强新桂系与广东革命政府之间的联系，统一广西，做了大量的工作。陈雄五次会见孙中山，经常到廖仲恺住所，共商广西问题。

1932年起，陈雄历任柳州、庆远禁烟局局长、广西省饷捐局局长、中央禁烟局督察处处长。这期间，陈雄严于职守，派人缉拿私烟贩子，曾把一个贩卖私烟的旗官予以正法，使当时柳州猖狂的私烟活动得到收敛。陈雄设计的“统一饷捐方案”，对增加广西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

1937年8月起， 陈雄历任广西省国民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财政厅厅长、广西银行副行长、行长。就任建设厅厅长期间，广征各省技术人才，在交通上修建了河田、桂穗、贺连、天龙、靖岳、荔漾、天靖等公路和湘桂、黔桂铁路；疏浚桂林到平乐、南宁到梧州的水道；建立电讯网，进一步健全全省乡村电话；在工业上，建立广西水泥厂、糖厂、制革厂，收回并整顿了酒精厂、陶瓷厂、机械厂、平桂矿务局、柳州电厂和收容沦陷区搬来的成百个大小工厂；在农业上，增加了沙塘农场设备，发展农业水利和家畜、耕牛。

1941年，兼任广西企业公司董事长。1949年春，同黄绍竑商量后，从香港回桂，策动谋和工作，上 书劝谏国民-总统李宗仁：“人心厌战，人民抬头，大势已去，不能再战。为全国人民、全广西人民和几十万部属计，应该从速和平解决”。这和平主张得到了20多个高级官员的赞成，并联合签呈李宗仁、 白崇禧。 之后，陈雄还对李宗仁作了六次进言，对白崇禧也规劝了四次，力陈“和平”见解。同年秋，国民党当局曾欲逮捕陈雄未遂。他即赴港参加了民革南方行动委员会，与中共广西负责人合作，组织策反工作。

1950年3月28日，陈雄回广西工作。先后担任广西省人民政府委员、省府参事室副主任、省政协委员，同时积极撰写文史资料。

1974年5月8日陈雄在南宁病逝，遗著有《自传》、《新桂系军阀形成时期亲历忆述》、《新桂系的饷捐》、《广西企业公司》、《新桂系和谈幕后记》等。

来源：江右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