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社会的缩影，大学里遇到的问题，常常反映了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正因为大学是现代社会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所以社会就更期望大学培养适当的文理兼备的人才，解决未来的问题。诸如从未来社会的需要来考虑院系的设置、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数目及比例，避免过时及过窄的专业，培养前瞻性的人才，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而不是信息知识的填鸭，等等。 三十年前，钱致榕创建香港科技大学时，就已经遇到了上述种种问题。 他在新作《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中写道：由于兴趣、 缘分和工作，一生中，有机会与高教界知名人士互动，阐述一流大学的理念，例如在文科的重要性方面。 钱致榕 引述耶鲁学院院长塔夫脱看法：“人文就是Humanities，源自人 (Human) ，所以不选人文课，不懂人文精神的话，就不是人 (‘If you don’t know humanities, you ain’t human！’) 。”摘要：大学是社会的缩影，大学里遇到的问题，常常反映了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正因为大学是现代社会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所以社会就更期望大学培养适当的文理兼备的人才，解决未来的问题。诸如从未来社会的需要来考虑院系的设置、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数目及比例，避免过时及过窄的专业，培养前
1988年9月，钱致榕到任以前，校董会的规划里面，只有理工商学院和一个通识教育中心，没有文学院。 人文社会学院的成立， 是 钱致榕坚持说服校董会的结果。 当年，有人认为设置文学院没必要，但在 钱致榕看来， 文学是提供灵魂的，大学的基本价值观都在文理两个学院，没有这两个学院，学校只是一个职业技能训练所，不可能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只有实施通才教育的方针，接受人文素养的培育，学生的知识面很宽，学习能力非常强，毕业后才能够应对未来的变化，对抗转型转行的压力”。
文 | 钱致榕
本文节选自《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
格里斯沃(Alfred Whitney Griswold，1906-1963)
的确是这样，耶鲁不重视培养律师而重视培养法官，所以美国大法官出得最多的学校就是耶鲁大学。耶鲁相对吃亏的是没有很好的商学院，所以当公司老板的校友就很少，每逢捐款，耶鲁就比哈佛要少很多。不过办教育，钱也不是决定性因素。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耶鲁还有一点就是有兼容性，中国高等教育，从蔡元培起就提倡“兼容并包”。但是怎样才能使师生都实践“兼容并包”？在格里斯沃当耶鲁校长的时候所缔造的校园，什么样的建筑都有，就是一个兼容并包的熔炉吧。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享誉世界的学者、社会批评家、全世界被引用最多的在世作者。
他说，因为学者都喜欢一窝一窝地聚在一起，可是文科的学者特别难聚在一起，原因就是任何两个文科的人都自认不同。他们要和同行聚集，却又要和别人不一样的，好像一样就可能抢饭吃。不知道什么原因，文人相轻，古今中外都一样，所以每请一个人都要单独给他搞设备。我说，文科的设备不就是买几本书吗，他说，你不知道，不是买几本书，是买几千本书。如果你要找个物理教授来，他想走的话，仪器都留下来了，别人都还可以用。文科不然，比如说做上古两河流域的考古研究的那些文献资料，换一个做印度文明研究的人来，之前的投资就都没用了。所以长期来人文学科建设总是不够成功，我们就得不断地试。学生需要人文的学问，如果我们完全没有文学院的课程的话，教育出来的学生就完全不对了。 我又到加州理工学院 (Caltech) 去拜访，校长叫歌德哈伯 (Maurice Goldhaber) ，原来是在长岛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所的所长，我做研究生时就在那里做实验，所以跟他也很熟，他和我讲的也是同样的事情。我恭喜他最近把李中清教授(李政道之子)请到加州理工了，他说，是啊，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请一个文科教授能花多少钱？我以为是几十万，他说是过百万。他说，我不是心痛这个钱，我只是不知道他会待多久。因为文科分得太细，如果他走了，我为他投资的这些东西就没用了。理科搞基础研究都是一片一片的，人走的话设备剩下还有用的。我问他万一李中清走了怎么办，他说，那我们就不断地试，希望文学院迟早能成气候。不过幸运的是，虽然我们文科还不够强，但我们的学生还比较像样。他这句话值得所有中国的工科大学校长反思一下，什么是人才？人才不是得到一些专有知识就行，他必须得有人文精神，有人文的思考能力、探索能力、追究问题的能力，才能是人，才能成人才。我们真要思考思考。
文学院的创建惊险无比从港科大电扶梯看清水湾
1988年9月我到任以前，科大校董会的规划里面，只有理工商学院和一个通识教育中心，没有文学院。那时董事会已经通过人事部登报招聘，从英国招聘了一位曾经做过副校长的英国教授来当通识教育中心主任。 我上任后，坚持科大必须有文学院，才能有机会成为一流大学，并且告诉他们我遍访世界名校，包括拜访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校长的结果，终于说服董事会成立文学院。没料到董事会就顺理成章地任命那位主任为文学院院长。这为后来造成很多困难。 这位先生初到香港时，我还是理学院院长，吴家玮要求我跟他谈谈。我跟他见面以后，就发现很难谈学术的问题，他对理工领域没有兴趣，那不奇怪，可是请教他当时社会学方面的课题也有困难。倒是哪篇论文有多少页，他记得很清楚。回想起来，我觉得做错一件事，当时决定成立文学院时，我应该坚持全球范围找一位文学院院长。当时董事会让这位英国来的主任顺利升任为文学院院长，顾虑到不能歧视他是英国人，家玮就说既然董事会决定了，就不要过问文学院这件事。当我接任常务副校长之后要管所有的院系，就发现这位文学院院长聘的人都是从英国来的，而且不是来自最好的学校。我问他有没有考虑世界上其他的学校，他说他听说过哈佛大学，但是没听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而且从来没去过美国。最后我说服了他去美国招聘，发现他不能独自旅行，只能安排他太太作为学校秘书陪他去，一路为他打点订房、订飞机票、打电话等他不会做的事情。可惜他的视野不宽，除了没去过美洲和亚洲，跟英伦三岛以外的学校接触也不多，所以招聘教员进展较慢。一直到1991年初，董事会开会检查业务，发现再过九个月要开学了，文学院只聘到两位英国助教。董事会觉得不能用他当院长，立刻命令学术副校长即日接管文学院，务必保证准时顺利开学。那真是科大创建过程中惊险的故事之一。 这个时候很麻烦的是，为了开学授课，文学院要在六七个月之内聘六个教授。我当时也没头绪，就打电话问了美国很多学校的常务副校长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他们都说理工学校不能没有文学院，要是没有，就不可能成为一流学校。我们的文学院，设定五十个教员名额，大家都同意不要分系，他们认为大致合理，也认为设立两个部门不设系是好主意。但部门里面要有什么构架，有待探讨。比如，思想史可以纵向、横向贯通；比较文学也便于贯通比较；既然要研究中国，就要有民国史，等等。总之，尽量拓宽一点领域。 那时已经是1991年2月初，离10月2日开学只有八个月。我临危受命，立刻全力投入。刚好留美文史权威学者杜维明和张灏在夏威夷举办一个题为“二千年中国历史与文化：回顾与前瞻”的国际论坛，有两百多位学者参加。他们两位是旧识，也是当时华人文史大家，可以帮我恶补文史常识和提升品位。所以我立刻打电话给杜维明，告诉他港科大的需要。他立刻问他们可以帮助什么，我提了两个要求：邀请我参加会议，并且请他和张灏陪我坐在最后一排，评点每一个报告，指点我报告学者的精彩及不足的地方。他说他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儿，不过很慷慨地答应了。 那年春节是2月15日。当天科大同仁在我海港城的公寓里团拜，七个月后即将开学，三年的奋斗，开始见到曙光。大家都很兴奋，我不慎扭了腰，不过第二天还是出发到夏威夷。在那一周里，不但见到了近两百位华人文史学者，还在两位大师的讲解下，了解了文科的品位和每一位学者的长短处，一时长进不少。说实话，到了第二天，我就觉得很自在，因为那时西方人文社会学界正值“韦伯热”，那次会议几乎每一位学术报告者，开口闭口都是马克斯·韦伯，就像我们中学作文，都是引用“国父说......”“‘总统’说......”开始，然后以“可见......”为结论，最后张灏捉弄我说：“你听了五天，也该做个报告！”我就上台分享了我的感想，惹得哄堂大笑。我趁机告诉听众，香港科大已经决定成立文学院，欢迎大家共襄盛举，或推荐人才加入我们的行列。 在向杜维明、张灏请教的过程中，我心中有关一个文学院的构想已经大致形成，计划中的五十位教授已经达到临界值。本着设大系的原则，设人文和社会科学两部，不再分系，这样年轻教授的学术空间更大一些。如果他们能以三十年的时间，整理中国固有传统，对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一定有很大帮助。并且香港是三十年之内海峡两岸暨港澳完成这一时代任务最合适的地方。当时评估，我们需要一位博学又有高度包容精神的学者做院长，带领此项工作。可能要花几年的时间孕育这个文学院，不可能一蹴而就。他们还给了我一份文史领域国际公认的几位大师的名单，并允诺有疑问可以随时电话向他们讨教。 回想起来，他们两位的大力帮助，实在非常关键。我和杜维明是1951年在台湾就认识的，那时我们都参加了童子军，他代表建中 (省立建国中学) ，我代表附中 (省立台湾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两个学校是那时台北两个拔尖的中学。每次有校际露营，我们都会参加，因而见面。大学时他去了东海大学，我念了台湾大学；大学毕业后，他去了哈佛，我去了耶鲁；他研究新儒学，我搞高能物理。张灏在附中、台大都比我高三届，虽然不是同班，但是共同的朋友很多。我们仨难得见面，但是互相欣赏很久。在关键的时刻，他们两位帮了科大大忙来源：财富吹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