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秦忠原名秦懋书,湖北红安人,据秦忠说秦基伟是他们的亲戚,按照辈分来说秦懋书还是爷爷辈的。秦忠之所以成为红四方面军最具传奇性的指战员,是因为秦忠在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多次负重伤,但是都是大难不死,所以在军中有战不死的秦忠之说,连杨成武都说:你这个秦忠呀,
打不死的小强,战不死的秦忠,红四方面军最具传奇性指挥员秦懋书(又名秦忠)
【打不死的小强,战不死的秦忠,红四方面军最具传奇性指战员秦忠】
秦忠原名秦懋书,湖北红安人,据秦忠说秦基伟是他们的亲戚,按照辈分来说秦懋书还是爷爷辈的。秦忠之所以成为红四方面军最具传奇性的指战员,是因为秦忠在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多次负重伤,但是都是大难不死,所以在军中有战不死的秦忠之说,连杨成武都说:你这个秦忠呀,多次负伤,伤的这么重还大难不死,真是打不死的秦忠。就这样秦忠的大名传遍了全军,获得了战不死的秦忠一名。
解放战争时期,在著名的中原突围战当中,秦忠再一次负伤,解放后秦忠本来是公安军师长,上级已经要求本人到广东,军队里面的升迁是比较快的,但是最后李先念省长要求秦忠这个湖北人到湖北工作,从而失去的评定军衔的机会,如果在部队这样的老红军至少是大校军衔,62年也有可能少将军衔,到离休的时候应该是副军级没有问题。
【秦忠原名秦懋书,湖北红安人,据秦忠说秦基伟是他们的亲戚,按照辈分来说秦懋书还是爷爷辈的】
战不死的秦忠虽然战争年代多次负伤,照说身体是受到了很大的损伤,但是秦忠的寿命却大大超过一般的老红军,2012年秦忠老红军去世,享年一百零四岁,真正做到了打不死的小强,战不死的秦忠。
第一章 革命的火种
【从他们那里我听说了远在我们竹林畈以外,有许多国家,那里也有像我们一样的穷人,他们起来造反了革命了】
记得那是1927年的夏天,我们几个穷孩子在河边放牛,天气渐渐炎热。我们将牛拴在树上,脱掉本不能蔽体的破衣服,跳进河里洗澡戏水。日子再苦,生活再难,但也磨不掉儿童爱打爱闹的快乐天性。几个小男子汉赤条条地在那桃花河的浅水里打起了水仗。
这时,我们发现从西边山脚远远走来几个陌生人。在这偏远的乡村,方圆几里地的人们相互都认识,可这几位穿长衫、戴礼帽的人,却从来就没有看见过,他们像是生意人,其中一个又像教书先生。这行人朝我们走来,离我们越来越近。赤条条的小男子汉们赶紧跑上河岸,抓起自己的褴褛百纳衣套在身上。
那几个人来到河边蹲下喝水、洗脸,其中有个宽脸庞的人与我们搭话,他一一问道:“你们多大了?是哪个村的?那几个孩子怯生生的,都不敢大声吭气。轮到了我,我说:“今年十岁,是竹林畈的。他顺着我的手看到了隐在树木竹林中的村庄。几个孩子中只有我胆子大,敢同这些陌生人讲话。
这人见状又问我:“这是你自家的牛吗?我说:“不是,我家没牛,这是替别人放的。”他问道:“为什么替别人放牛,而不去念书呢?
提起念书,我心里就不是滋味,于是没好气地说:“我家穷,饭都吃不饱,哪里有钱去念书。”看到我不高兴,那人越发要逗我,他问:“你家为什么穷呢?”这时我想起父母常絮叨的那句话,就说:“还不是我家的祖坟没选好地方,命不好,八字不好呗!
他听了大笑起来,把我们都笑愣了。他说:“你说得不对,世界上哪里有什么命和八字好不好呀,这是因为你受剥削和压迫才穷的。剥削”、“压迫”,这话我听不太懂,可说到祖坟和命,这倒是我好多年来都想知道而又搞不清的东西。我认真了起来,在他身边的石头上坐了下来。这几个陌生人轮着说:“你家没有地,种地主的地,每年要给地主交租,交了租你家还有多少余粮呢?农民种了哪家地主的田地,就成了哪家地主的牛马。”
我告诉他们,家里除佃种地主的田以外,我爷爷和爸爸还编篾活养家。他们说:“你爷爷做篾活挣的几个钱,还不是要交捐。”是啊,爷爷白天黑夜地忙个不停也挣不了几个钱,可祠族、会里①总是来人收租集捐。
他们还告诉我:乡里的土豪劣绅依仗权势欺压百姓,穷人就越来越穷。乡里的事他们怎么都知道!我心里默默想着,接着就问他们:“那怎么办呢?”其中一人说:“起来造反,把地主的田分了,自家种,不给他交租。”我想了想说:“不行啊,那地主会派枪兵到家来的。
我是想起邻村一户穷人因佃种地主的田交不起租,那地主领人带枪,把他家的锅都砸了。他们说:“那是穷人没有团结起来,如果大家都牵手和那些地主土豪斗,准行!
这些话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真感到新鲜。我想起了爷爷和叔叔给我讲的故事──梁山好汉,薛刚反唐。这不是要起事了么?要反天了?要换世道了么?!于是兴奋地说:“穷人要牵手造反,要劫富济贫,总要有人领头,我们这里没有人呀。”他们几个人相互望了望,笑了起来说:“有!
“是谁呢?”我问道。共产党。”那宽脸庞说。共产党是什么人?”我们几个孩子都眨着眼睛问。他说:“共产党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些人,这些人替穷人说话帮穷人做事。他们能带头领着穷人造反、革命。”他说的许多话,我都没有听说过,而这些话,却能消除我心中多年的疑问,能解开父母亲都解不开的疙瘩。我默默地念着:“造反”、“革命”、“团结”、“共产党”。他们是什么人?怎么知道这么多的事?我迟疑地问他们。他们说是县城里的商人,专做花生、洋火生意的,在外面跑多了,知道的也就多了。
从他们那里我听说了远在我们竹林畈以外,有许多国家,那里也有像我们一样的穷人,他们起来造反了,革命了。他们中就有人领头起事。一晃就是一个下午,太阳偏西,他们说要去宋家冲,我指了路。那“宽脸庞”摸着我的头说:“书庭,我刚才给你说的,你可以告诉你家里人,过几天我们还要来做生意的哩!”
夕阳西下,我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还在想着他们说的事。回到家,吃过晚饭,我耐不住问父亲:“共产党是什么人?”父亲和爷爷睁大了眼睛,赶紧把门关上。我向他们讲了下午的全部经过,全家人都惊呆了。母亲慌忙说:“小祖宗,这事可不敢在外面乱讲,会里和祠族里要是知道了,那可是要杀头的哩!”全家人的恐惧,更增加了我的好奇。
我家附近几个山冲的孩子中,就数我最能讲故事。那些生意人告诉我的新鲜事,经我一编造,就更是神了。我在桃花河边对其他孩子神吹:听说有个共产党,共产党真了不得呀,他们中许多人都会十八般武艺。他们走的一条路,叫什么“革命”路,这条路走到尽头就是天堂。
天堂里人人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他们中有个一个姓“马”叫马克思的人,他头戴礼帽,身穿马褂,是个比梁山泊中的吴用还厉害的军师。还有一个小个子叫“勒宁”(黄安话将“列”读成“勒”)是个将军,他能用比水桶粗的大炮打仗。那炮可厉害啦,一炮能把我们的三角山轰去一半。……
我吹得神乎其神,在孩子们中,我也成了知道“天外事”最多的能人。那时候我太小了,根本不懂什么叫革命。但那几个“生意人”却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直到后来我参加革命,才知道他们是我党在黄安县早期的领导人甘济时、赵赐吾、江兴楚等。一颗革命的火种,就由这些共产党人播到了我幼小的心灵里,碰撞出一朵小小的火花。我在想:共产党在哪里呀?总有一天,我要见到共产党的!
1927年,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是一个不平凡之年。蒋介石为实现其反革命野心,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开始了他镇压工农运动的罪恶勾当。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悍然举行“分共会议”,在武汉背叛革命。国共合作的局面已经破裂。霎时间,乌云滚滚,阴霾漫天。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于8月1日领导了南昌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自己的武装。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举行秋收暴动是当前最主要的任务。
当时的我,一个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儿童,当然一点也不知道中国所发生的这些大事。但从夏天开始,我渐渐感到我的周围发生了变化:大人们避开我们孩子在悄悄谈论什么,涵亨叔叔的石匠活越干越少,可外出的时间却越来越多。他常常同一些不认识的外乡人来往,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我又听小伙伴说:共产党带领紫云区檀树乡的农民造反,枪毙了大地主程瑞林。而且,9月以来,还有几个乡的贫苦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都起来暴动,分钱分粮。这些消息让我激动,我真想见见那些共产党。
那段时间,在河边与我们说话的那几个“生意人”就常来我村及附近几个村走动。我与他们很熟了,叫那“宽脸庞”为“赵先生”。还有一位个子不高、长得很精悍的,他让我叫他“陈先生”(后来我知道他就是吴光浩)。他们给我讲了许多的事情。我虽身在这小山村里,却从此知道了天下是那样的大,天下的事是那样的多。
【十月革命】
那年10月,地里的庄稼都熟了,“赵先生”告诉我:黄安许多乡的农民都暴动了,打了地主土豪,分了他们的田地和粮食。可后来,地主土豪花了许多的银钱,买通了官府和国民党坏人的枪兵,现在正与农民们作对哩。现在回想起来,那时黄安农民造反,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九月暴动。这对黄安的地主、土豪劣绅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大革命失败后,还乡的土豪劣绅尚未站稳脚跟,有的被处决,有的慑于农民的革命声威,再次潜逃。但他们的反革命野心不死,反动气焰更为嚣张。他们串通国民党反动政府,花钱买通了国民党三十军魏益三部。魏派遣一个师开进黄安,扬言要铲除“共匪”,创立地主豪绅的天下。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没有经验,没有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也没有在农民自卫军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正规革命武装力量,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致国民党反动军队进占黄安,镇压农民运动,而农民自卫军不能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一时间,反动派到处搜寻共产党人,抓捕参加暴动的农民积极分子,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黄安。
一天,我和小伙伴幺伢在河边放牛。“赵先生”一行五个人又去宋家冲的耿姓农民家开会。这时,我已知道他们就是我想要见的共产党,我从心里对他们充满了崇敬之情。“赵先生”过来对我说:“书庭,我们要到冲里商量事情,要是见到生人就马上来冲里告诉我们。”我顺口答道:“晓得了。”太阳还老高的,我将牛绳桩钉在地上,让牛自己吃草,随手摘了根苇草咬在嘴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云朵。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幺伢叫了起来:“书庭,南边来人啦。
【我爬起来一看,南边的道路上走来四五个不认识的人。前面一个头戴凉帽,身穿黑香云纱绸衫,肩上挎匣子枪】
我爬起来一看,南边的道路上走来四五个不认识的人。最前面一个头戴凉帽,身穿黑香云纱绸衫,肩上斜挎匣子枪,枪把上系着一大把皮枪穗,走起路来那枪穗在屁股后摆来摆去。我知道这是地主豪绅们的清乡团,我们穷孩子都叫这种人是“大尾巴狼”。后面几个有背短枪的,还有扛着长枪的。他们正朝宋家冲这边走来,离村子大约有里把路。我想到“赵先生”他们正在村里开会,不能让这帮坏蛋去宋家冲。我抓住幺伢的肩说:“我在这里缠住他们,你赶快去冲里告诉‘赵先生’他们。
幺伢着急地说:“我不晓得‘赵先生’在冲里的么地方。”我这才想起,“赵先生”就告诉了我一个人,他们在宋家冲的耿家。我说:“那你在这里想办法拖住他们,我去报信。”说完,我光着脚丫子拼命向村里跑去。耿家在村子最里边,那里较隐蔽。我一口气也不敢歇,径直闯进了耿家。
事后,我看见幺伢红肿的腮帮子,幺伢捂着脸,流着泪告诉我:那几个人对这一带不熟,问了路就想抄近路去宋家冲。幺伢发现,那几个人是探路的,后面跟上来的还有几十个穿军装扛枪的人。幺伢想办法拦住他们,说那边树林里有狼。那几个穿便衣的家伙掴了幺伢几个嘴巴子,把幺伢推到地里,拔枪招呼后边的队伍向宋家冲围了过去。
再说我跑进村里冲进耿家,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赵先生”他们外面的情况。屋里上十个人马上停止开会,从屋后向村边的山冲里撤退,并让我赶快离开宋家冲。我地方熟,还没等清乡团进冲,就很快穿过几间房子出了村,去河边找我的牛。
【我回身远远地看到“赵先生”他们几个人向村后山坳冲里跑去,径直奔向后山。清乡团在后面紧紧追赶】
就在这时,枪响了,我回身远远地看到“赵先生”他们几个人向村后山坳冲里跑去,径直奔向后山。清乡团在后面紧紧追赶。不知何故,“赵先生”他们中有一个人没有上后山,突然横着越过田埂,向山坳的另一边跑去,一边跑,一边打枪。一阵枪响,只见那人停了脚步,一头栽倒在地上。我浑身一颤,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只见几十个穿军装的国民党兵端枪围了上去。我扭头就跑,牵着牛回了家。
几天后,“赵先生”找到我,他蹲下来一把搂住我说:“书庭呀,谢谢你,要不是你报信,我们几个人都会被清乡团抓去。”我急切地问起他们中被枪打倒的那个人,“赵先生”满脸凝重,眼里充满泪水告诉我:那个同志是共产党员,为了掩护大家撤退,他有意朝另一个方向跑,以吸引敌人。敌人开枪打死了他,并把他的头割了下来,带回黄安县,挂在东城门楼上示众。这两天,才设法把他的头颅偷下来掩埋了。“赵先生”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我泪流满面,这位舍身取义的壮士就是共产党员。
多少年过去了,我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可我至今也不知道那位牺牲在宋家冲山坳里的共产党员的名字,但他的光辉形象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
我所经历的黄麻暴动
1927年深秋,田里的谷已经割完了,乡下地主土豪们又开始了收租集捐。这年的年景并不好,地主土豪们重利高租残酷盘剥农民,随意巧立苛捐杂税,包揽诉讼,草菅人命。贫苦的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那日子没法过了。前几次的暴动虽然打击了地主土豪,但他们勾结反动官府及国民党反动武装,变本加厉地报复贫苦农民。广大农民无比愤恨,暗暗摩拳擦掌,决心与他们拼个死活。阶级仇恨像堆积的干柴,一点就燃。
【大约有上千人。人们拿着锄头、冲担、矛子、土铳,高喊着:“暴动,夺取政权!杀尽土豪劣绅!】
11月,我认识的几个共产党人赵赐吾、吴光浩、孟思林等,常来宋家冲和我们村开会。涵亨叔叔天天和他们在一起。周围几个乡的农民们也走动得很勤。我常常听到人们说:
“暴动,杀尽土豪劣绅!”
“暴动,分田地!”
“暴动,一切权利归农会!”
“暴动,推翻反动政府!”
“农民革命万岁!”
我们几个小伙伴家里还有人在打制大刀和矛子(梭标)。我感觉到一场暴风骤雨即将到来。那天太阳落山时(史料证实这天是1927年11月13日),我们村和周围的宋家冲、包家冲、姜家河以及两道桥乡许多村的贫苦农民,都在河边集合起来,大约有上千人。人们拿着锄头、冲担、矛子、土铳,高喊着:“暴动,夺取政权!杀尽土豪劣绅!”
天完全黑了下来,人们打着火把,火光照亮了人们激愤的脸庞。有人站在石头上对贫苦农民们讲话,我和小伙伴们都在看热闹。涵亨叔叔告诉我,农民义勇军正出发去打黄安县城,他也去的,要我好好看家。农民义勇军人人胸前佩着红布带,左膀上系着白布条。有人将藏在家中的农民协会的犁头旗打了起来,接着又打起了好多镰刀斧头的红旗。人们高举着火把,喊着口号,伴随着“喔呵”“喔呵呵”的喊声,浩浩荡荡向县城开去。虽然大地蒙上了一层层冰冷的霜花,颇有几分寒意,但人们心里却像燃烧着一团火,恨不能马上攻进城去,杀尽城内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反动武装。这团火要烧毁整个旧世界。
农民义勇军进城去了,整个山村又恢复了平静。黑夜笼罩着山野,这是一个漫长的夜。许多家里的老人和妇女都伴着松明子和油灯,等候义勇军的消息。我陪着祖父、祖母和父母亲,祖父坐立不安,手中的篾筐编编停停,停停编编。当东方泛起了鱼肚白的时候,在母亲那架破纺车的嗡嗡声中,我迷迷糊糊睡着了……。
【村里义勇军从县城派人回来送信,说半夜里农民义勇军已攻下县城,现正在城里捉土豪呢】
一阵接一阵的欢呼声把我吵醒,只听外面有许多人在呼喊:
“暴动成功了!”
“我们打赢了!”
“我们胜利了!”
我揉揉惺忪的眼睛,太阳已经老高,出门见村里聚集了不少人,人们兴高采烈地议论、交谈、欢呼。小伙伴幺伢跑过来对我说,村里义勇军从县城派人回来送信,说半夜里农民义勇军已攻下县城,现正在城里捉土豪呢,还说孟思林正在找我,让我快去。
孟思林,中共党员,紫云区两道乡的书记。我在村后山脚找到他。他说:“书庭,我们义勇军已打下县城,从县城来送信的人已经回去了,我这里有一封急信要马上送到县城里去,我想让你去,敢不敢?”敢!”回答挺干脆,可说完我心就发怵。我从未去过县城,县城在哪里,离村有多远,我一点也不知道。
孟思林看出了我的心思,说道:“你要是不怕就去。出村朝西走,大约有三十里路,途中要经过一个茅草茶亭,那差不多走了一半的路。你要把这封信亲手交给我们起义指挥部的人,一定要在晌午太阳偏西前赶到,信千万不能弄丢了,行不行?行!”我回答道。
他让我重复了一遍他刚才说的话。我把信扎在腰里,一溜烟跑回家,悄悄揣了个红薯,正准备出门,母亲喊住我,问我去哪里,我瞅空钻出门说:“去县城找涵亨叔叔。
只听母亲在身后着急地喊道:“小祖宗,去不得,那里在打仗哩,你快回来……”我蹿出村,母亲的声音已听不见了。我撒开双腿向西跑去。
11月的大别山已进入冬天,草木凋零,一派冷清。树梢上、荒草上、屋顶上、凡是裸露在大自然中的景物,都挂上一层厚厚的白霜。而此时,昨夜路上的霜花在太阳的照耀下已化为冰凉的水珠。我在路上跑着,这是一条崎岖的小路,草鞋被水浸湿了。过那茅草茶亭时,一个红薯已下了肚。脚上的草鞋绳子断了,鞋底也穿了,我想起了孟书记嘱咐的话,一刻也不敢停,踢脚甩出了那双烂草鞋,光着脚丫子,拼命地朝西奔去。跑跑走走,走走跑跑,不知过了多久,当太阳在顶头正南开始偏西的时候,我远远看见了县城的东城门,门楼上插着一面红旗在风中飘扬。
【黄安县城里人山人海,不宽的街道红旗遮天,刀枪林立,人们正忙着搬东西,刷标语】
黄安县城里人山人海,不宽的街道红旗遮天,刀枪林立,人们正忙着搬东西,刷标语。我见人就问,指挥部在哪里。经别人指点,穿过几条街,我终于找到原国民党的县政府驻地,起义军的指挥部就设在这里。里面人来人往,我找到指挥部的人将信交给了他(后来得知,他就是起义总指挥潘忠汝)。
这时,我看见了“陈先生”(吴光浩),他正同别人说话,我跛着脚走了过去。一路上光着脚丫子奔跑,脚被石头划破了,因为天冷,倒也不觉得,这时才感到双脚火辣辣地痛。“陈先生”见到我,蹲了下来,双手抚着我的肩说:“小兄弟,呵呵,你叫书庭,你怎么来了?”我告诉他,是孟思林派我来送信的。
看着我那双渗血的脚,“陈先生”说:“起义军马上要撤出县城。听说敌人离这里不远了。你要赶快离开县城回家去。”“陈先生”走了,我想找涵亨叔叔,可是人太多,问谁都不知道紫云区的农民义勇军在哪里。太阳下山了,起义军从北门和东门出城。我跛着脚,走得太慢。天擦黑,敌人军队就进了城。所有的城门都关了,我出不去,找了一座僻静的小院,在那旮旯里猫了一夜。
天蒙蒙亮,城里乱哄哄一片,原来敌军进城后夜里宣布戒严,因害怕起义军反攻,时时吹号,通宵未眠,天不亮就开拔逃走了。城里空荡荡的。我瘸着腿,一步一步地走向我的家——竹林畈。
回到家,见到涵亨叔叔,他对我和小伙伴神气活现地讲起了他们紫云区的农民义勇队怎么同七里坪的农民自卫军配合,攻打东城门的。他们进城之后,在县衙门,活捉了反动县长贺守忠,那家伙想撬开地板躲进去,被农民自卫军抓住后吓得尿了一裤子。要不是起义军急着要撤出县城,枪毙了那小子,定会把他捉回来让你们牵着游乡。
我们几个小家伙听得开心,笑得前仰后合。涵亨叔叔悄悄对我说,过两天他还要去县城,国民党军已经逃走了,农民们要开大会成立自己的政府。我央求着说:“带我去好不好?”涵亨叔叔答应了,但不许我对家里人说。我和叔叔拉勾发誓。
那天(据史料记载是1927年11月18日),我随涵亨叔叔去了黄安县城,农民起义军在城南门外的土场上,召开了起义成功庆祝胜利的大会。城里城外人山人海,鞭炮轰鸣,到处贴满了布告和标语。台上坐着几个人,我只认识“陈先生”(吴光浩①)。叔叔一一告诉我,那是潘忠汝、戴克敏、曹学楷……农民政府成立了,曹学楷主席在台上讲话,台下掌声雷动,欢呼声震天。曹学楷在台上说:过去我们种田佬,只能交租交税给大老爷,被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抓来打屁股、关监狱、砍脑壳;今天,还是我们这些种田佬、担粪的、放牛的,组织了自己的政府,我们要打他们的屁股,砍他们的脑壳。只要我们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这就是我们劳苦人民的世界,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天下。
那时候,好多话我听不太懂,但知道,共产党为穷人说话做事,穷人只有跟着共产党起来造反、闹革命,才会有好日子过。
黄麻起义过去了七十多年,那时我虽然只是个放牛娃,但潘忠汝、吴光浩、曹学楷、赵赐吾②、孟思林等共产党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正是他们的光辉形象和斗争精神,激励着我,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轰轰烈烈的暴动,这就是我经历的黄麻起义。让我们永远记住这血与火的战斗,永远缅怀那些为人民的事业抛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们。
① 吴光浩(1906—1929),湖北黄陂县人,原名光皓。鄂豫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参加了北伐战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鄂南起义,不久任中共鄂东特委委员、麻城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1928年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参加了开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军长兼三十一师师长、鄂东北特委军事委员。1929年在湖北罗田滕家堡牺牲。
② 赵赐吾(1906—1932),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亦名太喜、基旭。1926年考入武汉中学,不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伐军攻占武昌后,回乡开展革命活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黄麻起义,任赤卫队队长,当选中共黄安县委委员,负责地方武装。1931年任黄安独立一师第二团团长。1932年作战牺牲。
l1930年13岁的秦忠参加红军
【1930年1月1日,我拿着当地苏维埃政府的介绍信和共青团的介绍信,正式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1930年1月1日,我拿着当地苏维埃政府的介绍信和共青团的介绍信,正式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部队里,有的红军战士说:今天是元旦,是1930年的第一天,今天过新年。我很奇怪,说今天哪里是过年呢?离过年还远着哩。我那时只知道农历,年代是民国十九年,根本就不懂还有公历。我那傻愣愣的样子,逗得大家捧着肚子笑弯了腰。
不一会儿,部队的一位领导(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你是在1930年的第一天参军的,这个日子很好记吧!现在派你到白区工作委员会去,这就是你的主任。”
我回头看见是孟思林同志,这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太熟悉了呀。我随孟思林来到另一个小村子,那里已有二十多个同志。他们都穿着便衣,除了一些人身上带着枪外,同老百姓没什么两样。这就是红军?我心里直纳闷儿。
孟思林看穿了我的心思,他笑着说:“我们是红军,是不穿军装的红军。我们这支队伍叫白区工作委员会,也叫武工队,我是主任又是队长。看来你不高兴参加。我着急地说:“我要参加穿军装、戴红五角星军帽的红军。在场的人哄的一声都笑了。在我心目中,红军就要穿军装,戴红五角星军帽,再佩支枪,那才神气哩!
孟思林说:“穿不穿军装,那要看需不需要。我们这支红军,就是不穿军装的红军。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对白区的工作,宣传群众,监视、打击那些反动的地主恶霸,打击那些民团,侦察敌情,让红军主力去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我虽然心感委屈,但毕竟是参加了红军,比我在家放牛强。
这时,有个同志拿来一套衣服,孟思林要我穿上。那是件大半新的素色条布衫,青色的裤子,还有一双新鞋子。孟思林帮我换好衣服后,又替我穿上一双高腰的袜子。那是一双英国产的长统线袜,我一直把它提到膝盖上,在屋里来回走了两趟,大家都说我好神气。我从小长这么大,从没有穿过这样好的衣服,心潮涌动着,眼里闪着泪花。我要把我那破衣烂衫扔掉,孟思林说:“别扔,留着它,以后有用呢。我这套破烂衣衫还真派上了用场。
过完年,天气渐渐变暖,可乍暖还寒。我红军主力准备打敌人的正规部队,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军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打其一部,因此要了解周边各敌人据点的分布及兵力调动情况。对黄安东南部的侦察任务交给了我们武工队。我接受了这次任务,又穿上了我那套破烂衣衫,趿拉着那双前露“生姜”、后显“鸭蛋”的破布鞋,腰里别上一把柴刀,手里拿着赶牛鞭,上了路。孟思林不知从哪里找了顶旧瓜皮帽,扣在我的头上,这活生生就是一个放牛娃。我向敌人的盘踞地——楼子冲走去。
【楼子冲是个较大的村庄,敌人的正规军有一个营原驻扎在这里,加上地主的民团、反动红枪会,人数不少】
楼子冲是个较大的村庄,敌人的正规军有一个营原驻扎在这里,加上地主的民团、反动红枪会,人数不少,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我顺路砍了些枝丫柴背在身上,一路溜达接近了楼子冲。迎面走来一个站哨的民团团丁,他横挎着枪拦住我,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的牛丢了,来冲里找牛。我那地道的乡音和那身破衣服解除了他的疑虑,他说了声:“找了就快走。
我应声回答了,还甜甜地喊了他一声“叔叔”后就进了冲。在冲里,我没有发现敌人的正规军,于是就接近那地主的大宅院。只听院里一阵乱哄哄的吆喝声,我探头一看,一些民团团丁正在舞刀弄枪,大约有四十多人。我正看得起劲儿,后脑勺挨了一巴掌,背后有人骂道:“小裸日的①看么事?”
我回头一看,是个像伙夫的胖团丁。他围着围腰,嘴里叼着烟,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我说:“我的牛丢了,我来找牛的。这里哪有你的牛!滚滚滚!我刚要走,他又叫住我:“回来,把你这柴禾给我送到灶房里去。我假装不愿意,其实我巴不得哩!
我背着柴禾跟他进了院子,在灶房里放下柴禾,说:老总的队伍住了那么多人,我这点柴禾哪里够呢?这伙夫说:“那几百号人都开拔去了黄陂,和我们不相干。好了,没你事了,滚吧!你拿了我的柴禾还没给我钱。”我倔犟地站在伙房里不走。咦,个小裸日的,你还要钱?老子给你两火钳。那伙夫骂着抄起火钳,对我挥着走来。
我躲开火钳,跑出门,那伙夫在后面追赶。我故意在院子里乱蹿,和他捉起了迷藏。胖伙夫抓不到我,磕磕绊绊摔了一跤,民团的团丁们看着都哈哈大笑,我却把民团的装备和人员数了个遍。
出了院子,我在冲里又找了几个放牛娃,说我的牛丢了,在这附近找到就好,要是跑到两道桥那边去就麻烦,那边是红区哩!这冲里民团不知去不去,要是去,我就跟他们一起去,找我的牛。
放牛娃们说,民团没有白军一起,他们单个才不敢去苏区哩!这里白军的队伍几天前才开走的。后来才知道,这个营是夏斗寅的部队,他们开到武汉,然后北上,去参加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阀之战去了。
我探得消息走出村。在村边又碰到那站哨的团丁,他问我:“牛找到了吗?我说:“没哩,找不到牛,东家会打我的。”说着,我就哭了起来。那团丁说:“快走快走吧,莫在这里给我惹祸。
我回到武工队里,将那里的情况报告给了孟队长。几天以后,我们得到消息,红军主力打了胜仗。又没过几天,红军端了楼子冲民团的老窝。孟队长高兴地对我说:“这两仗都有你的功劳。
【我们这支小队伍,在赤白交界的地方神出鬼没,除了搜集情报】
我们这支小队伍,在赤白交界的地方神出鬼没,除了搜集情报,就是打击那些反动的地主恶霸。在一个叫曹家的村庄,有个姓曹的地主,曾带红枪会袭扰我乡政府。黑夜,我们武工队入村逮住了他,本要枪决他,但经过教育,这小子称他再不敢了,我们饶了他,后来争取了他,他还给红军传递了不少情报哩。
我们武工队也经常打击敌人小股部队,也在敌正规部队附近活动,搞得敌人坐卧不安。敌人来了,我们马上钻山入林。敌人一走,我们尾随放枪。敌人闻枪回头寻找,又不见我们的踪影。
夜晚,我们把土炮架在山头,隔会儿放它几枪、轰它几炮,偶尔也摸到敌驻地刷些标语、撒发些传单,吆喝一阵,弄几挂鞭炮点燃就撤,闹得敌人心惊肉跳,搞不清情况,也抓不到人,因此不敢冒然进犯苏区。
有一次在俄公寨,我们武工队偶遇红枪会。敌人只有二十来人,我们和赤卫队近百人。为吓唬敌人,我们先把那么几只老套筒“砰、砰”地放了几枪,接着就把爆竹放在洋油桶里点燃,“乒乒乓乓”炸响起来,远听就像打机关枪。我们大叫“喔呵”,吓得敌人胆战心惊,丢盔卸甲,抱头鼠窜。我们一路追去,捡回敌人慌乱中丢下的枪支弹药,武装自己。就这样,我们开始有了武器。
武工队常在郑家塝以北楼子冲一带活动,偶然发现敌人进剿返回时,在其大部队尾后,经常掉些散兵游勇,或一两个班断后。经过多次侦察,孟思林决定,我们打这些“尾巴”,就叫它“剿尾战术”。
我第一次参加的同敌人真刀真枪干的战斗,是在狮子口附近。
敌人的部队返回驻地途经一段山沟,那里树林茂密,我们武工队和农民赤卫军共四十多人埋伏在山沟两边坡上的树林里。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除了孟思林几个人有驳壳枪,再加上几支老套筒外,其余都是土铳、大刀、梭标和脚鱼叉子。我支起我的竹筒枪②,拉开竹签撞杆,上了颗胶泥丸,静静地等候着。
敌人的大部队来了,前面是正规军约有一个营,后面跟着几十人的民团,从我们眼皮子下过都没有发觉我们。我们放过了这帮敌人。果然不出孟思林所料,远处走来敌人的一个班、还有民团团丁,共十四个人。眼见敌人走进我们的埋伏圈,我的心紧张得“扑通扑通”狂跳不止,那种感觉就像猎人见到猎物走到了自己的陷阱边,大气不敢出,担心气儿大了惊跑了野兽,也担心野兽伤了自己。
当敌人来到我们眼前,只听孟思林大喊一声“打”,几支枪一齐开火,顿时撂倒六个敌人。我用竹筒枪瞄着一个民团团丁也搂了板机,距离很近,“啪”地一声,只见那家伙一扬手丢了手里的枪,跌坐在地上捂着流血的眼睛,紧跟着爬起来没命地奔跑。我跟着大家冲下山坡,捡起刚才那小子丢下的枪。武工队和赤卫军挥舞大刀、梭标,同敌人搏斗。这时只听前面响起枪声,敌人大部队发觉这边的情况,打了回来。孟思林喊了声“撤”,我们迅速上山,钻进树林里去了。敌人回到山沟找不到我们,扑了个空,只得拖着死尸回黄安城去了。
【这次战斗,我们武工队打死敌人六人,活捉六人,缴枪十二支,还有很多子弹,自己无一伤亡】
这次战斗,我们武工队打死敌人六人,活捉六人,缴枪十二支,还有很多子弹,自己无一伤亡。我捡的那支枪是支撇把子③,孟思林批准我背这支枪,我高兴坏了。但我舍不得扔了我那竹筒枪,这支枪立了功。我想,挨我弹子的那家伙,今后肯定是个独眼龙。
我们红军的装备和武器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从敌人手里夺来的。
在这次战斗中,我发现赤卫军的土铳打不远,装上火药后再装铁砂子,射杀面积有簸箕那么大,可射程不远,威力较小。逃跑的那两个坏蛋都中了土铳,浑身被打得血流,可没有打中要害,还是让他们跑了。我想,如果土铳像我的竹筒枪一样装上弹丸,一定能打得远。那时,我这山里的孩子根本没见过真枪,更谈不上如何制造子弹。
我想起,乡下下雨天,农民穿的水鞋,那底下钉的铁钉钮和土铳的口径差不多,我们找了些铁钉钮试了几次都不行。太硬了,要么打不出去,要么打不远。最后在湿泥地上按下钉钮的印模,将盛酒的锡壶熔化倒入这印模里,冷却后成了锡弹丸,再将它在石头上磨光就成了“子弹弹头”。那弹头有手指头般粗细,我们将它去试枪,射程比散弹远多了,威力也极大。在后来的几次“剿尾战斗”中,这些土铳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由于我们都是近距离作战,这些土铳的杀伤力极大,打在敌人身上就是一个大窟窿,有时可以轰掉半条胳膊。敌人惊恐万分,不知我们用的什么武器,吃了几次亏,再也没人敢在行军时掉队或作尾巴了。
在武工队的日子里,孟思林告诉我很多的事情。他说全国许多地方都有红军,共产党的中央在江西井冈山,中央派了领导人来指挥我们黄安的红军,领导人的名字叫徐向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徐向前的名字。以后我编入红四方面军,跟随徐向前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二十五年后,徐向前成了我们共和国的元帅,这是后话了。
我又关切地问起了“赵先生”和“陈先生”。孟思林告诉我,“赵先生”(赵赐吾)现在七里、紫云一带工作,以后有机会能见到他,“陈先生”(吴光浩)去年5月在罗田一带遭到敌人的伏击,不幸牺牲了。听说“陈先生”牺牲了,我难过极了。他是我参加革命的启蒙者,他教会了我许多东西。他那不高的身影,在我心目中是那样高大,他的音容笑貌总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发誓要多打国民党反动派,为“陈先生”报仇。
在武工队的日子里,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我已经不再是一个放牛娃,而是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了。
① 这是鄂东地区人们的一句口头习惯骂语。
② 竹筒枪,乡下孩子们用毛竹自制打鸟用的类似弩的弹弓。
③ 撇把子,一种性能较差的手枪,打一粒子弹,掰开后再上一粒子弹,才能打第二枪。
来源:3C捕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