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要在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商业史内，评选一位最神秘人物，那么这个人一定非张海莫属。出生在河南开封一个小学教师家庭的他，自幼便显示出过人的聪明，无论是记忆力还是语言表达能力，都要超过同龄的孩子一大截。不过，他的老师却对他评价不佳，认为他：“仗着小聪明，喜欢撒谎，而
一个名叫张海的少年，正是在此时(海南建省时)杀入商海，开始了他传奇式的商业道路。
如果要在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商业史内，评选一位最神秘人物，那么这个人一定非张海莫属。出生在河南开封一个小学教师家庭的他，自幼便显示出过人的聪明，无论是记忆力还是语言表达能力，都要超过同龄的孩子一大截。不过，他的老师却对他评价不佳，认为他：“仗着小聪明，喜欢撒谎，而且撒谎从不脸红。”
透过张海后来的种种作为，我们不难发现，这位老师的评价其实相当中肯，只是张海拥有的不仅仅是“小聪明”这么简单，他运作数亿元规模资本的能力，丝毫不下于那些摸爬滚打多年的老企业家，他几乎就是一个天生的资本玩家。
早在初中时代，张海就突然号称自己开了“天眼”，成为了一个拥有特异功能的人，据说有人亲眼看到，他可以把一片冬青树叶子含在嘴里，等到变小后取出来，轮廓竟然保持不变。他的另外一个表演项目，则是用意念拨动手表，让钟表的指针倒着走。这些貌似“神奇”的功能，让14岁的张海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神童。
在结识了一些藏密气功信徒后，张海便开始以“夏日东活佛弟子”的身份，在全国各地广开藏密健身中心，传授所谓的“气功密法”，招揽学徒，很是赚了一些钱。四年之后，刚满18岁的张海，又结识了河南社科院的一位领导，在他的帮助下，该院设立了一个藏密瑜伽文化研究所，由张海出任所长，从此，这个行走江湖开封少年拥有了官方身份，声名也日渐昌隆。
在张海成立了藏密瑜伽文化研究所之后，开始以藏密大师的身份制作录象带，再由一家音像出版社大批量生产，向所有信众销售。在这盘录象带里，张海称自己深得藏密真传，拥有无边法力。根据他的说法，“很多癌症、肝硬化、肿瘤等病人，在我们讲课发功，并且教他们练功之后彻底痊愈了。有毒瘾的人喝了藏密瑜伽发了功的信息水后，可以减轻他戒毒的副作用，藏密瑜伽对艾滋病的一些科研项目也取得了一定的效应。”
原河南社科院哲学所的所长在回忆起张海时，讲到过这样的细节：当时找张海的电话，基本都是全国各地请他做带功报告的，而请张海做藏密功报告是要按人头收费，高级班每人100元，低级班每人40元。
据说，当时在五台山听报告的大约有三四万人，如此一算，一趟五台山之行张海就收到了三四百万。直到1997年藏密文化研究所被撤销，5年时间里，张海以“藏密大师”的身份做过多少场报告、收过多少钱，已经没法查证。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两年时间里就有三十万人接受过他的传授，按这个数字算，张海至少也从各种“报告”中收入上千万。
除了赚钱之外，在几年的时间里，张海硬是将自己包装成了一个拥有神秘背景、受过红、白、花教上师真传的神童，在他的身边开始围绕起一些在资本界拥有人脉的人物，凭借着他们的帮助，张海在日后得以由江湖骗子般的“藏密大师”，成功转型成为一名资本玩家。鼎盛之时，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威名赫赫的“凯地系”掌门人，随后在2002年和健力宝结下渊源，以“浙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名义将其闪电买下，然后用了两年的时间，一手葬送了李经纬20年的心血。当然，那已经属于另外一个故事，我们在后面还会说到它。
这种愚蠢而疯狂的群众性狂潮，在政府完全未意识到的情况下进行了几乎十年之久，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著名的“大师”、“神医”还有“中功”创始人张宏堡，佛子张小平、神医胡万林等等，和严新、张海等人一样，他们肆无忌惮，口若悬河，用近乎荒唐的言语迎合着当时社会的热点。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这种疯狂甚至延伸到一些党政机关，广大干部职工在工会、妇联的组织下观摩、学习各式各类的“功法”。1993年到1995年，许多地区陷入空前的亢奋，成千上万的群众疯魔一般地练习各式神功。黑龙江农垦系统的一所小学，所有老师们在操场上排队，练习一种能激发人体异香的“香功”；北京某局机关大院里，广播体操时间一律统一练习“望海功”；许多公园、街头、广场放眼望去，皆是一群群气功练习者。在几年时间里，各种“神功”竞相登场，传功、授功大会俯拾皆是，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工作与生活。政府在这个时候才恍然醒悟，开始对那些知名的大师进行打击和揭露，用学术揭发和司法取缔的手段来进行整治，严新、张宏堡等人出逃美国、张小平与胡万林锒铛入狱。张海也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视线当中。
气功热潮以一种相当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暂时告一段落，然而它却成为了中国当代商业史中最诡异的片段之一。它表明，当一个人能够迎合社会热点，迎合欠缺理性的群体时，那么他就会成为群体的领袖与英雄，甚至被奉若神明。“大师”们的出现，恰好印证了这一点。事实上，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这种骗局一直没能停止，就在本案写作的同时，一个叫李一的重庆人，自称太乙昆仑宗传人，他用全新的口号来宣传自己所布设的骗局——以道家精神倡导人类新文明。在任何时候，这一类特殊的下海者都不鲜见，不过，由于民众意识的苏醒，他们始终无法长期地维持下去，注定只是沧海中的过客。
除了这一类打着下海旗号的骗子之外，一些自命拥有商业创意的人，在媒体“知识经济”、“软科学”等词汇的号召下，也纷纷加入了下海的大军之中，在他们的中间，何阳恐怕是最著名的一位。
1988年，大学毕业的何阳在一家化工厂搞科研，自幼家庭条件优越的他，在工作之后也有着稳定的收入。然而，在一天早上醒来之后，何阳突然觉得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单调乏味，他已经32岁了，如果就这样无忧无虑地过下去，那么一生都将注定乏味而平淡无奇。
就这样，何阳交上了一份辞职报告，然后拉起“知识经济”的大旗，成立了一家和洋民营新技术研究所，实际的经营范畴在当时却是独一无二的——咨询销售。
有一家塑料厂专门生产一次性塑料杯，产品长期大量积压，知道了这个消息的何阳，就跑过去给厂方出主意：把京广铁路的沿线各站站名印在茶杯上，再印上一个小地图，拿到铁路沿线的火车上去卖。塑料厂死马当活马医，试了一下竟然相当灵光。于是，何阳开始在这条道路义无反顾地狂奔下去。一家灯具市厂的台灯滞销，其时恰逢1990年的海湾战争，苏制的“飞毛腿导弹”与美制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对抗正激，让全世界印象为之深刻，于是何阳便建议工厂，设计一种爱国者导弹形台灯，结果拿到香港博览会上的一箱样品，很快便被一抢而空，事后何阳也从中收到6万块钱的酬金。
在1992年的9月份，中国第一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了这样一则新闻《何阳卖点子，赚了四十万——好点子也是紧俏商品》，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从此开始，何阳开始了他在全国范围内的演讲与报告生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几乎是全国最出名的人物，是商业智慧的象征，“点子大王”、“策划大师”的称号纷纷被加在他的身上，他那些带有咨询性质的演讲会，往往会引起当地的轰动。每到一地，当地主要领导都会亲自接机，省级报纸头版提前预告，那种类似于“点子大王莅临我省，为经济建设出谋划策”的标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代表了社会主流观念对于何阳的定位。
在何阳的演讲会上，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台下云集的企业家们，争相喊出自己厂里滞销的商品，何阳一拍脑袋便给予一条点子，为那些商品重新包装定位。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何阳的许多点子都并不算高明，比如“刻着星期的筷子”，“酒瓶内藏金币”、“避孕泡泡糖”等等。然而在那个商业创意匮乏的年代，何阳这些并不成熟却新鲜大胆的点子，无疑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事实上，直到何阳入狱之前，他都一直是最受企业家欢迎的人，不仅演讲会座无虚席，找上门来求教的企业也是络绎不绝，何阳本人也俨然以“商业智多星”自居。据说，那个时代的何阳，出场费至少两万块，每次演讲会的门票价格，甚至力压香港“四大天王”。
何阳的出名，实际上暴露出一个很隐蔽的问题，那就是那个时代里企业家们的特殊心态。可以说，在十年改革过后，无论是逐渐从计划经济中走出的国有企业领导们，还是那些一直在第一线摸爬滚打的民营企业家们，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由于企业缺乏市场开拓能力而产生的产品积压。这在当时是个司空见惯的现象，正常的做法是从企业自身入手，逐步建立渠道，主动迎合市场。而这样做无疑需要更大的时间、金钱成本。于是，何阳的“拍脑袋决策”便成为了既经济又实惠的选择。不过，由于何阳并不可能对每一个行业都有足够多的了解，更不可能每一次都恰好符合市场规律，这种对“一剑封喉”的沉迷便显得十分功利和幼稚，一种既期冀效益又对现状局促不安的心态，便在此时的企业家身上集体浮现出来。
注:摘自蕃茄有声书《当年下海那些人》
来源：玉宇清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