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平时，地区报社的农业科总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的。特别是上午十一点以前，那几位编辑很少有空闲的时间。来自全地区各县、乡的通讯员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摞稿件。这些稿件报道的内容五花八门，有当地农业生产的，有乡镇企业的，有植树造林的，有小流域治理的，有农业机械化的，还

平时，地区报社的农业科总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的。特别是上午十一点以前，那几位编辑很少有空闲的时间。来自全地区各县、乡的通讯员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摞稿件。这些稿件报道的内容五花八门，有当地农业生产的，有乡镇企业的，有植树造林的，有小流域治理的，有农业机械化的，还有好人好事的等等。因为那些编辑分管的领域不同，所以他们要分别找不同的编辑交不同的稿件。许多人还要同分管的编辑聊上一会儿，这样下来，用时也就多了。

有人说了，干嘛非要亲自来报社交稿，寄稿不行吗？当然行，报社每天收到的从邮局寄来的稿件也不少。但是，那些老通讯员们还是愿意到报社交稿。一来是放心，二来可以联络感情。实际情况也是，那些送来的稿件，编辑们自会高看一眼，处理得也快，刊发的机率就大多了。

让人奇怪的是，今天都上午十点多了，却没有一个通讯员来交稿件。靠西墙办公桌的女编辑苏丹红说，今天好清静，可以多编一些稿件了。往常，由于上午来的人多，他们大多在下午编辑稿件。

这会儿，坐在苏丹红对面的许大队用眼瞄了瞄东墙，他看到平时一贯端坐在办公桌前的杨建军却不见了踪影。莫非他去厕所方便了还是去陈总编那了？许大队想到这儿，不由问苏丹红，小苏，听说咱们的杨编辑要提副科了。苏丹红一听来了情绪，你是说杨建军要当副科长了？许大队说，很有可能，我见他往陈总编那儿跑过好几次。苏丹红笑了笑，往总编那儿跑就一定会提副科长？说不定有什么任务呢。许大队用手指了指苏丹红，你呀，还是太幼稚。

论起来，苏丹红跟许大队还是同乡，都是一个公社出来的。只不过，许大队考上了大学，苏丹红考上的是中专。那会儿，“文革”结束不久，国家是“百废待兴”，哪儿哪儿都缺人才。地区师范毕业的“中专生”苏丹红也沾了光，分配到了地区报社。苏丹红虽然是中专毕业，但人长得秀气，文笔也还不错。到报社五年来，已经写出了几篇在本地比较有影响的报道。

许大队呢，人如其名，尽管他是大学本科毕业，但文笔确实一般，写出的东西就像生产大队的流水账，没有什么闪光的地方。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个学哲学的，能有这个水平就不错了。其实，写作这玩意儿除了“天赋”，主要还是靠自己“悟”。就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也不见得都能写出一手好文章。

他们说的杨建军，就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别说，这家伙的文章就是写得好。他写的报道，不光有文采，还有深度，报社的“好文展示台”，经常展示杨建军写的文章。杨建军当过知青，插队的地方就是许大队和苏丹红他们那个县，而且离他们公社也不远。

咱们的老科长提副总编已经有半年了，李副科长虽然顶上去了，但是还缺少一个副科长。许大队继续说道，听说盯着这个位置的有好几个，不光有咱们科的，还有外科室的，杨建军想当也不那么容易。苏丹红不置可否笑了笑，管他呢，咱不操那个心，谁当副科长咱也是干活儿。

俩人正说着，忽然从外面进来三个人，看装束，像是农民。果然，他们自我介绍，是本地区F县的农民，其中一个是村支书，还有两个年轻人。你们有什么事吗？许大队问。那个村支书五十来岁，身材中等，但显得很健硕。他从随身带的黑皮包里掏出一张报纸，摊到许大队的办公桌上，编辑同志，你看，这是前两天的地区报。头版上这篇《田间归来话春耕》有问题。有什么问题？许大队问。对了，您贵姓？那个支书说，免贵，姓王。王书记，许大队说，你说的详细点，究竟有什么问题。王支书用手指着一段话，你看，这段说的是我们村的事，不符合事实。

许大队看了一眼，说道，这篇文章是杨记者写的，你们等一下，我去找他。他说的“杨记者”就是杨建军。报社编辑部的人员一般都是身兼二职，在编辑部是编辑，出门采访是记者，所以报社发的也是“记者证”，不是“编辑证”。

过了一会儿，许大队和杨建军一同进了办公室。杨建军听了王支书的话，对王支书身旁的年轻人说，这个事儿可是你们俩说的，你们也带我去了大队部，没找到人。我说的对吧？两个年轻人倒还诚实，一个劲儿点头。王支书说，他们不了解情况，说的不对。我们村早就对小麦浇了春水，怎么能说没浇？其中一个年轻人嗫嚅地说，反正我们家的还没浇。那个王支书一听就急了，就算你们一家没浇，也不能说全村都没浇呀！

说到这儿，王支书不理那两个年轻人了，反过来问杨建军，你写的这篇报道不实，起码是以偏概全，你说怎么办吧？杨建军不慌不忙地问，你说呢？王支书说，我的意见，你们报社要在报纸上发道歉声明。

可能是他们的吵闹声惊动了隔壁办公室的张副总编，他端着茶杯过来了。张副总编原来是农业科的科长，半年以前才提为副总编。见张副总编来了，杨建军就把事情的经过向领导进行了汇报。张副总编听完以后，笑着对那位王支书说，老哥呀，你想让我们在报纸上发道歉声明？王支书说，是的，必须要发，要不对我们影响太不好！

张副总编喝了一口茶水，然后说，小杨，给这几位农民兄弟倒杯水。有茶叶吗？我那有。杨建军说，有。报社办公室都有公用的茶杯和茶叶，主要是给那些来送稿件的通讯员们准备的。张副总编道，来，咱们坐下，一边喝茶一边说。那位王支书喝了几口茶水，口气明显缓和过来。他说，我们也不是诚心跟报社过不去，就是觉得要实事求是，错了就要道歉。张副总编笑了，老哥说得对。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件事就算不大符合实际，你们要不说，谁知道？有多少人认真看报纸？这篇报道如果没涉及到你们村，你们会认真看吗？王支书听了，只是沉默，没有言语。

要我看，张副总编继续说，真要在报纸上登了道歉声明，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你说呢，老哥？王支书点了点头，你说的有道理。那，这件事就算了，我们马上回去。张副总编握着王支书的手，用力摇了摇，说道，我们还是要感谢你们，是你们给我们提了醒，采访不能粗枝大叶，不能浅尝辄止。

送走了那三位农民，张副总编把杨建军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小苏，许大队说，要我看，杨建军的副科够呛了。苏丹红撇了下嘴，说道，也未必。这不算什么事吧？许大队提高了声音说，还不算什么事？报道失实，严格来说就是新闻事故，要记过处分的！苏丹红似乎让他的话说动了心，有些自言自语地说，也是，要记过了哪还能提副科。

苏丹红话音刚落，杨建军就回来了。看他的样子，情绪好像不佳。许大队和苏丹红相互对视了一眼，没再说话，埋头编稿子了。

刚才，在张副总编的办公室，杨建军确实挨了几句批评。张副总编说他采访不够扎实，差点给报社造成不好的影响。张副总编告诫他，取得了一点成绩也不要骄傲，要谦虚谨慎，再接再厉，今后不能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其他的倒也没说什么。但就是这几句话，让杨建军的心里不安。首先他就想到了自己的副科问题。

杨建军是1979年考上大学的，那年他已经24岁。1983年大学毕业后他就分到了这家地区报社，一晃都七年了，如今他已经35岁了。杨建军为啥对那个副科如此上心？一来，无论是学历，能力，还是工作成绩，他都当之无愧；二来，按照有关的政策规定，地区的副科级以上的干部，可以优先分配住房，优先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这第二点尤其重要。

杨建军的妻子倪夏莲和他是同班同学。毕业时，倪夏莲分回了她的家乡，也是全地区最贫困的一个山区县。工作倒还不错，在县委宣传部，就是相隔比较遥远，两口子为了能团聚，经常来回跑。那时也没有私家车，交通也不方便，团聚一次很不容易。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孩子的教育也成了问题。因为贫困山区县的教育水平肯定赶不上省城的教育水平。

为解决夫妻分居问题，杨建军可费了不少劲。前些天，他刚通过同学关系联系好了市里一家单位，对方听说倪夏莲是本科毕业，同意接收，就是那个山区县以“贫困地区需要人才”为借口，卡着不放。但是留了一个“口子”，说是夫妻无论哪一方，有一方是副科级以上的干部可以考虑。

还有一点，因为杨建军只是个普通的编辑，至今还住单身宿舍。如果能提副科，他的住房问题也可以优先解决了。

提了副科有这么多“好处”，杨建军，杨编辑能不上心，能不着急吗？杨建军正在胡思乱想着，忽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是陈总编打来的，让他去一趟。

这次，杨编辑的副科有希望吗？

来源：侯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