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国 | 《绿色的火焰》：一边是积满水的农田，映出早晨灰色的天光，一边是寂然无声的古老大院

摘要：今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当年抗日英雄浴血战场的事迹，值得人们永久缅怀。但还有一个战场，同样惊心动魄；为数众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战场守护了祖国文化，也维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民族自信，有时候会系于非常具体的一个事实，比如古代建筑的存世与否。痴心于

张庆国

导读

今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当年抗日英雄浴血战场的事迹，值得人们永久缅怀。但还有一个战场，同样惊心动魄；为数众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战场守护了祖国文化，也维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

民族自信，有时候会系于非常具体的一个事实，比如古代建筑的存世与否。痴心于古代建筑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怎能接受中国已经没有唐朝建筑？夫妇俩跑遍河北、山西等地，追踪探查，目睹荒废或华丽的古建筑，震惊也自豪——这仅仅是开始，随着往大后方转移，他们一路奔波也一路寻访；生活艰苦，内心却特别充盈；而最终的硕果，就是《中国建筑史》的出版。

他们只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为了让人们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伟大，钱穆住在一个连粗茶淡饭都难以提供的寺庙，花一年多时间写出《国史大纲》；众多文学家、艺术家齐聚西南，也带来话剧的活跃，而大批文物的西迁，更是波谲云诡，历尽艰险。

为拯救民族危亡、赓续中华文脉，在苦难中奔波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燃烧的生命汇成一片绿色的火焰，让人们看到奔向未来的希望。

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

——穆旦《春》

一、活下去，为了写一部书

非军事人员在战争中流亡迁徙，是为了躲避危险，躲避的目的是活命，大多数人为了活命必须工作，工作又是为了活命。文人与艺术家不同，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战争年代既要保存生命，也要工作，但他们的工作超越了生死。有的文人活着是为了完成一部书稿，开创某种事业，梁思成和林徽因就是其中的两位。

七七事变是中国和世界的不幸，事变爆发不久，梁思成从山西赶回北平，战乱让他害怕，他从美国留学回国这几年，中国一直不太平，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军事冲突太多，规模很大，打一阵停下来，不断谈判，这次不同，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十天，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

梁思成此趟出行带回一大堆资料，笔记图画和照片，他沉浸在发现一幢唐代古建筑的兴奋中，慌乱地整理资料，不知所措，心乱如麻。1937年7月底北平沦陷，有神秘人物给他送来日本的“请柬”，不用看就知道是要邀他做汉奸，必须出逃。1937年8月7日南京国防会议正式确立全面抗战，敌我性质已定，梁思成9月4日晚连夜赶往天津，此后全家逃亡，先去长沙，后去到陌生的昆明。

2024年10月17日，我从四川乐山坐高铁去宜宾，寻访梁思成的背影。当年，他带着中国营造学社在昆明工作，因为日军飞机接连轰炸，工作不堪其扰，他又带着全家迁往了四川宜宾的李庄。从一个省搬迁到另一个省，带着妻儿、岳母、全家的行李、大堆图书资料和工作器材。交通极其落后，吃不好睡不足，体力消耗，焦虑烦躁，水土不服，潮湿阴冷，坚持到最后，林徽因肺病发作，卧病在床，睡在可以灵活移动的行军床上，把行军床搬到书架边，帮梁思成查资料。梁思成颈骨无力，用花瓶支着下巴，日以继夜地绘图，在打字机上写作。

梁思成

那天天气太热，阳光刺眼，宜宾朋友来车站接我，开车载我参观老城区。宜宾是一个地理和文化的巨大出口，江水汇聚，浩荡前行，水路可入中原，到达东部沿海，中国西南部与整个中国的物质和思想在这里长期交流，古迹很多。当晚我入住三十公里外的李庄，酒店是中式旧楼设计风格，木房子、石阶梯和石板路，平房，白墙高大，房梁暴露，头顶落下古人的低语。夜深人静，窗外的一丝晃动灯火中传来歌声，我想入非非，隐约看到梁思成从房间的木窗外走过。

人类在地上画一根线，表明从一个山洞出发，可以到达另一个山洞，这就是地图，它是行走的方向标记，包含了情感和思想。后来地图上的线条越来越长，越来越密集，还画出了国界，写上各种文字，表明人类的行动复杂化，思想和情感更复杂，地图的线条和文字之间混杂了怀疑、决断、等待、欢乐和绝望等等。梁思成和林徽因面对地图也曾一度绝望，标注在地图上的昆明，被日军飞机反复轰炸，他们想找到一个地图上没标注出来的小地方，可以安静地研究和写作，于是李庄出现，他们搬迁了过去。

他们并不是孤独迁来李庄，1940年冬梁思成带着中国营造学社来到四川宜宾的李庄，从昆明一同迁来李庄的机构还有同济大学、中央博物院、史语所。先有同济大学的寻找和联络，后才有文人队伍大批进入李庄的历史事件。

李庄是宜宾下辖的一个小镇，古代的四川人从故乡出发，向中国大地前进，最重要的水路出口就是宜宾，从这里进入长江，是较为常见且便捷的水路出川路线。宜宾汇聚了云南流出的金沙江并连通乐山的岷江，水路运输四通八达，人口流动大，物资交流多，商业的发达势所必然。

李庄也在江边，坐船可去到宜宾，李庄镇上店铺林立，那是一个隐秘的富饶之地。昆明的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无路可走之际，向四川的同济校友求助询问，消息被宜宾的李庄镇获得，李庄镇立即有了真情相助的坚定响应。广为传颂的著名十六字电文就这样进入了中国抗战史，那就是李庄镇长罗南陔向国立同济大学发出的“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电文。那不是十六个汉字，是十六下向文化致敬的钟声。

李庄镇上只有三千人，全镇最高峰时收留了一万二千外来文化人，同济大学从1940年10月开始迁移，到1942年，附中和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才全部迁完，住进李庄。李庄有很多富人家的大宅院，镇上有很多宗族祠堂，可再多的房屋也无法容纳超过全镇几倍的外来人口，镇上的居民把殿堂庙宇的菩萨小心抬走，用什么办法搬移？移去哪里保管？我无法想象，我只知道挪移神像是为了腾出更宽的地盘。同济大学的本部设在李庄禹王宫，工学院在东岳庙，理学院在南华宫，医学院进驻祖师殿，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设立在罗家祠堂。师生住宿租用镇上的民房。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也迁来李庄，一批中国顶尖学者入住了栗峰山庄。

我在李庄住下，次日早晨去寻访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旧址，汽车载着我离开热闹的镇街子，在公路上忽然转弯，拐进村路，一直开到路尽头的水田边停下。没有人，我面前是一个围墙，有石阶和高大的门洞，门洞的石门框两边刻了对联，字不太看得清，只能认出门头的横批——清高门第，拒人不见的感觉。

一边是积满水的农田，映出早晨灰色的天光，一边是寂然无声的古老大院。那就是栗峰山庄的老院之一，抗战时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在里面工作。栗峰山庄不是一个院子，是一片宅院群，位于李庄镇西南约五公里处一座状似犀牛望月的小山坡上，山上原有两棵数百年生长的板栗树，本地村民叫此地“板栗坳”。

栗峰山庄主人姓张，张家祖宗很富足，当年从湖广入川，为防途中遭劫，把银子藏在了棺材里，躲过兵匪骚扰，运送到了李庄。富足来自勤劳和坚定，还来自聪明，聪明就有思想，擅长思考和分析，寻找到通往财富的道路。财富多了就盖房子，这是中国古人的传统动作。张家建盖的栗峰山庄占地一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七千平方米，这座山庄是一部书，由七处自成一体并彼此相通的四合院组成。

七个四合院全部建成，费时一百多年，从明万历年间开始建造，到清代全部完成，七个大院子像一座城池，容纳了张家一百多年来繁衍壮大的全部人口。民间流传的七个大院名称是，“牌坊头”“老房子”“摇钱树”“田边上”“坡高头”“新房子”“桂花坳”，整个山庄共一百零八道门，暗合了道教的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

道教研究星相学，意在获得天地灵性并打通人与宇宙的神秘联系，张氏宗族在栗峰山庄的一百零八道门，接收了中国顶级的国学大师，也就获得了中国文化的天地灵气，相当于打通了栗峰山庄与中国最高智慧的联系，这是何等自豪的事，也是张家在李庄镇百年修行才等来的开心事。史语所全称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其中机构有历史组、语言组、考古组和人类学组。人员有陈寅恪和赵元任，他们也同时在西南联大任教，是清华四大国师中的两位。另有大名鼎鼎的历史学者傅斯年，中国最高水平的甲骨文专家李方桂，以及音韵学和汉语方言专家罗常培。中国营造学社的经费依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支持，梁思成和林徽因也跟着迁来。

二、个人与世界

大师跟普通学者的区别，不在知识的多寡，是对世界的看法有区别。普通学者把知识当作谋生的工具，大师掌握知识，是为了世界的进步。他们与众不同的思想，能照亮战争年代的黑暗世界，帮助人们看到黑暗尽头的光明。

栗峰山庄住进了一群中国的国师，是李庄的荣幸，也是大师们的幸运，更是梁思成的荣幸。他跟最高级的典型川南民居大宅院不期而遇，画下了张家栗峰山庄七个院子复杂工整的建筑结构图，拍下很多照片，记入了自己的《中国建筑史》。八十年后李庄重新被中国关注，修复栗峰山庄，梁思成的书是学术指导资料，我也才能有幸看到山庄的原貌。那山庄宽大幽深，古木大树肃立，木柱和石板地面沉思不响，院里的几棵榕树垂下在空中悬吊的密集气根，像长胡须。让我想起洛阳城中的孔子入周问礼事件，我面前几棵长满长胡须的大树相向而立，就是孔子和老子作揖会见的现场。

中国宅院无论大小，院中总要种树，自然要引入居室，离人很近，西方古堡，居室只是居室，院子在外面，树也生长在外面，自然跟人保持着距离。东西方还有一个区别是，中国从城市到乡村，都有专门的场域祭拜文人，城市有大型文庙，供奉孔子和他的弟子。乡村有文昌宫一类小楼，供奉持笔的神像。

我离开栗峰山庄，再去旋螺殿，要看的就是一个文昌宫。李庄有两个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一个是梁思成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另一个就是旋螺殿。这个殿是一个乡间小塔楼，原名文昌宫，在李庄镇南约两公里半的石牛山上，由张氏族人于1596年的明万历年间建成。张家有了钱，如果不祭拜文化，有钱的日子就长不了，也会被人看不起。

有文化的人建文昌宫，就另有讲究，旋螺殿塔楼全木穿斗结构，外形是三重檐八角攒尖顶，高约二十五米，进深和面阔均约八米，每一个角上有一个走兽，代表道家八个方位。外面看是三层，里面是两层。它的与众不同之处是，采用“抬梁支柱法”，用四根井口柱直贯二层，井口柱间施抬梁、穿枋、角梁连接，形成一个梁架骨干，这种结构，比同类古建筑层层爬梁叠砌而上精简得多，梁思成认为，这座小塔楼，是研究中国明代建筑的好教材。他的解释与定位，使后人知道了旋螺殿的价值。

那天我们的车驶进旋螺殿前的空场子停下，场边水泥台上有一个中年男子蹲着在水管边洗衣，另有一个男人跟他低声说话，不见其他人。面前有几级台阶，左右是茂盛大树，台阶前方静静地站着赤褐色的旋螺殿，正面的殿门被一把红色自行车软锁锁紧。带我去参观的当地朋友赶紧打电话，空场子边的寂静空气中飞出刀郎的歌声，洗东西的中年男子从水泥台上跳下来，掏出手机观望，守殿人正是他。

此人姓熊，六十岁，看着像四十，头发很短，皮肤黝黑，脑袋像铁蛋，瘦而结实，眼睛明亮，家在离旋螺殿一公里处的村子。他友好地笑着上前，打开了旋螺殿门的软锁，我们跨进去，四面的窗孔透进雕刻成方形的小块阳光，殿里空空荡荡，长年供奉的文昌帝塑像不见了，只有一团空气。

文昌宫祭拜文人，里面供奉的神像各有不同，有的是魁星，左手拿斗，以示“魁”字中间的“斗”字，表明其身份，右手拿笔，意谓用笔点定科考上榜者的姓名。更大的文昌宫内供奉文昌帝君，那是学问、文章、科举上榜者的守护神。文昌帝君骑一头白驴，身旁伴有天聋地哑二童，有人认为这二童意在提醒人们科举考试不得泄密，也有人认为天聋地哑象征修行境界，世界纷乱，文人不为所动，生死置之度外，才能专心思考和著述。

我从外部的亮处走进暗淡的旋螺殿，殿内光线太弱产生了视觉错误，看到的顶上拱斗是蓝色，很多木方巧妙穿插，像绳子一样打结，密集而强壮地撑在殿顶。我暗暗吃惊，心想古人造一个殿，竟然颜色出奇，顶上的木条染成蓝色，跟印度神殿相近。回到酒店看手机照片，才发现不是蓝色，殿里外全是赤褐色。

那天上午我在旋螺殿内看了走出来，绕着殿外低矮的石围栏矮墙走了一圈，看到石墙上默默生长着厚实的青苔，伸手摸一下，有非常柔软的棉花的感觉，赶紧收回手，担心把藏在青苔下面的时间惊醒。

费正清1942年底来到四川宜宾的李庄，看望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家。他是著名的中国文化研究专家，1942年出任驻华大使馆特别助理，从华盛顿来到中国重庆。他曾于20世纪30年代抗战爆发前来到中国，在清华大学任教，结识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费正清这个中国名字，就是梁思成替他取的，两人是好友，长期书信往来，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与林徽因也是好友。

费慰梅、林徽因、费正清和梁思成（从左到右）

费正清来到李庄时，林徽因身患肺结核，卧床不起，梁思成穿着铁马甲支撑身体，用瓷瓶放在下巴上支撑脑袋，以方便自己读书和绘图。回到重庆，费正清向夫人费慰梅讲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情况。费慰梅后来回忆道，当时梁思成的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为写《中国建筑史》，他每天和林徽因工作到半夜，十分疲惫。

但梁思成青年时代身体很好，上大学时是跳高冠军，二十二岁那年，大姐梁思顺从菲律宾买了一辆摩托车送他，让他振奋。1923年5月7日，北京的大学生为“二十一条”国耻日举行游行，梁思成和弟弟梁思永去晚了，就骑着摩托车追赶游行队伍。骑车转到长安街，侧面驶来一辆汽车，摩托车被撞翻，梁思成压在摩托车下，重伤昏迷，送到医院时，已经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梁思成动了五次手术，才把左腿完全接合上，从此终身有后遗症。

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四处野外调查，长期高强度工作，造成脊柱变形，要在衣服里穿上特制的铁马甲支撑身体，才能工作和生活。但无论疾病或艰难的生活，对他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热情毫无阻挡。老友费正清在李庄看到梁思成和林徽因，感动地说，他们已成半残的病人，仍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不顾一切地做学术工作。

抗战爆发，美国的一些大学和博物馆，曾来信邀请梁思成去做访问学者和讲学，那次在李庄见面后，费正清和不少美国的朋友也力劝梁思成夫妇出国工作和治疗。梁思成拒绝了，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三、发现之发现

梁思成是梁启超的儿子，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与思想家，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十四年后自日本返抵天津，返回中国，梁思成在父亲逃亡海外时出生于日本。他1915年考入清华学校，八年后与林徽因一起赴美留学，先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后转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修建筑学，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1927年从宾州大学建筑系毕业后，梁思成转去哈佛大学美术研究生院学习，研究世界建筑史。他计划完成名为《中国宫殿史》的博士论文，为了实地调查和收集资料，他选择回国，最终没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

早在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读本科时，他就收到父亲梁启超寄来的《营造法式》影印本。这是一部重要资料，由一个名叫朱启钤的人发现，朱启钤也是非凡之人，他曾担任北洋政府交通部和内务部总长等职，对传统中国的建筑学很关注，早与中国建筑工匠多有接触，了解并收集到大量中国古代建筑文献。1919年退出政坛后，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发现了北宋的官方建筑专书《营造法式》，大为惊讶，那本书年代久远、文字古奥，朱启钤组织版本学者校勘、整理、注释和配图，出版了校勘版的《营造法式》。

朱启钤提出了一个思想，他认为中国的“营造”是一个比“建筑”更大的概念，决定筹办中国营造学社，开展中国传统建筑及与其相关的彩绘、雕塑、染织、髹漆等工艺美术的调查，并对中国建筑背后的信仰、传说、仪文、乐歌等民俗和思想文化进行研究，他这个理念很宽阔和深刻，确定了营造学社广泛的研究范围和独特的学术视角。

梁思成1928年回国，受邀去沈阳的东北大学任建筑系主任，妻子林徽因也在东北大学主讲美术与建筑设计。1929年，朱启钤筹办成立中国营造学社。去到沈阳，邀请梁思成加入，请他出任中国营造学社的法式部主任，梁思成未答应，只想教书。1930年冬天林徽因肺病复发，从东北回北平休养，1931年梁思成辞去东北的教职，回北平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把家安在了北平的北总布胡同3号，距离营造学社办公室很近，只有三公里。

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有几个原因：一是方便照顾家庭，因为林徽因已回北平养病。二是他在美国哈佛学建筑史，对中国古建筑有很大兴趣，在美国时就计划写作有关中国宫殿建筑史的博士论文。三是中国营造学社有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资金充足，相反，沈阳的东北大学因时局不稳，经费和发展前景都受影响。四是最重要的原因，东北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局势动荡，居无宁日。

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这一个开天辟地的创造，那是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古建筑文化遗产研究的学术机构，这个机构因《营造法式》这本书的发现而成立，成立后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发现挖掘工作，对中国各地的古建文物进行实地调查、勘测，并着手编纂汇刊、图册等工作，展开了系统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文化遗产的工作。梁思成是学社骨干，任法式部主任，与林徽因等学社成员一起，开启了大规模的中国古建筑野外调查及文献典籍整理工作。

梁思成是发现之发现的最重要执行者，他最初对北京地区的古建筑进行测绘、制图、分析和鉴定。从1931年的9月到1932年的3月，梁思成以古建筑为实物，拜老木匠为师，逐步弄懂了宋代的《营造法式》和清代的《工程做法则例》两部建筑古籍中的各种术语。再把自己的学习心得整理成教科书式的《清式营造则例》和《营造算例》二书，这是他做的基础工程。梁思成也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他说，弄清楚传统营造技术的法则，相当于识字并学会了文法，之后才能读懂中国建筑这些文学作品。

1932年的春天，梁思成对北京地区清代宫室的调查告一段落，计划走出京城，在全国范围寻找不同朝代遗留的建筑，通过测量、绘图、摄影等方法，尽快把各种典型建筑实物做出系统记录。他认为古建筑的命运处于危险中，调查和破坏，是两种力量，各向一个方向前进，正在竞赛，我们要取胜，就要尽量前往多地，采访到更多实例，做出学术研究，促进社会对这些建筑的保护。

1932年4月，梁思成开始了北平之外的第一次野外调查，来到天津蓟县的独乐寺。独乐寺始建于公元984年的隋代，梁思成考察分析后认为，这座寺有承唐启宋的意义，是中国建筑史上罕见的宝物和重要资料。他对独乐寺做了详细调查和测绘，在林徽因协助下，写成《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一文，1932年6月，此文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独乐寺专号”上，产生重大影响，梁思成在学界一举成名，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从此受到中外学者瞩目。

但是，要获得更远和偏僻之地的中国古建筑信息，梁思成面临一个不可能突破的巨大困难，中国古建筑研究缺乏系统记录和整理，史书、方志、游记等古籍文献中的中国古建筑资料零散破碎，不成系统，从中查寻到的中国各地建筑史和古建筑地理方位，以及一些金石碑刻等实物上记录的古建筑历史沿革、修建年代、修缮记录等信息，地区十分散乱，很难实地调查落实。

中国营造学社成员众多，来自不同地区，大家会提供一些各地的古建筑信息。梁思成还与各地政府、教育和文化团体联络，搜索古建筑信息，当地人员在文物普查中发现的古建筑线索，会分享给梁思成。他也带队去获知可能有古建筑的地区，深入城镇和乡村，通过口头调查，搜寻村民们口口相传的当地古老建筑、庙宇、塔等信息，为此也寻找到一些乡村古祠堂和古庙。野外调查途中，发现有疑似古建筑的形态或遗迹，还会做进一步考察，发现新线索。

但是，这些信息只是信息，梁思成无法去到现场亲自测量并拍摄照片。且不说当时中国的交通相当落后，即使今天，要去中国大面积的偏僻山乡寻找各种历史遗存的古建筑，同样无比困难。不能去，有几幅实物照片资料也好，可以汇编，做一些初步的分析。

于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出现了，据说梁思成为了获得大量中国各地的古建筑信息，曾给全国各县的邮政局长写信，说明自己正在考察和保护中国古建筑，请求当地的邮政局长帮忙，把本县境内的古建筑拍成照片寄给他，他在信中附上了一小笔钱，以作摄影费用。大部分中国各地的邮政局局长都积极响应，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任务，很多人把钱退了回来。梁思成大获成功，收集到了很多古建筑照片，也搜寻到了众多全国古建筑分布状况的线索。

林徽因和梁思成

有人质疑这个故事不可信，认为这件事即使存在，从常理上讲也存在演义或夸大的成分。但必须承认，这个美丽的传说之所以广泛流传，有其逻辑的合理性。当时的中国每个县都设有邮政局，邮政局长对当地地理环境和交通状况很熟悉，容易找到本县境内的古建筑并进行拍摄，他们是官方机构负责人，有一定公信力，也许会认真对待梁思成的请求。

既然是拍摄，梁思成为何不找当地照相师傅来做这个事？道理很简单，照相是现代技术，相馆师傅主要分布在城镇，对偏远地区的古建筑少有知晓，难以保证他们对梁思成来信的重视，也难以保证他们会认真完成任务。何况，请相馆师傅拍摄是一项工作，并非邮政局长的帮忙，报酬会更高，还要额外承担交通住宿支出，需要很多资金。请各地邮政局长帮自己拍照片，很合理并具有可行性，符合梁思成大胆并别出心裁的性格。

（未完）

作者简介

张庆国，昆明人，曾任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昆明作家协会主席，《滇池》文学杂志主编。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花城》《作家》《钟山》《万松浦》《作品》《天涯》《山花》等刊发表小说和非虚构等作品500余万字，作品入选过中国各选刊和年度佳作选本，出版各类文学著作近40部，获过十月文学奖、中国女评委小说最佳叙事奖、中国徐迟报告文学奖长篇作品奖等国内多种文学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