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那一年，共有13位残疾将军登上了共和国的将星榜。他们，有的断臂，有的缺腿，还有一人，失去整只脚。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那一年，共有13位残疾将军登上了共和国的将星榜。他们，有的断臂，有的缺腿，还有一人，失去整只脚。

“独脚将军”只有一个，谢良。

年纪轻轻，刚过二十岁，左脚便在战火中坏死。

毛主席知道后，沉默片刻，说：还这么年轻。送苏联，好好治疗。

1933年，年仅18岁的谢良被任命为红七军团第十九师第五十九团第三营第九连的指导员。

三天后，他接到命令，率尖兵连急行军数十里，突袭金溪县的国民党驻军。

对方是第八十八师的一个整编团，而谢良只有一个连。

正面对抗肯定不行，谢良决定速战突袭。几十分钟之内，枪声震耳，敌军阵脚大乱。目的达成，红军主力得以转移。

但敌人反应过来后恼羞成怒，迅速调动一个营反扑。谢良端起轻机枪迎击，子弹撕裂空气，也撕穿了他的肺叶和左肩骨。

他倒下时，仍在射击。

临时包扎后，他被抬进后方医院。手术粗糙，只止住血，没清干净的碎骨成了隐患。他在病床上熬过49天，伤口反复化脓，久治不愈。

再次开刀，才发现残留着四五块碎骨。那一战，他差点牺牲。

1935年，他升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团政委，战斗再起。

贵州官渡河一役，他奉命率团抵挡刘湘部九个团的追击。

四天游击，昼夜鏖战，终于将敌人引至温水。第五天，刘湘部终于识破：原来红军主力不过是一个团。恼羞成怒之下，狂攻而来。

谢良临危不乱，从容指挥，带领全团抵挡数次冲锋，硬是拖住对方，让红军主力迂回至娄山关和遵义，一举歼敌两个师。

这一战，是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谢良也因此获得中革军委的嘉奖。

随后，他被派往夹金山，三次阻击尾随之敌，掩护中央红军安全北上。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标志着长征胜利。

但战斗远未结束。

西路军西征开始后，11月29日，谢良率第二十三师在山丹十里铺死守阵地，对抗马禄、韩德功部三次集团冲锋。

他成功顶住敌军，直到第四次冲锋来袭。

枪声混乱中，谢良突然感到左脚一阵冰凉。

他中弹了，但他强忍剧痛，没有声张，继续指挥作战。等敌人退去，他低头一看，脚下早已血流成河。

当时医疗条件极其恶劣，子弹无法取出，连一瓶消炎药也没有。

高烧来得凶猛，整整十多天，医生用冰块退烧——把伤脚放进脸盆，冰块堆上。

这是硬抗。

高烧终于退了，但左脚却彻底坏死。

无麻醉、无专业设备，医生用大剪刀将脚趾和前脚掌一并剪下。谢良痛得当场昏死过去。

醒来时，左脚已成废肢。

医务主任叹息：“如果当时有消炎药，脚不会坏。”

谢良却只说了一句：“革命总要付出代价，我这一只脚，算不了什么。”

1937年初冬，西路军溃散，局势急转直下。

为避敌锋芒，部队被迫分散突围。

谢良身负重伤，行走几乎成了奢望。

可他没有选择。他必须走。由警卫员、给养员左右搀扶，他一瘸一拐地朝北方密林艰难转移。

敌军大规模搜山，枪声不绝于耳，牺牲者不断增多。

谢良明白：此刻最重要的是保存活着的人。

他把仅剩的炒面分成几份，逼着两位战士吃下，然后命令他们各自突围。

他留下了。他知道，自己已拖不起这个集体。

那之后，他决定自己爬出去。

他把绑带一端缠在脖子上，另一端绑住坏死的左脚，用双手撑地，像蛙一样，一寸一寸地蹭着山沟向前。

荒林幽深，冷风刺骨，他几次晕厥，又几次醒来。直到，他看见了羊群。

有羊，就有人。他知道，机会来了。

天黑时，他终于爬到一个牧民的帐篷前。

然而，他的模样，让人害怕。敌人的谣言已在当地散播，说红军是“土匪”。

牧民不敢靠近他，只勉强答应把他藏进离帐篷两百米的山沟里，一天送两次饭，每顿半碗米汤。

谢良没有怨言。他已经活了下来。

第三天上午，他正在山沟晒太阳，一队敌人经过。

一名骑兵瞪大眼睛，脱口而出：“谢政委！”此人曾是红军第五军的通信员，早已被俘叛变。谢良的身份，就这样暴露。

敌人如获至宝，将他押送前线总部邀功。

马家军的手段不必赘言，酷刑拷打、折磨羞辱，他样样没少。

但谢良始终不曾屈服。他不说一句多余的话，也不吐露一个秘密。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

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点名要求释放被俘红军高级干部。

谢良的名字，被郑重其事地提了出来。他被释放，送往兰州治疗。

此时，他的左脚早已坏死，不锯不行。

没有选择，医生只能将整只脚锯下。没有麻药，没有器械，只有锯子和钳子，和他咬牙挺住的意志。

锯完那天，他的脸白得像纸，但一句呻吟也没有发出。

康复后，他被调入抗大教员训练队，系统学习。

结业后担任八路军云阳留守处主任。

条件简陋，没有车，没有驴，甚至连根像样的棍子都难寻。

他全靠一根拐杖行走，艰难往返，仍将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

1939年6月1日，转机来了。

他接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见他。他激动得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便从延安北门小便沟干部疗养院出发，拄着拐杖，一步一瘸，穿过延河，来到杨家岭中央警卫处。

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亲自迎接，说：“你先歇一会儿，主席一醒，第一位接见的就是你。”

上午九点，毛主席走出窑洞，满脸关切，握住谢良的手说：“谢良同志，你为革命负伤，这是光荣！”

谢良毫不拘谨，直截了当地开口：“主席，我才24岁，还能为党干几十年，可惜只有一条腿，行走困难。请求装一条假肢，好让我更好工作。”

毛主席听罢，略一沉吟，说：“才二十几岁嘛，很年轻。腿没了，不怕。送你去苏联，好好治治。”

中组部部长陈云很快批示，批准谢良赴苏联治疗。

然而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苏联关闭边境。

谢良刚到迪化（今乌鲁木齐）便被困新疆。无法前往莫斯科，他便留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初期，新疆曾是连接中苏的生命通道。

苏联的援助物资，大批从此地输送进来，为前线抗战注入了活力。然而，这条通道并不稳固。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突然爆发，苏联陷入极度被动。

新疆军阀盛世才立刻嗅到了风向变化——他曾倚重苏联，如今却猜测其大势已去。

权谋之人，绝不愿与“败军之将”绑定。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过去的“亲苏亲共”立场。

很快，盛世才制造了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将谢良等一百余名共产党人悉数逮捕，投进监狱。

谢良被关进了第四监狱，那里专门收押残疾人、妇女和儿童。

说是“监狱”，不如称为人间炼狱。

每天食不果腹，狱友们脸色蜡黄，四肢浮肿，不少人最终活活饿死。

尸体一个接一个地被拖出去，谢良眼睁睁看着，心里却无比清醒：不能坐以待毙，不能在沉默中被吞没。

“活着一天，就要斗争一天。”他在铁窗之内重整组织，团结难友，秘密传递消息，对抗敌人。他把牢房当作阵地，用最坚硬的意志对抗最黑暗的逼迫。

这场“监狱里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945年春。

此时，盛世才又使出一招——他试图从女囚中选择几位“态度好”的新疆籍同志，释放出狱，借此瓦解八路军战士的信念，诱导丈夫们“识时务”。

谢良第一时间识破这一伎俩。他组织难友召开小型会议，明确立场：不接受分化，不接受挑拨。唯一的要求是——全体无罪释放，原地返回延安。

敌人没有掩饰他们的凶残。

一日清晨，几十名武装警卫闯入牢房，企图强行带走五位女同志。

谢良拄着拐杖，第一个站出来。他一声怒吼：“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要回延安、要打鬼子，是错吗？”敌人不答，只举起鞭子棍棒，冲了过来。

狱友们迅速拉起人墙，双手紧扣，肩并肩地堵住狭窄的通道。

谢良站在最前面，挥舞拐杖，拼尽全力与敌人厮打。

然而，终究寡不敌众。

谢良当即召集支部委员，决定发起绝食抗议。

第二天，监狱内此起彼伏地响起口号——“释放全部共产党人！”“我们要回延安！”

敌人终于感受到了压力。

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虽然接管政权，却迟迟不肯释放谢良等人。

相反，他们加紧施压，软硬兼施，妄图逼迫他们“脱党自保”。

1945年冬，“中央审判团”奉命抵达新疆，逐一审讯。

谢良再度被提押出狱，面对诱惑、恐吓，他一字不改，只重复四个字：“我是党员。”敌人无计可施，只得收场。

1946年5月，谢良决定铤而走险。

他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列出狱中百余名同志的名单和情况。

这封信辗转曲折，最终送到了重庆，交到了周恩来手中。

毛主席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数次提出释放全国政治犯的要求，尤其点名新疆的同志。张治中将军即将赴任新疆省主席前夕，周恩来专门找他会谈。

张治中当即允诺：“一到任，马上处理。”

1946年6月11日，谢良和其余128名被关押了整整四年的共产党人及家属终于被释放。

他们踏上回家的路。

七月中旬，一辆满载着归来者的卡车缓缓驶入延安七里铺。锣鼓喧天，人群涌动，欢呼声几乎掀翻了黄土地。

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央领导早已等候在路口，他们一个接一个登上卡车，与每位同志紧紧握手。

谢良那只举着拐杖的手，不知为何颤抖得厉害。

当晚，中央党校礼堂座无虚席。

一场专为他们举行的慰问演出热烈上演。

朱德总司令坐在人群中，与他们一同观看《逼上梁山》。

第二天清晨，毛主席亲自赶来驻地探望。

没有仪式，没有讲稿，他握着谢良的手，反复说着同一句话：“好同志，受苦了！你们回来了，就是胜利！”

1955年，谢良获少将军衔

1980年，他成了中国作协历史上第一位“将军作家”。

其实他一开始连字都不识几个。

谢良出身寒门，家境拮据，别说读书识字，连填饱肚子都成问题。

但父母看出这孩子聪明、肯学，咬咬牙，四处借债，才勉强供他读了两年私塾。

两年后，学业终止，课本换成了锄头。贫穷，斩断了求知的路径。

但没能断掉谢良对学习的渴望。

1930年，谢良参军。从此，红军队伍成了他新的课堂。

他一边战斗，一边啃书。

看过毛主席写的《长冈乡调查》后，他直言“被文化人征服了”，心中某种久违的热望彻底被点燃。从此，不读书不写字，他就浑身难受。

后来被关进新疆第四监狱，环境比战场更恶劣。

吃不饱，睡不好，冻得人骨头都发痛。可谢良没有停下笔。

他决定写作，记录敌人的暴行，记录同志的抗争。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文化底子薄，要想写，就得补。他硬是拿起《哲学》《联共党史》《资本论》往死里啃。气温零下八九度，冻得手拿不住笔，他就哈热气暖手，一口气写几句。

光线昏暗，他把书贴到鼻梁上看，眼睛肿了，就自己按摩一会儿，再接着看。

就这样，他从一个文化盲，活生生地把自己“练”成了学者型干部，硬是把自己写成了作家。

他读了几十本理论书、历史书、小说，还学会了俄文。《哲学》一本，他就记下了整整15万字的笔记。

1948年1月，《在新疆女监狱中的斗争片断》出版，引发热议。

这是谢良的处女作。稿酬到账的那天，他没有犹豫，把全部钱交了党费。

他说：“写这书不是为了钱，是为了让同志们看到我们的斗争没有白费。”

从此一发不可收。他在军旅生活中，坚持写作几十年，几乎没停过。

他的作品包括《边城女囚》《铁流后卫》《五颗红星》《独脚将军传奇》等七部小说与回忆录，还有一部俄文译著。

这些作品不仅打破了外国人对中国将军“文盲”的偏见，还在国内外军队和文艺界引起巨大反响。

其中，《铁流后卫》几度再版，被翻译成俄文和朝鲜文，发行量高达数十万册。

谢良是一个拄着拐杖穿越战场的人，也是一个拿着笔杆写进时代的人。

他用一条腿走完战争，用一支笔记录信仰。

来源：古道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