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主席带领中国走出废墟，挺进世界舞台中央，他是一位真正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物。

毛主席带领中国走出废墟，挺进世界舞台中央，他是一位真正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物。

他赢得了人民最真挚的敬仰，但许多人的热情，最终蜕变成不加思考的个人崇拜。

可在他的内心中，人民才是历史的主角。

他曾公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面对这种局面，毛主席并不轻松。

1970年，他77岁生日前夕，与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再次畅谈，推心置腹，谈国事、谈天下，也谈自己。

斯诺提及“个人崇拜”时，毛主席沉吟片刻，只淡淡一句：我还是当教员，其他的都要去掉。

1970年冬，中南海清晨。北京的寒意刚拂过屋檐，毛主席已在泳池旁，等着一位特殊的客人。

他叫埃德加·斯诺，美国人，一位异国的作家和记者，却熟悉中国革命的脉搏，熟悉延河边的每一阵风。

他是毛主席最早的倾听者之一，也是那个时代中国对外发声的桥梁。

自1937年在保安窑洞初次相见，两人一见如故，心照不宣。

那一年，中国战火正浓，斯诺却走进了一个“被西方误解的世界”，让世界第一次注视到红色中国的真实面貌。

革命胜利后，斯诺三次踏上这片土地，每次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深入。

他是主席的挚友，也是诤友——敢问、敢写、敢批评。国际舆论称他为“最了解毛主席的美国人”，并不为过。

1970年12月18日，这是他最后一次访华。

毛主席请他到中南海，特地选在自己居住的泳池边，五小时长谈，无人打扰，气氛坦诚。

谈话中，斯诺直奔主题：关于他在1965年写下承认“中国存在个人崇拜”的文字，他曾遭到批评。他毫不回避地提了出来。

毛主席听后没有丝毫不悦，反而点了点头，语气平静：“你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最好保持独立判断。写了就写了，是事实嘛。”

斯诺疑惑，那些口号喊得最响、旗帜挥得最猛的人，究竟是真崇拜，还是另有目的？

毛主席笑了，说分三种人：真心实意的、随大流的、伪君子。

“你没被这套东西骗，是对的。”

话锋一转，毛主席抛出一句反问：“难道美国就没有个人崇拜？你们国都不就是以华盛顿命名的吗？”

斯诺点头，顺势补充：“每个州几乎都有个‘华盛顿’。”

主席点头继续：“没有人崇拜你们的总统和内阁，他们干得下去吗？总有人爱崇拜，也总有人盼着被崇拜。”

他接着又问：“你写的书没人看，你会高兴？”末了自己总结：“这就是一点个人崇拜嘛！”

但主席并未因此接受它，更未纵容。

他说，崇拜太多，形式主义就来了。关于“四个伟大”，他直言不讳：“讨嫌！”

“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

他顿了顿，语气坚决，“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毛主席一生自称“教员”，他对“教员”这一角色，有着极为清晰而深刻的理解。

在他心中，真正的教员，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启迪思想、塑造人格、唤醒民族的精神力量。

这可以追溯到他青年时期。

1913年11月23日，二十岁的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修身课上记录下杨昌济先生的讲授：“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

又记下张载那句意味深长的训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在他眼中，教员的责任不仅仅是讲台上的授课者，更是时代的引路人。

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坦言，希望以教书为业；在湖南教育促进会的宣言中主张，教育不是旧学问的搬运工，而是推动社会进化的引擎。

他明确指出，教育者的思想若不能不断进步，就无法承担启蒙社会的职责。

毕业后，毛主席曾任教于长沙修业小学，讲授历史。

1920年，他又被聘为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

1921年，他重返母校，担任22班的国文教员。

这一时期，他既教书育人，又扶持后辈，推荐好友何叔衡接任附小职务。

直到走出课堂，转身走上职业革命之路，教员的身份在他心中从未淡去。

他常常忆起这段时光。

1960年，对日本客人谈起过往，他说：“那时一心想当教员。”

可现实并不容情。“教员当不下去了”，他无奈卷入时代浪潮，投身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直至1921年正式成为共产党员。

1964年，他在接待智利客人时再次回顾：“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人、农会都打掉了，把5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教育救国的理想，在血与火中转化为革命实践。

1965年，他与斯诺对谈时，又重申这一点：“过去我当过小学教员，你是知道的，不仅没有想到打仗，也没有想到搞共产党。”

然而，即便身处革命洪流，他从未抛弃教育的初心。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就投身宣传，走进黄埔军校讲课，亲自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为革命培养骨干力量。

在他看来，教育不仅是工具，更是一种战略资源。

他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他强调：“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

遵义会议，是毛主席真正走向党和军队核心领导的转折点。

但他不仅仅是战略的指挥者，更自觉承担起了“教员”的职责。

他是身体力行，在思想、理论、教育多个层面，重新锻造了党的精神骨架。

毛主席第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讲课，发生在1935年底的瓦窑堡。

那是一次针对党的骨干分子的会议。

他讲的题目，是后来被称为战略转折点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这场演讲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

在国内外局势极端复杂的背景下，这一主张为中共赢得了政治主动，也重新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进入陕北后，毛主席开始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中播种教育的种子。

党的教育体系从零开始，硬是在黄土高原上生根发芽。

1936年5月20日，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亲自就红军大学的教学制度、教育方针、方法和组织形式作出详细报告。

具体到“课程怎么上”“学生怎么学”的实务操作。

可见他对“教员”职责的理解，并不止于理念层面。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红军大学应时而变，升级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毛主席亲任教育委员会主席。

这里培养出一大批具有政治头脑的军政干部。

他的《实践论》《矛盾论》就诞生于抗大的课堂讲授之中。

讲课求真，在战火中讲哲学，这是毛主席独有的现实主义精神。

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讲课制度：“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

1938年，他发表《论持久战》，明确指出：中日战争不会速胜，但中国必将赢得最后胜利。

他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稳定了人心，坚定了抗战信念。

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清晰划定中国革命的路线图：不是仿照西方制度，也不急于全面社会主义化，而是通过新民主主义作为过渡。

这一论断，为革命方向定下了基础坐标。

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1942年，《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篇讲稿，掀起了延安整风的思想风暴。

揭露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危害，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推动了党内思想的深度统一。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明确提出文艺必须面向大众、服务人民。

在那场战争即思想动员的年代，这篇讲话彻底改变了文艺的方向，奠定了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思想基础。

毛主席始终没有忘记“教员”这个称谓。

他不是借此自谦，而是始终将“启发人民、教育干部、引导社会”作为自己的一种基本职责。

他自述：“我历来是当教员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毛主席的革命实践，是政治家的实践，但更是教员在风雨中授课的全过程。

来源：古道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