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痛，不痒，质地坚硬，边界不清，活动度差。我用指腹轻轻按压，那东西像是长在骨头上，纹丝不动。我对着镜子，侧过头，那块皮肤甚至没有丝毫隆起。

我的左颈后侧，锁骨上窝三厘米处，长了一个东西。

不痛，不痒，质地坚硬，边界不清，活动度差。我用指腹轻轻按压，那东西像是长在骨头上，纹丝不动。我对着镜子，侧过头，那块皮肤甚至没有丝毫隆起。

可我知道它在那儿。作为江北市肿瘤医院的胸外科主任，从业三十年，我闭着眼睛都能摸出那是什么。我一生都在和这些东西打交道，像一个老练的猎人，熟悉森林里每一种猛兽的习性、气味和脚印。

现在，我闻到了自己身上的气味。

引子

办公室里，新来的实习生小王正把一沓报告单递给我，双手捧着，姿态恭敬得像呈上圣旨。“江主任，12床的病理报告出来了，是低分化腺癌。”

我接过，目光却没有落在纸上，而是落在他年轻、干净的脖颈上。他的皮肤光滑，血管在灯光下微微显出青色，充满了生命力。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后颈，那里的皮肤已经有些松弛，像一件穿旧了的衬衫。

“江主任？”小王见我走神，小声提醒。

“嗯。”我回过神，目光扫过报告单，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是我亲手写下的判决书，只是这一次，被告席上的人是我自己。“知道了。准备一下，下午科室会诊，讨论手术方案。”

我说话的语气平静无波，和我过去三十年里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没有区别。小王“哎”了一声，转身出去了，脚步轻快。办公室的门关上，隔绝了走廊里消毒水、病患家属的低语和护士站的叫号声。

世界安静下来。

我拉开抽屉，里面有一面小镜子，是妻子林晚生前放在这里的。她说我总是不修边幅，让我开会前好歹照照。她走了五年，这镜子我一次也没用过。

今天，我拿起了它。

我转过身，背对门口，仔細地、一寸寸地审视着镜中的自己。头发白了一半，眼袋像是两个沉甸甸的包裹，法令纹深得能夹住一张纸。这些我都知道。我不知道的是，我的眼神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浑浊，像一潭久未流动的死水。

我放下镜子，拿起桌上的笔，在一张空白的处方笺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蒋天。然后，我熟练地开了一张增强CT的申请单。做完这一切，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我仿佛看到无数张脸，他们躺在病床上，插着各种管子，眼神里或是祈求，或是绝望，或是麻木。我对他们说：“别怕，相信科学，我们一起努力。”“这个手术很成功，接下来好好化疗。”“很遗憾，我们尽力了。”

我救了一辈子的人，到头来，连自己都救不了。

CT结果出来得很快，同事老张亲自给我做的。他把片子插在阅片灯上，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都没说，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

灯光穿透黑色的胶片，将我的身体剖开。那个东西，在影像上清晰得像一幅抽象画。胰腺癌，伴颈部淋巴转移。癌中之王，最凶险的那一种。以我的经验判断，从发现到终点，顺利的话，半年。不顺利，三个月。

老张说：“老蒋，我联系了京城的李院士，他是这方面的权威……”

我打断他：“老张，别费劲了。”

我看着那张片子，像在看一个与我无关的病例。“手术指征已经没了，放化疗对这个分型的癌细胞不敏感，靶向药……呵，不过是拿钱买时间，买的还是没什么质量的时间。”

我说的每一个字，都冷静、客观，像是在给学生上课。

老张的眼睛红了。“你他妈说的是什么屁话！你是蒋天！江北第一刀！你救了多少人！怎么到自己身上就怂了！”

我笑了笑，感觉有些疲惫。“我不是怂了，是看透了。我们就像在一条满是窟窿的船上，不停地往外舀水，以为能撑到岸边。其实，船早就沉了。我们只是在自欺欺人。”

我站起身，脱下穿了三十年的白大褂，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办公桌上。那上面有我的名牌，有常年别着钢笔的口袋，还有一丝淡淡的来苏水味道。

我对老张说：“帮我办个离职吧。”

老张愣住了：“你要干什么去？”

我走到窗边，外面是灰蒙蒙的天空，车水马龙。这个我生活了五十八年的城市，此刻看起来如此陌生。

“去游历山河。”我说，“趁还走得动。”

第一章 坦白

我儿子蒋驰接到我电话的时候，正在开一个重要的项目会。他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总监，忙得像个陀螺，这一点很像年轻时的我。

“爸？什么事？我这儿正忙着呢。”他的声音隔着听筒传来，带着一丝不耐烦。

“晚上回家吃饭。”我的语气不容置喙。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似乎有些意外。“……知道了。”他挂了电话。这个“知道了”，和他小时候不情愿地去上补习班时的口气一模一样。

我们父子俩的关系，就像两只隔着玻璃对视的刺猬，能看见彼此，却感受不到任何温度。自从他母亲林晚去世后，这层玻璃变得更厚了。

傍晚，我做了一桌子菜。红烧排骨，可乐鸡翅，番茄炒蛋，都是蒋驰小时候爱吃的。油烟机轰隆隆地响，锅里滋啦滋啦的声音，让这个空旷了五年的家，有了一点烟火气。我突然想起林晚以前总抱怨我，说我拿手术刀的手，怎么连个土豆丝都切不匀。想着想着，眼睛有点酸。

蒋驰是踩着饭点回来的，他脱下西装外套，随手扔在沙发上，领带扯得松松垮垮。

“爸，搞这么隆重干什么？”他看着一桌子菜，眉头微蹙。

“吃饭。”我盛了两碗米饭，递给他一碗。

他没动筷子，只是看着我。“你今天不对劲。医院里出事了？”在他的认知里，我的世界只有医院和病人。

我夹了一块排骨放进嘴里，慢慢地嚼。味道咸了点，火候也过了。我已经很久没下过厨了。

“我辞职了。”我说。

蒋驰的筷子“当”的一声掉在桌上。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你说什么？辞职？为什么？你不是还有两年才退休吗？”

“累了，不想干了。”

“不想干了？”他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蒋天，你也会不想干了？你这辈子除了你的手术刀，还在乎过什么？”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积压多年的怨气。

我没有理会他的质问，只是平静地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我得了胰腺癌，晚期。”

空气瞬间凝固。

蒋驰脸上的嘲讽和愤怒僵住了，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茫然和空白。他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他那个标志性的小动作又出现了，紧张的时候，他会下意识地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搓捻左手的指节，直到发红。

“你……你说什么？”他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干涩沙哑。

“就是你听到的那样。”我给他夹了一筷子番茄炒蛋，“多吃点，都凉了。”

他猛地站起来，椅子和地板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我不信！你骗我！你怎么可能……你是医生！你是最好的医生！”他像一头被激怒的幼兽，在房间里烦躁地踱步。

“医生也会生病。”我说。

“那就治！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肯定有办法的！去京城，去美国，不管花多少钱，我们去治！”他冲到我面前，抓着我的肩膀，用力地摇晃。

我看着他通红的眼睛，那里面有恐惧，有愤怒，还有一丝我从未见过的脆弱。我忽然意识到，这个在我眼里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已经是个快三十岁的男人了。

我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说：“小驰，坐下。”

我的平静似乎有种奇异的力量，他慢慢松开了手，颓然坐回椅子上。

“你知道吗，我送走的最后一个病人，是个二十岁的小伙子。篮球特长生，一米九的个子。他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他妈妈跪着求我，说救救他，他还那么年轻。”

我顿了顿，继续说：“我给他用了最好的药，最先进的方案。但他还是走了。临走前，他对我说，‘蒋叔叔，我想回家看看我床底下的那双AJ鞋’。”

蒋驰低着头，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们总以为能赢，但其实，我们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我不想最后躺在那张床上，身上插满管子，像个怪物一样，连回家的力气都没有。”

“所以你就放弃了？”他的声音闷闷的，带着哭腔，“你连试都不试一下？”

“这不是放弃。”我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说，“这是选择。我选择怎么过我最后的时间。”

那天晚上，我们谁也没再说话。一桌子菜，几乎没动。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一夜。天亮的时候，我看到他房间的门缝下，透出一条微弱的光。我知道，他也一夜没睡。

第二章 出走

我走的时候，没有告诉蒋驰。

我只带了一个背包，里面装了几件换洗的衣服，一本林晚最喜欢的诗集，还有我们俩唯一的一张合影。照片上，她靠在我的肩上，笑得像个孩子。那是在我们刚结婚时，在大学的湖边拍的。

我把家里所有的银行卡、房产证，都放在了餐桌上，用一个茶杯压着。旁边还有一封信。我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最后只留下一句话：

“小驰，照顾好自己。爸爸。”

我知道他会生气，会发疯一样地找我。但我必须走。我怕再待下去，会动摇。我怕看到他为我奔波、为我憔悴的样子。我更怕，自己会像我见过的那些病人一样，在求生的本能和亲情的裹挟下，身不由己地走上那条痛苦而没有尊严的治疗之路。

我关上门，把钥匙放在了门口的地垫下。清晨的楼道里很安静，只有老旧的声控灯，在我身后“啪”的一声熄灭。

我去了火车站。

售票大厅里人声鼎沸，南腔北调混杂在一起，充满了人间烟。我站在巨大的列车时刻表下，看着那些陌生的地名：乌鲁木齐、拉萨、昆明、成都……这些地方，我只在地理书上见过。林晚生前总念叨，说等我退休了，我们俩就去云南，开一间小客栈，每天晒太阳，养花。我总是说“好，等我忙完这个项目”，“好，等我评上职称”。

我等了一辈子，她却没等到。

我闭上眼睛，随便用手指了一个方向。睁开眼，指尖停在“大理”两个字上。

就去那儿吧。

我买了一张硬座票。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泡面、汗水和各种食物混合的味道。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啼哭的孩子，手忙脚乱地哄着。旁边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兴奋地打着牌。对面一个大叔，脱了鞋，把脚盘在座位上，呼呼大睡。

这一切，都和我过去的世界格格不入。在我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安静的，洁白的，有序的。而这里，嘈杂，混乱，却又充满了生猛的活力。

我靠在窗边，看着窗外的景物飞速后退。城市的高楼，郊区的厂房，然后是无尽的田野。绿色的秧苗，黄色的油菜花，像一块块打翻了的调色盘。

我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

在这里，我不是蒋主任，不是江北第一刀，不是那个背负着无数人生死的判官。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旅客，一个即将去远方的老人。

火车开了一天一夜。我几乎没怎么睡，就那么看着窗外，从白天到黑夜，再从黑夜到天明。我的手机响了很多次，都是蒋驰打来的。我一次也没接，最后直接关了机。

我知道这很残忍。但长痛不如短痛。

火车在山间穿行，经过一个又一个隧道。每一次，车厢里都会陷入短暂的黑暗，然后又重见光明。我想，人生或许也是如此。

我治了一辈子癌症，总以为最大的敌人是肿瘤。现在才明白，真正的敌人，是时间和遗憾。

第三章 旅人

到达大理时，是个晴朗的午后。阳光晃眼，空气里有种植物和泥土混合的清香。我背着包，走出火车站，有些茫然。

我没有预订任何酒店，也没有做任何攻略。我像一片被风吹起的叶子，不知道会落向何方。

我在古城里找了一家小客栈住下。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白族女人，皮肤黝黑，笑容爽朗。她递给我钥匙，说：“大叔，来旅游啊？一个人？”

我点点头。

“一个人好，自在。”她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有事就叫我，我叫阿月。”

我的房间在二楼，有个小小的阳台，正对着院子。院子里种满了各种我叫不出名字的花草，一只橘猫懒洋洋地躺在石阶上晒太阳。

我放下背包，坐在阳台的藤椅上，什么也没做，就那么静静地待着。我能听到风吹过屋檐的声音，鸟叫声，远处游客的喧闹声。我的身体开始感到疲惫，长途旅行和精神上的紧绷，让我的体力消耗得很快。后颈那个地方，似乎也开始有了一种隐隐的坠胀感。

我知道，时间不多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没有去那些著名的景点，没有去苍山，也没有去洱海。我只是每天在古城里漫无目的地闲逛。

我看着穿着民族服饰的姑娘们在街边编彩辫，看着银匠师傅叮叮当当地敲打着一块银子，看着扎染坊里巨大的布匹在风中飘扬。我走进一家小店，吃了一碗饵丝，味道很特别。老板娘端上来的时候，还额外送了我一小碟泡菜，说：“看你像外地来的，尝尝我们这儿的口味。”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奶奶在路边卖她自己种的李子。李子不大，青中带红，看着就很酸。没人买。我走过去，把她箩筐里所有的李子都买了下来。老奶奶很开心，用布满皱纹的手，多抓了一大把给我，嘴里说着我听不懂的方言。

我提着那一大袋李子，坐在古城的石板路上，一颗一颗地吃。很酸，酸得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可我却觉得，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我开始用那本诗集写日记。我不会写诗，就记录下每天看到的人和事。

“今天天气很好。院子里的橘猫又来我脚边蹭痒。我给它取名叫‘太阳’。”

“街角那个卖唱的年轻人，今天唱的是许巍的《蓝莲花》。很多人驻足，我也听了很久。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我的向往是什么呢？”

“晚上给蒋驰发了条短信，告诉他我很好，勿念。没有收到回复。”

我的身体在一天天衰弱。我开始感到腹部疼痛，一开始是隐痛，后来变成了绞痛。我吃不下东西，人也迅速消瘦下去。我没有去医院，只是去药店买了些最普通的止痛药。我知道，这些药只是杯水车薪。

一天晚上，疼痛来得特别剧烈。我蜷缩在床上，冷汗湿透了衣背。我感觉自己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无力地挣扎着。黑暗中，我仿佛看到了林晚的脸。她还是年轻时的样子，对我笑着，说：“蒋天，你累了，就歇歇吧。”

我伸出手，想要抓住她，却只抓到了一片虚空。

泪水，终于还是落了下来。

第四章 回响

蒋驰不知道他的父亲在哪儿。

他只知道，父亲在一个清晨消失了，留下了一桌子的房产证和一张语焉不详的纸条。他打了无数个电话，都提示关机。他去了父亲的医院，才知道父亲在一个星期前就办了离职。

他疯了一样。

他先是愤怒。他觉得父亲太自私，太残忍。他怎么可以就这样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他甚至没有给他一个机会，一个让他为他做点什么的机会。

愤怒过后，是巨大的恐慌。

他开始联系父亲所有的同事、朋友，甚至是一些已经退休多年的老领导。他动用了自己所有的人脉，去查父亲的身份证信息，查他的出行记录。

结果很快出来：一张从江北市到大理的硬座火车票。

蒋驰立刻订了最早一班飞往大理的机票。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找到他。然后呢？把他绑回来？逼他去治疗？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不能让父亲一个人待在外面。

他请了长假，这在他的人生中是第一次。他那个正在紧要关头的项目，也全权交给了副手。他的老板劝他：“蒋驰，你现在是关键时期，这个项目做好了，你就能再上一个台阶。”

蒋驰看着老板，说：“我爸快没了。”

他第一次在别人面前，如此直白地说出这件事。说出口的瞬间，他感觉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到了大理，蒋驰像个无头苍蝇。大理古城那么大，客栈那么多，找一个人，如同大海捞针。他打印了上百份寻人启事，上面有父亲的照片和自己的联系方式。他一家家客栈去问，一条条街道去找。

“你好，请问你见过照片上这个人吗？大概六十岁，一米七五左右，偏瘦，头发花白。”

大多数人都是摇头。

“没印象。”

“这里每天来来往往的人太多了。”

他找了三天，一无所获。大理的阳光很烈，晒得他头晕眼花。他坐在古城门口的台阶上，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这种感觉，比他搞砸任何一个项目都要强烈。

他想起了小时候。有一次他发高烧，父亲在外地开学术会议。母亲一个人背着他，深更半夜地跑去医院。他烧得迷迷糊糊，只记得母亲一直在哭，一直在喊他的名字。后来父亲连夜赶了回来，风尘仆仆，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抱着他，用他那冰凉的手，一遍遍地摸着他的额头。

那是他记忆里，父亲为数不多的温情时刻。

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之间只剩下争吵和沉默了呢？

蒋驰掏出手机，看着父亲那张灰色的头像。他忽然意识到，他对他父亲的了解，少得可怜。他不知道父亲喜欢吃什么，不知道他有什么爱好，甚至不知道，在母亲去世后的这五年里，他是怎么一个人度过那些漫长的夜晚的。

他一直以为父亲是座山，永远坚不可摧。他从没想过，山也会崩塌。

第四天，他几乎要放弃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

“喂？是蒋先生吗？我这里是古城里的一家客栈，我好像……见过你要找的人。”电话那头，是一个爽朗的女声。

蒋驰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

第五章 和解

我是在院子里晒太阳的时候，看到蒋驰的。

他背着光，站在客栈的拱门下，身形被阳光勾勒出一圈金边。他瘦了，也黑了，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看起来风尘仆仆。

我们隔着一个院子的花草，遥遥相望。

他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冲过来质问我，也没有愤怒地指责我。他只是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我。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担忧，有疲惫，还有一丝……我从未读懂过的情绪。

是客栈老板阿月通知他的。她说：“大叔，我看你这几天脸色越来越差，你儿子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总得让他知道你在哪儿吧。一家人，没什么坎是过不去的。”

我没有怪她。

蒋驰慢慢地向我走来。他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我的心上。

他走到我面前，蹲下身，看着坐在藤椅上的我。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斑驳地洒在我们身上。

“爸。”他开口，声音沙哑。

我“嗯”了一声。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了一个东西，放在我旁边的石桌上。

那是一台崭新的单反相机。

然后，他又拿出一个厚厚的相册。

我翻开相册，里面是林晚的照片。从她年轻时梳着两条麻花辫，到我们结婚时穿着红色的嫁衣，再到他出生后，她抱着他时温柔的笑脸。一张张，一页页，都是我快要模糊的记忆。

“妈以前总说，你答应带她去很多地方，都没去成。”蒋驰低着头，声音闷闷的，“你没带她去的地方，替她去看看吧。把它们都拍下来。”

我的手抚摸着相册上林晚的笑脸，指尖在颤抖。

“这些照片……你从哪儿找来的？”我问。

“妈的床头柜，最下面的抽屉里，有一个铁盒子。”

那个我从未注意过的铁盒子，原来装着她一生的念想。

那一刻，我感觉胸口有什么东西碎裂了，又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地愈合。我以为自己已经看透了生死，心如止水。可原来，我只是在逃避。我逃避的不是死亡，而是这些沉甸甸的，关于爱与亏欠的记忆。

蒋驰没有提治疗的事，一个字都没有。他只是在我身边坐下，陪着我一起晒太阳。

“公司里……还好吗？”我问。

“请了长假。”

“项目呢？”

“没我，地球一样转。”他自嘲地笑了笑。

这不像他会说的话。

我们聊了很多，聊他小时候的糗事，聊他大学时谈的那个无疾而终的女朋友，聊他在工作上遇到的烦恼。这些，他以前从未对我说过。

我发现，我其实一点也不了解我的儿子。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满整个院子。阿月在厨房里忙活着，饭菜的香气飘了过来。那只叫“太阳”的橘猫，跳上了我的膝盖，蜷成一团，发出了满足的咕噜声。

蒋驰忽然说：“爸，对不起。”

我愣住了。

“以前，我总觉得你不爱我，不爱这个家。现在我才明白，你只是……不知道怎么去爱。”

我看着他，这个已经比我高的男人，眼眶里闪着泪光。我伸出手，想像他小时候那样，摸摸他的头。可我抬起手，却发现如此艰难。

最终，我只是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傻孩子。”我说，“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有些话说了就是一辈子，有些话一辈子都说不出口。我们父子俩，用了半生的时间，才学会如何对彼此说一句“对不起”。

第六章 归途

我在大理又待了一个星期。

蒋驰没有催我回去，也没有再像个管家一样安排我的生活。他只是陪着我。

我们一起去了洱海。他租了一辆自行车，载着我，沿着环海路慢慢地骑。风从耳边吹过，带着水汽的腥甜。我坐在后座，拿着他买的那台相机，胡乱地拍着。拍蓝得不像话的天，拍白得像棉花糖的云，拍海面上金色的波光，也拍他被风吹得鼓起来的衣衫。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疼痛开始变得麻木，我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一种昏昏沉沉的状态。我知道，我的旅程快要到终点了。

一天早上，我对蒋驰说：“我们回家吧。”

他正在帮我整理相机里的照片，闻言，手上的动作停顿了一下。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很平静。

“好。”他说。

我们没有坐火车，蒋驰订了两张机票。在机场，我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蒋驰一直在我身边扶着我，他的手臂很有力。

飞机起飞时，巨大的轰鸣声和失重感让我感到一阵恶心。我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蒋驰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很温暖，干燥。

我忽然想起，上一次他这样握着我的手，还是在他五岁那年。我带他去公园，他怕走丢，一路上都紧紧地攥着我的手指。

我绕了半个中国，才发现，最短的路，是回家的路。

回到江北，正是初秋。天气凉爽，路边的梧桐树叶子开始泛黄。蒋驰没有把我送去医院，而是直接回了家。

家里被打扫得很干净，窗明几净。餐桌上放着一束新鲜的百合，是林晚最喜欢的花。

我躺在卧室的床上，这张我睡了半辈子的床。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光斑。我能听到楼下孩子们的嬉笑声，厨房里蒋驰在熬粥的咕嘟声。

这一切，都那么熟悉，那么让人心安。

老张来看过我一次。他瘦了很多，也老了很多。他坐在我床边，拉着我的手，老泪纵横。“老蒋啊，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我笑了笑，说：“我现在这样，挺好。”

他没再说什么，只是不停地叹气。走的时候，他告诉我，我送走的那个二十岁的小伙子，他的父母用我留下的抚恤金，在家乡建了一所希望小学。

我愣了很久。

原来，生命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延续。

我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我常常会分不清白天和黑夜，分不清现实和梦境。我时常会看到林晚，她就坐在我的床边，给我念着诗。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

我知道，我在慢慢地走向她。

第七章 落叶

我生命里的最后一段时光，很平静。

蒋驰辞掉了工作，全心全意地陪着我。他学会了做很多菜，虽然味道总是不对。他会每天给我读新闻，给我讲他公司里的八卦。他还会把相机里那些在大理拍的照片洗出来，一张张地讲给我听。

“爸，你看这张，这是我们去过的那个小岛，上面全是海鸥。”

“这张，这张是你睡着的时候我偷拍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我看着照片上那个瘦骨嶙峋、面容枯槁的老人，觉得很陌生。那是我吗？

我的身体像一栋被蛀空了的老房子，外面看着还行，里面却已经千疮百孔。我开始无法进食，只能靠输液维持。我的视力也变得模糊，看东西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

蒋驰不再跟我说话了。他只是静静地守着我，帮我擦身，给我按摩。我能感觉到，他每次碰到我骨头突出的手腕时，手指都会微微颤抖。

有一天，我精神好了很多。我让蒋驰扶我起来，坐在了阳台的轮椅上。

那是傍晚，夕阳正要落下。天空被染成了绚丽的橘红色，像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远处高楼的轮廓，在暮色中变得柔和。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我看着蒋驰的侧脸，他的轮廓在夕阳下显得格外清晰。我发现，他的眼睛，长得很像林晚。一样的双眼皮，一样的，眼角微微上扬。

我以前怎么从没发现呢？

“小驰。”我开口，声音轻得像羽毛。

“嗯？”他回过头。

“对不起。”我说。

这一次，不是为我的离开，不是为我的病。而是为我这缺席了半生的父爱。

他愣住了，随即笑了。那笑容里，有释然，也有悲伤。他伸出手，覆在我的手上。他的手掌很厚实，很温暖。

“爸，”他说，“我不怪你。”

我笑了。我感觉很累，前所未有的累。我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耳边，是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远处传来的汽车鸣笛声，是蒋驰轻轻的、压抑的呼吸声。

我好像又回到了大理的那个午后，阳光正好，院子里的花开得正艳，那只叫“太阳”的橘猫在我脚边打着盹。林晚穿着一条白裙子，从花丛中向我走来，对我笑着说：

“蒋天，我来接你回家了。”

……

来源：戴泵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