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为何有三位特赦战犯？

摘要：1976年9月9日。这个日子，不用多说，谁都记得。头天晚上还平平常常的，第二天清晨，全国各地的收音机一打开，广播里传出来的只有死亡的沉默感。毛泽东逝世了！对谁都是无法想象的冲击，仿佛什么都可以动摇，除了毛主席。他的名字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所有人心头。可那一天，这

1976年9月9日。这个日子，不用多说，谁都记得。头天晚上还平平常常的，第二天清晨，全国各地的收音机一打开，广播里传出来的只有死亡的沉默感。毛泽东逝世了！对谁都是无法想象的冲击，仿佛什么都可以动摇，除了毛主席。他的名字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所有人心头。可那一天，这个最让人安心的人没了。你说冥冥中是不是早有预兆？

消息传得很快，不光北京，东北那边也连夜下了冰雹。点进去新闻才知道，不管男女老少，脸上都湿漉漉的。可是，靠得太近未必就真的懂。大街上好像连脚步声都一下慢下来，全都懵着。街头巷尾，窗户后，厂子里，所有人拿着毛主席语录，就那么呆着——你说，党和国家到底会怎么走？

可别以为只是领导人的离开。1976年早就不平静了。一月总理去世，七月朱德走了，两位在政坛上里外说了几十年话的人相继消失，已经够让人心寒，唐山大地震又跟着来了。很多人那一年的感受是，什么坏事都一起来了。唐山城市顷刻间成了废墟，黑夜里到处都是哭喊。那些数字太大，像天灾一样砸下来，随便一个失亲的家庭都能说出一段无法细说的痛楚。甚至没几个人留心，吉林在3月的时候天上掉下了陨石。毛主席说那是天人感应，管它是不是迷信，信也罢，不信也罢，终归是有些巧合让人后脊梁发凉。可转过头又觉得，政治家再坚定，也有被命运左右的时候，你说是不是？

毛泽东此时身体本就不好，每一次公开亮相大家都能看出是硬撑。可谁能想到，9月8日凌晨已经到了呼吸困难、心肌缺血那一步？你去查，老北京大夫凌晨三点还在抢救，可也是于事无补，那时候什么医学权威都只能无力摇头。据说毛主席最后三个小时还在翻文件，也许有人觉得这话过了，可资料里确实有值班人员记下这些。认真到生命最后一刻，这是真的。可还是要问一句，他到底是为了国家，还是太害怕闭上眼睛？

等到国家突然宣布消息，人民广场人头攒动，所有厂车停了，火车站里也没人说话。“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一句句念下来，很多人下意识记起成分身份、家事过往，一时都找不到方向。有人失声痛哭，站在街边傻站大半天，不怪，伟人的影响太大。在这个时候，谁都没想到，焦点突然会落到几个与众不同的名字上头。

毛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刚播出来那会，后面三个人让人傻了眼：杜聿明、黄维、宋希濂。换谁也会皱眉头，他们可都是国民党的“战犯”，怎么大人物治丧名单里有他们？全国人刚仿佛还没心思多想，某些机关干部先窃窃私议开了：政策要不要变？党是不是暗示了什么？乱猜没有用。名单发错了？——其实没有，让某些渠道证实了，人家就是要特地放进来。而且再一查，这几个人确实没缺席，文件上白纸黑字一清二楚。

其实，三位特赦战犯早就和往日不同。杜聿明最早引人注意，就是被俘那次，看上去意志坚定，蒋介石都把他当宝贝扶持，黄埔出身身份摆在那里，换了谁心里也得受点影响。可后来他在劳改队悄无声息地开始做技术参谋，协助国家建设，风头都让给新干部了。黄维按说更倔，将军气派谁都一时甩不下，看纪录片里他接受教育改造也挺艰难，关键时刻谁都不听，却偏偏在狱中得了重病，还是党上门救命，愣是活过来了。宋希濂？当年说他铁血鹰犬，可真到改造这一套上他了，反倒比很多小人物还认真。其实心里怎么想外人看不透，表面上至少一套好办法。

让人觉得怪的是，他们三人最终也算融入了新社会。特赦甚至不是口头说说的，而是真的让他们参政议政。杜聿明之后担任了政协常委，黄维偶尔也会在学校讲讲自己什么“苦难与转变”，这些历史材料可以查得到。中国共产党讲“宽大处理”，但是否每个当事人心里真的服气，也没人能完全确定。特赦战犯的出现，既像国家政策的展示窗口，也像一次蒸不出来冷饭的政治实验。这事在当年海外中文报纸上也上过头条，友好国家专门写过评论。有人说这是胸怀，有人说是手段，也许谁对谁错根本没人计较。你说，这宽大和利用之间，哪边才更划算？

仔细琢磨，这也暴露出一些尴尬。国内外掌声不少，实际上很多中下层干部当时还是摸不清特赦出自绝对自信，还是被现实裹挟？杜聿明后来被问及如何感受，他说“感谢党”，不过听上去更像一次官方表达，说出口也动人心，却又总觉得距离远。黄维、宋希濂也是如此，外人只看到他们样板式的转变，少有人能描摹他们深夜失眠，那些阵营替换的挣扎细节，史料上其实没有几处真话。真的转变，谁知道是真是假？！

说到底，治丧名单上的特赦战犯，是走上历史舞台还是被推上去的？同是被宽恕者，不一定人人都乐意被拿来作政治楷模。共产党需要他们的投诚和公开表态，某种程度上也需要他们过去的“污点”来衬托国家的大义。特赦这三个字挂上去，宽容就成了政治民族性的标签，可这宽容是不是完全的无条件，绝不是那么简单的。再仔细想想，有没有被彻底接纳，还真是个问号。

可是你说，这几人真成了新中国里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了吗？事实刚好相反。杜聿明、黄维、宋希濂频频以特邀身份参加国家会议，这样的牌面也不是随便可以赋予的。很多涉及政务决策的场合，他们的意见哪怕不采纳也还得尊重一分。西方媒体有评论说，这种宽大像是在旧世界和新政权中间架梯子，既不让前者彻底绝望，也不给后者太多骄傲的空间。说好听叫智慧，说难听一点，也有点左右逢源。

政策还是讲实际。你硬要说特赦完全是“教育转化的胜利”，其实也有点自负。可能更现实的解释，是实力握在手、对手变成朋友，顺水推舟而已。归根结底，还真不是你放下仇恨就换来一片坦途的。杜聿明患病住院，官方送医送药，他家子女求学就业也都如愿，远超当年中共基层普通战士的待遇。这个落差，细究起来总让人觉着别扭。可换个角度，再宽大能有多彻底？

当然又不能一概否定毛泽东的高明。不然用什么样的手法去调和复杂的政治矛盾？那种稳稳当当的气场，可能正是当时国人对未来不安中最后的一根线。治丧名单巧妙嵌入战犯名字，很难说不是一招妙棋。有人感动，有人警惕，各持己见，时代就是让各种互相矛盾的因素搅在一起。人心变化快，谁知道明年后年怎样？

1976年之后，中国眼看着往改革开放那条路走，这些身处边缘的“悔过者”也从舞台中心慢慢消失。但每逢大事件，名单上这些过客，还是会被突然翻出来。媒体会用“榜样”或“宽容”的字眼描述他们，可谁又真正能体会，他们当年变节的选择，是压抑、更是顺应，还是……图个后半生平安？没人真正目睹他们内心犹豫的那一刻。关键时刻做过抉择，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坦然视之。

可事情有时候也没有那么复杂。有人说，名单上的特赦战犯，是一种进步象征，是国家自信到了极点；有人却觉得那是无奈，为了让历史更顺畅地赶着往前走。两个方向都对都不对，而且没有完全的标准答案。党和国家讲究实用主义，政策灵活多变，你今天说的道理，明天未必就能解释得通。历史总是留空白让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