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80年前，随着法西斯集团走向穷途末路，一场事关战后格局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1945年6月26日，作为首个签字国代表，顾维钧用毛笔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下中文名字。“此次战争中国是第一个被侵略的国家。现在欧洲胜利既已完成，对日最后胜利不久亦可取得。”他签字后发言

80年前，随着法西斯集团走向穷途末路，一场事关战后格局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1945年6月26日，作为首个签字国代表，顾维钧用毛笔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下中文名字。“此次战争中国是第一个被侵略的国家。现在欧洲胜利既已完成，对日最后胜利不久亦可取得。”他签字后发言。

从回国进入外交界初反对“二十一条”，到巴黎和会上与日本代表激辩，再到“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国联调查团、出使欧洲争取援助，这个上海人外交事业的很重要目标，就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当这个敌国终被打败，亲历两次大战日本侵华全过程的顾维钧，怎能不兴奋与激动！

上海人顾维钧还是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见证者与推动者。他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后两个国际会议（巴黎和会、旧金山会议），目睹中国从一战后“三等弱国”到二战后“四强之一”的全过程。与他一同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还有中共代表董必武等人。中国与联合国的故事，由此开篇。

80年后，记者走进位于嘉定的顾维钧陈列室，寻迹这位出生在上海市区、一生以嘉定人自居的外交家，与联合国、与中国外交的故事。

维护中小国家权益

穿过嘉定老城的街巷，法华塔飞檐映入眼帘，二层的顾维钧陈列室就“藏”在边上，步入二楼，巨幅《联合国宪章》中方代表签名页格外醒目。

“1945年，中国与美英苏作为发起国在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制宪大会，筹建联合国。5月，顾维钧出席大会并担任中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嘉定博物馆讲解员王萍告诉记者。陈列室的一件件展品，记录着中国代表团为联合国筹建、争取中国利益付出的点点滴滴。

一份电报显示，在1944年筹建国际组织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顾维钧将确保中国“四强”地位作为首要目标，建议“慎重发言，减少提案”。而在一年后的旧金山会议上，中国的大国地位已基本无忧。顾维钧也不再心存顾忌，他放开表达中方立场，围绕两大问题“以公理争强权”。

一是非常任理事国地域分布。英国当时提出按照“对安全贡献之大小”决定非常任理事国，意在增加英联邦国家入选机会。但顾维钧建议应考虑地域平等分配原则，实际上就是给欧美以外的小国、弱国更多更公平的机会。

二是托管制度问题。顾维钧不迁就美国等西方国家，坚持将“托管地前途是自治和独立”包含在联合国的基本目标之中。他代表中国4次起立发言，态度异常坚决，“形成中国与英美尖锐之对立”。

在中国代表团的坚持下，最终这两点都被写入《联合国宪章》。

与顾维钧一样，董必武也深知旧金山之行责任重大，出发前专门听取各界人士的希望和意见。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首次正式亮相。董必武曾以诗明志：“前途尽有光明路，莫忘中藏曲折幽”。

王萍介绍，旧金山会议前夕，国民政府拟定的中国代表团名单中并不包含中共人士，后经各方努力，董必武等人最终成为代表。中国代表团以举国一致的形象亮相于国际舞台。那年董必武59岁，是代表团中最年长者，有着丰富的外事经验，顾维钧称他“为人和蔼可亲，但颇机敏”，且“通晓国际事务，使我颇感惊奇”。

左：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右：1986年我国发行两枚董必武诞辰百年纪念邮票，第二张即选用董必武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的照片。 资料来源：外交部网站

中共党史出版社《董必武》一书记载，董必武还出席了中国代表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虽然当时国共矛盾尖锐，但董必武在代表团尽量尊重、体谅其他代表，求同存异，在有关联合国宪章讨论中协力合作，为中国代表团工作做出积极贡献。”

包容外部世界的民族主义

顾维钧和董必武，二人都与上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前者生于上海，在这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后者是中共一大代表，并在沪从事革命活动。如果再仔细观察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名单，会发现来自上海等江浙地区的代表为数不少。

长期研究顾维钧外交生涯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金光耀对记者表示，自上海开埠以来，中西文化在此交汇，以上海为代表的江浙一带外交人才辈出。施肇基、颜惠庆等外交官员都与顾维钧有着相似的成长轨迹。其父辈有的从事商业活动，有的接触西式教育，使子女得到东西方文化双重熏陶。

这在顾维钧身上得到尤其深刻的体现。年少的他，常与私塾的四书五经、教会学校的英文课本相伴，但在追求新事物的同时，又不止一次被列强在中国的特权刺痛。

王萍带记者走到顾维钧陈列室展厅一楼。那里的沙画视频，讲述少年顾维钧心中“不平事”——“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让顾维钧气愤英国人气焰之嚣张；英国人鞭打中国黄包车夫，则让他发出质问“Are you a gentleman？（你还是个绅士吗？）”。

金光耀认为，对西方文化的向往和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同时闯入少年顾维钧的心灵，形成一种能够“包容外部世界的民族主义意识”。“这和排外性的民族主义意识是不一样的，成为他一生中不会褪去的意识。”

这种意识也贯穿在他参与联合国创建的过程中——既维护中国的尊严与权益，又以开放理性态度在国际舞台上寻求合作。

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力量

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签署。中国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在联合国五大发起国之首。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第一个签字。董必武等代表也签下名字。

1945年6月26日，顾维钧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第一个签名，随后中国其他代表一一签名。

4个月后宪章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

可以说，正是有了中国的参与，才确保宪章进一步反映多边主义和集体安全的核心原则，并对未来国际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金光耀认为，顾维钧在旧金山会议上的表现，与其他大国考虑一己私利形成鲜明对比。他将中国在联合国中所处的地位作为头等重要的事情，但也不忘考虑联合国和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在争取国家利益时坚持公理和正义。

“旧金山会议时中国已成为‘四强’之一。”金光耀说，“弱国时强调公理，是对国际新秩序的期望。获得大国地位后，依然坚持公理，是对国际新秩序的坚信和执着，这更为中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阳光漫过陈列室的木格窗。记者来到展厅最后一个单元。

那里展示着顾维钧晚年在纽约的生活——思乡时信手绘制的“嘉定县”简笔画，诉说着他的乡愁。日记的最后一篇是“安静的一天”……

这位动荡年代为中国利益据理力争的外交家，最终以平和的笔触与世界作别。在他之后，无数新中国的外交同仁们循着前人足迹，为世界正义和秩序而奔走，也让那束从旧金山会议延续至今的多边主义之光，在更广阔的天地间绽放。

栏目主编：洪俊杰

来源：新浪财经